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想你，媽媽：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限量燙金簽名版）

得獎紀錄：作者歷年獲獎紀錄：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

2013年，德國書商和平獎

2013年，法國梅迪奇獎散文類

2011年，波蘭安格魯斯中東歐文學獎

2011年，波蘭卡普欽斯基報導文學獎

2007年，荷蘭國際筆會言論自由獎

2006年，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

2002年，義大利Sandro Onofri文學獎

2001年，德國雷馬克和平獎

2000年，德國年度最佳廣播劇獎

1999年，法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世界見證獎

1999年，德國Alfred Toepfer基金會赫爾德獎

1998年，德國年度最佳政治書籍獎

1998年，德國萊比錫歐洲圖書獎

1998年，俄羅斯防衛公開性基金會年...

他們全身粉紅地躺在木炭上面……

卡佳．柯洛塔耶娃，十三歲。

現在是水利工程師。



讓我來告訴你那種味道……戰爭散發出的味道。

戰爭爆發前夕，我六年級畢業。當時，學校裡有這樣的規定，從四年級開始，所有學生都要通過考試才能升級。於是，我們通過了最後一場考試。這是六月，而一九四一年五月和六月，天氣還很冷。我們這裡的丁香花往年都會在五月盛開，但那一年到了六月中旬它們才開花。就這樣，戰爭開打的那段時間，總讓我聯想起了丁香花的香味；期間還混雜著稠李花的氣息……對我來說，這些樹木散發出的香氣就是戰爭的氣息。

我們住在明斯克市 ，我也在這裡出生。父親是軍樂隊指揮，我跟著他參加過不少閱兵典禮。除了我，家中還有兩個哥哥。當然，他們都非常喜歡我、寵愛我，我是家中的老么，何況還是個小妹妹。

夏天馬上就要到了，很快就是暑假，這是讓人非常快樂的日子。我喜歡運動，經常跑到「紅軍之家」的游泳池游泳。很多人都羡慕我，甚至班裡的男孩們也羡慕我。我也有些自得意滿，因為我游得非常出色。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要舉辦「共青湖」 的開放慶祝儀式。這個湖挖了很久，建設了很長時間，甚至我們學校都去參加了義務勞動。我打算成為那裡的第一批泳客。那是理所當然啊！

早餐，我們家習慣去買新鮮的麵包吃。這份差事，大家公認由我來承擔。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位朋友，她對我說：「戰爭開始了。」我們這條街道有許多花園，房子都隱沒在花叢裡。我在心裡想了想：「什麼戰爭？她在胡思亂想些什麼？」

家裡，父親已擺好了茶炊 。我什麼都還來不及說，鄰居們就開始四散奔逃，每個人嘴裡都念念有詞地說道：「戰爭！戰爭！」第二天早上七點，有人給我大哥送來了去兵役委員會的徵兵通知書。白天他跑去上班地點，算清了工資。他拿著這些錢回家，對媽媽說：「我要去前線了，什麼都不需要。您拿上這些錢，給卡佳買件新大衣吧。」我剛剛升上七年級，成了高年級生，曾經希望家裡能給我做一件藍色波士頓呢子大衣，配著灰色的卡拉庫爾羔羊毛領子。哥哥知道了這件事。

到現在我還記得，出發去前線前，哥哥給了我買大衣的錢。而當時我們的日子過得窮哈哈，家庭收支到處都是窟窿，入不敷出。既然哥哥這樣請求了，媽媽應該也想給我買件大衣的，但是她沒有來得及……

明斯克開始遭到轟炸。我和媽媽搬去了鄰居家的石頭地窖裡。我有一隻可愛的小花貓，脾氣很古怪，除了院子，哪裡都不去，但是轟炸一開始，我從院子跑向鄰居家時，這隻小貓也跟在我的身後追著跑。我驅趕著牠：「回家去！」可牠還是跟著我，牠也害怕獨自留在家裡。德國人的炸彈伴隨著某種轟鳴聲飛落了下來，一路尖厲地嗥叫著。我是一個受過音樂薰陶的小姑娘，這聲音強烈地刺激了我。這些聲音……如此可怕，以至於我的兩個手掌心都被汗水濕透了。和我們一起蹲在地窖裡的，還有鄰居家一個四歲的小男孩，他沒有哭，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起初，是個別單獨的一棟棟房子著火了，隨後整個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我們喜歡看大火燃燒，喜歡看篝火，但是當整個房子著起火時，簡直太恐怖了。大火從四面八方蔓延開來，天空和街道都瀰漫著滾滾濃煙。有些地方發出耀眼的光芒，那是因為大火熊熊燃燒……我記得在有一棟木頭房子上有三個窗戶，窗臺上種著枝壯葉繁的孔雀仙人掌。房子裡已經沒有人了，只有紅色的令箭荷花怒放著……當時我有一種感覺，這盛開的不是紅花，而是火焰。鮮花在燃燒。

我們四處奔逃……

在通往鄉間的路上，人們分送給我們麵包和牛奶，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食物；而我們身上——也沒有錢。從家裡逃出來時，我蒙著頭巾，媽媽不知道為何穿著一件冬天的大衣、一雙高跟皮鞋。人們給我們東西吃，都是送的，誰也不提要錢。逃亡的人像潮水般一波又一波洶湧而來。

後來，有人傳話過來，說前面的道路已經被德國人的摩托車部隊截斷了。我們趕緊往回跑，跑過那些村莊，跑過那些抱著牛奶罐子的大媽。我們跑回到自己城市的街道上……幾天前，這裡還是綠蔭茂密、鮮花盛開，可如今一切都化為了灰燼，甚至那些老椴樹也一棵都沒有留下。一切都燒成了黃色的沙塵。生長萬物的黑色土壤不知到哪裡去了，只剩下黃黃的塵土，一片沙土，彷彿你就站在剛剛挖好的墳堆旁。

