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與國民性

遠離啟蒙的文學現代派與世俗化浪潮 　　啟蒙，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從「五四」運動呼喚「科學與民主」到「文革」以後以破除「現代迷信」為核心的思想解放運動（所謂「新啟蒙」），作為現代化開路先鋒的知識份子前赴後繼，譜寫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光輝篇章，也為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兩次現代啟蒙運動的終結？　　在當代學界，關於世紀初啟蒙運動的終結，有李澤厚先生關於「救亡壓倒啟蒙」的論斷，曾經在一九八○年代影響巨大。這一學說既總結了歷史的教訓，也為當代「新啟蒙」運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到了一九九○年代，在總結、反思一九八○年代思想遺產的浪潮中，一批深受現代西方「後現代」思潮影響的學者宣告了「新啟蒙」的終結，其中，張頤武的有關論述是很有代表性的：「海子之死加上八九年中國美術館的槍擊事件構成了整個時代的背景：新時期那套話語的合法性終結，不僅因為政治變動，而是時代本身發生了轉變。啟蒙的，現代性的話語原來的意義已經枯竭。『後新時期』是一個在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支配下多元話語形成的時期……精英文化既喪失政治合法性，又喪失文化合法性」，因此只好「放棄整體目標，放棄啟蒙的任務」。 這樣的說法為許多青年學子所認可。　　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是救亡壓倒了啟蒙；到了二十世紀末，又是商業化（其實也就是現代化）壓倒了啟蒙。如此說來，啟蒙的影響力為什麼那麼有限？一個可能的答案也許是：啟蒙是知識份子的事業，而知識份子在中國的人口總數中一直是少數。以少數人的呐喊去改變多數人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常常不那麼容易。（雖然知識份子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扮演了不斷改革、改善人類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嚮導角色。）但問題不止於此。現實矛盾的錯綜複雜，常常只有在時過境遷以後才漸漸顯示出來。 現代主義的衝擊 　　一九八○年代，是啟蒙浪潮再度高漲的年代。但是，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格局中，啟蒙只是其中的一元。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啟蒙主張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具有虛無主義色彩的現代主義的衝擊。　　作為一種追求文學創作新思維的文學思潮，現代主義一開始似乎只是以新的觀念、新的手法引人注目的。從北島、舒婷、顧城等人為代表的「朦朧詩人」和以王蒙的「意識流」小說為代表的「新潮小說」開闢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新空間。與此同時，虛無主義的浪潮也隨著文學新潮一起進入了當代人的思想視野，動搖著長期以來佔據了主導地位的樂觀主義世界觀——在北島的〈一切〉中，充滿了悲涼的歎息：「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雲／……一切語言都是重複／……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這首詩曾經觸發了舒婷的〈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呼籲都沒有迴響；／不是一切損失都無法補償；不是一切深淵都是滅亡／……不是一切心靈／都可以踩在腳下，爛在泥裏；／不是一切後果／都是眼淚血印，而不展現歡容」，可舒婷也寫出過十分無奈的詩篇〈牆〉：「我無法反抗牆，／只有反抗的願望。」「我是什麼？／它是什麼？很可能／它是我的漸漸老化的皮膚，／既感覺不到雨寒風霜，／也接受不了米蘭的芬芳。／還有可能／我只是株車前草，／裝飾性地寄生在它的泥縫裏，／我偶然，它必然。」還有「童話詩人」顧城，也在〈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中寫下了這樣的悵惘：「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領到蠟筆／沒有得到一個彩色的時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創痛／只有撕碎那一張張／心愛的白紙／讓它們去尋找蝴蝶／讓它們從今天消失」。這些傷感而無奈的歎息，在啟蒙思潮高漲的一九八○年代也並不稀少。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應該都還記得，記得潘曉的歎息——「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記得那些引起過爭議的電影、劇本和小說《苦戀》、《在社會的檔案裏》、《假如我是真的》、《飛天》中那沉重的絕望，記得報刊上關於「信仰危機」的討論……其中有對於苦難歷史的悲歎，也有對西方虛無主義的認同。