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

▍各章簡介

第一章 迷失在字裡行間
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無一不陷入政治空轉、民粹橫行的窘境。儘管有很多嫌犯導致這種局面，例如：特定政客與政黨，甚至，媒體的失能，但，就作者來看，這是因為乘載政治訊息的語言出了狀況，變得強調張力、訴求極端，喪失包容諒解的能力。這個觀點可以解釋歐記健保為何遭到狙擊、川普因何崛起。

第二章 油腔滑調口是心非
分辨事實與意見的差別。許多論述義正辭嚴，其實僅是個人意見，並非事實。政治語言偷工減料，且有誇張的傾向。早在亞里斯多德時代，就有專著論及。政客含糊其詞，爭取基本盤，是西方政治的重大弊病。至於中國與俄羅斯這種素來缺乏公眾辯論傳統的文化，情況更難樂觀。

第三章 你又來了！
歐洲則進入共識年代，因應蘇聯陣營的挑戰；卻陷入表面和諧的窘境，排擠無法進入戰後利益圈的人民，如美國黑人。政治人物以鮮活的字句，擺脫官僚口吻，卻掉入自己為是的陷阱，如英國的鐵娘子柴契爾夫人。美國雷根的應付就得宜得多。但傳統的政治論述難以對付接下來的挑戰。

第四章 選轉與反轉
川普以毫不演掩飾的庶民語言，迷惑選民。在英國，精算師布萊爾，則以「旋轉」的策略，操控媒體。所謂的旋轉，是利用科技，測試用字，選擇適當時機發佈，發揮訊息的最大力量。只是這樣一來，算計超過內涵，政治語言淪為幹話，百姓憤怒，更無從宣洩，為民粹主義崛起鋪路。

第五章 為什麼這個混帳騙子騙我？
懷疑是記者的天職，但推到極端，卻會引發不安。BBC一度偏好聲色俱厲的質疑政客訪問，慢慢轉成持之有故的調查報導。各種發聲管道雨後春筍般興起，對於政客的懷疑更難消弭。傳統媒體獲利消減，各言爾志，各種意見頻頻衝撞，了無寧日。新媒爭取點閱率，內容務求刺激，公眾對話的願景，成為泡影。

第六章 不「保」證「健」康的辯論
民智已開。決策成本激增，資源投入卻在遞減。埋首政策制定的技術官僚著重邏輯與證據；政客強調動員，濫開支票。英國健保改革議題繁複至極，民眾無力瞭解，只能憑直覺，決定支持與有。政客只求一時之利，信口開河；民眾期望越高，失落越甚。情勢失控，就連脫歐公投，都在意外中通過。

第七章 如何修補破碎的公眾語言
從歐威爾到希特勒，再到川普各自用獨特的方式，修補破碎的公眾語言。作者分辨出兩種不同的思維：理性主義與真實主義。前者是強調語言必須對應能描述、能分析的事物，去除虛妄的成分，缺點是不合人性；後者根本質疑事實，認為所有的敘述，都是故事，往往遭到濫用，川普就是玩弄真實主義的高手。

第八章 賣得掉的句子
廣告是一種獨特的公眾語言，目的是促銷，而非周延推理。而這也是政治行銷的邏輯 ─ 只求衝擊，無須理性。這種思維進入決策領域。新的資料科學帶動演算風潮，訊息甚至可以精準鎖定個人。民眾只能靠與生俱來的實踐智慧加以判斷，但許多人質疑，認為民眾只會受人操弄。

第九章 付之一炬
政治行銷的羅機，就是說故事，務求動人，強調衝擊，而非理性思考。這種思維傾向已經逐漸入侵決策領域。新的資料科學更進一步帶動演算風潮，選民區隔更精準，訊息甚至能鎖定個人。幸好民眾仍有與生俱來的判斷力，這也是陪審制度的基礎。只是這種「實踐智慧」近年來招到許多質疑。

第十章 戰爭
驅策人民生死以之的戰爭，是政治人物終極的修辭考驗。邱吉爾允稱箇中高手，但後繼無人。布萊爾的伊拉克戰爭演說，力論薄弱，說服力大打折扣。現在戰爭論述起源於一世界大戰，宣揚為國犧牲，但戰爭正當性的辯論始終不足。現在戰爭更加殘酷，但理性辯論、誠實描述戰爭的公眾語言，至今難產。

