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20世紀中國文化之「結」
魯迅是誰?他給我們有什麼樣的關係?這在今天的中國不會再是一個什麼問題了。
今天的問題可能在於,我們也許在問(公開地或者私下地):為什麼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始終「跟隨」著我們的成長,從小學課本裏的偉人成長故事到中學教材裏一篇接一篇的魯迅作品,直到我們今天的大學生活,魯迅依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這一門主幹課程的主幹部分。也許有人已經在私下裏不止一次地疑惑道:憑什麼?憑什麼就是「這一個」如此緊密地進入了我們的知識體系?
然而平心而論,其實並不是魯迅本人在「跟隨」我們的人生,不是魯迅一定「要」進入我們的知識系統,因為他早在1927年9月的就說過: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
以魯迅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設想,還有他那深刻的「中間物」意識來說,他顯然就無意「佔領」歷史,甚至根本就不看好這樣的「佔領」的意義。然而,事與願違,恰恰是作為歷史後人的我們常常在主動地「拉拽」著他,「牽扯」著他,或者說是「魯迅之後」的歷史似乎很難離開魯迅的身影而獨自存在——無論在這一段歷史中的人們是怎樣具體地估價魯迅的意義:是將他送上歷史的峰巔,還是打入晦暗的深谷。
這一現象本身就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奇觀,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魯迅在「魯迅之後」歷史中的命運似乎首先就表現為一種獨特的「兩極牽掛」。
現代中國的「兩極牽掛」
所謂「兩極」,就是歷史評判的兩個端點。魯迅的奇特之處就在於他幾乎從一開
始(當然也是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就被置於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體系之中,同時哪一種判斷體系又都不斷在針對魯迅「說話」。
其一,處於歷史巔峰狀態的魯迅。在這方面,魯迅的價值首先是由激進的政治
革命家來發現和肯定的。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於,無論是長期「在野」、艱苦奮鬥的共產黨革命人士還是尚在「革命」歷程中的國民黨人士都相當「看好」魯迅這一文化資源,甚至就是在國民黨執政之後,也並沒有立即放棄對於魯迅加以「利用」的企圖。
眾所周知,國民黨一開始是重視魯迅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魯迅與國民黨人
在反對北洋政府上的一致性。1925~1927年是魯迅與國民黨人關係最好的時期。魯迅在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使得當時的國民黨人相當看重他。1925年底北京國民黨主持的日報《國民新報》創刊,魯迅被邀請為該報《副刊》乙刊的輪流值編之一,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同國民黨人朱家驊、鄧飛黃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1926年8月魯迅南下到廈門大學執教,時朱家驊擔任了廣州國民黨中山大學校務的副主任委員,朱家驊電報邀請魯迅到中山大學去「指示一切」。未等魯迅答應,廣州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已經在1926年11月15日急不可耐地發表消息:「著名文學家魯迅即周樹人,久為國內青年所傾倒,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席。中山大學委員會特電促其來粵擔任該校文科教授,聞魯氏已應允就聘,不日來粵云。」 同一天,廣州國民黨的另一喉舌《國民新聞》也發表了同樣的消息,足見這就是國民黨人的「統一」部署與「普遍」期待。在中大,魯迅曾被朱家驊尊稱為「戰鬥者」、「革命者」,一些國民黨要人如孔祥熙、戴季陶、甘乃光、陳公博等也紛紛向他發出他友好的邀請。當然以魯迅的個性,他對這一類官方半官方人士始終保持了一定的距離。1927年3月下旬,北伐軍連克上海、南京,魯迅應《國民新聞》之約,於4月10日寫了著名的《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一文。
但1927年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廣州也發生了「四一五」大屠殺,國民黨獨裁專制政權原形畢露。這時,魯迅同國民黨在政治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正是這一分歧促使他最後離開「革命大本營」廣州前往上海。只是,此時的國民黨當局並沒有立即改變對於魯迅的拉攏、利用的設想,特別是魯迅在國民黨內部的一些朋友與學生更是繼續與他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繫。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是魯迅「五四」時期的舊友,他在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之後,接受了許壽裳的建議,聘請魯迅為大學院的特約著述員,每月支付300元的固定薪酬。1928年10月大學院改為教育部,魯迅又轉為教育部「特約編輯」。這顯然是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魯迅初到上海的生計問題。
魯迅與國民黨關係的全面惡化是進入1930年以後。作為一個為中國人民的自由
與人權而卓絕奮鬥的現代知識份子,魯迅當然不會對任何一個獨裁專制政權妥協屈服。他先是發起並參加了批評政府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後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魯迅又是主要領導人之一。這都觸怒了國民黨當局。國民黨《革命日報》開始將魯迅推向政府的對立面,宣佈魯迅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許紹棣更借此呈請國民黨中央對魯迅加以通緝。不過,應當說國民黨高層依然沒有完全放棄「利用」魯迅的念頭。據錫金先生提供的材料顯示,就在浙江國民黨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魯迅之後,當時任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兼教育部長的蔣介石還試圖透過教育部內部的「關係」繼續收買魯迅,並許以種種好處,直到「毫不領情」的魯迅加以拒絕,才最後裁掉了魯迅的特約編輯的職務。 左聯內部「兩個口號」論爭發生,國民黨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拉攏魯迅的機會。上海《社會日報》很快載登「魯迅將轉變」的消息,不久,魯迅過去的學生,當時任南京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高級教官的李秉中也頻頻來信、來訪,傳達出解除「通緝令」的和解信號,魯迅再次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於是,直到魯迅逝世,國民黨當局也沒有解除對他的「通緝」。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位早期共產黨人以自己的真誠贏得了魯迅的信任,
並最大程度地影響了魯迅的政治傾向。
從魯迅喜愛的青年柔石到作為共產黨高級領導的瞿秋白、馮雪峰,他們與國民黨要人的顯著不同就在於其作為「在野」的真理追求者的本色。雖然也可謂是資深革命家,但畢竟「無權無勢」的他們更體現出了一種民間知識份子的真誠、質樸與人文情懷,與魯迅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當這些同樣深受專制政治壓迫的革命者帶著更多的人生真誠而不是功利企圖走近魯迅的時候,也就比任何的「既得利益者」更能夠體會到魯迅之於中國社會發展與中國人自我精神拯救的巨大意義。在《為了忘卻的紀念》這篇著名的文章裏,魯迅深情地描述過柔石:
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
……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顯然,與國民黨顯貴們政治的成熟與老練相比較,年輕的柔石是這樣的真誠、稚嫩,這樣的襟懷坦白、胸無城府。就是這樣的品格,敞開了魯迅通往一個新的人生理想形式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