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當時,我坐在高麗航空(Air Koryo)一五二班機上,準備飛往平壤。這算是我第六次去北韓首都,不過,自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上任以來,卻還是第一次。那天是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以記者身分前往北韓,向來是既令人著迷、又令人沮喪的奇特經驗,但這趟旅行超現實的程度前所未有。
我呢,就坐在瓊.安德遜(Jon Andersen)旁邊。安德遜是舊金山來的職業摔角手,擂臺綽號「強人」(Strong Man),著名招式包括跳水式碎頸摔(diving neckbreaker)、金剛式平舉墜擊(gorilla press drop)。
那天搭機,有個乘客想要我在經濟艙的位子,以便和朋友坐在一起,所以最後我換到商務艙(你沒看錯,共產國家國營航空也分階級的),隔壁就坐著安德遜。我們在紅座椅上坐好。這架伊留申噴射客機年久陳舊,座椅頭枕上裹著白色網眼布,底下則是金色錦緞座墊,看起來就像阿嬤家客廳放的扶手椅。
安德遜和另外兩位美國摔角手一樣,過了選手生涯的黃金時期後,在家鄉榮光不再,於是飄洋過海到日本,靠著他們魁梧的身型再次成為超級吸票機。在那裡,他們雖甘於平凡的名氣與收入,卻也仍留在市場上尋找新機會。因此,他們三人正準備接下一項絕無僅有的任務:破天荒第一屆平壤國際職業摔角比賽。這場武術綜合賽事在週末兩天舉行,由安東尼奧.豬木(Antonio Inoki)籌辦。豬木是日本摔角手,生得一副闊長方正的下巴,致力於透過運動促進和平。
我們起飛後,安德遜告訴我,他對北韓很好奇,想要越過美國媒體的陳腔濫調,親眼看看那裡真正的模樣。我實在不忍心告訴他,迎面而來的將是經過數十年精心打造的假象,為的就是確保北韓的真正模樣不被任何訪客看到。既遇不上未經安排的邂逅,也吃不到庶民家常的食物。
我後來再次見到安德遜時,他身穿一件萊卡黑短褲(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內褲),屁股上還堂堂印著「強人」(STRONGMAN)字樣。在平壤柳京鄭周永體育館(Ryugyong Chung Ju-yung Gymnasium)中精選出來的一萬三千名北韓觀眾面前,他輕輕鬆鬆拿下勝利,擴音系統隨即響起刺耳的讚嘆:「他是男子漢。」
安德遜不穿衣服時看起來更龐大了。我看著他的肱二頭肌和大腿肌,震撼得倒抽一口氣。那些肌肉繃得鼓鼓的,就像香腸肉塞得外膜快要爆裂般,簡直要突破皮膚逃走了。我只能想像北韓人有多麼震驚,他們許多人曾經歷饑荒,眼睜睜看著數十萬同胞餓死。
過了一會兒,一位更壯碩的摔角手罩著綴有亮片和羽毛的披風現身。鮑勃.薩普(Bob Sapp)這身打扮是為了懺悔星期二(Mardi Gras),而不是為了隱士王國(Hermit Kingdom)。
另外兩個日本摔角手個頭小得多,而當這兩個美國人朝他們暴衝,安德遜大喊:「幹掉他們!」
此情此景如同我在北韓見過的一切,人費解——心狠手辣的政治煽動分子的家鄉,正上演一齣美式鬧劇。觀眾席上的北韓人熟知受騙的滋味,沒多久,他們頓時明白這一切都經過精密編排,與其說是體育活動,不如說是娛樂節目。看出這一點後,他們開始取笑臺上誇張的演出。
我呢,卻幾乎分不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了。
距離我上一次來北韓已經六年了。那是二○○八年冬天,我來這裡採訪紐約愛樂交響樂團(New York Philharmonic),而我還覺得那趟旅行將成為歷史的轉捩點。
當時,美國聲望最隆的管弦樂團,正要在以仇視美國為基礎而建立的國家演出。在舞臺兩側,美國國旗和北韓國旗宛如兩面書擋,各自豎立成排,而管弦樂團就在臺上奏起喬治.蓋希文(George Gershwin)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An American in Paris)。
「有一天,作曲家或許會譜寫出一首〈美國人在平壤〉(Americans in Pyongyang)。」在劇院裡,樂團指揮洛林.馬捷爾(LorinMaazel)這麼告訴北韓人,接著,他們開始演奏令人心酸的韓國民謠〈阿里郎〉(Arirang)。即使這群平壤居民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卻顯然也深受這支樂曲感動。
然而,轉捩點始終未曾到來。
同一年,北韓「敬愛的領袖」金正日(Kim Jong Il)在一次中風發作後虛弱不已,幾乎丟掉性命。從那一刻起,北韓政權就只把全副心思放在一件事情上:確保金氏王朝完好無損。
檯面下的計畫正悄悄成形,準備將時年僅僅二十四歲的么子金正恩,擁立為北韓下一代領導人。
而北韓還要再過兩年,才會對外宣布這位年輕領袖的加冕儀式。當時消息一傳出,有些分析家還指望金正恩(Kim Jong Un)成為一個改革者。畢竟這個年輕人曾在瑞士求學,遊歷過歐美國家,又曾接觸資本主義,理所當然會試著將其中一些思維引進北韓吧?