第十一章 廢止公眾語言
表達自由是一種影響他人的自由，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得以限制。近年來，少數族裔常以文化敏感性壓抑表達空間，甚至導致查理週刊屠殺。少數族裔處於主流社會，飽受歧視，固然值得同情；但作者強調，無人擁有不得冒犯的權力，更不得暴力相向。以法律制裁語言霸凌並非良方，只能與之公開辯論，尋求公評。

第十二章 保持冷靜，無須杞憂
作者的最後忠告，鼓勵政治人物揚棄誇張，而應說明基本的論述理念，終結惡鬥。審議是民主政治的本質，靠的是民眾的「實踐智慧」，分辨語言的能力，因此至關重要。幾乎所有民主社會都面臨了「川普考題」，選民無力分辨對話與胡謅的差別。幸好在文化的邊緣，如嘻哈音樂，還保留翻新公眾語言的動力。有關「公平」的討論，也蘊含能量，所以不必懷憂喪志，只需善用判斷力，挑戰虛偽的語言，等待適切公眾語言的復興。
 

譯序

　　這苗頭實在不太妙。

　　從老牌民主國家到新興民主政權，十年前眉飛色舞，現在卻紛紛告急。英國脫歐、川普當選、民粹語言大行其道、年輕人普遍失落，從華爾街到香港中環逐一陷落，儘管理由不一而足。

　　在歐洲，梅克爾政府受困於難民處置，左支右絀。在南韓，歷屆總統卸任後率多官司纏身，無一倖免。在中國，習近平修改憲法，無限連任，大開倒車，但民主政治效能不彰，自身難保，也不好指著他，說三道四。

　　而在台灣…… 一言難盡，容後泣訴。

　　而這一切的緣起，僅僅是我們不好好說話嗎？乍聽之下匪夷所思的論述，就是這本書奇妙的起點。作者從哲學、歷史、文學、修辭、媒體諸般面向，逐一切入，總結到這句老話，「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一團狐疑嗎？試舉其例。

　　在幹話如槍林彈雨的台灣，找出一句最讓人毛骨悚然的口號，不是做功德，不是哪塊最軟，而是「我是人，我反核」。

　　公共論述各抒己見、各有所本，理所當然，再怎麼不以為然，表面上也得維持「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我誓死維護你講話的權利」，這是民主的體面，也是面對真理（如果有的話）不敢擅自壟斷的謙虛。但這句口號，慷慨激昂之餘，卻不留任何餘地，打著民主旗號，卻把民主碎屍萬段，甚至將擁核者作為人的資格，一併剝除。不過是不贊成各位的意見，反核諸君，相煎何急？

　　這本書涉獵極廣、用力至深，翻譯起來不時青筋浮現，在化險為夷之際，對照台灣的紛擾，卻也不斷浮現心有戚戚的趣味，頓時拉近時空，變成與現實的對話。作者以華文傳統極少論及的角度，異軍突起，因而開展出全新的閱讀視野。

　　「修辭」是作者的核心概念，卻也是儒家思想中無甚論述的空檔。「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仁者，其言也訒。」就連言詞便給的孟子被問到怎麼那樣好辯論，都慌不迭的撇清，「予豈好辯哉？」流風所及，導致在大學時期加入演辯社的同學，都不免招來油腔滑調、性喜逞口舌之利的輿論壓力。

　　但是，民主政治靠的便是以理折人，不辯論，道理難明，不說服，難成氣候，必須外顯，不能內斂。這種政體的原型，就是希臘公民的坐而論道，共同決策，演說、辯論是必備的元素；也因此，破解講者的話術，「他人有心，與忖度之」，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資訊，獲致理性的決策。民主的品質繫之於此。

　　而這正是台灣民主短缺的那塊拼圖。歷經素人政治崛起、文青口號氾濫的台灣選民，變得日益冷誚，情緒橫衝直撞，只求短暫發洩。早在民主政治誕生之初，對於人心浮動，容易受到擺布，議論不定，難以形成高明決策的憂慮，如今，幾乎一一成真。伴隨著網路的無孔不入，發聲管道散入尋常百姓家，更是眾聲喧嘩，難以凝聚共識，還記得某位市長的承諾嗎？所謂的i-voting最終決定了什麼？

