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與美國人：從同舟共濟到競爭對決，一段被忽視的共有歷史

名人推薦：◎好評推薦

所有歷史都是共有的歷史，但如何詮釋「共有的歷史」需要謹慎引證，本書則展現了此一方法。——入江昭，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國際史大家

本書的巧妙是，書中提到的中英文人名也都與台灣有著共享的關係，例如：《蒲安臣條約》正本現存於台北故宮、衛三畏與培里曾認定福爾摩沙東部不屬於大清帝國管轄、田貝曾力讚台灣是大清最進步的一省、丁韙良幫徐繼畬轉贈給華府的石碑後來曾讓林獻堂看了大喊嗚呼、中美兩國的乒乓外交導致台灣退出聯合國等。正如作者徐國琦寫到：「我所謂的『文化』，指的是人和社會藉以分享夢想、希...

緒論

中美人民出乎意料的共有歷史

美國誕生自追求自由的革命，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我們的憲法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續書寫的憲法。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以一個現代國家而言，中國相當年輕。我們能互相學習。

─卡特，一九七九年

二○○八年八月八日，北京夏季奧運開幕的這天，美國總統布希出席在北京新落成的美國大使館盛大開幕典禮─「新時代的新大使館」。中美人民滿懷熱情地選擇這個幸運的日子來開啟雙方關係的新時代，而美國國務院也為了紀念這項活動，特別以中美關係的悠長歷史為題，出版了中英版本的《共同的旅程：中美兩百年史》一書。這本書圖文並茂，印刷精美，可惜內容只是蜻蜓點水。儘管書名暗示有豐富的內容，但短短六十四頁的篇幅大多只描述了典型的雙邊外交歷史，缺少這段真正共有的旅程裡大部分的關鍵點。這樣嚴重的缺失使得歷史學家易社强對此書的評價不高，說它只適合放在茶几隨手翻閱罷了。

與其說這是美國國務院的失手，不如說學術研究多年以來也一直困於相同的問題。從傳統角度研究的中美關係，似乎總是受到兩個致命缺點所苦。首先，這類研究通常只專注於美國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描述，則彷彿他們只是對西方的行動做出反應而已。只有少數研究會同樣關注中國的主動行為，這些行動其實也是塑造中美關係的力量。再者，這些研究通常採取由上往下的方法，過度強調政府、政治人物、經濟狀況，輕忽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在處理中美人民共同從事、積極參與的活動與經歷時，這種態度又更顯著；「運動」這種流行文化的中美互動就是一個例子。在一般歷史書籍中，讀者不論挑選任何一段的中美關係，都幾乎不可能看到關於本書中任何一個實例的深入探討。傳統的研究觀點無法呈現全貌，未能給予美國人和中國人同等的關注，也沒有展現出雙方其實同樣積極地塑造與實踐彼此心目中的理念：實現更好的互相理解、改善雙邊關係。

本書選擇與眾不同的方向，談的不是文化差異與抗衡、即將爆發的戰爭、文明的衝突、美國的衰落，或是中國的崩潰；本書也不是另一本探討重要但陳腐的中美外交、政治、種族，或經濟關係的傳統調查。我完全不打算湊這個熱鬧。相反地，本書探討許多重要卻莫名被忽視的文化交流案例、雙方的共通點，以及中美人民對這段共有歷史經驗的貢獻。透過以文化，而非政治、經濟、種族或外交策略作為參考點，本書揭開這些人共有的過去如何在塑造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並說明中美人民經驗的歷史意義。我在這個計畫中偏好的觀點是文化，而非政治或經濟或外交策略。我所謂的「文化」，指的是人和社會藉以分享夢想、希望與挫折、興奮與失望之情的那些活動，就如同中美人民從十九世紀到現在的漫長旅程中所經歷過的那一切。我特別關注「文化國際主義」，這是我從入江昭那裡借來的詞。入江在他鞭辟入裡、激動人心的著作《文化國際主義與世界秩序》中指出，儘管全球對於一戰後的世界新秩序都感到挫敗，但依舊存在所謂的「文化國際主義」。在一九二○年代，「教育者、知識份子、藝術家、音樂家等許多人開始跨國合作，推動互相理解。他們對未來的展望，是一個由學生與學者的互相交流、協作的知識產業、藝術展演、時事座談，以及眾人的有志一同，取代軍備競賽與軍事聯盟，為國際事務做出決斷的世界」。入江提出，文化國際主義指的是驚人的眾志成城，意圖透過學生與學者的交流計畫、演講等文化活動，打破國界，扶植文化理解、合作，建立共有的價值觀。我受到入江的論點啟發，試著說明在中美人民共有的過去裡，這種文化國際主義一直都是主要的主題。我想透過檢視十九世紀初至今深層的哲學與文化溝通，探討我心目中的一種新典範，利用這個典範來研究與理解這兩個龐大、有眾多差異的社會與國家。對我來說，文化國際主義在中美關係中顯然一直扮演著一個雖然鮮少受到肯定，但相當重要的主題。

