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阿姨的故事：走過歷史現場1937～2011

名人推薦：

跋──江水又東

陳錦昌

周阿姨說：「我在臺灣幾十年，受盛名之累，每到一處，都會受到大眾的重視，事實上的確如此……。」初聞她說她的過去種種和往來，尤其，自民國行憲以來，「每任」總統，她都有過交集，很難不認為她是在吹牛。

何況，在歷史上，根本沒聽說過有「周敏」這號人物。

可是，一一查對之後，她所說的，乖乖！真有其人其事。雖然她老人家經常會弄錯時間，或把幾件事情混在一起，甚至有機連結為因果關係（這是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毛病）。她還翻出了一些相片，說出了一些除非身歷其境的歷史細微處，令人不得不信服。

她的因緣際會，實在不可思議。

●

她對不少人、事翻了案。

最是令人拍案叫絕的是「中央銀行出納科副主任張昌年挾金失蹤案」。民國四十四年，周阿姨奉調基隆稅捐處，查察易南凱是否為殺害張昌年的共犯，因而在基隆稅捐處認識了她的先生，並於翌年初攜手步上紅毯。該案卻至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始發布張昌年攜公款失蹤，十一月十四日即宣布偵破。斯時，周阿姨已遠適南臺，並生子了，寧

蹊蹺？

這可以法醫楊日松博士說其於「一九五六年」以紅螞蟻為線索而偵破張昌年命案為證。

●

既然叫「阿姨」而非「夫人」，可想而知，她或她先生都不是有權決定歷史或有能創造歷史的黨政軍大員。

雖然如此，她也不是無足輕重。她是中山醫院的創辦人，工商建研會的籌備人。

●

在整理本書的過程中，多少有無法確認其人時事地物者。例如，周阿姨說：

周賢敏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祕書長」執筆寫了《呼冤書》，這事讓他後來因此被炒魷魚。我們覺得滿對不起他的，我就託駐美軍事採購團團長溫哈熊幫我在美國買了兩架噴農藥的直升機，投資成立一家航空公司給他。他這人的命也真壞，開幕當天，兩架直升機升空後，竟然撞在一起，一切就都沒了，他後來走投無路，就去美國投靠他兒子。

經查，當時貿協的秘書長為武冠雄，副秘書長為江德潛。周阿姨始終想不起這個人的名字，但確定不是這兩人，顯然，周阿姨弄錯單位了，那麼，是哪個單位的哪個人呢？

亦有遺憾者，例如她的母親陳肅清。周阿姨說她是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的，曾為北平一所中學的校長，民國十七年，與北伐至北平的國民革命軍軍官周楚材相識並閃電結婚，她應當是個相當活躍的時代青年，但是，周阿姨有的只有一張相片和日趨模糊的記憶，甚至連她的忌日、埋在何處都不知道，遑論其他，而且，不只周阿姨，在大陸的家人也不知道。所以原想找一些資料給周阿姨做紀念，但卻怎麼樣也找不到。

凡此，只得留待知者指點。

●

民國一○○年二月，周阿姨因為菌血症被送進醫院治療，她以為大限將至，為免遺憾，緊急在醫院裡錄音，一吐心中深埋一甲子的諸多秘密與心事。

一旦放下胸中塊壘，意氣風發、剛毅堅強，看似女強人的周阿姨，竟也委屈地嗚嗚咽咽起來。

●

她是個感恩的人。

自承當時簡直是胡作非為的周阿姨說：

仔細想想，要不是蔣經國處處包容我、支持我，我，哪裡能成功地做了四十年的基層工作，做了這麼多可以回憶、可以說出來的工作？

●

她是個善良的人。

臨出版前，周阿姨又刪去一些，為的是不希望因為她透露了什麼事情，以致有人於民國一○一年初的選舉借題發揮，她不希望國民黨因此受到傷害。

其實，她知道的還有很多，政治上的、商場上的，基於個人情感因素，或交情，或利益，或利害，總之，為免這些人和家人困擾，她保留不發，留待後人。

●

江水又東……。

──酈道元〈《水經》江水注〉

周阿姨的一生，可以此言敝之。

歷史與命運讓她三度西行入川，但是她三次都決定再往東走。第一次到湖南常德；第二次連家也不回，隻身就直下南京；第三次，不惟三過家門而不入，甚至渡海到臺灣。一次比一次更往東走，後來，更幾乎要移民美國。

或言這是那一代人的命運，其實，就以周阿姨而言，毋寧說這是不向命運低頭的她，「運」命的結果。

名人推薦：跋──江水又東

陳錦昌

周阿姨說：「我在臺灣幾十年，受盛名之累，每到一處，都會受到大眾的重視，事實上的確如此……。」初聞她說她的過去種種和往來，尤其，自民國行憲以來，「每任」總統，她都有過交集，很難不認為她是在吹牛。

何況，在歷史上，根本沒聽說過有「周敏」這號人物。

可是，一一查對之後，她所說的，乖乖！真有其人其事。雖然她老人家經常會弄錯時間，或把幾件事情混在一起，甚至有機連結為因果關係（這是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毛病）。她還翻出了一些相片，說出了一些除非身歷其境的歷史細微處，令人不得...