　　而原本應當引領風氣之先，作為社會防腐劑的媒體，表現更讓人搖頭。日益萎縮的廣告市場，迫使傳統媒體以求生為第一要務，台灣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新聞頻道，卻提供嚴重骨質疏鬆的訊息，自行泯滅娛樂與新聞的界線，瑣碎粗陋，壓縮嚴肅思考的空間。方興未艾的網路媒體，也重拾小報作風，競相以聳動的標題博取點閱率。冷言冷語，罵聲不斷，執政者動輒得咎，莫衷一是。

　　略堪告慰的是，這倒不是台灣的特產，而是各地民主政體一致發出的警訊。政治學界也一反一九九○年代初期昂揚的語調，底氣逐步潰散。就拿知名的政治變遷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的作品來看，從柏林圍牆倒塌、第一次波灣戰爭後推出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宣稱民主自由制度獲得最終的勝利到九一一恐攻後的《強國論》（State-Building），再到最近期的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儘管對於民主政治的樂觀不減，對於在民主之路上的波折，開始有更多的思考。

　　粗率來講，民主本來就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主旋律不是黨中央說了算。如果說，台灣第一個民主化階段是透過政黨競爭、言論自由，將權力下放到個人；那麼第二階段要提升的就是在不違反民主程序的前提下，凝聚共識，將施政的能量，再交還到執政者手上。只是在公民自主意識增高、政治權力日趨微型化、體制設計跟不上時代變化的諸多限制下，做起來實在不容易。

　　本書作者馬克．湯普森可不是關在研究室裡的空談理論家。他先後出掌英文世界兩大媒體，BBC與《紐約時報》，橫跨大西洋兩岸，從傳統的電視環境，一路迎向數位時代的挑戰。針砭時政、力道千鈞，視野、厚度洵非常人可以企及。

　　他在BBC時代最酷的決定是：拒絕讓他崇拜至極的喬治．歐威爾（是的，就是《1984》的作者，也是BBC的老前輩）銅像，放進BBC的廣播大廳，免得破壞他堅持的「公平原則」。次酷的事情是：頂住保守派的壓力，秉持言論自由的精神，硬是讓訴諸民粹主義、滿口胡柴的英國國家黨代表登上BBC論壇，自曝其短，間接導致這個偏激政黨的沒落。

　　尤其驚人的是：在他結束BBC最長的總裁任期後，帶領《紐約時報》，衝出全球付費數位訂戶超過兩百萬的佳績，跌破所有人眼鏡。二○一七年第四季，年增率還高達63％，在報業一片哀嚎的環境裡，繳出難以置信的成績單。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在這樣輝煌的工作成績裡，他還能完成這本書。從他每天看到的紛擾中，理出頭緒，旁徵博引，從亞里斯多德議論到習近平，勾勒出現代媒體的窘境與契機。還有更重要的：為建構一個更好的民主，公民該有怎樣的素養、如何分辨政治人物各有算計的語言，從泥沙俱下的諸多廢話、幹話中，撇去雜質，淘出具有含金量的訊息，作為決策的依據。

　　民主有百般不是，卻也有值得珍藏的價值。自由像是空氣，平素沒感覺；一旦進入大搞領袖崇拜，動輒祭出「傳習錄」的國度，又會念及它的呼吸順暢。只是要當好一個公民，挑兩句幹話嬉笑怒罵一番，卻絕對不夠。優質的民主，基礎一定是優質的公民。他或她，理性、容忍、開放，願意說服別人，也願意被人說服，懂得在道理面前，謙虛學習。沒人說當公民很容易、沒人斷定民主沒有崩潰的一天。但翻開歷史、看看周遭，如果找不到比民主更優越的體制，也只好打起精神，用知識作武裝，敞開心胸，面對挑戰。

　　邁向優質的台灣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麻煩您翻開這本書，讓我們出發吧。

　　迷失在字裡行間

　　二○○九年七月十六日，前紐約州副州長貝希．麥考伊博士（Dr. Betsy McCaughey），出現在佛雷德．湯普森（Fred Thompson）的廣播節目中，評論當年夏天最熱門的政治議題：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引發爭議的美國健保改革計畫。這個計畫試圖納入成千上萬沒有健保的老百姓。

　　二○一五年夏天過世的湯普森，始終是個旗幟鮮明的保守主義者，洞悉世情的老練與威風凜凜的氣質，跟著他從法律界一直到美國參議院。他忙裡偷閒，在好萊塢還客串過幾個角色，也頗獲好評。離開參議院之後，他主持廣播談話節目。二○○九年，歐巴馬健保被大卸八塊、惡言相向之際，他的廣播節目是保守陣營成千上百的宣洩口之一。