必須考慮的關鍵問題有幾個：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共有的經驗」（shared experiences），那麼中美雙方的人民是如何做出貢獻，或助對方一臂之力以定義彼此的歷史與國家形塑？每當講起這兩個國家，我們經常把它們視為在天秤的兩端，其實它們只是不一樣而已。在兩國歷史上的某些關鍵時刻，難道它們不也有著相同的共識、價值觀，以及目標嗎？而兩國又是因為面臨了哪些危險與挫折，有時導致了對彼此的惡言相向與無用的暴力？關於美國與中國的國際化研究，現在才開始成形。本書試圖以一貫的方式比較這兩個國家，這樣一來，我們也許能發現隱藏的關聯性；更重要的是，這樣也許還能找出知識性的工具，幫助我們定義中國與美國的新國際歷史。

《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大家常說「認識你的敵人」，但我們應該補充的是：認識你的朋友也是個好建議。可是「認識自己」的重要性絕不亞於認識他人，而且還更困難許多。「知己」代表的是知道自己是誰，而中美兩國的人，都深深為國家認同問題所苦。中國的問題很大部分是歷史造成的，而美國人似乎對現在有更多的困惑。因此，雙方都需要好好釐清他們共有的歷史以及共有的世界。自從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美國人一直自問：他們的國家究竟是一個帝國，還是民主的燈塔，或是面臨嚴重衰退的強權。雪上加霜的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中團結起來對抗明確敵人的美國人民，現在全神貫注地想找到新的敵人。這個新敵人是中國嗎？

美國的所作所為經常以帝國自居，但其實大部分美國人並不這麼認為。如果美國真的是個衰敗中的強權，美國人就必須調整他們的對外政策，以及他們應對如中國這種新興強國的態度。美國也許是當代的強權，但它對於準對手中國的依賴也極深，因為中國是它的最大債權國。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強權能永遠屹立不搖，更別說是一個靠借貸支撐的強權國家了。羅馬帝國崩潰了，過去的中國、俄羅斯和大英帝國也都一樣。美國能夠力抗這種歷史趨勢嗎？還是它真的是個例外？美國人不是很確定。邱吉爾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體會到美國經歷的這種悖論，當時他對美國的《獨立宣言》的評論是，這是維繫英語系人民自由基礎的一份偉大的所有權狀：「這份文件使我們失去一個帝國，但也使我們保留了一個帝國。」美國是否會重蹈英國的覆轍呢？

至於中國的挑戰則更大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基本認同根植於對自己身為世界上延續最久的文明的驕傲。中國人不覺得有必要切割文化與政治，或是權力與文明。傳統的中國就是「天下」，自己的價值觀等於普世價值。中國人也自誇自己發明了造紙術，而且是最早使用紙幣的文明。唐朝是西元第八世紀第一個完全達到國際都會規模的帝國。一七七六年，美國人才剛發動獨立戰爭，但這時候的中國在經濟、軍事、文化方面，都已經穩坐東亞強權、世界強國之一的位子達數世紀之久。

若說中國的文化政體無法動搖，那就錯了，畢竟中國人和世界各國的人一樣，都很有適應力。雖然中國人很喜歡引用孟子所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但其實中國人已經隨需求而快速改變了。中國文化以源起於兩千多年前的儒家人文精神為本，以功績為基礎的文官制度也在十世紀時發展完備，成為各國欣羨數世紀的奇蹟。中國以科舉把關的文官制度可能啟發了英美─或是使它們自慚形穢，故在十九世紀建立它們自己的文官體系。文明中的『天下』其實只是微觀的。」現在的中國一方面繼承了過去的傳統，一方面試著以他們一知半解的觀念以及借來的體制為基礎，拼湊出新的自我認同。畢竟，中國人拒絕以儒家思想為官方的意識型態，他們拋棄了延續數十個世紀之久的朝代體制，最終更拆解了毛澤東思想；他們已經證明，自己比他們的資本主義導師更能貫徹資本主義。在美國強大的菁英階級努力保存僅有百年歷史建築的同時，中國人卻以經濟發展為名，眼也不眨地摧毀古老的建築與古蹟，絲毫不覺得惋惜。歷史只是塵埃。

種族是身分認同與焦慮的另外一個原因。美國一直是個移民的國家，種族議題向來十分棘手。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孫中山等革命志士為了將多民族的清朝轉變成單一民族國家，便以漢族為基礎，建立「中華民族（漢人）」的觀念，但美國並沒有在這種脈絡下建立的「美國民族」觀念，而是一向以種族排他性來定義自己的政體。美國憲法曾排除非裔美國人擁有完整的公民權。較不為人所知的是，一七九○年新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通過的第一項法律，就是限制僅有白人能擁有公民權。雖然美國過去常誇耀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但從一八八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中國人卻因為種族因素被特別指明不能移民美國。儘管美國國會在二○一二年通過「排華法令道歉決議案」，但美國政府至今仍尚未針對這種對中國人的不人道待遇正式道歉。美國政府花了四十多年，才正式向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到強制拘留的日裔美國人道歉與賠償，至今卻尚未妥善處理他們在歷史上對中國移民與其後代美國公民的不公不義之舉。

