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世界：瑞典漢學家林西莉眼中的中國1961-1962（復古裸背線裝）

得獎紀錄：《漢字的故事》（一九八四）獲得奧古斯特獎

《古琴》（二○○六）獲得奧古斯特獎

《另一個世界》（二○一五）獲得謝爾格倫獎名人推薦：好評推薦

如果你喜歡何偉的《尋路中國》，你一定不能錯過這位以《漢字的故事》著稱的瑞典漢學家林西莉的《另一個世界》。有人說她就是「六○年代的何偉」，但我覺得她更具有歷史代表性。

──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如果跳過了林西莉所親眼目睹的一九六一年，我們或許將難以理解中國左翼革命好不容易成功，又極其艱難地通過了韓戰的考驗後，為什麼竟會完全悖離了三○年代所規畫...

北京大學的日常生活

北京大學每間學生宿舍的面積為三點五乘以四平方公尺，沒有油漆，水泥地面高低不平，牆壁曾經用白灰刷過，簡陋的窗子鏽跡斑斑，蚊帳大窟窿小眼睛的，一公尺高的暖氣片，不足二十公分寬，我沒見過那樣窄的。冬天早晚各放一小時暖氣，晝夜室內冰涼，而這個城市的冬季常在零度以下。灰色的鐵床很窄，上面鋪一塊草墊子，一動就哢吱哢吱響，還散發著乾草味。

兩張桌子、兩把椅子、兩個微型衣櫃。屋頂上有一個灰暗的白熾燈泡，沒有燈罩。牆上有兩個鑲嵌在牆裡的小書架，下面這個正對著我和丈夫的房間，上面那個對著隔壁房間，用一層薄薄的膠合板隔開。可能為了節省空間，結果書架變成擴音器，喘一口氣鄰居都能聽到。薄薄的門上方有個玻璃窗，對著長而空曠的走廊，走廊裡的每個聲音、每個腳步聲都會被放大，對於那些想讀書學習和休息的人來說是個折磨。

當走廊盡頭房間裡的俄國留學生舉行伏特加宴會時，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我那位蒙古鄰居燙衣服時也差不多，她會含一大口水噴到洗過的衣服上，而書架膠合板的擴音效果極佳，聽起來就像牆上潑了一桶水。住在走廊斜對面的匈牙利留學生，一有空就演奏高音激情舞曲；而住在一兩個房間遠的那位羅馬尼亞留學生，招來住在其他地方的外國人時也上演類似的節目。

走廊的盡頭有盥洗室，像我們的房間一樣，每天早晚供一小時熱水。可以淋浴，用暖水瓶燒開水，在靠牆的長長的水泥池子裡洗衣服，洗完的衣服就晾在自己房間裡。大家都有自己的搪瓷盆，上面繪有大朵的紅玫瑰或牡丹。半數水龍頭都在漏水，剩下的則關閉不用。

另一面牆下是一長排蹲坑廁所，有五個尿味沖天的便池。它由一個瓷坑和兩邊各有一個腳踏的檯子組成，中間有一個洞。便池沒有門，只用半公尺高的木板隔開。每個便池旁邊有一個小紙簍，扔用過的廁紙。﹁金魚﹂牌玫瑰色廁紙，金魚雙鰭，有薄紗似的尾巴，這種廁紙在大沙地廣場那邊的商店裡可以買到。便池的下水管尺寸不匹配，要千方百計避免堵塞。但堵塞現象仍經常發生！

與我在瑞典或歐洲其他國家的生活相比，北大的生活既原始又簡陋，但是想想一萬多名中國學生，他們是六個人，經常八個人，擠在和我們面積同樣大小的房間裡，有的還沒有桌子，而我們外國留學生的房間只住兩個人，對我們夠照顧的了。中國學生沒有怨言。一位中國學生樂觀的評論：﹁我可以接受免費教育，知足了。我們可以關上門，安安靜靜的，我在家裡無法做到這一點。﹂後來我們更認識彼此，她說：﹁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東西都只放在床下的一個旅行包裡！﹂