　　這其實不是麥考伊擅長的議題。她是哥倫比亞的歷史學博士（讓她得到了Dr.頭銜，聽起來好像跟醫學界有關），靠著非凡的智慧，從匹茲堡的平民家庭出發，成為美國右翼重要的公眾人物，被認為是健保政策的專家。

　　一九九○年代，民主黨嘗試改革健保，出師不利，她猛烈抨擊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健保，展現法庭辯論的凶悍氣勢。歐巴馬健保卻是迥然不同的提議——基礎原則反而接近共和黨的設計，或者曾經施行過的政策。更尷尬的是，歐巴馬健保跟密特．羅姆尼（Mitt Romney）擔任麻塞諸塞州州長期間的做法，異常相似。麥考伊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羅姆尼已經開始爭取總統提名，準備在二○一二年迎戰歐巴馬。

　　但是，麥考伊卻悍然不顧歐巴馬健保跟共和黨的主張，有思維上的血統關聯，仍然墨守意識形態的立場。在接受由律師轉任電台主持人的專訪時，她也不曾面對嚴謹的交叉檢驗。早在歐巴馬進入白宮之前，美國的政治已經向兩極分化，媒體議論政治，各有立場，選邊站。秉持反對意見的人，恕不邀請—但他們可能集結在另一邊的演播室，把自己帶進意識形態的舒適圈，作繭自縛，減輕面對衝突的危險。

　　就表面來看，這種遭遇戰也沒什麼——政治氛圍、名嘴、特定偏好與討論取向——罕見之處。但是在那一天，麥考伊卻發表了前所未聞的說詞。當時，歐巴馬健保計畫正送交國會審議，但她竟在草案的深處，找到了沒人注意卻暗藏凶險的提議：

　　草案爭議，不一而足，但我認為最駭人聽聞的規畫，出現在第四二五頁，其中規定，國會有強制權力⋯⋯每五年，要求健保參與者接受諮詢會議，告訴他們如何提早結束生命、如何斷絕營養與水分、如何接受收容照顧⋯⋯這是生死攸關的神聖議題。政府不應該介入。

　　這段談話有兩個地方必須說明。第一，指控不實。麥考伊說的法案，應該指的是一二三三條，並不是召開諮詢會議，強制「終結生命」。諮詢會議必須由投保人主動要求才能召開。草案設計的目的是把諮詢會議納入健保，由聯邦保險項目支付相關費用。

　　雖然麥考伊的評論純屬虛構——事實上也招來立即與果決的否認——卻無法阻止它搜刮眼下的現實利益。這牽連到第二個更有趣的重點。終結生命諮詢條款，在先前，曾經短暫獲得兩黨的初步支持。但在麥考伊語出驚人之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評論者與諸多共和黨知名政客，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約翰．貝納（John Boehner），便尾隨在她身後，展開一輪猛攻。論述開始膨脹。

　　電台主持人蘿拉．英葛翰（Laura Ingraham）引用她八十三歲老父親的反應，宣稱「我不想讓任何一個政府官僚告訴他，想當個好公民，就得接受怎樣的治療。越想越恐怖。」當部分右派評論者與政客，大肆嘲笑、揶揄一二三三條中的「神話」或是「騙局」成分——MSNBC的「早安，老周」（Morning Joe）談話節目—周．史卡波洛（Joe Scarborough）開始追進，將一二三三條說成「死神條款」——在政治光譜這一端的保守陣營，自然不認為麥考伊的說法是神話，一口咬定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八月七日，裴林在臉書上，貼文加入戰局，其中包括了這樣的敘述：

　　我所知道與深愛的美國，不會讓我罹患唐氏綜合症（Down Syndrome）的父母或子女，站在歐巴馬的「死亡陪審團」（death panel）前，讓他的官僚根據主觀的判斷，決定他們在「社會中的生產水平」是否值得接受健康照顧。這種健保系統根本就是造孽。

　　接下來的發展眾所皆知。隔沒幾天，這個新鮮炮製出來的「死亡陪審團」，立刻滲入美國的每個角落；狂熱的敵對陣營大力駁斥，卻在無意中造就了難以避免的結果，導致這個名詞更加流行。八月中，皮尤（Pew）民意調查顯示，有不少於86％的美國人聽過這個名詞，30％的人相信確有其事—其中共和黨人占了47％，另外20％的受訪者無法確定真假。

