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直指核心的經濟解方 朱敬一
在我所認識的所有經濟學家，甚至是所有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中，史迪格里茲是我認為最聰明的一位。怎麼判斷一個人聰不聰明，很難以具體標準來描述；但是，從這本書的鋪陳敘述中，讀者當能概略看出史氏的知識深度與見解。以下，讓我做一些整理分析：
一、史氏幾乎是當今經濟學界唯一在各個領域無一不通的大師。他是以「資訊不對稱」的研究貢獻榮獲諾貝爾獎，但除此之外，由書中各章討論也可看出，他也觸類旁通貨幣銀行、國際金融、總體經濟、財政學、財務金融、經濟發展、勞動經濟、所得分配等各個面向。這本書的分析雖只是經濟學科普的水準，但史氏在前述每一個領域的專業論文，其質其量都堪稱「超級大師」。我敢說，在經濟學泰斗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去世之後，沒有第二位經濟學者寫得出這麼寬廣深刻的經濟學科普評論。
二、一個人的知識能量，絕對有九○%以上來自於博士學位之後的自我學習。史氏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的時間並不長、修習的課也不比其他人多；之所以能如此博大精深，就是因為他學什麼會什麼、讀什麼精什麼。這種天賦異稟，不歸諸於過人的資質，實在很難有別的解釋。此外，每遇到龐雜專業的課題，史氏經常能以直觀透視，回到問題的根本核心，提出「銀行原本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要有遺產稅？」「一人一票代表中位數、一元一票代表什麼？」「衍生性金融到底為社會創造了什麼？」「破產法的設計原意為何？」這些基本問題。大多數人在紛擾中頭昏眼花，史氏卻能在雜亂中直指核心，這也是一種少之又少的聰穎能力。
三、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平等」，尤其是最頂端一%的人對其餘九九%的人之間的不平等。為此，史氏批稅制、批社福、批政策、批芝加哥學派、批政客，真的是豁出去似地批判。同樣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壓力，台灣卻是截然不同。我們的社會壓力，似乎只呈現在勞工與軍公教階級之間。這兩個階級無論如何都只是中間族群，恐怕連前一○%都排不上。我們的社會花了絕大多數的版面，在同被最頂一%擠壓的「受害人」之中，硬是要求受害人之間的平等，卻對頂端一%是否有受到過佳待遇不加著墨，真不知是合乎理性、抑或呈現某種扭曲，值得社會省思。
美國有這樣一位頂著諾貝爾光環的知識分子，但台灣有類似社會聲望的學者，在探討勞工與軍公教間的矛盾之餘，有沒有為九九%的人說些話呢？若是沒有，是否表示他們早已被那一%的富人「同化」了呢？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經濟學界最聰明的人所寫的時事性科普」，內容豐富而精采、說理直觀而深刻、批判直接而到位。我曾經寫過一篇雜文，描述薩繆爾遜教授是「經濟學界第一人」。如今薩氏已經去世，那「天下第一」的頭銜，個人認為非史氏莫屬。
不過，閱讀絕頂聰明人所寫的文章，讀者可得有些耐性。天才的思考快速而跳躍，下筆亦然。有些推理天才認為理所當然，但凡夫如我者還要加以琢磨才能體會，建議讀者在研讀時要加些耐心。另外，天才思考常有跳躍，他們跳一小步，凡夫如我者要跨越百米才跟上，這點也要請讀者有心理準備。
大師出手，就是大格局、大視野、大論述、大方向。我不但在理性上推薦，在感性上也有一份「樂見他邦知識分子」的喜悅。
（作者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中央研究院院士）
推薦序二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 南方朔
普雷斯曼（Steven Pressman）教授在所編的《歷史上的五十大經濟學家》（Fifty Major Economists）一書中，將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列名其中。
該書介紹了史迪格里茲的生平、學術貢獻和個人特質。他的母親是新政民主黨員，對小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改革至為推崇。他的父親則是為「傑佛遜式」的民主黨員。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使得史迪格里茲對政府應該為善的職能有極大的期許，並使他成為經濟學家中極有道德責任感的一位。而在專業的學術上，他最大的原創貢獻乃是在資訊經濟學上。他早就指出，市場的完善必須立基於資訊的完善。但事實上，資訊的不對等和不完善司空見慣，因而造成了市場交易甚至總體經濟策略決定的不斷錯誤。這也使得他成了經濟學家裡批判市場和總體經濟學最著名的旗手。他是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之間面對經濟危機時，最有力的「新凱因斯總體經濟學派」的掌門。
史迪格里茲在一九九三至九七年間，曾任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在九五至九七年間甚至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白宮經濟顧問的這段期間，由於參與決策，對現實的上層經濟運作知道的多，他那種嫉惡如仇的本性即開始顯露。他認為，美國有強大主控力的「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所做的都是為了美國的金融社群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有助於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幫助別國解決經濟問題。為了這個原因，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也因如此，他遂於一九九七年辭去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同時獲聘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儘管換了跑道，但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衝突卻仍持續。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是幫助窮國脫貧，但在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干預下，卻對窮國貸款課以高利率，使窮國處於債務違約的風險中，惡化了窮國的問題。