工廠的鍋爐倖存了下來，它們本來是白色的，在劇烈的大火中被燒得通紅。再也沒有什麼熟悉的東西了……整條街道都被燒毀了。燒死了許多老爺爺和老奶奶，還有許多小孩子，因為他們沒有和大家一起逃跑，他們以為——敵人不會碰他們。大火裡任何人都活不了。你正走著——地上躺著一具發黑的屍體，這說明，燒死的是個老人；而倘若你遠遠地看見一個小小的、粉紅色的東西，這說明，死去的是個孩子。他們一身粉紅地躺在木炭上面……

媽媽摘下自己的頭巾，蒙住了我的眼睛。我們就這樣走到了自己的家門前，到了那個幾天前還矗立著我們家房子的地方。房子沒了，奇蹟般跑出來迎接我們的，是我們家那隻瘦骨嶙峋的小花貓。牠依偎到我的身邊，便一動也不動了。我們誰也不能言語，甚至小花貓也不叫喚，有好幾天牠都一聲不出。我們都一言不發。

我看到了第一批法西斯敵人，甚至不是看見了，而是聽見了——他們所有人都穿著釘有鐵掌的皮靴，發出喀喀的巨響，咚咚地踏過我們的小橋。我甚至覺得，當他們經過的時候，就連大地都被踩痛了。

那年，丁香花就這樣盛開著，稠李花也盛開著…… 

阿姨，請您把我也抱到腿上吧

瑪麗娜．卡利亞諾娃，四歲。

現在是電影工作者。



我不喜歡回憶往事，不喜歡。一句話，我不喜歡。

你向所有人打聽一下：什麼是童年？每個人都會說出自己的一點什麼事。可是對我來說，童年就是媽媽、爸爸和糖果。整個童年我都在想念媽媽、爸爸和糖果。戰爭期間，我連一塊糖果都沒有嘗過，甚至連糖果的樣子都沒有看過。戰爭結束後，過了好幾年，我才吃到了第一塊糖。過了三年，我已經是個大孩子了，都十歲了。

無論如何我都想不透，為什麼有人會不想吃巧克力糖果。哦，怎麼會這樣？這是不可能的。

我沒有找到媽媽和爸爸，甚至連自己真正姓什麼都不知道。人們是在莫斯科北方火車站 撿到我的。

「妳叫什麼名字？」在保育院有人問我。

「瑪麗娜。」

「姓什麼？」

「我不記得了。」

他們就這樣登記了：瑪麗娜．謝維耶爾納亞 。

我一直覺得肚子餓，想吃東西。但是最希望的，還是有人能抱抱我，說些溫柔安撫的話。然而，溫情太少了，正在打仗，所有人都很痛苦。我走在街上，看到前面有一位媽媽帶著自己的兩個孩子，一個孩子抱在懷裡，另一個孩子牽著。他們坐在長椅上，她把小的孩子放在自己的膝蓋上。我站著，站著，看啊看，然後走上前去，對她說：「阿姨，請您把我也抱到大腿上吧。」她嚇呆了。

我再一次請求她：「阿姨，求您了……」

他用袖子擦著眼淚

奧列格．波爾德列夫，八歲。

現在是工匠。

這是個問題，怎樣會更好呢？是回憶，還是忘記？也許，是沉默？

到塔什干我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一個月！這是大後方。父親作為專家被派遣到了那裡。重工業工廠、輕工業工廠，都往那裡搬遷。整個國家都疏散到了後方，祖國的腹地。真好，國家這麼大。

到了那裡我才知道，哥哥在史達林格勒保衛戰中犧牲了。我急切地想上前線，可是他們甚至不想讓我進工廠上班，因為我還小。「你還差半年才十歲，」母親搖著頭說，「把這種幼稚的念頭從腦子裡扔出去吧。」父親也皺著眉頭說：「工廠不是幼稚園，要連續工作十二個小時。你怎麼幹得了？！」

工廠生產地雷、炮彈、空投炸彈。少年們被允許從事磨光的工作，把金屬鑄件一個一個磨光，工藝很簡單──在高壓下，礦砂從軟管裡流出來，溫度高達攝氏一百五十度，砂粒很輕，從金屬上飛濺起來，打在臉上，打在眼睛上，生疼生疼的。沒有幾個人能堅持超過一週，這需要堅強的性格才能挺下來。

但是在一九四三年，我剛滿十歲，父親就把我帶到身邊，讓我在第三車間焊接炸彈的導火管。

我們三個人一起工作：我、奧列格和瓦紐什卡，他們都比我大兩歲。我們收集導火管，而亞可夫（他的名字深深刻在我的記憶裡）是一位出色的師傅，他的焊接技術非常棒。為了能搆到老虎鉗，我們要爬到箱子上，把導火管的接線盒夾住，用絞盤和絲錐把導火管內部的螺絲按要求分類。這工作我們幹得很熟練也很快，接下來就更簡單了：把保險絲裝進箱子裡。等裝滿了，再搬回原來的位置。箱子裝得很滿，份量很重，真的，大約有五十公斤，不過我們兩個人就能搬動。我們盡量不去打擾亞可夫，他做的是最精細的工作，是責任最重大的工作──焊接！

最令人不舒服的是電焊的弧光，雖然我們盡量避開藍色的電焊光，但是在十二個小時內總會不由自主地瞄一眼，眼睛就被這亮光刺痛得就像進了沙子一樣。你怎麼揉也不管用。不知是否因為這樣，或是電焊供電的發電機單調的轟鳴聲，又或者是單純的疲憊，有時候我們會睏得特別厲害。尤其是在深夜，很想睡覺，真的很想睡覺！