中美兩國在歷史上都採取擴張主義，並且以領土定義自己為國家以及帝國霸權。美國在十九世紀初開始西部拓荒運動，清廷也在當時鞏固自身在中亞擴張的勢力範圍。中國至今持續「西部大開發」策略，發展清廷在遙遠的過去所征服的那些地區。兩國都曾在越南有慘烈的戰爭。大清的乾隆皇帝在一七八九年進攻越南，最後換得一場災難。美國的越戰主要以阻止中國共產黨擴張為名，而雖然原因不同，但事後也只能用「身陷泥潭」來形容。當堅定反共的尼克森總統做出自越南撤軍的決定時，他體認到自己需要中國的幫助。中國政府出於好意，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幫助。美軍撤出越南五年後，也就是華府與北京終於建立正常化的外交關係的一九七八年底，中國也發動了一場越戰，意圖「教訓」越南人對中國的敵意。在鄧小平一九七九年著名的訪美行程中，他要求美國投桃報李，支持他的這場越戰。但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拒絕了。

兩國有時也互為模範。福蘭克林等美國的建國先賢深受中國吸引，認為中國是「最古老、經驗最豐富、最有智慧的國家」。福蘭克林曾經認為中國比歐洲各國更適合作為美國的模範。而中國甚至在美國的獨立中扮演了一個間接的角色：一七七三年波士頓茶黨事件中，被倒進海中的那些茶大部分都來自中國。在獨立之後，美國人夢寐以求中國的市場和財富。一七八四年，第一艘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抵達廣州，單這一趟航行就獲得了百分二十五到三十的利潤。中國的革命份子終於也跟隨美國革命份子的腳步，在一九一二年宣布成立共和國。他們的領袖孫中山是一位基督徒，也是美國公民。

一個人在世界上的身分，也會由他的朋友、同盟和敵人所定義。中國和美國在兩次大戰期間，都曾經是親密的戰友。它們對抗相同的敵人，共享對於新世界秩序的相同希望。美國總統威爾遜對一次大戰後的世界秩序藍圖，深刻引發了中國的想像，也影響了中國人對自己、對美國人，以及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想法。中國學生在北京美國大使館前遊行，高喊：「威爾遜總統萬歲！」在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共同創辦人之一的陳獨秀筆下，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則稱中國是戰後世界上最強大的四個國家，「四警察」（Four Policemen）之一。在冷戰期間，中美兩國的命運又以另外一種方式交織在一起。中國和美國在兩次熱戰期間互為敵對─韓戰期間直接對立，越戰期間則是間接對立。因此，中國擁有兩個互不相容、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兩次大戰期間是美國的盟友，但在冷戰期間僅有的兩次熱戰裡，卻是美國的頭號死敵。

儘管有這段互動的歷史，兩國對彼此依舊不甚了解。關於對中國以及對自身的無知，美國人其實無從推託。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表示：「恕我直言，美國有一些人對中國的了解，不如我們對美國了解的多。」當然，溫家寶和許多抱持相同見解的中國人其實是誤會了。一般來說，普通美國人了解中國的可靠管道，是比普通中國人了解美國的可靠管道來得多的。在美國研究中國的專家，接受的訓練也勝過研究美國的中國學者，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資訊控管、審查制度以及缺乏透明度。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雖然美國人可能比較了解中國，卻不一定表示他們的了解具備任何深度。在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訪中後，經濟學家高伯瑞以及女演員莎莉．麥克琳等這些前往中國的美國人，對於中國根本毫無所知，也不會說中文，卻在幾個星期的旅遊後，立刻根據他們的旅程出版關於中國的所謂「權威」書籍。甚至有些美國人還宣稱貧窮的中國已經解決了後工業化時代的問題：回收廢棄產品、窮人醫療照顧，以及人口稠密社會裡的一種歸屬感與共同體等等問題。更近期則有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所著，厚達五百多頁的《論中國》一書。他在書中語帶權威地宣稱中國「與其說是傳統的民族國家，不如說是一個永恆的自然現象」，還說「美國和中國已經不像是民族國家，反而比較像是文化認同的大陸型國家表徵」。從一九八○年起，中國就在每四年一次的美國大選中，成為不分黨派的關鍵議題，平面媒體與其他媒體的評論家，都假裝自己是中國專家。