對此，史迪格里茲批評得不遺餘力；而對一九九○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他也批評國際貨幣基金對亞洲國家提高利率、造成大量公司破產倒閉之過。因為他對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不斷的批評，使得美國財政部不斷向世界銀行施壓，要他靜音。由於他受夠了這種政治壓力，於是二○○○年他離開了世界銀行，重返校園，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二○○一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由上面的簡述，可見史迪格里茲可說是近代經濟學界少有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經濟學家。他對理性的個人、非理性的市場有著卓越的洞見，這在以前經濟問題尚未累積成重大危機的時候，人們或許將他的見解看成是一種經濟學家的學派之見。但自從二○○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及全球經濟危機日益沉重，經濟圈和一般的知識界才發現到，當今的危機其實早已在他的總體經濟學中有了洞澈性的預見。這也是近年來他每有著作問世，世人都普遍重視的原因。
在我的知識標準裡，他已是近代天王級的政治經濟評論家。最近他出版的《不公平的代價》可以說即是一部政治經濟與社會評論的經典著作。本書條理清晰，思想深刻銳利，最難得的是，書中洋溢著高度的道德責任意識。他在本書第七章，甚至用了「流氓資本主義」這樣的名詞，來形容當今美國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如何的在劫貧濟富、製造社會的不公平。由這個名詞可以看出他的義憤！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指出，近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不均在日益惡化中。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前，頂層一%的人口取走總國民所得增幅的六五%以上。到了二○一○年，美國要努力站起來的時候，一%的人取走了經濟復甦額外創造的九三%的財富。企業執行長的一年薪酬與一般勞工相比為二四三比一，頂層一%一個星期的所得比底層五分之一人口一年所賺還多了四○%；至於頂層○．一%一天半所賺幾為底層九○%一年所賺；所得最高二○%的人，他們全部總所得比底層八○%的人加起來還多。由於貧富嚴重不均，窮人疏於照護，美國人的預期平均壽命為七十八歲，遠低於日本的八十三歲；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比古巴、白俄羅斯及馬來西亞還高；二○一○年美國窮人比例為一五．一%，高於二○○七年的一二．五%。
這種貧富懸殊目前已被跨代遺傳，好學校的學生只有九%來自人口的下半層，七四%則來自頂層的四分之一。根據今年大選時的統計，美國的累積國債在歐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已由一○．六兆美元增至一六．二兆；美國的名目生產率是八%左右，有一千兩百萬人正在找工作而無業可就，但實質上還有另外的六百萬人已因長期失業而退出了勞動市場，這兩者相加，美國的真實失業率應該已到了一二%的水準，特別是青年的失業率已到了四○%的水準；而美國人領取政府糧食券維生的家庭，已由四年前的一千四百五十萬戶增為二千二百五十萬戶。美國雖然不振，但二○一二年的第三季仍有二%的成長率，但國民每週平均薪資，名目上是七五一．二二美元增至八一一．一五美元，但若扣除通貨膨脹，其實是減少了一%。
因此，由上述的硬數字，可以看出美國的貧富差距是在擴大之中；由於貧富差距的遺傳以趨固定，以前的人相信美國是個機會無限的「幸福寶地」之說已不再可能。美國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度，而是「一%有、一%治、一%享」的社會，而由貧富的動態演變，可以說那極富的○．一%或一%，他們財富的增加乃是以極大多數人財富的減少為代價而造成的，這已是在劫貧濟富。這也是史迪格里茲將當今的體制稱為「流氓資本主義」的原因。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揭櫫了美國貧富不均的這個課題。但美國貧富不均的擴大，隨著「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展開，早已人盡皆知。任何中等程度的新聞工作者，都不難對此侃侃而論，犯不著由史迪格里茲這樣的大家出手。於是，便進入了本書的核心部分，他那種「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政經病理學的分析，而這正好是史迪格里茲學術專業的核心。
在學術上，他最大的貢獻乃是市場的不完善性，而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資訊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由於資訊即是權力，因此在經濟社群裡，最富的人擁有完全不符比例的超大特權。大銀行可以從事欺詐性或掠奪式的貸款，可以推出欺詐式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可以推動暴利形同掠奪的信用卡。除了這種藉著資訊壟斷而牟取到的暴利外，他們還可藉著龐大的財力而進行政治遊說，使政府自動放棄監督的責任，甚至透過政府的公權力而獲得種種補貼和利益輸送。人們所謂的「市場自由競爭」事實上早已不存在。這都是造成「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關鍵，也是金融海嘯發生的原因。
