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沒有女人的臉(2015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首部作品，出版四十周年紀念新版)

總導讀    亞歷塞維奇的口述紀實文學——聆觀世人的心聲與風塵／政大斯拉夫語系劉心華教授
二〇一六年初版導讀    苦難與英勇的紀念碑／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歐茵西
二〇二四年再版導讀    陰性的戰爭異音／台大台文所鄭芳婷副教授

我不想去回憶
再等等吧，你們還小呢！
   誓言與祈禱
   恐懼和一箱糖果
   戰場生活和瑣事
只有我一個人回到媽媽身邊
我們的樓裡有兩場戰爭
電話聽筒射不出子彈
我們只獲得了一枚小小的獎章 　
    布娃娃和步槍
    血腥味和死前的驚駭
    馬和鳥兒
從戰場回來後，我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我了
我現在還記得這雙眼睛
我們沒有開過槍
    一雙小皮鞋和該死的小村子
    凱牌特殊肥皂和警衛室
    我開拖拉車，還罵髒話
當然是需要軍人，可我也還想做美麗的女人
    男人的靴子和女人的帽子
    姑娘的尖叫和水手的迷信
    沉默的恐怖和臆想的美麗
你們知道嗎？工兵排長平均只能活兩個月
哪怕只讓我看他一眼
    魔鬼女人和五月玫瑰
    沉靜的天空和一枚丟失的戒指
    孤獨的子彈和人
最後一點點馬鈴薯
    裝炸藥的籃子和絨毛玩具
    阿母和阿爸
    渺小的生命和偉大的思想
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洗澡的寶寶和像爸爸一樣的媽媽
    小紅帽和戰場上的小貓
    傾聽他們的沉默
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在戰爭最後的那幾天，殺人總是叫人噁心
    犯幼稚錯誤的作文和電影喜劇
    祖國、史達林和紅色印花布
突然間，非常想活下去

作者後記　寫戰爭，更是寫人
附錄    審查部門刪除摘錄／與審查官對話摘錄／作者自刪的內容摘錄
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致詞摘錄    一場敗北的戰役

二〇二四年再版導讀〈陰性的戰爭異音〉

◎文／鄭芳婷（台大台文所副教授）

戰爭其實從未遠去：我們如今所身處的時空，是帝國威權、殖民遺緒、新自由主義、科技奇點與多元批判纏繞互構的流變體。人們自感浩瀚，彷彿我們將攜手進入另一個嶄新的次元，即便是極小的動作，傾刻間似乎也能震攝世界；人們同時自覺蚍蜉，因為微觀世界的量子現象，使我們越來越洞悉自己的無知，天災人禍交替橫行，更使我們無助、倦怠且時時遁入幽暗。

戰爭或者從未像此時此刻，是如此迫在眉睫的議題：冷戰以不同的形式雖死猶存，俄烏戰爭、以哈戰爭、蘇丹內戰、埃塞俄比亞內戰、衣索比亞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的流血衝突、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劍拔弩張、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這些看似區域性的戰事實則早已在經濟與生態的全球化鏈結之中衝擊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此中，我們所有人皆不可能是局外人。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Алексиевич,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的《戰爭沒有女人的臉》（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乃是必讀的經典。這部作品於1985年出版，至2002年改寫完，其繁體中文版於2016年推出，時隔八年，歷經多番疫情與戰爭，如今再版，世界已然又是另一種情景，更加顯現了這部作品的重要性。亞歷塞維奇於1948年出生於烏克蘭，爾後舉家遷返白羅斯。她畢業於新聞學系，並以此為志業，卻因批判當權者而屢遭審禁與竊聽，而後更因此被迫離開家鄉，流亡歐陸國家。她最重要的著作，包括《我還是想你，媽媽》、《鋅皮娃娃兵》及《二手時代》，皆揉合「文獻文學」的新體裁，以極富感情與詩意的文字刻畫東歐近四十年來因戰爭創傷及政權變遷而鑿出的集體敘事與個人記憶。