　　儘管一再否認，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執意相信，接受歐巴馬健保，等於接受強制性的「死亡陪審團」，蔓延趨勢難以遏止。幾個月之後，民主黨放棄了這項基本原則。二○一二年，歐巴馬政府再度觸及由健保支付「生命終結諮詢」的可能性，污名化的標籤頓時蠢蠢欲動，迫使提議迅速作罷。二○一五年夏天，當局宣布，經過深入的研究與諮商，健保傾向支付「生命終結諮詢」。可想而知的是：麥考伊立刻在《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上宣稱：「『死亡陪審團』捲土重來。」

　　一個誇大不實、極盡扭曲的名詞，完全與歐巴馬健保的核心理念沒有任何關係，卻改變了政治的軌跡。事實上，這是許多美國人在憶及健保辯論時，唯一有印象的焦點。老牌的保守派評論者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評論裴林的表現時，不減煽風點火本色：「這女士總是知道如何創造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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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齣政治鬧劇中，且把我們對於主角的觀點放在一邊，也暫且不管健保與政治，單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考慮「死亡陪審團」。什麼原因讓這個詞瞬間爆紅？為什麼這個名詞成功的形塑了健保辯論？更重要的是，這個現象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的公眾語言究竟怎麼了？

　　這個名詞的力量，很明顯的來自於它的壓縮（compression）。政治論點，只用了兩個英文字就很有力的表述出來，對於推特或者其他媒體來講，實在非常完美。比方說，二○○九年夏天，你從美國某個機場走出來，看到一台電視，「死亡陪審團」這幾個字眼，就非常適合嵌在有線電視新聞頻道螢光幕下方的標題色塊裡。你可能不知道出現在電視上的人，是支持還是反對歐巴馬健保，但你看到而且會記得的，就是那兩個英文字。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分析壓縮這個概念。「死亡陪審團」具有舉隅法（synecdoche）的效果。這種轉喻詞（metonym）是以部分代表全體。當我們聽到「死亡陪審團」這個詞，不單指一二三三條，也代表整體的歐巴馬健保。事實上，它還指涉了歐巴馬、他的政府以及他看待美國的視野。

　　你也可以用預辯法（proleptic）來分析「壓縮」這個概念：它想像某種未來的場景，卻以當下的情況呈現。麥考伊僅僅誤解草案，裴林卻補充了政治預測，描繪如下走向：民主黨推動的立法，建議賦予聯邦政府控制你與你家人健康的權力——控制生與死—遲早他們會創設一個機構，判定誰可以得到什麼。這就是所謂的「滑坡謬論」（slippery-slope argument）——如果他們的立法通過，到頭來，政府就會決定人民的生死。

　　這當然不是完整的論述，而是一種浮誇的修辭，直接跳到地獄般的絕境，激發大家對於生命的鮮活想像。預辯法的力量可以讓你忽略緊接著該有的推論步驟，其實已經默默消失。

　　這個句子在初登場之後，衝擊效應逐漸擴大的原因，得力於以下兩種似是而非的伎倆。

　　裴林在「死亡陪審團」前後，加了引號，好像她是從草案原文直接摘引出來的，「社會中的生產水平」亦復如是，一副是歐巴馬的用語，而不是她捏造出來的模樣，因此喚起大眾對於社會主義／官僚集團缺乏人性的恐懼。隨後因為同一陣營的保守派眾議員米歇爾．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片面解釋以西結．伊曼紐爾（Ezekiel Emanuel，支持全面健保的狂熱生物科技專家）說法，更強化了打擊的力道。足足半個世紀以來，對於美國健保改革的攻擊，始終不曾中斷，現今的批評只是傳統的遺緒之一。

　　舉例來說，一九四○年代中期，美國醫學學會（AmericanMedical Association）就形容杜魯門總統的全國健康保險是蘇聯版的「社會主義醫療」，但是「死亡陪審團」這個詞激發的卻是更黑暗的想像：二十世紀的優生學、安樂死計畫、死亡集中營裡的無奈選擇，而歐巴馬跟他的醫療官員，則是取代了納粹醫生。

　　如果我們側耳傾聽，不難聽到弦外之音。飽受煎熬的老年人，選擇放棄治療，於今看來，已經是相對保守的概念。裴林提起她罹患唐氏症的兒子崔格（Trig），標誌著她會把這個溫和的主張推到多遠、推到怎樣的極端：現在可好了，連年輕人都不放過。