如果被亞可夫看到，只要有點可能，他就會讓我們去休息片刻，他命令道：「齊步走，到電焊條廠房！」

其實不用他說，整個工廠裡再沒有比那個角落更舒服、更溫暖的地方了。我們在那裡用熱風來烘乾電焊條。我們倒在溫暖的木地板上，瞬間就睡死了過去。過十五分鐘，亞可夫就會走進來，把我們叫醒。

有一次，我醒了，比他來叫我們要醒得早一些。我看見亞可夫看著我們，拖延著時間，正在用袖子擦著眼淚。 

他的軍便服濕漉漉的

瓦麗婭．馬丘什科娃，五歲。

現在是工程師。



您可能會覺得驚訝！我本來想回憶些好笑的事、快樂的事。我一向喜歡笑，我不想哭。唉！我怎麼開始哭了……

爸爸帶著我去產房看望媽媽，他對我說，我們很快就會有一個小男孩了。我便想像，將來會有一個什麼樣子的弟弟呢？我問爸爸：「他是什麼樣子的呢？」他回答：「小小的。」

突然，我和爸爸站在一個高高的地方，窗子裡冒出了濃煙。爸爸抱著我，我請求他回去拿我的兒童包。我很任性。爸爸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緊緊地抱著我，抱得這麼緊，我都感覺呼吸困難了。很快的，爸爸就不在了，我和一個陌生婦人走在街上。我們沿著一條繩子往前走，繩子上拴的全是戰俘。天氣很熱，他們想喝水，但我的口袋裡只有兩塊糖。我把糖扔到繩子那邊。它們是打哪裡來的，這些糖塊？我已經不記得了。有人扔麵包、黃瓜……護衛隊開槍，我們就跑……

這一切我都記得，清楚地記得那些細節。

然後，我記得我到了兒童收容所，四周圍著鐵絲網。德國士兵和德國狼狗看守著我們。那裡有的孩子還不會走路，在地上爬。他們餓壞了，就舔地面的泥土吃，他們很快就死掉了。伙食非常差，給我們的麵包吃了舌頭會發麻，甚至都不能說話了。只想吃東西，才剛吃了早飯，就想：「午飯會有什麼呢？」吃著午飯，又會想：「晚飯會給點什麼呢？」我們從鐵絲網下鑽出去，溜到城市裡，目標只有一個：餿水桶。如果能找到一點鯡魚皮或是馬鈴薯皮，就會高興死了。我們都是生著吞下去的。

我還記得，我在餿水桶旁邊被一個叔叔抓住了。我非常害怕：「好心的叔叔，我再也不敢了。」

他問：「妳是誰家的孩子？」

「誰家的都不是。我是從兒童收容所出來的。」

他把我帶回家，給我吃東西。他家裡只有馬鈴薯。煮好後我吃了整整一鍋。

我們從兒童收容所被轉送到了保育院，保育院在醫學院的對面，那裡曾經是德國軍醫院。我記得有低低的窗口、沉甸甸的護窗板，入夜時會關得很嚴實。

保育院的伙食要好一些，我長胖了。有位婦人很喜歡我，她在那裡打掃房間。她可憐所有的孩子，對我更是特別好。有人來給我們抽血時，所有的孩子都會躲起來。「醫生來了。」她把我藏在一個角落裡。她一直重複著一句話，說我像她的女兒。藏在床底下的其他孩子被拉了出來，他們哄騙那些孩子，有時給一塊麵包，有時給一件玩具。我記得有一顆紅色的皮球……

醫生走了，我回到房間。我還記得有個小男孩躺在床上，他的手從床上垂下來，紅色的血沿著他的手臂流了下來。其他孩子都在哭……過了兩三週，又換了另一批孩子。其中一些不知道被送到哪裡，他們蒼白又虛弱，然後又運來了另一批，養胖了的。

德國醫生認為，不滿五歲的孩童血具有神奇的療效，能幫助傷患迅速恢復健康。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當然是後來才知道的……

但是當時，我好想得到漂亮的玩具，紅色的皮球。

德國人逃離明斯克時——他們撤退了，那位救過我的婦人，把我們帶到門口，她說：「有親人的，就去找吧。沒有親人的，就隨便到一個村子，那裡的人會幫你們的。」

我也走了，後來住在一個老奶奶家裡。我不記得她姓什麼，也忘了村子的名稱。我只記得，她的女兒被抓走了，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一老一小。一星期就只有一塊麵包吃。

我們的戰士來到了村子裡，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的。當時我生病了。一聽到這個好消息，我趕忙爬起來，跑到學校。我看到第一個士兵，一下就撲到他的身上。我記得，他的軍便裝濕漉漉的。

人們擁抱他，親吻他，都哭了。

他們全身粉紅地躺在木炭上面……

卡佳．柯洛塔耶娃，十三歲。

現在是水利工程師。



讓我來告訴你那種味道……戰爭散發出的味道。

戰爭爆發前夕，我六年級畢業。當時，學校裡有這樣的規定，從四年級開始，所有學生都要通過考試才能升級。於是，我們通過了最後一場考試。這是六月，而一九四一年五月和六月，天氣還很冷。我們這裡的丁香花往年都會在五月盛開，但那一年到了六月中旬它們才開花。就這樣，戰爭開打的那段時間，總讓我聯想起了丁香花的香味；期間還混雜著稠李花的氣息……對我來說，這些樹木散發出的香氣就是戰爭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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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塞維奇的口述紀實文學－─聆觀世人的心聲與風塵