儘管這種虛無主義的情緒常常受到「主旋律」的批評和打壓，但並沒有、也不可能煙消雲散。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隨著「新潮文學」的進一步風起雲湧，以韓少功的《爸爸爸》、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等作品為代表的「新潮小說」和以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報》、安徽《詩歌報》共同推出的「中國詩壇一九八六現代詩群體大展」為代表的「現代詩」潮流，不約而同地強化了虛無主義的時代主題。一直到「新潮小說」退潮以後，緊跟而上的「新寫實小說」仍然繼承了虛無主義的主題，以一批描寫「煩惱人生」無邊苦悶的作品表達了對虛無主義的認同。如果說，「朦朧詩」中的虛無主義情緒還散發出「小資情調」的氣息，那麼，「新寫實小說」則充分宣洩了老百姓生活的苦悶與無奈。劉震雲的《一地雞毛》、池莉的《煩惱人生》寫出了「活著」的煩惱與無意義；方方的《風景》、余華的《現實一種》解構了「家」的溫馨，展示了家庭暴力的殘酷；蘇童的《妻妾成群》、《紅粉》消解了「女神」的神話，剖析了女性心理深處的陰暗；他的《刺青時代》、《黑臉家林》和劉恒的《逍遙遊》、《黑的雪》則質疑了「童心」的傳說，還原了少年的喧嘩與騷動……一時間，虛無主義的浪潮大漲。雖然從文學創作手法的角度看，「新寫實小說」是對於「新潮小說」的反撥，同時也是對於現實主義的回歸，但從格調和精神這個角度看，「新寫實小說」明顯繼承了「新潮小說」的虛無主義內核，並以更加驚世駭俗、更加審醜溢惡的風格將那虛無主義又向極端的方向推動了一大步。　　而既然生命的意義是虛無，那麼「啟蒙」又有什麼用？當年，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深刻反思了啟蒙的悲哀，把自己的啟蒙比作「幫助」「排吃人的筵宴」：「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 話雖有憤激之嫌，卻不無深刻之見。這樣的深刻之見一方面顯示了魯迅在啟蒙與絕望之間的無盡彷徨，另一方面也的確寫出了思想啟蒙的悲哀：啟蒙給許多人帶來的痛苦，常常為啟蒙者始料未及。而啟蒙者因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常常發出的憤激之辭、絕望之語，也常常在道出了人生的殘酷與無奈的同時，曝露了啟蒙思想的陰暗一面：在「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深處，無疑有民族虛無主義的陰影；而在如何「改造國民性」的問題上，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展開的錯綜複雜的殘酷鬥爭也使我們民族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而在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思潮中，也存在著民主與個性的矛盾（「文革」中的「大民主」就是戕害個性的黑幡，更不要說「民主集中制」導致的一幕幕權力鬥爭的悲劇），還有崇尚科學與宗教信仰自由之間的矛盾、開發自然與保護環境之間的矛盾等等問題。其中的許多問題，是現代化運動也解決不了的。也正因為有如此錯綜複雜的矛盾與鬥爭、代價與教訓，才使得虛無主義一直有著比較廣闊的市場——從魯迅、周作人到北島、韓少功，一直綿綿不絕。連性情溫和、追尋信仰的史鐵生在一九八六年末就已經明白：「不知道上帝把什麼給藏起來了。誰也不知道」，於是活著的意義就在於「在命定的路上行走」（中篇小說〈禮拜日〉）；連曾經寫出過〈北方的河〉的當代理想主義代表人物張承志也在一九八九年的中篇小說〈西省暗殺考〉中終於發出了絕望的歎息：「剛烈死了。情感死了。正義死了。時代已變，機緣已去」，他只好自比為「一朵錯開的花」（中篇小說〈錯開的花〉）；而在「尋根派」韓少功看來，「真正偉大的人格就是既看透了一切又充滿著博愛」，他眼中的魯迅就是典範：「他看透了很多事情，有時裝糊塗，有些事情看起來沒有意思，可他還是去辦。」 他的中篇小說〈爸爸爸〉就是通過一個種族的衰落揭示這樣的主題：「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誕，新黨和舊黨都無力救世。」 　　在當代作家的陣營中，史鐵生、張承志、韓少功都是知青出身，都比較注意堅守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也都不似北島那樣寒氣逼人。他們的作品，或充滿博愛的溫情（如史鐵生），或張揚浪漫的激情（如張承志），或富有理性的思想（如韓少功），但即使如此，他們也不能不直面慘澹的人生。由此可見虛無主義力量的強大。　　就這樣，「現代派」在給當代中國文壇帶來了創新的活力、多元化的格局的同時，也將迷惘、苦悶、絕望、瘋狂的虛無主義情緒帶入了中國。這樣的情緒像瘟疫一樣在充滿青春期苦悶的青年中迅速擴散開來，並將「文革」結束以後一度洋溢於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啟蒙主義使命感、理想主義上進心沖了個七零八落。就像美國思想家丹尼爾•貝爾在批判現代主義文化、後現代主義時談到的那樣：「……現代主義文化——承接了同魔鬼打交道的任務。可它不像宗教那樣去馴服魔鬼，而是以世俗文化（藝術與文學）的姿態去擁抱、發掘、鑽研它，逐漸視其為創造的源泉。」而且，「今天，現代主義已經消耗殆盡。……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眾』加以制度化了。它的試驗形式也變成了廣告和流行時裝的符號象徵。」