　　這裡還有廣泛的意涵。面對公眾決策，一般美國選民或許可以很理智的歸納兩類問題：一種是牽涉到宗教、文化、倫理歧異的核心問題—墮胎與同性婚姻就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不過這些議題，基本上，是可以處理的。但我們要怎麼預防下一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如何保護美國抵禦茲卡病毒（Zika virus）的侵襲？經過深思，你或許會做出結論：健保改革的議題，恰巧落在這為難的第二類。

　　裴林意在言外。先前，她公開提及崔格，為的是連結她反墮胎的主張；而攻擊歐巴馬健保，也是相同的手法，暗示這是一場善惡力量的角逐。把她唐氏症的孩子扯進來，是試圖把墮胎引發善惡對立的爭議，移植到歐巴馬健保改革的戰場上。一講到墮胎，正反兩邊都認定沒有妥協的可能。健保爭議也是相同的處境，她說，你怎麼能跟屠戮你孩子的人妥協？

　　講到「死亡陪審團」，還有最後一個重點要補充。這個詞具有無限上綱（maximal）的特性：不管從哪個層面，它都表達了最強烈的語意。裴林宣稱，她所揭露的是不折不扣的謀殺共犯，推翻了反對意見中也可能有善意的假設—這是生死相搏的政治競技場，動用任何語言武器，都是公平的遊戲。修辭學並沒有驅散反倒助長了對政客的不信任，而且還相當成功。

　　也許「死亡陪審團」這個名字讓你汗毛直豎。也許你會覺得這是一種妖魔化或者醜化的修辭概念，但發現一般人無力抵抗這種粗俗誇張的表達方式，還是會讓你大吃一驚。修辭學就是為了特殊的時間地點，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受眾而設計的——完全是一種高度策略性、情境式的（contextual）藝術——訴求的對象未必是你。在特定的情境中，有特定的受眾喜歡聽，就會產生摧毀性的效果，就像是精密導引的攻擊武器，長程鎖定，一擊中的。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樣的修辭法是全然的失敗。它過於刻意，脫離現實，無視健保拉拒中困難的決策與利益交換過程。敵對方的意見如此精於算計、暗藏玄機，一般民眾非但不能輕鬆了解歐巴馬健保的政策選項，反倒讓他們如墜五里霧中。為了追求修辭的衝擊力道，在有意無意間，只得犧牲解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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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領導者、評論者、行動家，或者理帶同情，或者能言善辯，不僅從人民的情緒中汲取養分，甚或影響情緒的形成。結果呢？和平、繁榮、進步、不平等、偏見、迫害、戰爭，不一而足。公眾語言，因此，至關緊要。

　　而公眾語言、公眾論述（public speaking）早就有數百年研究、傳授、爭取的歷史，不過，過往絕不像今日能夠廣泛與輕易的散布。字句扔進虛擬空間，幾無秒差。他正在說這個、你正在貼那個、我正在回應。現在是數位資訊的年代，當然也是個公眾語言的時代，而且我們正歷經一場無與倫比、尚待開展、猶未定型的公眾語言蛻變。

　　我站在BBC與《紐約時報》的制高點上，看著全球金融危機逐步開展。我很訝異的發現，每個人—政客、記者、學者—都在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某些人受到的衝擊特別嚴重？解決方案是提出來了，政客或者促銷，或者排拒。每個月都有經濟數據發布。在各種媒體上，充斥著過量的新聞、評論與辯論。

　　林林總總的措施與訊息，很明顯的跟公眾脫節。不僅僅是一般老百姓難以測量這次危機的幅度—多數的政治與媒體菁英也是霧裡看花。許多人索性放棄了解現況的努力。菁英之間的討論，充斥著華麗的學術用語，即便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越來越多的人懷疑政客、商業領袖以及自認是專家嘴裡冒出來的每一個字。

　　遇險訊號層出不窮、形式各異。在許多民主政體，無論是現任領導者或執政黨，無論政策或政治取向紛紛中箭落馬。有的國家，民粹主義、仇外與種族主義趁勢崛起。
　
　　在這本書裡，我要設法澄清：問題不是出在任何一組演員太過脆弱，真正核心的關鍵是語言本身。我當然不是說，修辭學是策動政治與文化變遷的主要推手。但我們將會發現，修辭正是導致政治僵局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修辭一旦改變，公眾語言也會跟著變動。政治的危機，就是政治語言的危機。