再去重慶

十月十二日，行政院再遷到重慶。事實上，遷都重慶之事，早在何應欽時成立「中央各機關在渝辦公布置委員會」即已陸續進行。九月二日，我跟行政院秘書長賈景德一起坐飛機到重慶，負責保管重要物件，並跟他暫住在秘書長的官邸，而那八位幹部也各自住進其官邸。

賈景德，字煜如，號韜園，光緒六年（一八八○）生，山西沁水人，曾任銓敘部部長、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考試院副院長，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任行政院副院長。賈景德也是我祖父的朋友，因此我都叫他「賈爺爺」。

抵達當天的下午三時，重慶發生大火，將重慶市中心余家巷、東水門、朝天門、陝西街、千廝門一帶三十九條街道的民房，以及七所學校、十處機關公署、三十三家銀行錢莊、二十二所倉庫焚毀，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火延燒到第二天，及至第三天才能進入。

由於遷都來此的機關多在這個區域，而先到的軍公人員眾多，只得借住在學校或軍營，因此死的多是借住學校的基層公務員及其眷屬。大火過後，九月四日，我和叔叔周文鑾，以及為聯勤軍需處人員的周文壬等，一起進到火場，希望能找到也燒死在其中的叔公周于富夫婦的屍體，但是大家都被燒得焦黑，根本無法辨認。

火場裡還有一座監獄，只見被關在牢房中的犯人屍體手上還戴著手銬，也是一個個活活被燒死了。據統計，在重慶大火中罹難的，有戶口可查的為二五六八人，掩埋屍體二八七四具，至於隨水漂走和葬身火海，無屍可尋、化為灰燼的，就不知有多少了。我們這些人連哭都哭不出來，因為所見到的不是親人永別，而是煉獄般的悲傷。

雖然如此，之後仍陸陸續續有機關前來報到，所駐地點多為抗戰時原址，關防等重要物品仍存官邸，有機關報到就來領走。當時重慶的氣氛非常低迷，十一月十四日，下野的蔣公再次到了重慶，相當程度地激起了大家的信心。

六個月的逃命生活

十一月十四日晚上，內政部調查局（簡稱內調局）副局長張益民跟我說，內調局派人到重慶做地下工作，為掩人耳目，他們約好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在舞廳開會，要我也去參加。是晚，我準時於七時前往，由張益民主持，介紹川康滇調查處處長甘青山等二十四位同志。

甘青山，化名「張炳坤」，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生，湖南省澧縣人，為蔣經國在蘇聯中山大學時的同學。民國十七年，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以年前在砲兵學校野營軍訓結束時的幾句話，指控蔣經國組織反革命團體「江浙同鄉會」，而盧貽松、陳啟科、左權、尤赤、胡土傑、劉仁壽、郭景純、朱茂榛、周策、張師、甘青山等為其「重要成員」，雖然最後證明此為子虛烏有，不過，由此也可知甘青山與蔣經國的關係。

其回國後，任株萍鐵路特別黨部特務室主任，民國二十七年調浙贛鐵路特別黨部特務室主任，後調重慶軍統局。民國三十三年，蔣經國調重慶參與情治工作，因其對軍統局的情況甚為了解，乃以之為總聯絡人，勝利後被派到上海，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五日到臺灣。

介紹完，張益民即離開會場，我們則繼續開會。但到九時，突然槍聲大作，街上有好多人在喧譁，傳言蔣公已於八時三十分搭機離開，他要放棄重慶了，政府官員亦同，全城因此大亂。舞廳裡，樂隊停了，客人也不跳舞了，大家都很驚慌，急著趕回家收拾行李準備逃命。這「傳言」雖不中，亦不遠矣！蔣公的確已經去白市驛機場了，但因為塞車，至午夜始達機場，當夜即睡在中美號專機裡，並於翌日飛往成都。

就在這時，甘青山接到電報，大概是局裡來的吧！要他們到成都去，並要他先跟我回官邸。他即叫另外二十三位同志自行到成都，約定在四川省政府門口集合。我與甘青山馬上趕回去，到官邸時，所有人都已經搭機去臺灣了。這讓我好生難過，早在兩天前，賈景德就已經知道政府要走了，卻沒告訴我，縱使不便洩漏，也可以在我出門時，叫我留在官邸，不要出去。但他沒有，竟然狠心把我丟下，沒有帶我走……。因此，當我逃到臺灣再見到他時，我也顧不得禮貌，劈頭就問他為什麼把我丟下。