北大學生中工農子弟占四成， 他們習慣艱苦的生活環境，她是其中之一。後來我才明白，有自己的房間或是與人合住，並不是中國學生追求的最終目標。他們絕大多數人害怕孤單，很多人從沒在別人視線以外獨立生活過。對他們來說，集體構成生活本身的基礎，群體帶給他們安全感。

我的房間朝東，對著一個雜亂的沙地廣場，堆放各種廢棄物，一堆堆爐灰、報廢的機器零件。東北風吹來時，捲起陣陣爐灰， 通過不密封的簡單窗子，落在房間內所有東西上，要保持室內潔淨實在是不可能。我記得，有一次我氣得坐在床上大哭。要是室內能乾乾淨淨該有多好啊！要是能安安靜靜該有多好啊！

我想方設法抵禦冬天的寒風和爐灰的侵入，我在床上蓋上一大張中國地圖和幾張印有花的海報，把窗子上的大縫用紙糊住，用從學校管理處領來的紡織品票買來一塊紫丁香色大床單，將它掛在窗子上，不大不小正正合適。我在房門的窗子上貼了厚厚的報紙，降低走廊的雜訊，也免得那裡的白熾燈光照進來。後來才知道，這些的舉動明顯受到學校當局的懷疑，因為我發現房間不時有人進來仔細搜查，他們大概懷疑我要在上頭放些什麼重要東西吧？

對只想安靜學習的我而言，學生宿舍隔音太差是個問題，而且我每天都要練琴。我很掙扎，因為練琴時，走廊裡其他所有的人肯定都會聽到。但我發現，走廊對著的那個沙地廣場附近有幾間空教室，一兩個月後我向校方提出申請，允許我利用其中一間教室練琴。留學生辦公室的周先生，是一位很瘦的男人，臉型和目光像一隻猛禽，他嚴詞拒絕了我的要求，因為沒人能有額外的特權。直到我讓他明白，我的練習會干擾其他學生學習以後，我才得到一間空教室的鑰匙。這是一種解脫。教室很大，回聲也很大，只有一個講台和一把椅子，但是我可以整日安靜地坐在那裡，想練多久就練多久。

◆

我住的樓對面是一塊長著矮樹的開闊地，中國學生每天上午上過兩節課以後必會在那裡練習太極拳，為了增強全民體質，服務社會，健康的體魄要有健康的靈魂。他們穿著厚厚的衣服，整齊畫一的動作，看起來就像在做夢，深陷黑暗而不能自拔。他們雙手在空中滑動著，好像要搆著眼前的什麼東西。不管是學生們都很喜歡的籃球，還是其他運動量大的項目，由於營養狀況而被禁止。

新生們也在這裡邊走邊吃。在大食堂或空禮堂每天開三次飯，每個學生自己帶一個裝著搪瓷碗的小布袋，炊事員按量用大勺子把飯菜直接放進碗裡。主要是米粥或者麵條，上面漂著幾根白菜葉，是去年秋收剩下來的。

那些沒拿板凳的學生就坐在周圍的空地上吃自己的一份餐食，或站在壁報前看壁報，有人去郵局、理髮店，到稍遠幾條小街上的小商店買筆記本或者一些簡單的消費品，如肥皂、鉛筆。他們吃完飯以後，就到禮堂外面的水龍頭前，接一大碗白開水，一口氣喝完，用這樣的辦法完成最後的營養補充。

每天早晨六點和晚上九點四十五分，電線杆上的大喇叭定時播出各種資訊，如報時、起床或者熄燈睡覺，變換播送戰鬥歌曲和當天重要的政治事件評論。六點起床，六點二十分督促一次，六點三十分號召大家去打早飯，七點是每天第一次新聞和報紙摘要，七點四十五分趕快去教室上課，九點四十五分去練習必不可少的太極拳，就這樣一直到二十一點，號召大家上床睡覺，二十一點四十五分發出當天最後一次通知：現在關閉校園圍牆大門，學生宿舍樓門上鎖。

中國大學生很少有人戴手錶，這是地位的象徵。不僅因為很貴，而是買一只錶需要很多購物券和高層關係。廣播當然可以提供很多資訊，如幾點鐘，叫大家起床，幾時到教室上課，晚上該上床睡覺。不過最讓我反感的是冗長、枯燥的各種報告，特別是關於右傾、修正主義和猛烈攻擊美蘇的報告。