而「各式各樣的後現代主義（它們以幻覺拓展意識的無窮疆界）僅僅是在對個性的抹殺中努力分解自我。」這裏，現代主義文化呈現為一種深刻的悖論：一方面，它是現代文化的產物。它是在現代社會的重壓下個性發出的尖叫。它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既尖刻又變態；另一方面，它又因為找不到出路、或者是在上下求索都碰壁的情況下徹底放棄了變革現實的想法，而在封閉自我、銷磨自我、放縱頹唐的情緒中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文藝手法的變革中。回眸文化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以啟蒙主義為先鋒的現代思想在成功喚起了現代人的個性意識以後不久就遭遇了那些崇尚叛逆、頹廢放蕩的個性的狙擊。而個性在現代化社會體制下被異化、被擠壓的痛苦也進一步凸現了個性的脆弱與無助。啟蒙運動喚起了人類的個性意識，但個性的脆弱與無助與人性中的其他弱點（諸如妄自尊大、排斥異己、貪婪、嫉妒、懶惰等等）一起，又在現代社會遭遇了新的困境。　　而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從「人性惡」的角度質疑過啟蒙思想。在他那部著名的《地下室手記》中，他告訴人們：「是誰第一個宣告，說人只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才做壞事的；又說如果給他以啟蒙，讓他看到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麼他便會立即停止幹壞事，便會立即成為善良的和高尚的人，因為他既受了啟蒙，並懂得了自己真正的利益，因此就會看出在善的裏面有他自己的利益，而大家知道，沒有一個人會因為故意反對本身的利益而行動……」可作家卻指出：「無數事實證明，人們明明知道，也就是說，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卻把它們置之腦後，反而奔上另一條道路去冒險、去碰運氣……可見這種固執和任性的確對他們比一切利益更為愉快」。這裏的問題是理性主義的啟蒙思想迴避不了又解決不了的。因為，「這可就是整個的心理學了呀。」人心的深不可測，人心的瞬息多變，人心的難以理喻，人心的猶豫彷徨，常常是啟蒙理論難以對症下藥的。　　我無意低估啟蒙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發揮過的巨大推動作用。但就像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無懈可擊，不可能永不褪色一樣，啟蒙思想也有啟蒙思想的盲區和誤區。正是這些盲區和誤區的存在與難以消除，才有了非理性主義（現代派的主要思想武器）的崛起與流行。而非理性主義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相當有力地改變了人類的文化觀念和思想意識，也足以表明啟蒙主義的脆弱。我想，這很可能與啟蒙主義的知識份子氣質有關吧。啟蒙主義，是一種知識份子的理論主張，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和理性主義色彩。但在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與大眾的文化習俗之間，常常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不錯，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刻：知識份子在啟蒙思想的鼓舞下，深入民間，喚起民眾，並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社會。但這樣的事情常常發生在那些非常時期（例如十九世紀的俄國民主主義運動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且，在那些非常的歷史時期，啟蒙思想在普及的過程中也常常是發生了深刻的變異的。知識份子對大眾傳播的那些啟蒙思想常識常常是要經過大眾的檢驗與選擇的，而這檢驗與選擇又常常是要經過他們的傳統文化觀念的過濾的。因此，大眾對啟蒙思想的接受就常常是打了折扣的。民間傳統文化觀念的根深蒂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啟蒙思想的動搖與顛覆，是很可以打個問號的。經過現代啟蒙風雨的沖洗以後，西方宗教文化的依然穩固，中國民間儒家禮儀、道教迷信、佛家信仰的深入人心，都是例證。　　也許，這不應該僅僅被看作是知識份子文化的悲哀。這其實也是人類的本性的悲哀。　　回到我們的話題上來。　　「新潮文學」就這樣有力狙擊了新時期啟蒙運動的深入發展。由於「新潮文學」的那套話語的過於西化，雖經期刊界、評論界和書商的大力炒作，也終於在「個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並因為遠離大眾的「先鋒」姿態而受到了大眾的冷遇。這樣，在現代化進程中，「新潮文學」只短暫地熱鬧了幾年（其高潮只在一九八五─一九八六這兩年間），就不得不讓位給了「新寫實小說」和「通俗文學」。　　前面說過，「新寫實小說」在精神實質上是繼承了「新潮文學」的虛無主義內核的。另一方面，「新寫實小說」貼近百姓生活的姿態又是世俗化浪潮高漲的重要標誌。下面，我想從當代文學的世俗化思潮這個角度，來回顧一下當代作家走近大眾（但決不再是為了啟蒙，而是認同世俗生活價值觀）的大略旅程，看看他們是如何悄悄離開啟蒙的旗幟的。