　　二○一六年五月，正當英國糾結在脫歐公投的痛苦抉擇中，下議院財政部專責委員會（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譴責雙方誤導公眾，以不負責任的誇大語言，呈現他們所謂的「事實」；其實，在許多例證中，都暗藏了高度可疑的假設。

　　「我們必須制止雙方競相加碼渲染，以不實反擊不實的武器競賽。」委員會主席安德魯．泰利（Andrew Tyrie）這樣告訴BBC，「我認為這會誤導公眾，淘空政治辯論的基礎。」就這件事情來說，所謂的「雙方」，指的是這個國家首相以下的政治權力機構。

　　幾個星期之後，英國公投決定脫歐。這個驚人的逆轉，不只是大衛．柯麥隆（David Cameron，他在第二天宣布辭去首相職位）大吃一驚，就連傳統的英國菁英也不敢置信。攻擊移民的情緒性語言、「重拾主導權」的可疑承諾，竟然輕易擊潰一旦脫歐將導致重大經濟惡果的嚴正警告。經濟弱勢、憤怒與資深的國人，壓倒經濟寬裕、受過良好教育以及年輕的選民。英格蘭、威爾斯投贏了蘇格蘭、北愛爾蘭與倫敦市。

　　這些趨勢也未必僅限於文字。除了書寫、敘述的語言被無限上綱之外，新聞與政治的影像修辭，也被壓縮進精心拍攝與編輯的畫面中，不斷重複、技巧嫻熟，且有特定傾向。

　　我們可以把九一一大型攻擊事件，看成一件修辭的案例。在這個個案裡，飛機衝進摩天大樓，大樓隨即崩塌，也就是短短幾秒鐘的事情。雙子星代表西方的力量與價值，兩棟大樓的灰飛湮滅意味著某種可能性——力量可能瓦解，價格也會貶值。熊熊的火焰、崩裂的牆面、驚逃的人們、滾滾的煙塵，未來毀滅的場景，頓時搬到眼前。轉喻法（metonymy）、預辯法，無限上綱。

　　這種負面趨勢源自一股糾集了政治、文化與科技的力量——這力量超越單一意識形態、利益團體與國家機構。健康的公眾語言能夠把大眾與政治領袖連結在一起，是因為它有能力將老百姓拉進辯論中，導向更好、更受支持的政治決策。而公眾語言一旦喪失了解釋與激勵的力量，等於威脅到人民跟政治領袖的廣泛聯繫。我相信我們的民主政體就是碰到了這個麻煩。

　　這也就是公眾語言危機迫在眉睫的理由。冷嘲熱諷、實質內容逐漸流失、表達方式粗糙低俗，本質上，是一種讓人失望的文化現象——證明嚴肅的討論已經瘖然無聲，無力再舉。就我來看，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文化，而是在政治，特別是民主領域——危及它的合法性（legitimacy）、與歷史上其他政府體制相較的競爭優勢，最終破壞了民主的可持續性。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三卷，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認為語言的變化，導致雅典民主政體失靈，由暴民政治（demagoguery）進入僭主政治（tyranny）與無政府（anarchy）狀態的關鍵：人們用他們偏愛的方式界定事物，他說，「公認的字的定義」就此打破。在他的記述中，西元前六十三年的羅馬共和國喀特林（Catiline）危機，沙魯斯特（Sallust）請小加圖（Cato the Younger）指出哪些語言被誤用——特別是字與意義的聯繫，橫遭截斷——是對城邦的潛在威脅。社會，小加圖說，已經失去「事物的真名」（true names of things）。在十七世紀的英格蘭，經歷內戰的霍布斯，就相信這場戰爭的重要原因，源自於宗教的筆墨戰——由於印刷術盛行，使得小冊子滿天飛——最終產生了致命效果，侵蝕了國家秩序賴以存在的共同語言基礎。

　　民主崩解、無政府、內戰。對於西方世界的我們來說，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即便許多國家出現了分裂的、醜陋的徵兆，特別是關於移民、種族與國家主權的爭議；或者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烏克蘭、希臘與其他國家的景象，在在提醒我們：民間秩序與現代民主的結構與傳統，是如何的脆弱。決策者與大眾之間的誤解與不信任，也正逐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