校園北面的禮堂大而空，像一個騎馬練習場。有時候在那裡開會，有時候放電影，但沒有桌椅，要自帶凳子。炎熱的夏夜會在操場上放電影，掛上一塊小銀幕，學生坐在自己的凳子上看，觀眾可達數千。為了占一個好位置，很多人提前一個小時就去了，一旦離得太遠銀幕就像一張郵票大小，難以看清楚。

當時很少有外國電影，一般播放的電影節奏慢、宣傳性極強。有一部電影講一位貧苦農民被迫把自己的漂亮女兒賣給一個地主。另一部電影講一九四○年代內戰，在一個貧窮村子裡發生了戰鬥，共產黨被描寫成充滿人道主義和赤膽忠心，而國民黨則殘酷無情又黑心狠毒。正面的藝術形象都是滿臉的嚴肅，哀嚎女人的臉有著痛苦的皺紋，但是絲毫看不到真正的傷心。但結尾都是美好的大團圓。當國民黨最終被趕出村子時，代表國家未來的青年們都被打扮得像朵花，紅撲撲的臉蛋，熨燙得平整的白襯衫，少年先鋒隊員帶著紅領巾，載歌載舞。

◆

與中國學生相比，我們外國留學生享受很多特權。我們有自己的食堂，有餐桌、椅子，儘管回聲很大很寒酸，但有兩個餐櫃：一個賣西餐，有肉丸子和類似燉牛肉的菜，有煮或炒的各種青菜，米飯或麵條；另一個中餐櫃的菜比較多，主要是賣各種蔬菜。飯菜沒有什麼可挑剔的。但我來自一個高蛋白質飲食的國家，從前餐餐牛、豬、魚、牛奶、奶油和乳酪，現在到了一個以蔬菜為主的地方，不管我吃多少，還是整天覺得餓。有時候我需要把一些吃的東西帶回宿舍，像是椰蓉餡的四方塊小甜餅。不過，甜食對我多半沒有什麼吸引力。

我們外國留學生全加起來只有二百多人，但儘管我們住同棟樓、在同一個食堂吃飯，彼此卻很少來往。很少有人知道其他人叫什麼名字，談到他們時都使用他們的國名，那個尼泊爾人、那個阿拉伯人、那個希臘人、那個阿爾巴尼亞人。越南和朝鮮留學生幾乎占所有外國留學生的一半，他們自成一體，聚在食堂的一頭吃飯，俄國人和蒙古人與二十幾個東歐國家的學生在食堂的另一頭，為數不多的南美學生在中間，與東歐、埃及的和非洲的學生分得很清楚。即使在這些小團體內部也按民族和政治關係再分成各個派別。

與我來往比較多的幾個人中有一個印度女學生蓮娜，兩個極為年輕的挪威小夥子斯坦和哈拉爾德，兩個高高的、充滿活力的烏干達人烏蓬古和烏吉迪，一個年輕的瑞典人佩爾｜奧洛夫，三個蒙古學生，其中一位叫瑪格達，後來我有兩次到烏蘭巴托拜訪她。還有莫里斯．威爾斯，他是韓戰中二十一名美國戰俘之一，在中國坐過三年監獄，後來叛逃留在中國。他們都很友善，都是好人。除了莫里斯之外，他們和很多其他人在夏天都要離開北大。因此，除了一個學生宿舍樓不能關，其他的都得關了。

有幾個外籍教師也在我們食堂吃飯，其中有一位教德語的女教師，她嫁給一位中國人。她當然有權在外國人食堂用餐，但她的丈夫不能。因此每一頓飯她買的量都比較大，坐在遠離賣飯的窗口，趁別人不注意時，偷偷地往飯盒裡裝一些飯菜。她戴著一副薄薄的傳教士眼鏡，臉上有疤痕，頭頂有個發白的刀傷。聽說這一年她千方百計要使某個外國留學生與她的女兒結婚，以便能把女兒帶出中國，但是直到此時仍沒人上鈎。