經濟上的連結一方面帶來了建設性的關係，一方面卻也引發不體面的剝削。美國對於所謂「中國市場」的著迷，甚至比美國本身的歷史還要長久。美國建國原則非常崇高，但該國的對華政策表現出的實用主義卻遠大於理想主義。從對廣州貿易時期到一八六○年代，「在所有涉及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事務，關鍵的問題都在於和英國人或中國人站在同一陣線，是否最能符合美國人的利益」。杜克與史丹佛是兩所頂尖的美國大學，它們和中國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兩所大學的成立經費，都來自於對中貿易或過去在美國西部做苦工的中國勞工，只是兩所大學從未正式承認它們欠了這份情。眾所周知，英國在十九世紀向中國販售鴉片以平衡財政，榨乾中國人的銀兩；但有人聽說過杜克大學創辦人杜克是靠著賣菸給中國人賺大錢的嗎？當杜克在一八八一年首次知道香菸機械的發明時，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把地圖拿來給我。」當他看到中國有四億三千萬的人口，便告訴他的合夥人：「這就是我們要賣菸的地方。」東亞商業史研究者高家龍指出，香菸最早在一八九○年出口到中國，銷售量從一九○二年的十二億五千萬根，增加到一九一二年的九十七億五千萬根，一九一六年則上升到一百二十億根─是一九○二年的十倍。到了一九一五年，每年從美國出口到中國的香菸數量，已經比出口到世界其他國家的總數量還多。這麼高的銷售量和豐富的利潤讓杜克笑得合不攏嘴。「我們在中國已經有很大的進展，」他向媒體如此表示，「那裡的可能性……無可限量。」多虧了他在中國賺的大錢，杜克後來成立了一間以他為名的大學。中國人也為中太平洋鐵路以及連接聖荷西與舊金山的鐵路工程做出了貢獻。是中國人在危險的內華達山脈鑿開了那些隧道，而史丹佛大學的創辦人，則利用中國勞工建造的這些直通美國西岸的大陸鐵路，賺了一大筆財富。那些工人薪資很低，而且不少人在工作中喪命。

雖然經濟與貿易議題現在是中美關係的主軸，但其實直到不久之前，這都不算是兩國共有的歷史中真正重要的因子。所謂的「中國市場」在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絕大部分的時間裡，其實根本可說是一個迷思。美國的對中貿易量，大約僅占美國全球貿易的百分之一到三之間。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成立起的二十三年裡，中國和美國根本沒有任何貿易往來。一九七一年，美中貿易總計為四百九十萬美元，全部都是經過第三國的間接進口。直到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二年訪中後，美中雙方的直接貿易才逐漸重新展開。不過，當年度的中國對外貿易總金額也只不過達到五十五億美元，比中港商業活動的金額還要低。一九七○年代，中國與美國的經濟關係開始擴張，但美國人卻發現，和中國人做生意「就像跟一個漂亮女孩距離太近，但她卻踩在你的腳趾上」。一九七八年，中國開始對外開放，追求經濟改革，對外貿易總額達到約兩百億美元，但當年度只有十億美元的對外貿易是以美國為對象。

現在，儘管很多人知道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卻很少人知道或了解，從二○一○年起，美國大專院校裡數量最多的外籍學生，就是中國學生。二○○九到二○一○學年度，共有十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二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專院校就讀。一年後，這個數字達到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八人，成長百分之二十三，占外籍學生人數近百分之二十二，使中國連續兩年蟬聯留學生輸出國寶座，在美國的中國學生數量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此外，中國學生留學的國家也以美國為大宗。以這樣的趨勢看來，人數似乎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相較之下，二○一○到二○一一學年度，第二大留學生輸出國是印度，在美國大專院校就讀的人數為十萬三千八百九十五人。如果比較二○○○到二○○一學年度和二○一一到二○一二學年度的中國畢業生數量，結果更為驚人：人數的成長率達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三點七。同一段時期，在美國留學的英國學生人數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九，德國留學生人數甚至下降了百分之七點七。除了中國學生在美國驚人的數量增加之外，中美兩國的學術合作也同樣有顯著的成長。二○一二年，由中美兩國學者共列作者的學術論文數量和二○○○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七百點三。同一時期由德美學者共列作者的論文數量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二，英美學者共列作者的論文數量則增加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點三。就高等教育和學術合作而言，我們也許有理由說現在是中國的時代。

中國也許會失去美國最大債權國的身分，但可能會保留在美留學生數量最大的輸出國地位。很多在一九八○年代或一九九○年代前往美國的中國人，現在都已回到中國，參與祖國的歷史性轉變。他們有些人被稱為「海鷗」，因為他們在兩國都有工作與生活，會不斷往來兩地。有些則被暱稱為「海龜」（與「海歸」同音），因為他們回到中國後會長居並在當地工作。一八七○年代第一波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背後推手容閎（詳述於第二章）以及孫中山都是歸化的美國公民。容閎可說是最早也是最有名的「海鷗」，孫中山則是最早的「海龜」，只是當時沒有這些名詞而已。最近這波前所未有的中國赴美留學潮，將會製造出更多海鷗與海龜。不論這些中國人選擇回國、留在美國，還是往返兩地，想想看他們對中美兩國未來的共有歷史與發展將會有什麼樣的貢獻啊！如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傅德曼所觀察：「我還沒準備好把二十一世紀割讓給中國。我們的中國人還是能打敗他們的中國人。」