賈景德對我說：「賈爺爺對不起妳！幸好妳出來了，不然，我不知道怎麼見妳爺爺。」那時大家都以為我回不來了，完全沒想到我會回來。

當時，賈景德留了一張紙條、一根十兩重的金條及五百銀元給我，紙條上寫說政府已放棄大陸，要我到川東挺進軍總指揮「范哈兒」范紹增處，請他派車護送我到成都，並要我將一箱「重要物品」在范莊埋下。

范莊原為范紹增的公館，在今市中區人民路254、256號，占地面積一‧五公頃，主樓在坡崁上，為中西式磚木結構三層，並有地下室，面寬二○‧八公尺，深十七‧四公尺。

至於是什麼「重要物品」呢？

外交部部長葉公超於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說：「遷台後，……有幾個部會沒有大印，急得找我葉公超，請我查檔案，找出他們原機關給外交部的公文。把這件有印的公文帶到台北市延平北路，請刻字的人照拓一個。」

又，民國三十九年一月，有立委質詢閻錫山有關渝、蓉撤退時，行政院所屬各部會遺失印信一事。閻錫山在立法院報告說：「本院所屬各部會遺失印信一事，姑且無論原因如何，要皆為政府之羞恥，其各別原因與處分經過如下：內政部於成都撤退時，被自願資遣人員及第一總隊第三大隊警察包圍總務人員，奪去新頒未啟用之部印一顆，已指令仍用舊印，未啟用之新印作廢。

「財政部印、國防部及參謀總長印，係攜抵昆明，以滇局突變，致淪落匪區，原負責保管印信人員免予置議。交通部印信由渝遷蓉時，係交由代理總務司長汪啟新、文書科科長陳家明親自攜帶，因聯絡中斷，未能攜出，已將該代理司長及科長分別免職。

「經濟部印信係交由主任秘書席新齋保管，由渝遷蓉，未能趕乘飛機，迄無消息，已將該主任秘書撤職。司法行政部印信，因在渝撤退倉卒，未能攜出，已將監印科員張大惠予以撤職。蒙藏委員會印信，因撤退倉卒，未及攜出，已將人事室主任田廷章記大過兩次，負責保管印信科員任暢和撤職。」

對此，蔣公亦於一月二十六日指示，「除國防部及參謀總長印，因攜抵昆明，以滇局突變，致遺落匪區，情有可原者外，應由主管人員負責，並由政府負責同志查明議處。」應該都猜到了！這「重要物品」就是行政院各部會的大印。當時行政院和財政部……等一大堆的關防、印信，全部集中交由賈景德保管，大概是走得太倉卒，未及攜出。

范紹增也是我父親的舊好。找到范紹增後，他派了兩部車和四名侍衛給我，送我和甘青山到成都，還給了我們一千銀元和一些糧食。我也跟甘青山一起將關防、印信等全部埋在范莊。

在車上，甘青山給了我一把手槍和兩盒子彈，要我留著防身用。雖然我曾受過射擊訓練，打過靶，但從沒有配槍。我把手槍和子彈放到皮包裡，心裡莫名地感到害怕，幸好後來並沒有機會開槍。

才離開重慶沒多久，其中一部車子就拋錨了。因此，甘青山留下一位侍衛開車，要他跟著我們到成都，讓其他三位回去。途中，只見民眾一路逃跑，當時就是亂，雖然並無戰事；到了成都，卻又一切平靜。

事實上，政府只有遷到重慶而已，根本未到成都去。十二月八日，總統府和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旋又率領主要內閣成員搭乘美齡號專機去臺灣；十二月十日，共軍第十八兵團逼近成都，蔣公也飛臺灣去了。

我和甘青山於十二月中到成都，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接見了我們，並告知第二天會有飛機從臺灣來接我們。我們即在四川省政府等待。隔天，的確有飛機飛到成都上空，但由於新津附近有共軍不停對空中射擊，以致飛機無法下降。

王陵基無可奈何，於是建議我們到郊區一間空的旅館先住下。他後來化裝潛逃，惟遭人密告，民國三十九年二月六日在四川江安上船時，當場被解放軍逮捕，先後在重慶及北京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才獲赦，但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就病逝了。

到了郊區，我和甘青山果然找到那間空置的旅館，因為大家都逃難去了，很多地方都已經沒有人。這時，另外二十三位同志也已分別來到成都，甘青山召集大家在旅館開會，告訴他們必須靠我才能夠掩護大家，因為我不但會說四川話，又是湖北人，希望大家保護我，同心協力一起逃離成都。