當年我寫了很多家書，常得去禮堂附近廣場旁的小郵局寄信。中國郵票沒有背膠，要到窗邊櫃檯上的搪瓷碗裡，用手指沾漿糊抹在郵票背面。有一次我發現一位年輕大學生在旁邊直愣愣地看著我。儘管我已經習慣大家這樣看我，因為很多中國人從沒看過外國人，但他的目光格外異樣。我還是照樣一次又一次用手指沾漿糊，繼續黏我的信封，效果不錯。但最後突然發現，我沾的不是漿糊碗，而是在那位大學生放在櫃檯上的粥碗。我真是羞愧難當，這件事明顯暴露出，我對於他和其他大學生的生活狀況缺乏了解。

◆

為了能在中國過正常生活，我必須適應各種不同的新情況。我剛到中國時，當局根據瑞典文名字的發音，草率地譯了個中文名字。但不能就這樣下去，得要有個適應日常生活的中文名字。幾個中國朋友都來幫忙。「姓」在瑞典文裡放在後面，中文則在前，一般是一個字的單姓，比如毛、周、朱。很明顯，家比個體成員重要得多。名字一般由一個字或兩個字組成，澤東、恩來、德。這裡舉例說明的三個男人，是參與和領導中國革命的人，當時仍然領導著這個國家。

按瑞典文的發音，我姓林德奎斯特，讀起來太長，但是頭一個「林」字，正符合中文的姓氏習慣，而且這個姓很普遍，意為「森林」，並且與瑞典文原意近似。但我的名字塞西莉亞有些麻煩，一定要縮減成一個或兩個漢字。家裡人平時叫我「西拉」，但還是有問題。中文的拼音與瑞典文的發音不一樣，但是「西」字不錯，我的朋友們找不到更好的同音字，所以選了「西」，意即「西邊」、「西方」。他們認為很合適，這就是我名字的由來。但若名字用雙字，還要找另一個合適的字，是「利」還是「拉」？這時候展開一場熱烈討論。

「Li」和「La」在漢語裡有很多同音字，深入討論後大家一致同意用「利」，意即「收穫」、「利益」，這個字很正面。但這個漢字不適合作人名，要找個同音字比較好。

其中一位朋友建議，給這個「利」字加一個立人，即「俐」。大家都說這個字好，聽起來好聽，顯得有文化。但他說，這個字不適合用作女人的名字，只能用作男人的名字。

新的討論又開始了，最後把人字邊改成草字頭才算大功告成，「莉」就是茉莉花的意思。這樣大家都會明白，我的名字帶有女性特徵。結果就是「林西莉」，也就是森林，西方或西邊的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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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語」全面來臨之前：一個中國關鍵時刻的切片

郝譽翔╱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教授

我向來喜歡看西方人撰寫的中國遊記。從《冰島漁夫》的作者、也是法國海軍上校皮埃爾‧綠蒂（Pierre Loti）的《在北京最後的日子》，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 šek）的《中國‧ 我的姊妹》，到《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的《尋路中國》、《甲骨文：一次占卜現代中國的旅程》等等，他們彷彿是藉由一雙異國之眼，隔著距離，反倒更能一針見血道出我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真相。

如今林西莉的《另一個世界》又再次為我們提供了一扇窺見中國的門窗，而且她所經歷的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可以說是至關重要，這個時間點恰正是中國經歷了艱苦的韓戰，以及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之後所導致的嚴重饑荒，全國上下因此瀰漫著一股苦悶的高壓氛圍，而在現實生活中物質條件又是極度的貧乏。當時還不到三十歲的林西莉從瑞典遠道而來學習中文，目睹到的卻是一個死氣沉伔的國家。

在《另一個世界》這本書的開頭，林西莉難掩對中國的失望，她描述自己所身處的北大就像是「一所填鴨式的小學」，充滿了「虛偽、謊言和沉重的宣傳氣氛」，而外國的留學生如果不是因為領了政府的公費，早就立刻打包行囊返回自己的家鄉。然而隨著林西莉的腳步逐漸踏出大學的圍牆，來到了北京的胡同深處、郊區農村，乃至加入了隱身在北京護國寺街一個四合院之中的「古琴研究會」，開始學習古琴以後，她才終於向我們展示了真正的「另一個世界」：一個掩藏在政治口號表象下的庶民百姓日常生活，以及深深扎根在這塊古老土地上的傳統文化。

