逃亡的個人──評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
中國的知識份子自晚清以降就陷於面對西方強權的自卑與急於救國的狂熱──雙重情緒的糾葛中。因為自卑,便感覺不到個人的力量;因為急於救國,更不能不聯合同志,共同奮鬥。有的加入國民黨,有的加入共產黨,都受了這兩種情緒的左右。繼之而來的就是甘心情願放棄自我,大唱「團結就是力量」的讚歌,成為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結果給中國人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事後檢討,大家都把眼光放在某些聚重領導人個人的行事錯誤以及權力令人腐化等等老生常談,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種放棄自我,依附群體的原始情緒的作祟。
「個人」這個觀念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本來極為稀有,應該說是五四運動前後接受西潮的一種重大收穫。無奈共產黨當政後,立刻從家族的集體滑入黨的集體,剛剛冒出頭來的「個人」的醒覺又不復存在了。文學雖然應該是個人的聲音,但在以集體為尚的大環境中也不由自主地導向為人民、為社會,甚至為主義、為政黨、為領袖服務的方向。如果違背了這個方向,只有遭受被壓碎的命運。倘若一個生活在大陸的個人不想在集體中被別人壓碎或是壓碎別人,而又想以文學的形式宣洩個人的感懷,只有一條路可走:逃亡!是的,逃亡,除了逃亡外實在沒有別的法子。這也就是高行健以及其他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所不得不選擇的道路。《一個人的聖經》就是一本描寫個人如何從集體中逃亡及其感受的書。用作者自己的話說:「你為你自己寫了這本書,這本逃亡書,你一個人的聖經,你是你自己的上帝和使徒。」
在當代的中文作家中,高行健是遭遇過殘酷的集體迫害後領略到問題癥結的少數作家之一,他也是在強勢的西方文化衝擊下少數能夠保持自信的作家之一。他寫《一個人的聖經》,重點就在「一個人」!他看到了個人的力量,但絕不想把這力量加於其他人。「你不承擔他人的痛苦,不是救世主,只拯救自己。」他說。因此他痛恨供人信仰的種種「主義」,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論集的書名就是「沒有主義」。在《一個人的聖經》中他也說:「你沒有主義。一個有主義的人倒更像一個人。一條蟲或一根草是沒有主義的,你也是性命,不再受任何主義的戲弄,寧可成為一個旁觀者,活在社會邊緣。」為了保留個人的聲音,甘願被人忽視與冷落,被社會邊緣化。
「沒有主義」如果奉行的人多了,也會形成一種「沒有主義」的主義。這當然不是高行健的原意。他應該希望每個健全的人都能夠保留完整的自我,而不去附和他人的聲音,不去隨波逐流。
《一個人的聖經》除了傳達以上的意義外,在形式上是一本十分可讀而易讀的書。我的意思是說作者並未在書寫技巧上追求前衛或生冷的實驗。其中大部分都貼近寫實主義的反映論,雖然沒有按照時序書寫,但故事的脈絡及人物都非常清晰。主要的人物(小說中的英雄或反英雄)沒有姓名,而以「他」及「你」出現。如果讀者熟悉高行健的其他作品,當然知道他的「我」、「你」、「他」常常指的是同一個人。在這本書中,「他」是回憶中的「我」所經歷的都是在中國大陸的童年及文革經驗;「你」是現在的「我」,一會兒在香港,一會兒在巴黎,一會兒在紐約,一會兒在澳洲,成為道地的國際流亡人。兩相對照,一邊是集體,一邊是個人;一邊是壓抑,一邊是自由,作者的意圖彰然若揭。
翻開這本書,讀者立刻遭遇到的是性愛的場面,而這樣的場面貫通全書,顯示了作者不掩飾個人私生活的「自剖」的傾向,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中,這個傾向來自郁達夫,而非魯迅,同時是所有現代主義作家共同的傾向。不管是寫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都將性愛視為人生中重要的部分,不會故意規避。但是有些寫實小說中的性愛描寫,譬如《金瓶梅》或《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為色情的色彩下得太重,容易從語境中跳躍而出,成拾激發讀者情慾的獨立篇章。在《一個人的聖經》中的性愛描寫卻是頗為「素淨」,並沒有煽情的作用,反倒可以自然地溶入前後的語境之中,成為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這本書中,主人翁的時空跳動頻繁,與其說是「意識的流動」,不如說是「語言的流動」。為該書寫序的法國中國文學學者諾埃爾˙杜特萊稱之為「語言流」。「意識流」早已在現代小說中經常為各地作家所運用,主要表現小說中人物的意識不按時序及邏輯的跳動。意識流的小說所遭遇的難題是因為常常出之於「直接的內在獨白」所形成與讀者間的一種障礙,使讀者無法追隨作者飛速跳躍的意識流動。另一個更加無能克服的難題在於知識並非語言,「前語言」的意識如何用語言來表達,到現在仍然沒有一個運用意識流的作家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語言流就不同了,雖然也是自由跳動,但是已經形成語言,便沒有「前語言」的問題。又因為語言一定出之於「敘述者」之口,也自然躲開了「直接內在獨白」所可產生的混淆。因此,雖然敘述者不計情節的邏輯發展,不專心經營人物的塑造,語言像流水一般過去,攜帶諸多繁複交雜的印象,也自有一種魅力,緊緊地抓得住讀者的注意力。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文〈文學的理由〉中把語言類比為咒語與祝福,他說:「語言擁有令人身心震盪的力量,語言的藝術便在於陳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傳達給他人,而不僅僅是一種符號系統、一種語義建構,僅僅以語法結構而自行滿足。如果忘了語言背後那說話的活人,對語義的演繹很容易變成智力遊戲。」
敘述,對高行健而言,成為他存在的理由。他說:「你表述才得以存在。」他不像五四一代的中國作家把文學看做是改造社會的有效途徑,也沒有五四一代作家那種伸張社會的正義,為人民的喉舌的雄心壯志。他說:「你不為純文學寫作,可也不是一個鬥士,不用筆做武器來伸張正義,何況那正義還不知在哪裡,也就不必把正義再寄託給誰。你只知道你絕非正義的化身,所以寫,不過要表明有這麼種生活,比泥坑還泥坑,比想像的地獄還真實,比末日審判還恐怖,而且說不準甚麼時候,等人忘了,又捲土重來,沒瘋過的人再瘋一遍,沒受過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也因為瘋病人生來就有,只看何時發作。那麼你是不是想充當教師爺?比你辛苦的教員和牧師遍地都是,人就教好了?」那麼寫作又為了什麼呢?他簡潔了當地說:「個中緣由,恐怕還是你自己有這種需要。」他在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中更為清楚地申述文學的理由:「文學為的是生者,而且是對生者這當下的肯定。這永恆的當下,對個體生命的確認,才是文學之為文學的理由。」他進一步分析:「不把寫作作為謀生的手段的時候,或是寫得有趣而忘了為甚麼寫作和為誰寫作之時,這寫作才變得充分必要,非寫不可,文學便應運而生。文學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學的本性。」
《一個人的聖經》在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中,是一部最直接表露作者個人的經歷、感受以及寫作理念的書。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原載二○○一年二月《聯合文學》第十七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