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葛拉茲（Walter Gratzer，倫敦國王學院榮譽教授）
有任何其他公眾人物是像愛因斯坦這樣的嗎？一個漫畫家只要幾筆就能在紙上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他。一個賓州的礦工，或一位德里的人力車伕，可能都對他的五官很熟悉。他的臉孔至今仍常出現在廣告看板或宣傳標誌上。愛因斯坦旅行各地時，總有大批群眾蜂擁出來歡迎他或只是盯著他看，鎂光燈閃個不停，麥克風塞到他面前。他在科學界的同事對他驚異敬畏；一般大眾對他景仰崇拜；而希特勒政權則對既是和平主義者又是猶太人的他憎恨厭惡。「相對論」進入日常口語中，成為餐桌閒聊或笑話中常被理解又隨意誤用的話題。（例如：愛因斯坦在倫敦時，從火車窗口探出頭來，問一個月台腳伕說：「牛津有停這輛火車嗎？」）一九一九年，當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在日蝕期間測量到太陽導致的光偏折，而宣布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正確時，這個消息立刻登上了全世界的報紙。
曾兩度擔任大英帝國司法大臣（Lord Chancellor），也是多位科學家的兄弟及叔伯的霍爾丹勛爵（Lord Haldane），甚至通知英國教會的領袖，說這項理論可能會對神學帶來重大的影響。不安的教會總主教立刻買了一大堆關於這個主題的書，試圖了解這理論的意義，結果逼得他近乎恐慌絕望。最後他終於幸運地在霍爾丹勛爵家裡遇到這門理論的開山始祖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很高興能對他保證，「相對論純粹是科學上的事，跟宗教毫無關係」，讓驚慌失措的大主教鬆了一口氣。
那麼究竟為什麼從未希冀成名——事實上還努力避免曝光——且渴望清靜獨處的愛因斯坦，會如此深刻烙印在一般大眾的想像裡呢？部分原因無疑是他的外表：蓬亂的頭髮，還有暗示著深邃思緒的，明亮又柔和的眼睛。他的頭腦，則跟牛頓一樣（他的書房裡掛著牛頓的照片），「永遠航行在思考的陌生海洋裡，單獨一人」。除此之外，愛因斯坦還像個謎。古典文學學者默雷（Gilbert Murray）描寫了他在牛津短暫居留期間的某一幕畫面。他有一天發現愛因斯坦坐在他暫居的基督學院的中庭裡，「帶著一種遙遠的眼神」。「那遙遠眼神背後的遙遠思緒必定是快樂的，因為在那一刻，這客居異鄉的學者神情寧靜且帶著微笑。」「愛因斯坦博士，請告訴我，你在想什麼？」默雷說道。「我在想，」愛因斯坦回答，「畢竟這只是一顆很小的星球啊。」
除此之外，愛因斯坦也是世界的公民，或至少他自認如此，別人也是如此看待他：他是所有人當中的一員。他認為國家主義是一種「幼稚的疾病。是整個人類種族的痲疹」。他曾經深思地說，如果他的相對論被證實是正確的，「德國就會宣稱我是德國人，法國則會宣稱我是世界的公民。如果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的，法國就會說我是德國人，而德國則會宣稱我是猶太人」。（當然，他絲毫不懷疑這句話的正確性。）但即使是他在德國最狂熱的敵人，也猶豫是否要完全斷絕與他的關係。愛因斯坦說，對他們而言，他就像「一朵氣味難聞的花」，但他們仍然想把他別在胸口（參見第四章）。
此外，還有相對論這個令人著迷的謎：愛丁頓被一個記者問到，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只有三個人了解相對論時，他反問說，第三個人是誰。此外，對應波普（Alexander Pope）著名的對句：「自然與自然律隱匿在夜裡。∕上帝說：『讓牛頓來吧』，於是一切有了光。」文學家史奎爾爵士（Sir John Squire）寫下：「這樣持續了沒多久，因魔鬼高喊：『哈！∕讓愛因斯坦來吧！』一切重返現狀。」這真是精簡地一語道盡一般大眾的看法。
因此，愛因斯坦的傳記數量遠超過其他科學家——或許超過史上任何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其中有些聚焦在他的科學研究，有些談論他的私人生活，甚至有一本是專談他（可說是相當豐富）的感情生活。但這片領土仍有一個區域尚未受到傳記作家與檔案挖掘者的探勘，直到現在。本身就了解相對論的傑出物理學家艾辛格動手整理了愛因斯坦在世界各地旅行期間記錄的詳盡日記。不斷受到訪問邀約的愛因斯坦旅行到各個大陸、各個國家，多數時間都由他的妻子艾爾莎陪伴。他對物理學、和平主義、當時的政治災難發表演說，有時候為剛誕生的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募款，有時為和平的目標籌措資金。