在這二十三位同志中，有八位是已婚男性，另外十五位都還只是小女生。因為要一起行動，一定要有個夫妻、姊妹……等名義，甘青山即為大家串好各個組合，但嚴格規定不能有男女關係，又把局裡給的二千五百銀元及無數根小金條分給大家，而所有人也都把身上的錢拿出來平分，以免走散了沒錢可用。為了能夠集體行動，發揮生命共同體的精神，並且多少分散風險，在投宿旅館時，我們所有人只住兩個房間，女性睡內側、男性睡在外側。



第7章 周美琳

蔣夫人的淵源

我與蔣媽咪的淵源要比蔣經國還早些。

民國三十二年，我們一家逃到重慶之後，四個小孩上的即是蔣夫人開辦的戰區流亡學生收容站、戰區學生進修班，蔣夫人要我們叫她「媽咪」，我也從此以蔣夫人的話是從。例如，民國三十三年，由於幹校學生吃得很差，蔣夫人就拿錢給我，跟六姑周文英買些醬瓜、豆腐乳給他們加菜。

後來我到軍委會特種通訊工作人員訓練班，並跟六姑丈陳大哉同在糧食部工作，甘青山說是他安排的，以我父親和甘青山的交情，我相信也是如此。但是，從我父親是蔣公的門生、六姑丈在孔祥熙家的角色，以及之後蔣媽咪對我的照顧來看，蔣夫人的安排應當才是關鍵。

投入婦女工作

黃八妹事件告一段落後，我一度租住在蔣媽咪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今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婦聯會）的宿舍。婦聯會係蔣媽咪於民國三十九年成立，旨在「聯合中華各界婦女，信奉三民主義，效忠中華民國，增進國軍福利，服務國家社會」，會址在今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27號的至德堂，民國九十五年遷至林森南路19號的美齡樓。

民國四十三年，我在汐止區黨部工作期間被調參加在陽明山舉行的中國國民黨「臺北區基層訓練員講習班」一個月。基層訓練員是國民黨的重要義務幹部，參與包括入黨人訓練、新黨員訓練、黨員訓練、基層幹部訓練、小組輔導等工作，並協助當地村里民大會、動員月會等社會教育及政治宣導的基層訓練。依據〈中國國民黨各種黨部基層訓練員設置辦法〉，擔任基層訓練員的基本條件為服務熱忱、口才流利、反應靈敏等。基層訓練員的設置，係中央黨部第四組副主任任覺五所建議與倡導。

參加講習班的女性只有十四位。課餘時間，許多同學都會打毛線，其中兩個同學把毛線放在家中，我偷偷帶她們出去，姊夫即請司機開車來載我們去拿。正好那天姊姊家中在開派對，姊夫的司機就先載拿毛線的同學回講習班，我則留下來玩，第二天早上才回到陽明山。

沒想到，副主任一大早就坐在我床上等著，問我怎麼回事。我說：「因為家裡有事外出，本想一下就回來了，才沒請假，結果家裡開派對耽擱，才會到早上才回來。」由於我是個大家都看好的人才，為了我的不假外出，講習班因此連續開檢討會，臺灣省黨部也派人來了解，我因而辭掉汐止區黨部的工作。不過，結業研討會還是由我當主席。

這時，周宏濤問我願不願意到臺北市黨部當幹事，我不願意。但是，九月時，中央婦女工作會（簡稱婦工會）主任錢劍秋找我，我即答應到婦工會工作。

十月十二日，我又被調去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分院的「婦女幹部訓練班」第二期三個月，於翌年一月六日結業。

革命實踐研究院的成立緣於民國三十八年，蔣公為洗雪革命失敗的恥辱，提倡革命實踐精神，七月八日手令籌辦革命雪恥學院，指派王東原、萬耀煌、谷正綱、張其昀、孫立人、徐培根、俞大維、陶希聖、蔣經國為籌備委員。

七月二十六日以「革命必先革心，實踐就是力行，研究在求發展」，定名為「革命實踐研究院」，擬定挑選黨、政、軍幹部之標準，以召集黨政軍三方面有志節、有操守、有作為的同志，前來接受嚴格的教育，使其恢復革命精神，提高政治警覺，加強戰鬥意識，堅定革命建國信心，厚植實踐篤行的志節。十月初在陽明山成立，蔣公自兼院長，並以萬耀煌為主任。