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 劉心華

二〇一六年七月底，甫從波蘭返台，旅程中，實地訪視了其境內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這是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發生地；令人真正感受到聆觀世間風塵的靜默與激盪，內心糾結，久久不能平息。

當代「新物質主義」談論到，物質或物件本身有著默默陳述它與人們生存活動之間相互關係的話語功能，譬如博物館所展出的文物正是呈現不同時代的文明內涵。奧斯威辛集中營所展現的遺留物，也正哭訴著當年被屠殺者悲慘命運的心聲，是那麼淒厲！是那麼悲鳴！當人們在現場看到一間間的陳列室－－散落的鞋子、慌亂中丟棄的眼鏡……，立即在腦中浮現出當年他們是在怎麼樣的情境下被毒氣集體屠殺；另外，當人們再看到以死者頭髮做成的毯子，更可以瞭解他們在生死兩岸間的生命尊嚴是如何被踐踏的，真是慘絕人寰啊！這些遺留的物件真的會說話；它們正細述著物主在那個年代所承受的種種苦難。是怎樣的時空環境，又是怎樣的錯置，悲慘竟發生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無聲無息，身體在極端的痛苦中、心靈在無助和驚恐的煎熬下，讓人熱淚盈眶；透過物件反映著當年的哀嚎，思想跨越時空的體會，喚起了人們對二戰這段歷史的傷痕記憶。

無論在歐洲、亞洲，甚至全世界，施暴者與被殘害者，是什麼樣的年代讓人類承受這樣的痛苦，甚至到了今天還牽扯著後代的子子孫孫。這也令人想起同時代承受相同苦難的中國人，還有發生在其他地區無數的痛苦靈魂。凡此種種都讓我想起一位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Светлана А. Алексиевич)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的大部分作品描述著上個世紀的戰爭、政治、環境汙染……等事件，所帶給人類的迫害，陳述得那樣的深刻、那麼的令人感動。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是1948年出生於烏克蘭斯坦利斯拉夫城的白俄羅斯人；出生後，舉家又遷回了白俄羅斯。1972年她畢業於國立白俄羅斯大學新聞系，前後在報社與雜誌社工作。自1990年起，因為批判白俄羅斯的當權者，曾先後移居義大利、法國、德國等地。她的主要文學作品有：《戰爭中沒有女人的臉》（原文直譯為：戰爭的面孔不是女人的，一九八五年出版）、《我還是想你，媽媽》（原文直譯為：最後的證人，一九八五年出版）、《鋅男孩》（一九九一年出版）、《被死亡迷住的人》（一九九四年出版，目前已絕版）、《車諾比的悲鳴》（原文直譯為：車諾比的祈禱，一九九七年出版）、《二手時間》（原文直譯為：二手年代，二〇一三年出版）。

亞歷塞維奇的創作手法有別於傳統文本模式的文字敘述，也與一般的報導文學相異，而是透過現場訪談採取一種口述記錄的方式，呈現事件的真實感情。口述紀實文學是二十世紀後半葉發生於世界文壇的一種新文學體裁。它與電子科技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譬如，錄音電子器材的廣泛運用，讓口述紀實文學的創作便捷可行。若與其他文學體裁相比，它最凸顯的特點在於作者本身放棄了敘述的話語權，將自己置身於受話者（聽眾）和記錄者的地位，但又維護了自己身為作者的身分。另外，這種創作，不像傳統文學，以「大敘事」為主，而是選擇「小人物」擔任敘事者，激發他們對事件的看法及觀點，抒發感情，讓眾生喧嘩，以致開放了作者╱敘事者╱讀者對故事或事件的對話空間，創造了多元共生的事件情境。

儘管口述紀實文學的文體尚未發展成熟，然而它具備了一些傳統文學所不及的特性：

1. 作者在文本中的存在與缺席

口述紀實文學最突出的特點是作者於文本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作者讓出了講述的發言權力，作為中立者隱身於文本之後，但是又成功地以引導訪談方向保有作者的地位。也就是說，一般的文學敘事，作者通常扮演著主要講述者的角色，無論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或是運用虛構人物講述事件，或是參與事件，或是隱身於事件之後，講述者終歸是作者。作者因此可藉此建立穩固的話語霸權。而在口述紀實文學中，作者處於受話者（receiver or listener）的地位，換句話說，作者已經不再是一般所認知的「作者」，他成了相關事件講述者的第一聽眾；他不再顯示自己的價值觀或偏好，對事件的人、事、物做直接的判斷或評論。然而，作者並非完全放棄自己的功能和身分，文本的總體構思仍掌握於作者本身；他雖然放棄講述者的地位，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選擇、刪節與整合的功能和任務。因此，在口述紀實文學中，從讀者的閱讀和感覺來看，作者好像是缺席的，可是他又始終在場。

2. 以多元的小人物為主角，並採取集結式整合的論述結構

大多數的口述紀實文學作品皆以「小人物」作為主角，以廣大、普遍、世俗的市民生活為主。作者面對所有人的是是非非只是真實記錄，而不隨意妄加判斷或褒貶；他將此權力保留給讀者。在眾多小人物從不同角度或途徑所呈現的表述中，真是名副其實的眾聲喧嘩，對於事件常常表現出既矛盾又統一，既傳統又現代的面貌，其特色就是可以完整保留事件的「第一手文獻」。其實，從眾多小人物的言說中往往才能看到事件的真實性及完整性，也才能展示出當時背景的標本與足跡。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小人物畢竟是「人微言輕」，對事件的觀察或陳述過於表象，不夠深入；因此，口述內容也常出現陳述失衡的現象，這種現象就需由作者來調和。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口述紀實文學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獨特的結構形式－－集結式整合，亦即集合多數人的訪問稿，依事件的理路邏輯整合而成。讀者如果把一篇篇的個人訪問從整部作品中抽離出來，其陳述的內容就會顯得單薄而不具代表性與說服力。但是，一旦將它們納入整體，內容連貫起來，那麼每個單篇作品就會超越其原有的局限，從整體中獲得新的生命，共同結合成為一個有機的完整結構，呈現出深遠的意義和文學內涵。當然，為了使結構不分散，每部作品一定會環繞一個中心的話題發展，呈現出既向中心集中又如輻射般的放射結構。