因此，在本書第二章到第六章對「市場失靈，政府失能」所做的病理診斷，乃是我讀過的最有知識縱深、也最吻合現實的深度批評。他將控制了經濟資訊權的極少數富人企業高層，如何濫用權力、牟取不當利得的行徑一一指出。例如企業高層如何藉著規避責任，以酬勞議價的方式獲得千萬甚至上億的年薪；如何透過權力的運作以保持壟斷來獲取利益；如何透過資訊的不對等來向窮人進行詐欺，以及透過遊說參與甚或主導政府的角色，來制定對他們有利的遊戲規則，使他們獲得動輒千百億元的補貼暴利和特許權益，並享盡稅法上的優惠利益。他在這方面的分析，甚至政治批評家都沒有他的深度和廣度。
最近我讀到哥倫比亞大學另一位著名學者薩克斯（Jeffrey D. Sachs）教授的新書《文明的代價》，書中指出，美國銀行家、大公司等特殊利益關係的遊說其實是已到了極恐怖的程度。例如二○○七年時，有一百八十八名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再不幹議員後已正式轉任遊說客。而在一九九八至二○○四年間，半數卸任的參議員、四二%的卸任眾議員都成了遊說客。另外，有三千六百名國會助理當了遊說客。二○○八年的一項調查指出，布希政府時的官員有三百一十人、柯林頓政府時的兩百八十三名官員都改行遊說。大公司的老闆高幹和政治權貴早已混合為一。這時候再說什麼「政府有能」，早已成了空談；「政府失能」已成了常態。
本書在做了病理學分析後，最後的四章乃是從人類宏觀的角度，根據他的政治經濟學見解來談可能是本書最重要的部分了。包括法治的重建、總體經濟中的赤字與就業、倫理學的重新重視，以及如何走向未來等重大的改革方向。
近年來，世界上普遍都已出現一種新主張，就是自從一九八○年代以來，這個世界已經進入新的貪婪自私年代；官吏的貪污及官商勾結加重，有錢的老闆高幹則多行不義，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危及經濟的成長，促成了民主認同的倒退。因此，知識界已在呼籲一個「新的進步主義時代」，而史迪格里茲這本著作就是這股趨勢下的重量著作。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從本書中獲得極多啟發！
（作者為政論家、社會觀察家）
推薦序三
不公平的危機 彭明輝
這是一本我期待已久的書，它深入淺出地談值得每一個人關心的事：政府可以做什麼來突破景氣的低迷、改善貧富差距，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在這本書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用容易理解、又難以辯駁的方式告訴我們，財團如何扭曲市場機制，以不公不義的方式斂財，終而造成市場效能的逐漸低落，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他也告訴我們，政府如何被財團把持，天真的經濟學家又如何枉顧理論與現實的差異去為財團辯護，捍衛各種不公不義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告訴我們：不要被經濟學家恫嚇，許多我們良心上認為對的事，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也確實是對的，兩者並不牴觸。
過去三十年來，芝加哥學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論述當道。他們許諾我們，把一切經濟問題交給市場去決定，世界就會更繁榮；如果通過稅賦或任何政府手段去干預市場，就會造成社會總財富的縮水與失業的擴大。這些經濟學家也在我們腦袋裡植入了違背人道主義的新信仰：開放市場競爭，放心地讓弱勢產業倒閉，失業員工會因而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不要同情窮人而用社會福利資助他們，那將會吃垮國家財政，債留子孫；「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情窮人就是對自己殘忍。
「新自由主義」的許諾如今都落空了，但是它對人類善良信念的破壞卻很難被修補起來。過去三十年來，美國的所得增長悉數被頂層一○% 的人吃掉，其他九○% 的人所得甚至是負成長！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許多經濟學家都無法再否認一個事實：過去三、四十年來，這個世界在經濟學家的治理下愈來愈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漠視真實世界和經濟學理論（完全競爭的完美世界）之間的差異。
理論上，《國富論》裡那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將使利潤趨近於零，而每個人所分得的財富恰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但是，現實世界裡的財團必然會想盡辦法扭曲市場，以便將其利潤極大化。其手段包括各種合法與非法的壟斷機制，以及官商勾結。史迪格里茲說出了我們懷疑已久的事實：「社會精英和銀行家能有那麼多的財富，似乎來自他們能夠且願意損人利己。」「雖然或許有根本的經濟力量在運作，政治卻塑造了市場，而且是將它塑造得犧牲其他人以圖利頂層。」「美國的不少分配不均是市場扭曲的結果，不是針對創造新財富給與誘因，而是給人誘因從別人那裡取走財富。」
要解決這個病根，史迪格里茲開的藥方是：政府必須「設計各種政策（財稅和法令規定），使得私人誘因和社會報酬取得一致。」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選民與納稅人必須要有辦法充分監督政府與立法，才能制止財團對市場的扭曲，而使現實世界裡的市場運作與財富分配接近理論上的完美預期。
面對台灣各種不公不義的財經與產業政策，以及枉顧人道立場而為財團撐腰的經濟學論述，我希望台灣每一個人都可以抽出一些時間來讀史迪格里茲的這本書，讓我們了解經濟學教科書跟真實世界的差距，也藉著這本書的撐腰讓我們再度義氣凜然地對各種不公不義的制度說：「不！」
（作者為知名作家、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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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