愛因斯坦在旅途中被無止境的訪問要求干擾，被迫穿上他厭惡的燕尾服，參加他都一樣討厭的晚宴、接待會和頒獎典禮，但也經常遇到有趣的人和老朋友。他以他獨特的直率，記錄下他的經驗與感想。而在公開曝光的活動之間，他持續在飯店裡或船上艙房裡，埋首尋找他貢獻了生命最後三十年，但仍捉摸不定的統一場論。他不時會伸出手，抓到它的尾巴，但它隨即又從他手中溜走。他最大的安慰是他的小提琴：他不論到哪裡，都會設法找到職業或業餘的音樂家，整晚欣喜地一起演奏莫札特、海頓或布拉姆斯的四重奏與奏鳴曲，而感到心神振奮，再度充滿活力。
或許最讓人注目的，是愛因斯坦永無止境的好奇心，以及他轉個不停的頭腦。他會思索當地的植物、鳥類與魚類，海上的反光，還有穿透濃霧的光線。當搭乘的船遭遇暴風，艾爾莎和其他乘客都躺在床上動彈不得時，愛因斯坦卻站在浴室的磅秤上，觀察他的最高與最低體重比例為三比二，並藉此算出當船墜入兩波海浪中間的凹處時，船隻的加速度。但這本書包括的內容不只這些。愛因斯坦後來與當時政治圈、藝術圈，以及學術圈中許多知名人物來往密切，而記下他對他們的印象和看法，讓我們因此見證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特殊人物，看到他們躍然紙上，還有當時充滿科學革命與政治驟變的背景。此外，為了更清晰闡釋本文，艾辛格補充了許多趣味無窮又權威可信、引人入勝的注釋，描述那個動盪不安的重大歷史時代中的男女人物與事件。
推薦序二
萊克斯（Peter Lax，紐約大學庫朗數學學院榮譽教授）
偉大的科學家很少是公眾人物或文化英雄。他們的成就通常跟日常生活與直覺距離如此遙遠，以致於一般大眾無法欣賞他們，甚至很少會想到他們。愛因斯坦卻是現代的例外；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也認得他的臉；在他一生中，他只要公開露面，就是眾人奉承的對象；名人顯要都渴望認識他。
愛因斯坦毫無疑問地應該享有這樣非比尋常的名氣。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也最有原創性的科學家。一九○五年，當時還沒沒無名的他以三篇論文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空間、時間與能量的看法，震驚物理學界。但是他在一般大眾心中成名的時間晚了許久。當時是一九一九年，一個到巴西的實驗團隊證實了愛因斯坦根據相對論所作的預測，顯示太陽重力場確實會導致星光偏折，而引起轟動。
大部分優秀的科學家都會遵循自己的理念，不顧科學圈同儕的意見；愛因斯坦就有很強烈的這項特質。例如當所有卓越的物理學家都熱烈迎接量子力學時，他卻拒絕相信這是最終的理論，因為他無法接受不確定性原理。
在科學生涯的後半段，他則是個離群索居的人；下面這個由數學家西佛（Max Schiffer）告訴我的故事，顯示了他有多孤立。愛因斯坦去找高等研究院院長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建議研究院邀請一些對廣義相對論有興趣的傑出年輕物理學家來訪問一年或兩年。結果歐本海默的回答是：「愛因斯坦教授，沒有傑出的年輕物理學家對廣義相對論有興趣。」
愛因斯坦不在乎許多社會常規，而且不只是在服裝儀容上，因為不論是他或兩人同住在柏林時的親近同事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就如本書作者所指出，都不是很尊崇一夫一妻制。
你現在拿在手中的這本書是一本有如小說的精采傳記。你將陪著愛因斯坦踏上旅途，聽到他的想法，見到他遇到的人。你會知道他對音樂的熱愛——看到在忙碌的生活中，他還是找出時間演奏室內樂；職業音樂家都想跟他合奏。這份對愛因斯坦日常生活的描述有無可比擬的私密性。而每章的注釋則為愛因斯坦身處的歷史時代提供了有趣又經常出人意料的資訊——例如艾利．魯登道夫將軍（General Erich Ludendorff）在一九三三年時對希特勒的看法（參見第六章注釋3）。
愛因斯坦對於各式各樣非科學的主題都有強烈的意見，也不吝於表達。他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主義，認為這是導致非必要衝突的源頭。一九四二年，當時十六歲的敝人有幸經由了不起的匈牙利數學家艾狄胥（Paul Erdos）介紹認識愛因斯坦，他在介紹時說：「愛因斯坦教授，我想跟您介紹一位年輕優秀的匈牙利數學家。」而愛因斯坦回答：「為何要說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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