在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至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間有二十五期，以各省市的中高層領導幹部為調訓對象。也就是說，被選上的要不是高級將領就是大官，共有五一七○人次受訓。初以保衛臺澎基地，貫徹中國國民黨的改造，以求開創中興機運，繼以反攻大陸後之黨政軍建設人才的培育為中心。張群說：「教育目的是在造就反攻大陸聯合作戰之幹部，始能勝任黨政軍各部門的領導及幕僚業務。他們的工作對象，主要是大陸。」江南則表示，在當時能獲得遴選，象徵著明日的希望，從關係學的層面來看，更是意義非凡。

革命實踐研究院分院係於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在木柵中興山莊成立，以召集臺灣省各縣市及鄉鎮級實際工作幹部，並及於省縣民眾團體的負責同志，進行短期訓練，其「教育目的是以建設臺灣為重心，造就地方重要幹部，強化黨在地方工作中的基礎，研究如何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來建設臺灣。」主任委員張群說。其中，婦女幹部訓練班是蔣夫人主辦，主要是訓練婦女從事基層黨務工作，自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日起至四十九年一月十四日，共舉辦了十六期，有一八一四人次受訓。

第二期有一百多人，主任為任覺五。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的一位老師許素玉，字白珩，民國六年生，安徽歙縣人，她是蔣夫人的第一個發言人，蔣經國最器重的女幹部，臺灣女童軍之母。當然，蔣夫人也常請蔣公來跟我們講話。

每個星期都會舉辦演講比賽，結果，從第一個星期到第五個星期，都由我得到冠軍，到了第六週，其他學員說如果我參加，她們就不參加了，所以老師叫我棄權，但把我升為評判員。

跟我們同時受訓的分院研究員是一個月一期，自民國四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至四十八年九月七日，共舉辦三十期，有四五五七人次受訓，惟多男性。他們在結業前會跟我們聯合開研討會，因此三個月的訓練期間，我們接觸了另外三個不同講習班的人，和他們開了三次聯合研討會，三次研討會都由我擔任主席，也因為這樣的機緣讓我認識臺灣許多中級幹部。

由於臺灣每個縣市、鄉鎮市區都有婦工組，此後無論我搬到哪裡，只要一安頓好，就會到該地的地方黨部報到並幫忙。

「小美琳」

民國五十幾年時，蔣媽咪常找我。

蔣夫人非常喜歡我，覺得我謹守本分，最重要的是我只穿洋裝、襯衫，也不化妝、戴戒指、項鍊、耳環……。

有很多人想討蔣夫人歡心，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原因很簡單，因為蔣夫人不喜歡人家穿長旗袍、高跟鞋搶她的風采。不過，蔣公不喜歡女人穿長褲，他覺得穿長褲的女人沒有女人味，所以出入官邸的女性，要不穿套裝，就是穿短旗袍，聰明如陳香梅就選擇穿短旗袍。

蔣公也很喜歡我。那時，大家都叫我「小美琳」。因為，民國三十六年「陳太太」送我到美國紐約治病時，幫我改名「周美琳」，重新出發。

雖然如此，我不會主動去找蔣媽咪，只有在蔣媽咪派車來接我，表示她有事要找我做，我才會去。

我與金童玉女

我與孔令侃也是好朋友。

孔令侃，號剛父，英文名David，民國五年生，長得高高胖胖的，不苟言笑。抗戰時期在香港，擔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負責採購軍備；民國三十二年，蔣夫人訪美，任中國訪美代表團秘書長；戰後則回到上海創辦揚子公司。

當年，孔氏企業在上海舉足輕重，各公司雖獨立經營，但以孔令侃最受矚目。在民國三十六年孔祥熙赴美後，他就代表整個孔氏企業，得經常在公共場所露面，與公司的高級主管餐敘，因此他就常找我和陳經理夫婦一起去。

雖然他極為低調，但是對上海經濟影響甚大。例如，上海打老虎不成、幣值改革失敗、蘇北失守……，局勢一面倒，民國三十八年初，上海更是人心惶惶，孔氏企業大部分已經遷到澳門，他仍然兩邊來去，對上海的撤退發生了正面的效果。

孔家在國際上為我國出錢出力，尤其是孔令侃，著名的「中國遊說團」就是一例，諸多資深外交家都肯定孔令侃確實為國家做過不少建樹。

孔令侃鮮少主動返臺，除非是接到蔣夫人指示。不過，無論他何時回臺灣，都會來找我，我們就開著車出去走走。

有一次，他說：「有一件事，妳媽咪（蔣夫人）不知道，我在臺灣，不認識任何人。」怎麼說？因為他對任何事，政治也好，金錢也好……都沒有興趣，跟他談話，他只談自己的事，所以他也不認識任何人。民國六十一年，盛傳他將接掌財政部，事實證明不可能。