遠離啟蒙的文學現代派與世俗化浪潮 　　啟蒙，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從「五四」運動呼喚「科學與民主」到「文革」以後以破除「現代迷信」為核心的思想解放運動（所謂「新啟蒙」），作為現代化開路先鋒的知識份子前赴後繼，譜寫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光輝篇章，也為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兩次現代啟蒙運動的終結？　　在當代學界，關於世紀初啟蒙運動的終結，有李澤厚先生關於「救亡壓倒啟蒙」的論斷，曾經在一九八○年代影響巨大。這一學說既總結了歷史的教訓，也為當代「新啟...

探討「國民性」的複雜與神秘

　　開始關注「國民性」的話題，是在一九八○年代初。那時，因為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韓少功的《回聲》、張賢亮的《土牢情話》等作品的轟動效應，也因為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日子裏，重溫魯迅有關「改造國民性」的論述再度成為思想界、文學界的熱門話題，我開始注意「國民性」問題：麻木不仁、隨波逐流、明哲保身、自欺欺人……這些「劣根性」為什麼綿綿不絕？「文革」那一幕歷史悲劇中，這些「劣根性」有了怎樣的新表現？

　　但很快，我就讀到了李準的《黃河東流去》、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劉紹棠的《蒲柳人家》、張承志的《北方的河》、賈平凹的《商州初錄》、矯健的《河魂》、阿城的《棋王》……那樣一批謳歌民魂的篇章，並且被隨後高漲的「尋根」熱潮所吸引。這一切，使我對「改造國民性」的話題產生了質疑：按照什麼模式去「改造國民性」？真按照西方文化的模式來個「全盤西化」，可能嗎？有必要嗎？

　　因此才發現了「國民性」的複雜與一言難盡。

　　因此才有了探討「國民性」的複雜的濃厚興趣。

　　這樣一來，進一步發現了「國民性」中「劣根性」與「優良傳統」的水乳交融、魚龍混雜―儒家文化既培育出繁瑣的「禮教」也薰陶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道家文化中既有「反智」的思想也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氣概；佛家文化既有「四大皆空」的歎息也造就了「普度眾生」的聖人……所謂「優」，所謂「劣」，原來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境（環境，還有心境）而異。