二○○○年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在敘利亞即位成為總統時,我們對這位在倫敦受過教育的眼科醫師,也曾懷著相似的期許;二○一七年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在沙烏地阿拉伯掌權後,先是造訪矽谷,接著又允許女性開車上路,同樣引起外界對他的殷殷盼望。
南韓首爾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長期研究中國的專家魯樂漢(John Delury)認為,金正恩也像他們一樣,在一開始表現出正面跡象。魯樂漢留神注意各種徵兆,想知道這位年輕領袖能否為北韓帶來改革與繁榮,一如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
然而,當時多數人抱持的是另一種樂觀態度——認為極權時代不久就要終結了。
從鄰近的南韓首爾到遠在美國的華府,許多政府官員和分析家都大膽預測(有時是竊竊私語,有時是高聲叫嚷),北韓將出現大規模動盪、大量人口外流到中國、軍事政變,以及政權瀕臨瓦解。這些唱衰的論調背後都有一種共通的思維:北韓政權移轉當然撐不到第三代姓金的極權領袖即位,更別說他年僅二十多歲,在奢華的歐洲學校受過教育,還是NBA芝加哥公牛隊(Chicago Bulls)球迷——一個據悉沒有軍政背景的年輕人。
車維德(Victor Cha)擔任過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對北韓交涉的首席談判代表,曾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大膽預言,金氏政權不出幾個月(若非幾週內)就會瓦解。
車維德大概是說得最斬釘截鐵的人,但絕不是只有他這麼想。當時,多數北韓問題觀察家都認為極權時代即將告終,還有廣為流傳的懷疑論指出,金正恩就是幕後推手。
而我也半信半疑,無法想像金家第三代領導下的北韓是什麼模樣。數年來我持續追蹤,從極近或極遠的距離觀察北韓。二○○四年,我成為《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派駐首爾記者,負責報導南北韓事務,從此長久癡迷於研究北韓問題。
接下來四年裡,我前前後後又去過北韓十次,其中有五次是去平壤採訪。我參觀過用來憑弔金氏領袖的紀念碑,也訪問過政府官員、企業主管和大學教授——無論何時,都有甩也甩不掉的政治監管人員同行。他們在場的目的,就是確保我看不到任何不妙的東西,以免對眼前精心布置的場景起疑。
而我隨時都在搜索真相的蛛絲馬跡。儘管金氏政權極力掩飾,卻還是可以輕易看出這個國家敗絮其中,什麼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樣。經濟運作幾乎停滯,人民眼中的恐懼再也不容忽視。二○○五年,我站在平壤體育館(Pyongyang stadium)裡,距離金正日僅約四十六公尺,耳裡傳來周遭為他鼓掌的聲音,聽起來就像罐頭掌聲。
這套體制不可能撐到第三代還存在吧。可能嗎?