每次回來，他都住圓山飯店，但不管是住房還是吃飯，他統統都付錢，沒有特權。當然也不坐公家的車子，因此不管要去哪裡，幾乎都是我開車載他去。民國六十一年，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民國八十一年，我從報紙上得知他過世的消息。想到與他最後一次見面，已相隔二十年了，而這二十年卻是我最忙的時候，我全心投入基層服務工作，完全忘記了這位朋友，突然傳來的噩耗，讓我頓時覺得很難過，為什麼呢？這就是人生吧！

孔令偉平常都穿男士的西裝和皮鞋、打領帶，梳一頭的西裝頭，做男生打扮，表情嚴肅，不隨便也不太喜歡跟人打交道，個性偏執，主觀意識強烈，別人的話聽不太進去，雖然沒有經驗，做起事卻非常認真、負責。她很喜歡打麻將，常常不准人家下桌，我六姑丈陳大哉真可憐，只好用火柴棒撐著眼皮陪她打麻將，第二天還要去上班。



與歷任總統的交情

●李登輝

我跟李登輝的交情很好。民國六十八年，中美斷交不久，他於五月十八日率領了臺北市十人姊妹市訪問團訪美；五月二十六日到舊金山，當時我剛好在舊金山，即主動去向其表示我是龍陣里里長，並由我擔任嚮導，協助其拜會行程。兩人因此建立了交情。

五月二十九日，有人在英語記者會上問李登輝對臺北市議會議長林挺生從事三邊貿易的看法，他說議長是公職，但大同公司是民營的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三邊貿易一事跟他無關。我和李煥上報告說明，林挺生雖然仍在民國七十年底被換掉，改由張建邦擔任議長，但是李登輝卻因此更受蔣經國的肯定。

當時有些老立委真的有一點看不起臺灣籍的市長，讓李登輝不得其門而入。民國七十年，由於龍陣里內交通不方便，必須開闢復興南路二段148巷，但是，一旦建了路，開平高職的籃球場及教室會被分成兩邊，該校校長夏惠汶的父親夏耀珊以前做過教育部次長，人際關係非常好，便發動許多人反對，連市議員也不贊成，李登輝因此不敢批准，我只好約了一些資深立法委員，請李登輝到立法院康園餐廳一起吃飯，最後不只順利開路，也讓李登輝跟資深立委們拉近關係。

由於李登輝訪美時，在我的建議下，向僑胞承諾將辦個婦女訪問團再度來訪，所以，我於民國七十年第一次組織「中華民國臺北市婦女文化訪問團」，由我擔任團長，勞政武為秘書，團員有名國畫家楊鄂西、古箏演奏家郭美江、刺繡專家魏守英和劉東麗、剪紙藝術許慧文和陳碧琴、影視明星傅碧輝，以及編導歌舞代表湯明玉、郭陳真、朱明、吳秉芳、胡泠、寇郭靜芳。

八月七日上午十一時半，李登輝在市府授旗給我們。蔣經國從電視上看到，叫馬紀壯打電話給我，說我們的衣服在電視上看起來是「紅配綠」，顏色搭配得很奇怪。事實上，我們是穿藍裙，內搭紅色襯衫，我就跟他說那是電視的色差問題，而且出國時我們會換米色襯衫。

八月十二日啟程。當我們抵達舊金山，美洲華人婦女聯誼會到機場迎接，並接受電視台訪問。第二天上午十時，拜會舊金山市市長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送她一幅楊鄂西的國畫〈國色天香〉，她則回贈我們《舊金山市誌》；下午再到聖荷西市拜會市長海斯夫人，也送給她一幅楊鄂西的國畫，她則頒發榮譽市民證書和市鑰給我們每個人，晚上並設宴款待。

八月十四日，我代表李登輝致贈一尊孔子銅像予聖荷西市中國文化公園；八月十五日晚上在舊金山勝利堂，郭美江演奏了〈紡織忙〉、〈長江思〉等多首曲子，楊鄂西並即席揮毫，畫了一幅國畫〈國色天香〉給來賓，所有團員穿著及地長禮服，合唱〈茉莉花〉、〈梅花〉、〈中華民國頌〉等歌曲，然後將我們帶來的兩百面小國旗，以及一百三十把扇面有楊鄂西畫作的圓扇分送給在場來賓。

之後，又到紐約、華盛頓、拉斯維加斯、大峽谷、洛杉磯、水牛城、聖地牙哥、新墨西哥、夏威夷訪問，夏威夷代表處處長左紀國並宴請我們，至九月二日返國。值得一提的是，此行有市府的市政電視台隨團採訪，每天將消息傳回國內，讓訪問團家屬可從新聞報導中知道我們的消息。