　　這樣一來，還發現了「國民性」與「地方性」、「個性」、「人性」的彼此關聯、難以分割：在「無湘不成軍」、「無徽不成商」、「無紹不成衙」這些俗語中，已經昭示了「國民性」的豐富多彩，難以一概論之。在那些個性鮮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包括高僧）、軍事家、文化人、商人、民間高人的個性中，我們常常可以感受到他們與傳統文化之間有繼承也有摒棄、有改造也有發揚的複雜關係。而在林語堂先生關於「我們要發覺中國民族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國哲學為最近人情之哲學，中國人民，固有他的偉大，也有他的弱點，絲毫沒有邈遠玄虛難懂之處。中國民族之特徵，在於執中，不在於偏倚，在於近人之常情，不在於玄虛理想。中國民族，頗似女性，腳踏實地，善謀自存，好講情理，而惡極端理論，凡事只憑天機本能，糊塗了事。凡此種種，頗與英國民性相同」和「英國與中國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見，講求實際等。但是英國人比中國人相信系統制度，兼且在制度上有特著的成績……中國人卻缺乏這種對制度組織的相信。我深信中國人若能從英人學點制度的信仰與組織的能力，而英人若從華人學點及時行樂的決心與賞玩山水的雅趣，兩方都可獲益不淺」的論述中，還有陳寅恪先生關於「西洋各國中，以法人與吾國人，性習為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然西洋最與吾國相類似者，當首推羅馬。其家族制度尤同。皆以男系為本……稍讀歷史，則知古今東西，所有盛衰興亡之故，成敗利鈍之數，皆處處符合」的論述中，以及辜鴻銘先生在〈美國人的心態〉一文中關於「為何我們中國人和美國人能夠聯合起來呢？……（因為）我們中國人也像美國人一樣是一幫孩子。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和美國人存在著下述區別；我們中國人是一幫孩子，可她是一個偉大的擁有三千多年文明歷程的民族。而美國人則是一個偉大的但其文明歷程不足半個世紀的民族」的論述中，在錢穆先生關於「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的高見中，還有錢鍾書先生關於「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思想中，我們都能讀出先賢對於「國民性」的重要發現：中國文化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人為什麼善於兼容並包其他民族的文化？答案也許就在於：因為中國人的生命意志、文化品格，本來就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人的某些「劣根性」，其實也是「人性惡」的證明―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造神」狂熱與納粹德國的「造神」狂熱沒什麼不同；日本法西斯殺人的瘋狂也與中國歷史上那些惡魔草菅人命的悲劇如出一轍。

　　也是以這樣的眼光去看伴隨著當代政治崛起、經濟騰飛再度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潮，才會發現「國民性」正在巨變中有所蛻變：當代大多數人「已經沒有了『五四』先驅們『改造國民性』的憤激之情，沒有了毛澤東『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浪漫想像，而是對民眾的獨立意志的獨特理解──他們有自己的信仰，暴力壓不滅；他們有自己的活法，連政治運動也無隙可入；他們有自己的歷史，遠比官方的歷史生動；他們有自己的意志，雖然渺小也足以感天動地！」另一方面，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許多不文明習慣、不健康心態以及層出不窮的許多社會矛盾也使「劣根性」以空前可怕的規模擴散了開來！對於無視法律的貪官污吏、居心叵測的奸商掮客、為所欲為的流氓地痞、投機取巧的市儈小人，開放的環境是「大撈一把」的大好時機！因此，我常常說：「思想解放」的另一面是「為所欲為」；「個性解放」的另一面是「我行我素」。

　　因此，我想與「改造國民性」的旗幟保持一定的距離，在閱世與讀書的過程中，努力探討、揭示「國民性」問題的複雜性，在自己的筆下寫出當代文學的多重主題來：既寫出「改造國民性」的不易，也寫出「理解國民性」的必要，還寫出「國民性」的混沌、多變、根深蒂固又與時俱進。

　　這，便是本書第一輯的基本主旨。

　　第二輯收集了幾篇研究文學中的神秘主義思潮的文章。

　　中國文化中，神秘主義占了相當的比重―從陰陽五行學說到「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思想和求長生、得道成仙的道教觀念，從「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儒家信念到「天意從來高難問」的士大夫喟歎，從薩滿教的泛神信仰到禪宗的神秘體驗，還有關於命運、術數、巫術、風水、鬼神、氣功、經絡、面相、算命、緣分、直覺、感應、偶然、讖語、擇吉的種種說法……有的是迷信，有的則是科學解釋不了的無情事實。而即便是迷信，也由於歷史的機緣，在文化的長河中塑造了人們的信仰、道德、感情與行為方式：在敬天地、信鬼神的情感中，不僅透露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孕育出從《搜神記》、《西遊記》到《聊齋志異》這些文學名著；在求長生、得道成仙的信仰中，也催生了不少絕非荒唐的養生術……雖然，一直有所謂唯物主義思想家、科學家在努力破除著神秘主義的神話（他們的努力也結出了可觀的思想與科學的成果），但宗教的生命力之長久以及許許多多神秘形象得不到科學的破解，仍然使神秘主義文化深入人心。作家們瞭解生活，瞭解人心，瞭解文化，就必然會寫到這些神秘現象。何況，他們中許多人從來就深信：世界的本質是神秘。文化的本質是神秘。人生的本質也還是神秘。對世界、文化、人生的探索，遲早會與難以理喻的神秘相遇。而現代主義思潮的非理性內核，不就是神秘主義的另一個說法嗎？

