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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主任委員 劉憶如
台大經濟系教授、前經建會主任委員 陳添枝
【推薦序】
扭轉失靈的新思維─陳添枝
二○○八年次級房貸風暴對金融管制和全球治理的思維產生巨大的衝擊，這本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的「史迪格里茲報告」，將是新思維形成中一份重要的文獻。
這次金融風暴規模巨大，影響深遠，而且最諷刺的是：風暴起源竟是自認為金融體系最健全、金融管制最完善，常常以自己為模範要求開發中國家效法的美國和歐洲。許多人把這次金融風暴和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相類比。在大恐慌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金融業採取嚴格的管制，以美國的格拉斯─史蒂格法（Glass-Stegall Act）為代表。這個嚴管強制的環境使金融業在此後半個世紀內沒出過什麼亂子，全球經濟的發展也獲得空前的繁榮。然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這個嚴格保守的環境開始被一步步地拆解，各種解除管制、鬆綁法規的措施，自美國開始逐漸流行於全世界。
解除管制的目的，是使資金的槓桿可以加大，資金運用的效率得以提高。槓桿加大勢必也使風險加大，但各種奇特的金融創新，似乎可以使風險消失於無形，或者使人相信風險可以維持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更重要的是，堅持不斷鬆綁的人認為，不論風險有多大，市場都可以吸納和調節；如果市場的交易者無法處理風險，這些人會自動被市場淘汰，因此存活的人都有承擔風險的能力，完全不需要替他們擔憂。史迪格里茲把這種意見稱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他們對市場的機能有無可救藥的信心。
史迪格里茲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是指出金融市場有非常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買方和賣方（或者借方和貸方）對金融商品隱藏的風險並無完全且一致的資訊，因此金融市場不可能是「基本教義派」所相信的有效率市場。在經濟學裡，當資訊存在不對稱的問題時，市場會出現「失靈」。次級房貸風暴就是典型的市場失靈。
一個失靈的金融市場，喪失了它的基本功能，無法有效導引資金的分配。晚近的金融市場，已經不是資金分配的市場，而是金融商品的市場，令人眼花撩亂的金融新商品使市場的交易量不斷擴大，交易頻率不斷增加，交易收入不斷膨脹，金融本身變成一個巨大的產業，占各國國內生產總額（GDP）的比率不斷提高。金融產業吸納大量的就業，提供高薪資的報酬和令人艷羨的分紅，但金融發達並不一定伴隨經濟的高度發展。
尤有進者，由於管制的放鬆、跨業經營的滲透和全球化的進展，使金融機構規模變大，寡占了全球市場，到達「大得不能倒」的地步，使道德風險難以迴避。經理人拿客戶的錢投資和交易，成功了便榮華富貴，失敗了就把爛攤子丟給政府，由納稅人買單。這次的經驗凸顯出一個失控的金融市場，不但沒有效率性，尚且沒有公平性。
此次風暴凸顯的第二個問題是全球治理的困境。史迪格里茲對於國際貨幣基（IMF）處理全球金融問題的能力和方法向來持疑，在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史氏即大力扞擊IMF的紓困措施是雪上加霜的行為，對受困國的脫困不但無助，而且有害。本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治理的最大難題是總體經濟的失衡。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短期資金的進出頻繁，各國央行均有大量儲存外匯以因應不時之需的必要，因此自一九九八年以來，外匯存底的總量大幅擴增，尤以亞洲國家為甚。外匯存底的擴增來自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必須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才能創造貿易逆差。寬鬆的貨幣政策伴隨著低利率，使美國得以大量借用亞洲國家的資源，但卻支付極低的報酬。
雖然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持有大量外匯存底的亞洲國家並不希望看到美元貶值，因為這會減損其外匯資產的價值，匯率因此失去調整貿易不均衡的功能。IMF如果沒辦法提供各國在國際收支失衡時必要的融資，而且在提供協助時不附帶「處罰條款」，則現在各國大量儲備外匯的自力救濟行為不會停止，全球經濟的失衡也就無法獲得矯正。由此觀之，美國最近在二十國集團（G20）會議上呼籲亞洲國家控制其貿易收支順差的同時，如果不對全球外匯準備的機制有根本的變革，恐怕不易獲得支持。
次級房貸風暴無疑是近代經濟史上的大事，經濟學者被批評何以未能預見風暴，未能消弭風暴於未發生之時。但事實證明，經濟學者或許未預知風暴，但確實知道如何處理風暴，這無疑是一九三○年代大恐慌的慘痛歷史得來的教訓和新知識的累積的結果。此次風暴相信也可以帶來新的教訓和啟示。經濟學畢竟是入世的學問，如果不能解決世間的問題，其價值即不存在。本書展現一群傑出的經濟學者（還有政治、社會學者等）對一件歷史大事的解析和前瞻，值得一讀。
（本文作者為台大經濟系教授、前經建會主任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