第二次於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應聖荷西市市長湯瑪斯‧恩尼邀請，再次率領「臺北市婦女文化訪問團」赴美，參加中國文化公園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堂和中正紀念亭落成典禮，仍由我擔任團長，朱明為副團長，團員有郭美江、吳秉芳、胡泠、寇郭靜芳、魏守英、許慧文、王傑超、吳陳紅桃、郭麗香、李莉莉、寇惠婷、鄭方琴、黃杜曼筠、吳陳碧霞、翁美芳、俞剛年、俞沈漢平、王英、梁國標、梁國倫、湯明玉、鄔心怡、鄔心韜……等共二十八人。

我也代表楊金欉市長和張建邦議長，致贈臺北市政府紀念銅盤和臺北市議會之友銅牌各兩面，予聖荷西市市長湯瑪斯‧恩尼和議長。之後並到歐洲訪問。

因此，李登輝在總統任內的十二年，每年在總統府接見由辜嚴倬雲帶領的全球婦女代表時，都要特別向大家介紹我，以及我在基層的工作。後來，他因為發表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引發爭議。

●陳水扁

陳水扁在擔任立法委員時，工商建研會法令研議委員會曾邀請他來演講，我們就有交集了。我在擔任副主委期間，常常請立委吃飯，陳水扁即是當時的座上賓之一。

民國八十三年，他競選臺北市市長時，在大安區借不到場地舉辦活動，他打電話給我，我即將瑞安社區民眾活動中心借他辦演講會、餐會。雖然有很多自詡為「深藍」的人不以為然，但我認為，個人可以有黨派之別，但在施政上是不可以有黨派之分的。別忘了！瑞安社區民眾活動中心可是「公」器。

當選臺北市市長之後，坦白說，他做得真的很不錯，無論對事或對人，一些地方基層的問題，他都會親自來就教，徵詢意見；想不到做了總統以後，竟會變得如此不堪。

●馬英九

我跟馬英九是有交集，沒交情。我跟他爸爸馬鶴凌還比較熟。馬鶴凌於民國七十年五月至七十五年四月間，擔任臺北市黨部副主委，幫我守望相助的忙；民國八十一年，他成立了「中華四海同心會」和「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協會」，我還是該會的會員，每次開會都由我擔任主持人呢！

至於馬英九，話說民國八十二年，臺北市政府計畫利用各公園廣場用地、新設或改建之學校運動場及市場等用地興建地下停車場，並採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的方式，增加停車位供給，紓緩使用者停車需求，而公告規劃以BOT方式開發龍陣里二號公園地下停車場。

對此，身為里長的我非常贊成，因為龍陣里多半是五層樓公寓，沒有附設停車場，路邊停車位數量有限，居民停車很不方便，往往找不到停車位，如果能夠利用龍陣里二號公園建設停車場，一定能嘉惠居民。但是，公告出去後，都沒有廠商願意投資興建，市長黃大洲就要我想辦法。

我就找里民共同投資。但因為資金龐大，里民都沒有錢，我只好另外找人投資，成立了一家建設公司，耗費一百二十萬元設計，提出規劃報告，擬興建地下五層的RC匝道自走式停車場，預計將提供二八七個停車位，並於興建、經營一段時間後，將停車場交還給市府經營。民國八十六年，在陳水扁擔任市長時獲得申請同意書。

後來，亮軒和陶曉清夫婦向媒體宣稱，是我這個「里長計畫以BOT的方式將之改為地下停車場方便附近商家」，聯合部分里民和臺大城鄉等環境專家發動一場「和平而柔性的抗爭」。我不知道一個知識分子竟然可以顛倒黑白至此。

我不否認的確因此成立了公司，但這哪裡是我的「計畫」，是市政府的計畫啊！而我的確也是為了解決里民停車不易的問題，我難道

疼惜這個公園？這個公園是我當年爭取來的，大家口中的「二十幾年的老樹」是我親手栽種的啊！而其所謂「和平而柔性的抗爭」，卻是句句惡毒、含血噴人，夏鑄九在〈國際廣場？民萃主義的墓誌〉一文中說：「因復興南路消夜店帶出來的停車場市場利潤，造就了龍陣公園私營地下停車場計畫。」莫此為甚啊！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三日里長改選時，劉長青以反對龍陣二號公園地下停車場做為政見，而當選龍陣里里長。雖然交通局、停車管理處多次召開協調會，馬英九的《馬市長上任滿一年「重要施政成果」與「未來施政重點」》也明明白白的將大安區龍陣二號公園地下停車場列入「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停車場」中，最後仍在完成部分申請程序之後，以公園周圍的居民反對而否決。

