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是「林彪事件」四十周年——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把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因不堪毛的淫威,乘機出走,不幸飛機失事,與妻、子葬身於蒙古的荒野——溫都爾汗東北八十公裡的貝爾赫。
這是一場震驚世界的政治大地震,它的震源在中共政治,震中在中南海,震波則到達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它摧毀了千萬個家庭,改寫了無數人的命運。蔣介石聞訊而喜,告訴蔣經國:毛失去了一個臂膊。毛澤東為之而衰,盡管他嘴上說,「林彪幫了我一個忙。」可直到躺進水晶棺,這場地震的「次生災害」他也未能挽救於萬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失去了「道」,失去了人心。
此書就是這場大地震的產物——它的作者都是那場災難的親歷者,這些作者在當時,年長者,已近中年;年幼者,尚未入泮。其位尊者,為紅朝將軍之後裔;其位卑者,乃革命專政之對象。這裡的作者談不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也囊括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從軍人到工人,從幹部到知青,從小學生到政治犯。
甲申三月十九日(西曆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殺進北京,崇禎吊死煤山。趙園在《那一個歷史瞬間》中說:「這個日期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更甚於其作為事件的重要性。」(《想象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頁7)這句話,讓我想起了「九一三」。
我並不是說,林彪之死與崇禎之亡有多少可比性,這句話觸動我,是因為作為地震的親歷者,我深知「九一三」這個日子對社會心理的震撼,同樣遠遠大於它對現實政治的影響。這本僅十五萬字的小集子證明了我的感受——這裡的作者們在聞知林彪事件之後,都程度不同地對毛,對文革產生了懷疑。林彪之死,像投入人心的一顆巨石,它在瞬間激起的波濤,經歲月的消磨化做一圈又一圈的漣漪。這漣漪在批林整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孔的喧囂之中,悄悄地浸漬著人心。懷疑是否定的胚胎,否定是反抗的前奏。這漣漪在人心中醞釀著,等待著,醞釀著反抗,等待著時機,在「九一三」發生五年後的那個四月五日,這人心中的漣漪在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人群的洪流。
在「兩案」開審前,胡耀邦問鄧小平,林彪怎麼審?鄧反問胡,你是要毛還是要林?胡無語。從此,革命功臣的林彪和他的戰友們從此成了反革命,與軍委辦事組所厭惡的江青集團一起,當了毛澤東的替罪羊。於是,那個著名的《決議》給文革下了這樣的定義:「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利用論」賦予了「九一三」新的心理意義——「林彪事件」從大地震變成了活火山,每逢適當的時候,這火山都要在人心中爆發。
此書就是這火山爆發的結果。這裡的作者,當年沒上小學的,如今也人到中年。從文革到改革,從毛時代到後鄧時代的人生經驗,使他們有資格發問:究竟誰利用了誰?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澤東,還是毛澤東利用了林、江?《決議》為文革下的定義,是政治的,還是歷史的?是科學的,還是糊弄人的?進言之,如果一個社會的穩定,需要靠掩蓋、歪曲歷史真相來維持的話,那麼,這是一個什麼社會?它能否穩定?
康熙、乾隆不會想到,在大興文字獄,芟刪天下圖書之後,滿洲八旗在十七世紀中葉的罪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會在十八世紀後期傳布人口,為大清帝國的倒臺添磚加瓦。
久加諾夫不會料到,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錯案,經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歪曲、掩蓋了二三十年後,仍會成了蘇聯解體,蘇共下臺的動力。
毛澤東想到了死後的「腥風血雨」,但沒料到,鄧小平用他的夫人來為他頂罪。鄧小平「舍車馬保將帥」,卻沒料到,「利用論」既沒有保住毛,更沒有保住「道」,還把他自己搭了進去——「九一三」事件在他手裡從地震變成了活火山……
歷史的魅力,或許就在這些意料之外之中。
此書采取「一日型」的紀實文學的形式,由《記憶》在2011年4月發起,以電子信的方式在朋友、熟人的小圈子內征文,意在通過回首當年,評說林彪其人及有關歷史,以對抗有意的抹煞和無意的失憶。因無法借助大眾媒體,所以,知者甚寡,半年來,得稿僅49篇,34萬字。編者從中選取了28篇,15萬字。
「一日型」的征文活動和圖書出版,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中國第一部由「一日型」征文編成的圖書,是1936年由鄒韜奮發起、蔡元培作序,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1936年4月,茅盾以上海文學社的名義,在《大公報》上向全國征文,號召作家、非作家及社會各階層人士,以1936年5月21日為主題,記述這一天內周圍所發生之事。以「發現一天之內的中國的全般現實面目,彰顯這一天之內的中國全貌。」來稿3000多篇,600多萬字。經三輪精選,以490篇,80萬字成書。成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此後,這種「一日型」的征文和圖書出版不絕如縷:1938年有《上海一日》,1941年有《冀中一日》,1949年有《渡江一日》,1953年有《志願軍一日》。2009年有北方文學發起的《21世紀中國的一日》。
上述「一日型」的征文活動都是公開的,都是借助大眾媒體進行宣傳,都得到了主流文化的支持和贊許。而這次由《記憶》發起的征文是地下的,它所談論的一日是官方的禁區。上述圖書都在國內出版,公開銷售;而此書的出版卻只能遠避海外。上述征文之發起、編輯,皆由名家牽頭,而此書卻只能由寂寂無名之《記憶》領軍。這諸多的不同,說明了什麼?
編者
2011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