中國一直以來的身分認同危機，是中國發展民族國家的障礙。如果中國是一個能保護自身國家利益與國家主權的民族國家，而不是一個家族國家（滿族掌權時期）或政黨國家（中國共產黨掌權），那麼中國可能已經和美國開戰多次了。舉例來說，十九世紀在美國的中國人曾經被丟擲石塊致死或遭到屠殺，中國人也被禁止與白人通婚、不可擁有土地、不得在法庭作證，而當時的中國如果夠強盛，至少能發動有效的抗議或外交報復。一九九九年位於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來德的中國大使館遭到轟炸時，如果中國處於更強勢的地位，而不是任由共產黨將自身的政治存亡與正統地位放在首位，那麼兩國的戰鬥機和轟炸機可能就會滿天飛了。

中國領導者很慢才開始了解美國，而美國的領導者了解中國的速度更慢。在毛澤東成為紅色帝國的領導者之前，他似乎比較喜歡和美國人往來，而非和史達林打交道。毛澤東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中表示：「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向是有歷史傳統的深厚友誼的」，他希望與美國人培養更堅強的關係。就連一九五○年代極端反共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都曾說過：「我最珍貴的一項物品，就是八歲的時候，收到偉大的中國政治前輩李鴻章寫的一封信。這封信的開場白是：『給佛斯特將軍的小外孫，你的外公是我在困惑煩惱時的良師，也是我的益友。』」杜勒斯接著說：「對我來說，那封信象徵了兩國人民在過去的關係，也該永遠持續下去。這封信體現了他們的古老社會與我們的年少社會間兄弟般的情誼，反映出〔中國人〕親切的幽默感，以及對家庭和家族血緣的尊重，讓美國人很容易了解並且愛上中國人的性格。」杜勒斯承認中美貿易一直沒有成長到極大比例，美國人在中國的投資也非鉅額，他反而觀察到：「雙方的接觸主要都是文化與精神層面。」

中國領導人經常把美國人的政治錯誤歸咎於他們的態度。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澤東問出訪中國的季辛吉：「為什麼在你們的國內，你們對水門案那樁屁事那麼在意？」闖入對手的辦公室，製作一份敵人清單，蔑視法治，對毛澤東來說根本不算什麼。一九七四年四月，鄧小平在紐約和季辛吉會面時提問，為什麼「水門案還有這麼多的議論」，還補上一句：「毛主席曾告訴你，我們對這些事是不滿意的。」季辛吉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把對話導向中國的國內事件。接著鄧小平問：「博士，你熟悉孔子嗎？」季辛吉不尋常地謙虛回答：「不是很清楚。」鄧小平解釋，孔子非常保守，因此批孔運動是為了把人民從舊思想中解放出來。就算季辛吉真的不了解孔子，但他很了解中國人的歷史心態。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三年是中美關係復興的初期，此時的季辛吉依舊維持「防禦姿態」，使他的舉止能符合他所謂的「中華帝國症候群」；他相當「有禮貌、表現仰慕甚至自貶，彷彿一位謙虛的學生在聆聽講學，吸收世界大師級戰略家的智慧」。季辛吉不打算問有多少中國人，包括中國領導人，對孔子真的很了解，或是有勇氣承認自己對孔子的了解「不是很清楚」。

但是，真正的問題比兩國對彼此的了解還要更深層。當一個國家拒絕面對甚至記住自己的歷史時，就會出現國家認同問題。這正是現代中國的情況：統治者試著洗腦人民對近代史的知識，鼓勵他們忘記黨在一九四九年後將近一半的歷史。目前的統治政權警告人民「不要記住」時，沒有面臨太強烈的反抗。「不要記住」黨和領導人對人民做過的壞事；若現在的政權相形之下較不好，那就「不要記住」中國曾經有多偉大；「不要記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天安門屠殺；「不要記住」黨在「不要記住」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中國對西方的研究也有嚴重的限制以及缺點。雖然中國政權現在訴諸傳統文化，意圖促進自己的軟性權力合法性，補救意識型態上的真空，但大部分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文化都所知甚少，無法以此為基礎獲得精神糧食，或做出批判性的判斷，更別提將歷史傳統轉變成軟實力。

說到底，中國的敵人不是美國，而是自己。很多中國人都倉促假設，美國是阻撓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上獲得應有尊重的唯一強權。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和一黨獨裁才是元兇。共產黨最害怕的對手，其實是中國人民自己，因為能推翻「天命」的是中國人自己，不是美國人。共產黨一直試著打壓中國人成為泱泱大國人民的尊嚴和潛力，否定他們的思想自由和想像力，而中國的政治體制則是中國無法完全發揮潛力的最根本原因。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舉世聞名，但他們只有出國才能發揮潛能。中國沒能培養出蘋果電腦的賈伯斯、微軟的比爾．蓋茲，或是其他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與頂尖的思想家。離鄉背井的中國人已經自己爭取到這些榮耀，但留在中國的那些人則不行。諷刺的是，北京政府一直執著於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學院，但在中國的中國人對儒家思想卻不太了解，大多時候都無視所有傳統文化大師的教誨。共產黨在國內有合法性的問題，在這種「外強中乾」的情況下，孔子學院要怎麼壯大中國在海外的軟實力呢？於是為了反抗孔子學院應運而生的美國沙文主義也受到了誤導。目前的政權自稱「人民共和國」，使用的貨幣是「人民幣」，但掌握所有權力、控制全國財富的是黨幹部，而不是人民。所謂的中國共產黨，現在應該叫做「中國資本家黨」比較正確。