換言之，《另一個世界》點出了當代中國表裡不一的矛盾、複雜和悲哀。林西莉在書中描寫了一個從一九二○年代末期就參與中國左翼革命的溫斯爾教授，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他留在北大教書，但六○年代社會瀰漫僵化的教條主義、監視迫害，以及令人絕望的經濟狀況，都一再讓他感到愈來愈加迷茫。「這些都不是我們奮鬥的目的，」溫斯爾教授悲哀地說，「三十年前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完全另類的社會。」然而那個「另類的社會」永遠沒有到來，即使改革開放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它依然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夢想。

所以如果跳過了林西莉所親眼目睹的一九六一年，我們或許將難以理解中國左翼革命好不容易成功，又極其艱難地通過了韓戰的考驗後，為什麼竟會完全悖離了三○年代所規畫的理想藍圖？而這又如何左右了當代中國的走向，乃至到了已經相當資本主義化的今日，它集權的本質卻仍如此的堅固頑強，一如林西莉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見到的，這是歐威爾《一九八四》在現實之中活生生地上演，而直到今天，這齣戲尚未落幕。

林西莉經由她的西方之眼，加上深厚的國學素養，往往不需要艱澀的理論，從日常生活中就能夠敏銳地揭露問題的核心。譬如她描寫北京大學的學生宿舍，一個小小的房間中就擠進了六到八個人。林西莉訝異中國學生竟能甘之如飴，因為「有自己的房間或是與人合住，並不是中國學生追求的最終目標」。而她也進一步觀察到：「他們絕大多數人害怕孤單，很多人從沒在別人視線以外獨立生活過。對他們來說，集體構成生活本身的基礎，群體帶給他們安全感。」所以通過現實生活的小小細節，林西莉便精準地道出個人主義在中國之所以無法發達的原因。

她也意識到在這個時間點上，中國的語言正在產生劇烈的變化，一種官方創造的新的語言正在誕生：「改造思想，一個活生生的頭腦被打破，而填進合適的因素。不僅要學會說我明白了，還要含淚說『愛』。」她把這種語言稱之為「新語」，這是一種被嚴格限定使用範圍的語言，是全面控制思想的工具。這種語言滴水不漏，只能表達當權者允許的東西，不可能批評當權者，因為裡面沒有這類文字。這種「新語」讓中國的知識份子啞口無言，而如今它沒有死去，還依然活躍在媒體、網路和一切和文字有關的媒介之上。這種「新語」改造了中文，它摧毀了自由的可能，以及想像和創造的潛力。

在《另一個世界》中，林西莉關注的是「新語」還沒有掌控的角落，在那兒還殘存著這塊古老大地的活力。於是林西莉的眼光從北大的課堂講台，開始轉入北京胡同的日常生活之中，從王府井、天安門、長安大街，到最具庶民氣息的前門、大柵欄、天橋、珠寶市大街，她鮮活的文字搭配攝影機鏡頭，詳細記錄了北京這座古城原汁原味的面貌。

然後她繼續往南行，來到上海，那時的浦東還是一片荒涼，「大世界」仍然像一九二○年代郁達夫所描寫的，上演的是各種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從雜耍、京劇到木偶戲。她的足跡還繼續南來到蘇州、杭州，運河上面仍有舟楫頻繁地往來，繼而她又到河南古都洛陽，當時的龍門石窟除了她之外，幾乎見不到什麼遊客，彷彿被人給遺忘。

而那時也沒有人料想得到，幾年之後，便會有一場更加酷烈的鬥爭來臨。在文革瘋狂席捲中國、摧毀傳統，「新語」從此全面滲透到每一個人的大腦之前，林西莉記錄了底層中國最後的溫潤人情，即使在那時已經隱隱浮現了許多令人不安、黑暗的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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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林西莉的《另一個世界》又再次為我們提供了一扇窺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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