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戰亂中的1943年,在日本佔領區上海,張愛玲如同慧星般出現,以女性不高的視線,描寫了在世界大戰中崩潰的中華文明與西歐文明的混血都市──上海與香港,揭露了傳統家族制度對女性的岐視,啟發性地告訴人們,新的自由戀愛也不過是用女性與貨幣交換的現代市場經濟之一環,從而成為現代女性文學的先驅。
本書從認同危機的視角首先考察了太平洋戰爭中的張愛玲文學,繼而論及戰後台灣接受張愛玲文學的過程、及八十年代以降,張愛玲文學在中國大陸的復活情形。
認同理論集大成於美國兒童心理學家E‧H‧愛理克遜六十年代的著作《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愛理克遜本人應用認同理論對馬丁‧路德、甘地等人進行了饒有興味的傳記研究。在中國文學的研究領域,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運用
認同理論著有《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哈佛東亞系列71,1973)。
該著作中,李歐梵教授論及的「浪漫的一代」,有林抒、蘇曼殊、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等七名文人。最近,在李教授給我的信中,他謙遜地稱這本書為「少作」。毋庸置疑,「浪漫的一代」已成為經典名著,可以說,在世界各國都能見到通過閱讀「浪漫的一代」成長起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其中也包括我。
李教授的「浪漫的一代」運用認同理論,共時性地考察了現代諸作家的精神史,邵迎建的著作則考察了因家庭解體而造成的張愛玲個人的認同危機;因日本的侵略而引起的上海的都市認同危機;由於日本戰前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及戰後國民黨的專制而造成的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危機;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混亂,至七十年代末期發端的改革、開放政策而引起的社會主義中國國家規模的認同危機。本書通過張愛玲這一個文人,解析了從個人到都市,乃至地域、國家等中文圈多層次的認同危機問題。
我認為,在張愛玲研究中,同時引進認同理論和女性主義,是一種積極的嘗試。
二十年前,在我撰寫數千字的「浪漫的一代」書評之際,曾引用李歐梵教授散文集中的「在西潮的激流中,如何解決中西文化的認同危機?如何重新發現自我?這才是去國十多年來,我一直捫心自問的問題」這段話,寫下了以下文字:
或許應當將「浪漫的一代」看作摸索文化認同的青年中國知識分子的記錄吧。對包括我們日本人在內的東方人來說,由於西洋與祖國兩種文化混合而帶來的認同危機這一現代問題,決非事不關已。當閱讀李歐梵的這本心血之作時,或許我們首先應當讚許的,正是這種苦鬥精神。
出生於1952年的邵迎建在中學時代遭遇了文革,文革後在四川大學學習日語,畢業後從事了一段時間的翻譯工作。1987年到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生院學習。在青春期體驗民族大動盪,三十歲後出國移民這一點上,可以說,邵迎建的半生與張愛玲的生涯有相似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本書可以與李歐梵教授的「浪漫的一代」一樣,作為「摸索文化認同」的中國移民知識分子的自我省視的記錄來閱讀吧。
邵迎建於1995年3月,以本書的日文原文,獲東京大學博士(文學)學位。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已分為數篇獨立的文章在日本的學術刊物發表,受到好評。由於日本的讀書界對張愛玲文學的認識還很有限,十分遺憾,這篇博士論文未能出版單行本。正因為如此,現在該文的中文版本能在大陸面世,令人欣喜。本書將受到中文圈的讀者怎樣的評價?作為過去邵君研究生院五年的指導教師,並作為現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同伴,我深切地關注著。
藤井省三
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1996年8月13日
日軍侵略進攻上海59周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