當然，美國政府也有自己失敗的地方，但在社會正義的表述上，他們可以發揮想像力，可以有夢想。中國人則抱持著恐懼、憤怒，生活在對自身、下一代、國家未來的不確定感中。但是，美國應該從中國步入現代世界的經驗中得到教訓。美國可能相信自己永遠都會是世界強權，理所當然在全球占有主導地位，但在過去數千年裡，中國各朝代也站在這個位置數個世紀之久。中國最終明白了「輝煌如過眼雲煙」。

緒論

中美人民出乎意料的共有歷史

美國誕生自追求自由的革命，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我們的憲法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續書寫的憲法。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以一個現代國家而言，中國相當年輕。我們能互相學習。

─卡特，一九七九年

二○○八年八月八日，北京夏季奧運開幕的這天，美國總統布希出席在北京新落成的美國大使館盛大開幕典禮─「新時代的新大使館」。中美人民滿懷熱情地選擇這個幸運的日子來開啟雙方關係的新時代，而美國國務院也為了紀念這項活動，特別以中美關係的悠長歷史為題，出版了中英版本的《...

一部以中美兩國人民和群體交往的國際史

吳翎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美關係是當前維持國際秩序中最重要的兩個法碼，稍一有閃失可能造成國際動亂。這是任何對國際關係稍有認知的人都同意的看法。研究當代國際關係的論著可謂卷帙浩繁，但是從中美兩國這兩百年來的歷史交往中以不同的「人民和群體」，將兩國人民共同經歷的夢想、願望、衝突和怨恨的生動故事放入歷史大舞台，在力求嚴謹的學術腳本中又能掌握如舞台換幕，一幕幕排演不同角色上台演出。要寫出這樣一部精彩有觀點的歷史論著，令人沉吟故事中所延伸的現實意味，並留下空白讓讀者細思未來處境，在既有的中美關係史的論著中猶如鳳毛麟角。徐國琦教授的這本《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原文直譯，以下簡稱《中國人與美國人》），便是這樣一本學術功底深厚，又能嫻熟掌鏡中美兩國交往中的不同主角，通過多元身分的轉換和發聲，澈底展現了敘事史學的功力。我很樂意向讀者推薦這樣的一本好書，特別是在台灣更不能迴避中美兩大強權的發展，而從中美兩國人民交往的視角探觸一部國際史，更應是面對歷史問題和當前兩岸局勢的一個突破口。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是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徐國琦在哈佛大學出版的英文專書，出版後學術佳評不斷，我曾在《台大歷史學報》寫了一篇長文介紹本書在半個世紀以來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學術地位和重大意義。如同國際史大家入江昭（Akira Iriye）在本書的序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共有的歷史，但如何闡釋『共有的歷史』需要謹慎引證，本書則展現了此一方法」。在美國外交史的學術傳統中，戰爭、衝突、霸權、外交決策、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等現實主義史觀曾是引領風騷的顯學，這一學派基本上係以美國為中心的歷史論述。徐國琦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並非典型的外交史著作，更不以美國為中心，而是近十年來正興起的「國際史」研究的絕佳範例。國際史研究仍離不開國家與國家間的對話，但是它對話的對象更加廣泛，政府或非政府、群體或個人都可以納入跨國聯繫和國境互動的一環。徐國琦將他個人的系列著作歸納為「國際史三部曲」：《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中國人與美國人》加上《亞洲與大戰》、《何謂中國》（idea of China: a shared history，預計今年由哈佛大學出版，書名暫訂），這三本書則屬於「共有的歷史三部曲」系列。以上六本英文著作分別由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三個世界頂尖大學出版，其中幾本已有中文版。這次由貓頭鷹出版社印行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不僅是徐國琦教授在台灣首度問世的中文譯本，也是本書第一次以中文版發行。有興趣的讀者可將「國際史三部曲」和「共有的歷史三部曲」找來一讀，應更能明白作者在國際史研究下了多年的苦功。