然而,預言將出現大規模改革的專家錯了,預言政權即將瓦解的人錯了。我錯了。
***
在睽違朝鮮半島六年後,二○一四年我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特派記者的身分,再度踏上這塊土地。
我駐外數個月後,距金正恩成為終身領袖也將近三年了。就在那時候,我跑去平壤採訪職業摔角錦標賽——記者為了拿到北韓簽證都得這麼做。
結果我大吃一驚。
雖然我知道首都平壤正大興土木,卻沒料到規模如此浩大,在市中心似乎每隔一條街,就有一幢新的公寓大廈或電影院正建起來。以前來連看到曳引機也覺得稀奇,但轉眼間到處都是卡車和吊車,在幫身穿橄欖綠軍服的人蓋房子。
從前我走在這兒的街上,即使招搖著一張罕見的外國面孔,卻還是誰也不多瞧我一眼,只會一個勁低著頭走過我身邊;現在,城裡的氛圍沒那麼緊張了,市民穿得比較體面,孩子在新溜冰場上溜直排輪,整體上氣氛變得更加輕鬆。
然而,在如櫥窗般用來展示富庶的首都中生活,無疑仍是一片愁雲慘霧:年久失修的無軌電車依然長長排成好幾列;依然有眾多身形佝僂的老太太駝著巨大的布袋;觸目所及依然沒有半個肥胖的人,連勉強稱得上豐腴的也沒有——唯有那位大人例外。不過,作為維繫金正恩政權的權貴巢穴,平壤顯然不是什麼搖搖欲墜的城市。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成立七十年後,我沒看到這個共產主義幌子出現任何敗亡的跡象。
在那七十年裡,還有許多獨裁暴君崛起當權,世所共睹。他們為了滿足私利不惜折磨人民,包括: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波布(Pol Pot,柬埔寨前赤棉領導人)、伊迪.阿敏(Idi Amin,烏干達前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伊拉克前總統)、穆阿邁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利比亞前領導人)、費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菲律賓前總統)、莫布杜.塞塞.塞科(Mobutu SeseSeko,剛果前薩伊總統)、曼紐爾.諾瑞嘉(Manuel Noriega,巴拿馬軍事領袖)。其中有些是意識形態倡導者(ideologue),有些是竊國統治者(kleptocrat),還有更多兩者皆是。
其他地方甚至出現家族獨裁的情況:在海地,「爸爸醫生」(Papa Doc)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cois Duvalier)把權位傳給兒子「娃娃醫生」(Baby Doc)讓-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在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塞德(Hafez al-Assad)把領導權交給兒子巴夏爾;在古巴,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安排弟弟勞爾(Raul Castro)接掌大權。
話說北韓三位金氏領袖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金家把持國柄日久天長。光是金日成(Kim Il Sung)統治期間,從哈利.杜魯門(Harry S. Truman)到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美國就歷經了九任總統,而日本也換過二十一任首相。此外,從毛澤東逝世後算起,金日成多活了將近二十年,在史達林逝後更多活了四十年,而北韓至今也已經比蘇聯存在得更久了。
我想弄清楚這個年輕人及他繼承的政權,是如何扭轉劣勢反敗為勝的。我想極盡所能找出線索來了解金正恩。
因此,我開始和每一個曾見過他的人談話,追查這位最神祕莫測的領導人的相關情報。這項工作十分棘手:接觸過他的人本來就少之又少,即使找出這麼一群人,其中稱得上和他相處過的人更是寥寥無幾。話雖如此,我還是不放過任何可能尋得的見解。
我找出金正恩的阿姨與姨丈,兩人在他於瑞士求學時曾擔任監護人。為了尋找關於他青少年養成時期的線索,我前往瑞士首都伯恩(Bern),不但坐在他住過的公寓外頭,也去他以前的學校走一走。