3. 採用作者與講述者之間直接對應方式的話語

一般的文學敘事，受話者即是讀者，是一個不確定的群體。因此，可以確定的是一種個體（講述者）對群體（讀者）的單向對應話語。而口述紀實文學的講述者是受訪者，他雖是被採訪者的身分，卻是事件陳述的實際作者；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形式上，採訪者是次要身分出現，然而在受訪者與作者之間卻能夠形成一種直接而明確的個體對應關係，也只有在這種對應關係中才能產生真實、坦率、鮮活的話語，呈現著真相，吸引著讀者。

由於受到複雜社會關係和其他種種因素的限制，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話語常常會加以偽裝，甚至於個人的自傳作品也不可信，往往最後呈現出來的是別人的他傳。因此，只有無直接利害關係的陌生人或事件的旁觀者，才可能講出真實的觀感。口述紀實文學中的作者（採訪者）與受訪者都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一般也不會繼續交往，因此，其間的個體對應話語成為最能坦露心扉、最真實的話語。

瞭解了口述紀實文學的特性後，接著我們回頭來探討白俄羅斯女作家亞歷塞維奇的文學作品；它是有關戰爭事件的口述紀實，這裡將進一步分析她的創作特色及其作品的價值。

亞歷塞維奇之所以會採用此種獨特的方式從事文學創作，主要是來自於童年的經驗。她曾如此描述這種經驗：「我們的男人都戰死了，女人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到了夜晚，便聚在一起彼此分享她們的心事。我從小就坐在旁邊靜靜的聆聽，看著她們如何將痛苦說出來；這本身就是一種藝術」。除此之外，她的創作也深受亞當莫維奇（一九二七～一九九四）的影響，這位文學界前輩可以說是其寫作生涯的領航者。亞當莫維奇的作品《我來自燃燒的村莊》（一九七七），描寫二戰期間，隸屬蘇聯紅軍的白俄羅斯軍隊在前線與納粹德國的交戰情景，戰況慘烈，死傷人數多達白俄羅斯的1/4人口。亞當莫維奇親自下鄉訪問生還者，這種寫作的模式和作品呈現的內容帶給了亞歷塞維奇莫大的震撼。

亞歷塞維奇也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寫作方式：「我雖然像記者一樣收集資料，但可是用文學的手法來寫作」。她在寫一本書之前，都得先訪問好幾百個事件相關的人，平均需要花五到十年的時間。其實，透過採訪、蒐集資料，並非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容易，她也特別提到：「每個人身上都有些祕密，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採訪時必須一再嘗試各種方法，幫助他們願意把惡夢說出來。……每個人身上也都有故事，我試著將每個人的心聲和經驗組合成整體的事件；如此一來，寫作對我來說，便是一種掌握時代的嘗試」。

亞歷塞維奇在文壇初露頭角的作品《戰爭中沒有女人的臉》，就是以二戰為背景，對當時蘇聯女兵進行採訪的話語集結；這部作品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刊載於蘇聯時代的重要文學刊物－－《十月》，其主要內容是陳述五百個蘇聯女兵參與衛國戰爭的血淚故事。作品問世後，讚譽有加，評論界與讀者一致認為該書作者從另一種新的角度成功展現了這場偉大而艱苦的戰爭。當時，大家都難以置信，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白俄羅斯女作家，一位沒有參加過戰爭的女性，竟然能寫出男性作家無法感受到的層面。亞歷塞維奇用女性獨特的心靈觸動，揭示了戰爭的真實面，深刻陳述了戰爭本質的殘酷。她以非常感慨的口吻說：「按照官方的說法，戰爭是英雄的事蹟，但在女人的眼中，戰爭是謀殺」。

在這本文學作品的寫作過程，亞歷塞維奇用了四年的時間，跑了兩百多個城鎮與農村，用錄音機採訪了數百名參與這場衛國戰爭的婦女，記錄了她們的陳述，刻繪了她們的心聲與感受。作品最後做了動人的結語，它說到：戰爭中的蘇聯婦女和男人一樣，冒著槍林彈雨，衝鋒陷陣，爬冰臥雪，有時也要背負比自己重一倍的傷員。戰爭結束後，許多婦女在戰爭的洗禮下改變了自己作為女人的天性，變得嚴峻與殘酷；這也可以說是戰爭所導致的另一層悲慘的結局。

亞歷塞維奇成功地讓這本書中的女人陳述了男人無法描述的戰爭，一場我們所不知道的戰爭面向－－戰場上的女人對戰爭的認知。

男人喜歡談功勳、前線的布局、行動與軍事長官等事物；而女人敘述了戰爭的另一種面貌：第一次殺人的恐怖，或者戰鬥後走在躺滿死屍的田野上，這些屍體像豆子一樣撒落滿地。他們都好年輕：有德國人和我們俄國士兵。