我初識徐國琦教授是在二○○四年夏於復旦大學召開的一個會議上，他當時的發言和舉措，令人印象深刻。在議程的開放討論中，他一隻腳蹬在椅子上，怒氣指著中國掌握學術大權的一位發言人，嚴詞駁斥其不懂學術規範。個頭不高的他看來卻是氣勢萬丈，滔滔雄辯中帶著一絲得理不饒人的洋氣，但又略有幾分農民的率真粗獷。這真是一位具有特殊氣質的學者，我這樣揣度著！可是當時未有機會交談。二○○八年於長沙召開的中外關係史會議上再度遇到徐國琦，始知他來自極為貧困的安徽農村，聯想起數年前他足蹬椅子的情景，終於理解他何以有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氣。後來又有幸同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期間對他的不凡經歷有進一步的了解。

徐國琦教授和我同屬一九六二年生，屬虎，略長我數月。他出生於大饑荒之後的安徽農村，從小在飢餓中長大，而我出身於台灣的小康之家，正是台灣經濟起飛，走向經濟奇蹟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對照在於我們都成長於美蘇對抗時代的敵對陣營，我從小聽聞「反共抗共」和「三民主義解救大陸同胞」長大，而他從小聽聞「打倒蔣介石政權」和「解放台灣苦難同胞」。他雖經歷十年文革，但並未耽擱考高考的時間，和我一樣都是十八歲（一九八○年）上大學。一九八○年代的台灣正逢解嚴前左右思想激越奔騰，年輕學子求知若渴，且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六○和七○年代人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到我八○年代依舊興盛。我雖讀了台大，因結婚太早，來不及留美放洋，最後在台灣取得博士學位。徐國琦上大學時，英文考了零分，靠著一本英文字典苦讀文法，再攻讀南開美國史碩士。最後以放棄南開教職，取得獎學金，直上哈佛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我和他不僅同年生，同年上大學，而同樣屬於從事中美關係史的學者，在學術的起跑點上他像一顆飛速的白球，幾年之內完成了這麼多本擲地有聲的書，如同打棒球漂亮出擊，一下子就打了好幾個全壘打，而我或同輩的學者都還在跑壘狀態，真令人汗顏不已！而他的成長過程更是充滿傳奇，從赤貧野地一路奮力往上爬，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學術的尖塔，他的苦難經歷也足堪為下一代年輕人逆境求生的榜樣。（詳見徐國琦中文版自傳《邊緣人偶記》）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不僅拓展了我們對於近代中國的國際視角，將近代中美兩國交往的關係以流暢且饒富興味的敘事置於一部國際史的圖像中，從文化交流、憲政制度和體育活動等生動具象的案例，穿針引線這些歷史故事在中美兩國交會的歷史脈絡中，展現歷史學者獨具的敏銳歷史意識和現實政治感。本書除緒章和結論之外，分成三部六章，第一部：十九世紀的信使；以蒲安臣使團、清末留美幼童和第一位在哈佛執教的中文教席戈鯤化做為十九世紀的信使。戈鯤化在美不到三年，即因感染肺炎而病故，卻留下重大的資產，除了編撰華文教材，並有一批華文書籍成為哈佛大學及後來的哈佛燕京社奠定漢學研究的基本文獻。第二部分：通過兩位美國知識界菁英古德諾及杜威探討一戰以後中美知識菁英的交流、美國顧問專家的角色以及中國的國際化歷程。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古德諾，因著有《共和與君主論》一書，長期被視為替洪憲帝制背書，學界迄今對其評價有所不公。作者仔細推敲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古德諾來華擔任顧問之前，美國政府尚未承認民國政府，加以新建的共和政府草擬的憲法頗有以法國共和憲法為藍本的意圖，美國憲法顧問是否合適，曾使古德諾的派任一波三折。徐國琦重新探討何以古德諾認為君主立憲政體適用中國的想法。眼睛明亮的讀者或許也可感受到作者刻意戳刺當前一黨獨大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沒有立場批判所謂古德諾的憲政謬論，百年之後的中共更該自我反省當前中國的憲政改革和民主法治。在「杜威：西方孔子和文化使者」一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更接近「人性」的杜威，而不是一個被胡適等大學者塑造出來的實驗主義大師的杜威。第三部分：大眾文化和中美關係。通過近百年來中國如何看待體育、對現代體育觀念的認識以及中國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經歷等主題，闡釋近代中國人如何利用體育活動來改變中國人的命運和參與國際化的軌跡。奧運在中國的引介最早是在一八九五年由美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於天津設立分會，開始大力推展籃球、排球等現代體育競技活動為始。從「奧林匹亞」（Olympia）一詞最早被譯成「我能比呀」，我們就能明白中國人如何想擺脫東亞病夫的心結，以及體育活動和國家民族認同的不可分割。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海峽兩岸「兩國中國問題」浮現在奧運代表權的外交角力，一九七○年代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乒乓外交開啟與美國政府的破冰之旅，以及美蘇共三方在國際體育活動中呈現的緊繃外交關係，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體育政治化議題。中國人進一步瘋狂追尋金牌數，欲藉此證明中國不僅已擺脫「東亞病夫」，更是世界體育強國，最高境界莫屬二○○八年北京首次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引起的全民瘋狂逐金運動。這種情況令我們想起去年（二○一七）首次在台灣舉辦的世界大學運動會中高亢的「讓世界看見台灣」、「點亮台灣」的台灣人認同情緒。體育賽事在世界各國舉辦活動中往往充滿了高度的政治意味，在兩岸關係中也是隨處可見。