我在日本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Japanese Alps)上一家髒兮兮的餐館裡,和窮愁潦倒的廚師藤本健二(Kenji Fujimoto)一起用過兩次午餐。藤本曾是金正恩父親的御用壽司師傅,也曾像兒時玩伴般侍奉這位未來領袖。我也跟偕同NBA球員丹尼斯.羅德曼(Dennis Rodman)前往北韓的隨行人員談過,這才知道當時有人酒醉失態,還表現得不太得體。
然後,一聽說金正恩同父異母的哥哥金正男(Kim Jong Nam)命喪吉隆坡,我立刻就跳上飛機,趕到幾小時前他才剛被暗殺的地點。我在停放金正男屍體的太平間外候著,眼看氣沖沖的北韓官員來來去去,接著又跑去北韓大使館,才發現他們被記者煩得忍無可忍,竟然真把大門門鈴的按鈕給拆了。
後來,我還找上金正男的表姐。這個女子實質上就像金正男的親姐姐,脫北後長期和流亡異鄉的他保持聯繫,過去二十五年來,已經以全新的身分過著全新的生活。
接著迎來二○一八年一片狂熱的外交氣氛,突然間,要把曾和這位北韓領袖打交道的人找出來,變得容易多了。
金正恩和南韓總統文在寅(Moon Jae-in)及美國總統唐諾.川普(Donald Trump)分別召開過幾場高峰會,其間南韓與美國都有人協助安排並到場出席。於是,我去訪問那些曾在平壤和金正恩交談的人,當中從南韓歌手到德國體壇官員都有。在新加坡,我眼睜睜看著他的車隊快速駛過我身邊。我努力從他人和這位謎樣君王的任何邂逅中,一點一滴蒐集任何有助於理解他的資訊。
不僅如此,我也再三詢問北韓駐聯合國外交官,能否允許我訪問金正恩。這群文質彬彬的官員一同住在紐約東河(East River)羅斯福島(Roosevelt Island),有時我們戲稱他們是紐約社會主義共和國。話說我的主意雖然成功機會不大,卻還不至於徹底瘋狂,畢竟金日成於一九九四年去世前不久,也曾跟一批外國記者共進午餐。
所以囉,每一回見面,我都會問上一問——我們總是約在曼哈頓中城(Midtown Manhattan)一家牛排餐廳吃午餐,而他們總是點四十八美元一份的菲力牛排,不點當日特餐。每一回,我都惹來一陣哄堂大笑。
我最近一次提出這項請求,是在二○一八年年中,川金高峰會過後一個月。而負責面對美國媒體的大使李容弼(Ri Yong Phil),是個八面玲瓏的外交官,當時他取笑我說:「你作夢比較快。」
但我沒作夢,倒開始聽說在粉飾太平的首都之外,也就是北韓政權不許我造訪的地帶,現實光景是如何天懸地殊。我找到一些熟知金正恩的人,他們不曾親身接觸他,而是透過他推行的政策認識他——曾在金正恩統治下生活並成功逃脫的北韓人。
我專職報導北韓那幾年裡,見過許多(或許甚至有數百人)逃出金氏國家。他們常被稱為「叛逃者」(defector),但這個詞暗示他們逃離金氏政權是不正當的行為,所以我不喜歡。我偏好用我偏好用「脫北者」(escapee)或「難民」(refugee)來稱呼他們。
現在要找到願意談談的人愈來愈困難了。其中一個原因,是金正恩在位年間加強邊防,國內生活水準又不斷提升,導致脫北潮減緩到只剩零零星星。另一個原因是,脫北者愈來愈期望用證詞交換酬金,但我在職業倫理上絕不這麼做。
然而,透過一些協助北韓人逃跑或安居南韓的團體,我順利找到數十名願意無償受訪的人。他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些是在平壤享受過榮華富貴的官員與商人;有些是在邊境靠買賣維生的老百姓;還有一些人,只是犯了芝麻綠豆大的小罪,就被政府關進慘無人道的監獄。
當中也有人曾看好這位年輕領袖,覺得他會帶來積極改變;對於他發展富庶鄰國所沒有的核計畫,也有人依舊感到自豪。
我在南韓見了其中一些人,通常約在他們一天工作完後,到他們所在的衛星郊區,找一家廉價燒烤餐廳。我也趁著一些人在凶險的逃亡之旅上短暫停留時,前往寮國和泰國濱臨湄公河(Mekong River)一帶,在陰暗骯髒的旅館房間內,坐在地板上和他們談。
最危險的是,我還跑到中國北方見過幾個人。中國把脫北者當經濟移民來對待,也就是說一旦被抓到,他們就會被遣返北韓接受嚴懲。儘管如此,這些脫北者依然躲在租借的公寓中,勇敢告訴我他們的故事。
經歷了橫跨八國、超過數百小時的多次訪談,我總算拼湊出這幅名為金正恩的拼圖。
而我開始明白,對至今仍困在北韓的二千五百萬人民來說,前景並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