接著，亞歷塞維奇又寫到，

戰爭結束後，女人也要面臨另一場戰鬥；她們必須將戰時的記錄與傷殘證明收藏起來，因為她們必須回到現實生活再學會微笑，穿上高跟鞋、嫁人....而男人則可以忘了自己的戰友，甚至背叛他們，從戰友處偷走了勝利，而不是分享....。

這本書出版後，亞歷塞維奇於一九八六年與其另一部著作《我還是想你，媽媽》獲頒列寧青年獎章。

《我還是想你，媽媽》基本上也是描述戰爭，只不過不是從女人眼光和體驗看戰爭，而是透過二到十五歲孩子的眼睛，陳述他們如何觀察成人的戰爭以及戰爭帶給家庭與人們的不幸。這部作品和《戰爭中沒有女人的臉》一樣，它不是訪談錄，也不是證言集，而是集合了一百零一個人回憶發生在他們童年時代的那場戰爭。主角不是政治家、不是士兵、不是哲學家，而是兒童。書中匯集了孩子的感受和心聲：在童稚純真的年齡，他們如何面對親人的死亡，以及生存的鬥爭；在親眼目睹戰爭的殘酷與非理性時，他們如何克服心中的恐懼與無奈。書中雖然沒有描述大規模的戰爭場面，許多受訪的孩子都表示，從目睹法西斯分子發動戰爭、進行殘忍大屠殺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已經不是孩子了。他們也不自覺地學會了殺人。

......戰爭爆發的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有一個相同的夢折磨著我；我經常夢見那個被我打死的德國人....他一直跟著我不放，一直跟著我幾十年，直到不久前他才消失。當時在他們機關的槍掃射下，我目睹了我的爺爺和奶奶中彈而死；他們用槍托猛擊我媽媽的頭部，她黑色的頭髮變成了紅色，眼看著她死去時，我打死了這個德國人。因為我搶先用了槍，他的槍掉在地上。不，我從來就不曾是個孩子。我不記得自己是個孩子....。

整體來說，毫無疑義地，亞歷塞維奇的紀實文學擺脫了傳統戰爭文學的視角。與擅長描寫戰爭題材的蘇聯男性作家，如西蒙諾夫（一九一五～一九七九）、邦達列夫（一九二四～）、貝科夫（一九二四～二〇〇三）等人相較起來，她的作品既沒有表現悲壯宏大的戰爭場面，也沒有刻意塑造的英雄形象和歌頌衛國的民族救星，更沒有以戰爭作為考驗人民是否忠誠的試金石。亞歷塞維奇所關注的是對戰爭本身的意義及個人生命價值的思考；她力圖粉碎戰爭的神話，希望能喚起參戰民族自我反省的意識；她應該可以說是一位典型的反戰作家。

其次，就敘事的風格而言，亞歷塞維奇的口述紀實文學是透過實地訪談的資料整理，是眾多被採訪者的心聲所共構的合唱曲。其中除了清唱獨白，有詠嘆曲調，也有宣敘曲調。而作家既是沉默的聆聽者，也是統籌調度眾聲的協調者。作者從眾人深刻的內心感受和記憶中，拼貼出時代的悲劇，並喚起大眾對生命與人性尊嚴的重視。

亞歷塞維奇還有另外一部關於戰爭的紀實作品－－《鋅男孩》；它並非描述蘇聯人民衛國戰爭的作品，反而是敘述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入侵阿富汗到一九八九年二月撤軍，這段期間所歷經的戰爭故事。這場戰爭的蘇聯士兵已經不是保衛國家的英雄，而是成為入侵的殺人者，變成破壞別人家園的罪犯。在這本作品中，亞歷塞維奇寫出了蘇聯軍隊的內幕，描述了蘇聯軍隊上下官兵的心態和他們在阿富汗令人髮指的行徑。

該作品同樣是由數十位與入侵阿富汗有關人員的陳述內容組合而成的。這場戰爭歷時長達十年，時間比蘇聯衛國戰爭多出一倍，死亡人數不下萬人，而且主要的士兵是一群年僅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即稚嫩的娃娃兵。也就是說，他們將十年的青春葬送在一場莫名其妙的戰場廝殺中。

《鋅男孩》中的陳述者除了參戰的士兵、軍官、政治領導員外，還有等待兒子或丈夫歸來的母親與妻子等人，內容都是他╱她們含著血淚的回憶。作品中幾乎沒有作者任何的描述，但是透過戰爭的參與者描述出來的潛在思維與意識，讓人有更深一層的感受。從這部作品開始，亞歷塞維奇對於生命有更高、更深的看法，也讓她的作品有了新的發展方向：她企圖更深入地探討人類生命的意義、揭露人間的悲劇與人內心的觸動。

在作品的創作上，亞歷塞維奇宣稱自己是以女性的視角探討戰爭中人的情感歷程，而非描述戰爭本身；她不諉飾訪談者的錄音紀錄，以毫不遮掩的方式，試圖探索一種真實。然而，除了真實外，讀者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反戰意態和情感；她反對殺人，反對戰爭（無論何種戰爭），她想明白地告訴人們，戰爭就是殺人，而軍人就是殺人的工具。亞歷塞維奇就是極力想喚醒人們的認知：戰爭是一種將人帶進情感邊緣的極端場景，而文學作家就是要在這種特殊環境下重塑人的心靈感受與情感世界。

在《鋅男孩》的作品裡，亞歷塞維奇對阿富汗戰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進而還原了士兵在戰場上的真實面目，例如一位普通士兵回憶他在戰場上殘忍地殺死阿富汗孩子的瘋狂行為，與回國後的心理矛盾和反思：