　　而當代人在飽嚐了僵化的理性主義教訓之苦以後，一旦與在民間根深蒂固的神秘主義邂逅，自然會體會到新的思維、新的氣象。無論是宗教的復興，還是探尋文化奧秘（如「神秘文化熱」），也不管是發現天機莫測，還是頓悟心靈的奇蹟―都顯示了神秘文化復興的感召力和人們爭相遠離僵化的理性主義的思潮。神秘主義因此值得關注。

　　說到我自己，雖然從小受的是唯物主義的教育，卻不知為什麼對於那些鬼故事充滿好奇。後來下鄉當知青，經歷過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以後，開始漸漸對神秘主義有了關注，並在讀書的過程中時時留意。一直到後來寫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並在給我的學生們講當代文學思潮時特別提到具有神秘主義傾向的一批作家―賈平凹、韓少功、馬原、格非、蘇童、范小青、馬麗華、陳忠實、高建群、遲子建……這個話題常常引起大家特別的興趣，並引發他們對我講述他們生命中那些不可思議的奇特經歷。於是，我確認這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話題。

　　也許是因為我的學術興趣太廣泛，所以我沒有因為對神秘主義有興趣而沉迷其中。我明白：僅僅研究神秘主義是不可能瞭解當代文化思潮的全貌的。我對一切文化思潮以及它們之間的碰撞、交匯、消長，都充滿興趣。

　　一本書的結集是一段學術生涯的小結，也是新的研究的起點。熱心的鄭伊庭編輯囑我寫一篇序，於是，就有了上面的文字。在此特別對促成此書出版的蔡登山先生和我的博士生韓晗也表示感謝！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珞珈山麓

探討「國民性」的複雜與神秘

　　開始關注「國民性」的話題，是在一九八○年代初。那時，因為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韓少功的《回聲》、張賢亮的《土牢情話》等作品的轟動效應，也因為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日子裏，重溫魯迅有關「改造國民性」的論述再度成為思想界、文學界的熱門話題，我開始注意「國民性」問題：麻木不仁、隨波逐流、明哲保身、自欺欺人……這些「劣根性」為什麼綿綿不絕？「文革」那一幕歷史悲劇中，這些「劣根性」有了怎樣的新表現？

　　但很快，我就讀到了李準的《黃河東流去》、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劉紹棠...

自序　探討「國民性」的複雜與神秘

第一輯　當代文學與國民心理
　遠離啟蒙的文學現代派與世俗化浪潮
　從「改造國民性」到理解民族性
　「啟蒙的終結」與作家的批評立場
　從「新啟蒙」到「再啟蒙」
　「改造國民性」的另一條思路
　新時期文學與「新民族精神」的建構
　當代文學對「國民性」的新認識
　當代文學中的「農民性」問題
　當代民粹主義思潮的流變
　革命浪漫主義的精靈
　「新史詩」、「新經典」與「新尋根」思潮中的民族文化精神
　當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義」
　三十年來中國作家的政治關懷
　關於國民性的筆記

第二輯　大陸當代文學與神秘文化
　神秘之境
　當代神秘潮
　叩問宗教
　「新生代」文學與傳統神秘文化
　當今女性文學與神秘主義
　當代陝西作家與神秘主義文化
　賈平凹：走向神秘
　范小青與當代神秘主義思潮
　「風馬牛也相及」的故事
　關於文學與薩滿教的筆記

自序　探討「國民性」的複雜與神秘

第一輯　當代文學與國民心理
　遠離啟蒙的文學現代派與世俗化浪潮
　從「改造國民性」到理解民族性
　「啟蒙的終結」與作家的批評立場
　從「新啟蒙」到「再啟蒙」
　「改造國民性」的另一條思路
　新時期文學與「新民族精神」的建構
　當代文學對「國民性」的新認識
　當代文學中的「農民性」問題
　當代民粹主義思潮的流變
　革命浪漫主義的精靈
　「新史詩」、「新經典」與「新尋根」思潮中的民族文化精神
　當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義」
　三十年來中國作家的政治關懷
　關於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