「文獻文學」與報導文學不同，兩者雖都有強烈的紀實性：但前者以文獻資料的呈現為主軸，作者看似隱匿缺席，實則有如策展人，籌畫了呈現的邏輯與構圖；後者則是描繪真實事件的敘事性文學，作者因此明顯存在於文本中。在《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中，亞歷塞維奇將她花費數年時間蒐集而來的訪談資料進行裁減與組織，同時也置入她自己的提問、思考與反饋，由此交織出一幅氣勢滂礡卻又紋理細膩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文學景觀。這樣的景觀誠然與俄羅斯的口述傳統有關，也同時讓我們想起契訶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為人所知的寫實主義論述。在《櫻桃園》（вишнёвый сад）中，劇中家族面臨著宅邸被拍賣抵債的壓力，眾人雖各提解方，卻無人實際行動，最終宅邸出售，櫻桃樹應聲倒下，人去樓空。此劇呼應著亞歷山大二世於1861年推出的解放奴隸政策對於舊貴族勢力的衝擊，但值得注意的是，契訶夫棄絕當時蔚為主流的「佳構劇」（well-made play）技法，反藉由一種逼真至失焦的「生活切片」，以求真實地描述社會。於是，我們看不到任何通俗劇（melodrama）式的戲劇化情節或史詩劇場（epic theater）的英雄謳歌，而是一幕幕零散、多線、去中心的對話場景，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場景中，屬於個人的各種微小、衝突、矛盾與反覆卻無比清晰且震攝人心，甚至瓦解了屬於國家與民族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在《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中，司機、醫生、護士、步兵、射手、接線生、衛生員、通信兵、狙擊手、飛行員、偵查員、洗衣隊、高射砲手、高射機槍手、衝鋒槍手、密碼破譯員、游擊隊聯絡員以及更多曾經參與二戰的人物，各自陳述了她們活生生的經歷與創傷，但即便是在亞歷塞維奇的裁減與組織中，這些陳述完全無法被統整為一種聲音，它們各自哀悼、悲鳴、喃喃自語或是義正嚴詞，但總是溢出了任何將它們同質化的企圖。在書末的〈創作筆記摘錄〉中，亞歷塞維奇提及有人要求她不要拘泥於瑣事並聚焦在戰爭的榮光，她也將各種「審查部門刪除內容摘錄」陳列於後，讓環繞著這部作品的各種異音並陳，揭露了紀實作品的不易與牽扯；這樣的一部作品從來不可能獨自存在，它必定長於各種脈絡，甚至這些脈絡就是它的一部分血肉。

亞歷塞維奇自承受到亞當莫維奇（Аляксандр Міхайлавіч Адамовіч）寫作技法的影響。後者出版於1977年的作品《我來自燃燒的村莊》（Я из огненной деревни），正是透過二戰生還者的面對面訪談資料，呈現白羅斯軍隊與納粹德國的交戰記憶。但是，《戰爭沒有女人的臉》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其嘗試從女性的聲音與視角回溯戰爭細節。從古至今，戰爭往往被詮釋為陽剛之事，參與戰事的個人與集體也多半被建構為面向陽剛的積極主體；此中，陰性（femininity）成為必得賤斥（abject）、消除之晦暗之物，以免玷污戰爭的英雄浩偉想像。然而，正是戰爭的陽剛框架使其自身成為暴虐與非人，並且遮蔽了內部長期以來積累的性（別）暴力系統。亞歷塞維奇說，「女人的戰爭，是伴隨著氣味、色彩、微觀生活的戰爭」，她筆下的戰爭，是透過那些往往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日常細節慢慢堆疊出來的，而非政府文宣或教科書上的各種編年或槍械與死傷數據。正是這些陰性的吉光片羽，讓戰爭不再居高臨下，轉而成為記憶的交雜場域，讓各種相異的聲音、畫面、味道與觸感終究揭露了單一意識形態的不可能。

回望台灣，女性官兵近年人數大幅增長，有關戰爭與性別的議題也逐漸受到矚目。實際上，台灣的國防部也曾出版女性官兵口述歷史，分別是2005年《巾幗英雄：女青年工作大隊口述歷史》及2020年《巾幗英豪：國軍女性官兵訪問紀錄》。然而，由於這兩部作品乃由國防部官方策劃與出版，其標題與內容仍然難脫對於戰爭的榮光想像，訪談對象更可能礙於其現職軍人身份而有受到限制，甚至為呼應政府近年的性別平權政策而迫於不斷力證其所身處軍事場域的「平等」與「自由」，反而遮蓋了內部的暴力與壓迫。由此而觀，《戰爭沒有女人的臉》所呈現的眾聲喧嘩以及其所引發的爭議與思辨，或者正是體現了戰爭與性別交織議題的艱難與未竟。

確實，我們或許從來沒有身處戰爭之外，只是如今的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早已超出了軍械砲彈式的傳統認知。如何在如此危殆且難料的當代情境中，思索團結共榮的解方，是如今所有人類必須一起面對的命題。亞歷塞維奇筆下富饒飽滿的陰性異音，讓我們體會了受弱（vulnearability）與相依（interdependence）的力量，藉由這種力量，我們方能真正凝視周遭的硝煙，與硝煙中無比真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