對於打仗的人來說，死亡已沒有什麼祕密了。只要隨隨便便扣一下板機就能殺人。我們接受的教育是：誰第一個開槍，誰就能活下來；戰爭的法則就是如此。指揮官說：『你們在這裡要學會兩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準。至於思考嘛，由我來承擔。』他讓我們往那裡射擊，我們就往那裡射。我就學會了聽從命令執行射擊。射擊時，沒有一個人是可憐的，就算擊斃嬰兒也行，因為那裡的男女老少都在和我們作戰。有一次，部隊經過一個村子，走在前面的汽車突然馬達不響了，司機下了車，掀開車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一刀子刺入他的背後……正刺在心臟上。士兵撲倒在發動機上……那個孩子被子彈打成了篩子……如果此時此刻下了命令，這座村子就會變成一片焦土。每個人都想活下去，沒有考慮的時間。我們的年齡都只有十八到二十歲啊！但我已經看慣了別人死，可是也害怕自己的死。我親眼看見一個人在一秒鐘內變得無影無蹤，彷彿此人根本不曾存在過。

作品當中亦有許多母親敘述著她們接到兒子死訊或屍體時那種難以形容的傷痛，例如有一位母親每天到墓地去探望在戰爭中死去的兒子，持續了四年，內心的痛楚一直無法平復。

......我急急忙忙地向墓地奔去，如同趕赴約會。我彷彿在那兒能見到自己的兒子。頭幾天，我就在那兒過夜，一點也不害怕。到了現在，我非常理解鳥兒為什麼要遷飛，草兒為什麼要搖曳。春天一到，我就等待花朵從地裡探出頭來看我。我種了一些雪花蓮.....為的就是儘早得到兒子的問候.....問候是從地下向我傳來的.....是從他那兒傳來的.....

我在他那兒一直坐到傍晚，坐到深夜。有時候，我會大喊大叫，甚至把鳥兒都驚飛了，可是卻聽不見自己的聲音。烏鴉像一陣颶風掠過。它們在我的頭頂上盤旋，拍打翅膀，這時我才會清醒過來.....我不再大叫了.....一連四年，我天天到這兒來，有時早晨，有時傍晚。當我患了血管梗塞症，躺在醫院病床不許下床時，我有十一天沒去看他。等我能起來，能悄悄地走到盥洗室時.....我覺得我也可以走到兒子那兒去了。如果摔倒了，就撲倒在他的小墳頭上.....我穿著病服跑了出來....

在這之前，我做了個夢：瓦列拉出現了！他喊著：

「媽媽，明天妳別到墓地來，不要來了。」

可是我來了，悄悄地，就像現在悄悄地跑來了。

彷彿他已不在那兒，而我的心也覺得他不在那兒了。

書中，來自各個階層類似這樣哀慟的敘述比比皆是。然而，這種真實情景的呈現，在讀者眼前，卻換來兩極化的批評。有人感動不已，感謝終於有人說出真相；但是，同時也招致了許多嚴厲的批評，有些民族主義者就認為作者在汙衊蘇聯軍隊所做出的貢獻；甚至還有人告上法院，認為這種陳述是毀謗為國家付出貢獻的人。對於這些批評，亞歷塞維奇也在其作品的最後書頁中忠實地反映出來。例如，書中把某位以電話表達的讀者批評摘錄如下：

好吧!我們不是英雄，照你說，我們現在反而成了殺人的兇手－－殺婦女、殺兒童、殺牲畜的兇手。或許再過三十年，說不定我會親口告訴自己的兒子：「兒子啊，一切並不像一般書中寫得那麼英雄豪邁，也有過汙泥濁水。」我會親口告訴他，但是這要過三十年以後.....而現在，這還是血淋淋的傷口，剛剛開始癒合，結了一層薄疤。請不要撕破它!痛……痛得很……

***

您怎麼能這麼做呢!您怎麼敢往我們孩子的墳上潑髒水，他們自始至終完成了自己對祖國應盡的責任。您希望將他們忘掉.....全國各地創辦了幾百處紀念館、紀念堂。我也把兒子的軍大衣送去了，還有他學生時代的作業本。他們應該可以做榜樣!您說的那些可怕的真實，對我們有什麼用呢？我不願意知道那些!您根本就是想靠我們兒子的鮮血撈取榮譽。我堅信：他們是英雄!是英雄!您應當寫出關於他們優美的書來，而不是把他們當成砲灰。

亞歷塞維奇的戰爭紀實文學，表面上看來，是作家在受訪者面前傾聽並錄音，然後將這些口述的錄音資料轉成文字；而實際上，作者在過程中並非單純的聽眾，她一方面要設法打開敘述者的沉痛記憶，同時必須將所有的痛苦先吞下，然後再吐出來，細細咀嚼，最後再組合成具有邏輯性、說服性、感性及共鳴性的文本。這對於受訪者與作者來說，她們的工作皆非易事。受訪者需遭受第二次的傷害，喚起他們沉重的回憶，共同回顧那段殘酷的歲月。通常他們開始講述的時候，語調還很平靜，講到快結束時，他們已經不是在說，而是在嘶喊，然後失魂落魄的呆坐著；那一刻，作者真覺得自己是個罪人。另外，還有許多自阿富汗回來的受訪士兵對作者的詢問懷有敵意，他們不願打開傷痛的記憶；有的退伍士兵走了，有的不願意說，有的又回頭再來找到作者。