「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美國學界治美中關係史的學者對當代國際政治的現實關懷特別深刻，此一傳統從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學派以來不論研究典範如何改變，治外交史者對當代世界的觀察及未來中國局勢的演變特別敏銳。反觀台灣歷史學界在這方面則相對保守和拘泥，乃至於外交史研究與現實國際政治的接合漸行漸遠，以致外交史學界擁有史學縱深的功夫底蘊，卻逐漸失去對當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筆者認為身為華裔學者的徐國琦，在《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中的現實關懷呈現中國崛起之後，中美兩國隱然有種相互對抗和競爭的心態，徐國琦希望通過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個案經歷，建構出中美兩國人民「共有的歷史」的心理認知和共同願望，而非完全依賴國家力量主導一切。

撰寫本書中文版序言之際，正值美中貿易戰開打，美國總統川普對台發布「台灣旅行法」、中共十九大修憲及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等等重大政治議題，台海關係時時處在既危險焦慮又充滿期盼的處境中。本書從二百年來中美人民的交往，以及從體育活動考察人民和非政府組織在民間交流和國家關係的角色，更有批判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在憲政、人權和學術上的種種箝制，正給民主台灣在考察當下急迫的台美中關係時有一個歷史的參照點和宏觀的國際視角。在二十一世紀中美兩國，乃至於亞洲國家和全球世界，如何形成一個和諧共享的價值觀和構建互信渠道，求同存異，走出一味競爭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理解正可提供未來的借鏡。凡是對近代中美交往的這段共有歷史或愛憎情結感到興趣的人應該閱讀這本《中國人與美國人》；希望能從歷史獲得知識力量對目前台灣命運有理性關懷的讀者更應該閱讀本書。

一部以中美兩國人民和群體交往的國際史

吳翎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美關係是當前維持國際秩序中最重要的兩個法碼，稍一有閃失可能造成國際動亂。這是任何對國際關係稍有認知的人都同意的看法。研究當代國際關係的論著可謂卷帙浩繁，但是從中美兩國這兩百年來的歷史交往中以不同的「人民和群體」，將兩國人民共同經歷的夢想、願望、衝突和怨恨的生動故事放入歷史大舞台，在力求嚴謹的學術腳本中又能掌握如舞台換幕，一幕幕排演不同角色上台演出。要寫出這樣一部精彩有觀點的歷史論著，令人沉吟故事中所延伸的現實意味，並留下...

緒論　中美人民出乎意料共有的歷史

第一部分　十九世紀的信使

第一章　蒲安臣：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位信使
　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位信使
　美國文明在中國的代表
　「堪稱史上一個大國對另一個大國最高的讚美」：獲指派為中國對外的使者
　蒲安臣使節團在美國：政治與外交
　蒲安臣使節團在歐洲：尋求合作
　蒲安臣的成就為何？

第二章　中國教育使團：十九世紀中國學童在美國
　選擇美國作為中國首次留洋計畫目的地
　中國少年在美國
　中國教育使團提早召回：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
　成就與意義

第三章　戈鯤化：美國第一位中文老師
　耶魯的中文課程計畫
　哈佛的中文計畫
　戈鯤化，中國的信使
　戈鯤化之死及其影響


第二部分　中國與美國的國際化

第四章　古德諾：在中國的美國顧問
　一位前任哈佛校長與中國
　一位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與古德諾
　擔任信使的古德諾
　古德諾的中國、中國人與憲法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新校長職與袁世凱稱帝計畫
　中美故事裡的古德諾：結論

第五章　杜威：美國版孔子暨文化大使
　大戰與中國的重大轉變
　杜威先生到中國
　中國：一個民主派實用主義者的一場實務教學
　杜威在創造共有的歷史時的角色
　杜威是成功的信使與大使嗎？


第三部分　流行文化與中美關係

第六章　以運動為媒介的共有外交旅程
　美國人、基督教青年會、中國的奧運夢
　越過球網的小球：乒乓外交
　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北京與華府共有外交目標

後記：「史上最好的比賽」
總結
附注
引用書目
中外文對照及索引
致謝

緒論　中美人民出乎意料共有的歷史

第一部分　十九世紀的信使

第一章　蒲安臣：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位信使
　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位信使
　美國文明在中國的代表
　「堪稱史上一個大國對另一個大國最高的讚美」：獲指派為中國對外的使者
　蒲安臣使節團在美國：政治與外交
　蒲安臣使節團在歐洲：尋求合作
　蒲安臣的成就為何？

第二章　中國教育使團：十九世紀中國學童在美國
　選擇美國作為中國首次留洋計畫目的地
　中國少年在美國
　中國教育使團提早召回：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
　成就與意義

第三章　戈鯤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