亞歷塞維奇在這本書的後記放上了自己的日記談到，她是「透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世界的」，這是作者觀察世界的一種方法。開始，她覺得前兩部戰爭作品的「講話體」會成為之後寫作的障礙；然而，作者的擔心似乎成了多餘之物。亞歷塞維奇不願在作品中無時無刻地重複自己的角色及自己的觀點。她在寫作中認為，將娃娃兵們從日常生活、學校、音樂、舞蹈等地強拉出來，投入汙穢的戰場之中，將會扭曲他們的價值觀，以為自己參加的是偉大的衛國戰爭。但是，有一天他們終究會了解，自己投入的是另一場不是保國衛民的戰爭。引用某些娃娃兵的話說：「我本想當英雄，如今我卻不知道自己變成了什麼人」；根據這樣的訪談，亞歷塞維奇深信，總有一天，人性會覺醒的。顯然，口述戰爭紀實文學讓人以多角度的途徑看到了事件的真實面向，其作品帶給人們的震撼和感動，不亞於傳統的書寫文學經典，它們必然會在歷史的記憶中留下足跡。

除了上述三部戰爭題材的作品外，亞歷塞維奇的另外三部作品寫的是人類的災難：《被死亡迷住的人》寫的是政治災難；《車諾比的悲鳴》寫的是生態的災難；而二〇一三年的《二手時間》則是闡述共產主義的災難。

其中，《車諾比的悲鳴》描述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車諾比核電廠發生嚴重爆炸的核洩漏事故，該事故造成了蘇聯人生命與財產的巨大損失，並震驚了全世界。車諾比核電廠雖然位於烏克蘭境內，但由於氣流風向等因素，受害最嚴重的反而是相毗鄰的白俄羅斯，導致的災害難以估計。於是，亞歷塞維奇再次投入蒐集傷亡文獻的創作，著手書寫另一部口述紀實文學作品。與過去不同的特點在於此次的主題由戰爭轉向了人與科技發展、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思考。

《二手時間》是屬於晚近的作品，談的是蘇聯瓦解前後之間各加盟共和國人們的生活寫照。蘇聯解體前後，許多曾經活在蘇聯時代的人認為，七十多年來馬、列實驗室的最大貢獻在於創造出獨特進化類型的人種－－「蘇維埃人種」－－這個詞充滿了負面的涵義，諷刺當年的共產主義政權堅信蘇聯體制將創造一個嶄新的、更進步的新蘇維埃人。然而，到了一九九一年的年終，這個夢想終究幻滅了。蘇聯解體後，人們極力避免去談它，現在二十多年過後，人們從創傷中走出來，反而開始回憶那段屬於彼此的共同歲月。這種情感的失落及殘餘，亞歷塞維奇有著深入的觀察及細緻的描述，她這樣寫道：

共產主義有很瘋狂的計劃－－改造亞當「舊」人。而這件事實現了……，也許是唯一的，但是做到了。七十多年以來，馬克思－列寧實驗室製造出獨特的人種－蘇維埃人。有些人認為這是悲劇性的人物，有些人稱他為蘇維埃公民。我知道這個人，我和他很熟識，我在他身旁，並肩活了多年，他就是我。這是我認識的人、朋友、父母。若干年以來，我走遍了前蘇聯，因為蘇維埃人不只是俄國人，他們也是白俄羅斯人、土庫曼人、烏克蘭人、哥薩克人……。現在我們住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是我們不會和其他的人弄混，你立即就認出他們！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從共產主義走過來的人，與其他世界的人相像，但又不相似：我們有自己的字典，自己對善與惡、悲哀與苦難的認知，我們對死亡有特別的態度。我所抄錄的小說裡，那些「射擊」、「槍決」、「整肅」、「驅離」等字眼已漸漸被拿掉；或者蘇聯時期的用語，如「逮捕」、「十年無權通信」、「移民」都消失了。個人的生命價值多少？如果我們還記得不久前才死了好幾百萬人。我們充滿了恨與偏見。所有的人都從「古拉格」（集中營）和可怕的戰爭走來。集體化、清算富農、人民大遷徙……。

事實上，亞歷塞維奇本人可能也存有部分的「蘇聯人」殘留意識或情感；她承認自己在寫《二手時間》的時候，還是能感受到史達林不只是無所不在，甚至曾經是生活的價值座標。「……我們告別了蘇聯時代，告別了那個屬於我們的生活。我試圖忠實地聆聽這部社會主義戲劇每個參與者的聲音……」。接著，她又回頭去探索人們對那一段歷史的殘留感情，「歷史其實正在走回頭路，人類的生活沒有創新……多數人仍活在『用過』的語言和概念，停留在自己仍是強國的幻覺裡……」。受到這種「蘇維埃人」殘留的優越感，這些人對於外來的挑戰，油然發出了對抗的意識，亞歷塞維奇談到：「……莫斯科的街頭，到處都可聽到有人在辱罵美國總統歐巴馬，全國人的腦袋裡住著一個普丁，相信俄羅斯正被敵國包圍」。

從人類文明的進化路程來看，人類行為雖然一再犯下重複性的錯誤，然而透過文學作品的記錄與反省，深刻認知到人類具有的殘酷本質，也讓人們能夠從歷史的真相與經驗中學習與成長，期待能夠在上帝的救贖下，引領自我救贖，創造和諧的世界。

亞歷塞維奇的口述紀實文學－─聆觀世人的心聲與風塵

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 劉心華

二〇一六年七月底，甫從波蘭返台，旅程中，實地訪視了其境內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這是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發生地；令人真正感受到聆觀世間風塵的靜默與激盪，內心糾結，久久不能平息。

當代「新物質主義」談論到，物質或物件本身有著默默陳述它與人們生存活動之間相互關係的話語功能，譬如博物館所展出的文物正是呈現不同時代的文明內涵。奧斯威辛集中營所展現的遺留物，也正哭訴著當年被屠殺者悲慘命運的心聲，是那麼淒厲！是那麼悲鳴！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