結果呢？在這場夾雜了環保、選舉、反扁……等種種恩怨之後，這個停車場的興建計畫是被迫廢止了，但是龍陣里真的就不需要停車場了嗎？最後還不是在大安高工的操場興建停車場。亮軒和陶曉清怕影響生活品質，難道住在大安高工周圍的人，他們的生活品質就不會受影響？以鄰為壑就是如此。

停車場沒建成，成為我里長任內最大的遺憾。也因為這件事，讓我對基層工作徹底的心灰意冷。不只這樣，補償的錢也全分給股東了。話說回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但市政府的處置還是讓我心寒！

再去重慶

十月十二日，行政院再遷到重慶。事實上，遷都重慶之事，早在何應欽時成立「中央各機關在渝辦公布置委員會」即已陸續進行。九月二日，我跟行政院秘書長賈景德一起坐飛機到重慶，負責保管重要物件，並跟他暫住在秘書長的官邸，而那八位幹部也各自住進其官邸。

賈景德，字煜如，號韜園，光緒六年（一八八○）生，山西沁水人，曾任銓敘部部長、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考試院副院長，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任行政院副院長。賈景德也是我祖父的朋友，因此我都叫他「賈爺爺」。

抵達當天的下午三時，重慶發生大火，將重慶市中心余家巷、...

歷史走過我的人生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一轉眼，八十年過去了！雖然我只是一名平凡女子，卻因為親身經歷民國三十八年那個年代，千辛萬苦地活了下來，又從大陸來到臺灣，在不同的文化環境裡，為國、為家、為求生存，意外走出不算平凡的人生。

我出生在最動盪的時代，原本是湖北大戶人家的二小姐，年紀輕輕就和家人在前線歷經劫難，從對日抗戰、剿匪到國共之爭。十五歲那年，父母雙亡，成為軍中遺孤，被蔣宋美齡夫人收容；十六歲，正當青春年華的時候，接受特種通訊工作人員訓練；戰亂中，九死一生，好幾次與死神擦身而過，也有過刻骨銘心的烽火兒女情。

一路上顛沛流離，輾轉逃難，才來到臺灣。當時我一無所有，靠人接濟，後來才結婚生子，並接受徵召，從事基層工作，前後長達四十年，幫助無數大眾解決疑難雜症。我在民間深耕，也經常遊走府院高層間，因此和中華民國歷任元首蔣中正、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和馬英九都曾經有過交集。直到今天，許多黨政人物，不分藍綠、派系，認識我的人見到我都會叫一聲「周阿姨」。

回憶前塵往事，一切都是那麼地清晰，歷歷在目，所有的事彷彿是在昨天發生。

戰亂帶給我家破人亡的痛苦是忘也忘不了，也成為我畢生最重要的磨練。多少次的絕處逢生，為我增長智慧和毅力，讓我深刻體會到「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道理；而長期服務大眾則讓我看盡民間疾苦，因此隨時隨地願意也樂意幫助其他人。

雖然我已經八十多歲，我的心始終是熾熱的，頭腦是清楚的，面對生活，我還是有旺盛的企圖心和挑戰不可能的奮鬥意志，凡事絕不輕言放棄。

歷史走過我的人生，我也走過了歷史。現在我想告訴你「周阿姨」的故事，希望能給世人一些啟示。



跋──江水又東

陳錦昌

周阿姨說：「我在臺灣幾十年，受盛名之累，每到一處，都會受到大眾的重視，事實上的確如此……。」初聞她說她的過去種種和往來，尤其，自民國行憲以來，「每任」總統，她都有過交集，很難不認為她是在吹牛。

何況，在歷史上，根本沒聽說過有「周敏」這號人物。

可是，一一查對之後，她所說的，乖乖！真有其人其事。雖然她老人家經常會弄錯時間，或把幾件事情混在一起，甚至有機連結為因果關係（這是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毛病）。她還翻出了一些相片，說出了一些除非身歷其境的歷史細微處，令人不得不信服。

她的因緣際會，實在不可思議。

●

她對不少人、事翻了案。

最是令人拍案叫絕的是「中央銀行出納科副主任張昌年挾金失蹤案」。民國四十四年，周阿姨奉調基隆稅捐處，查察易南凱是否為殺害張昌年的共犯，因而在基隆稅捐處認識了她的先生，並於翌年初攜手步上紅毯。該案卻至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始發布張昌年攜公款失蹤，十一月十四日即宣布偵破。斯時，周阿姨已遠適南臺，並生子了，寧

蹊蹺？

這可以法醫楊日松博士說其於「一九五六年」以紅螞蟻為線索而偵破張昌年命案為證。

●

既然叫「阿姨」而非「夫人」，可想而知，她或她先生都不是有權決定歷史或有能創造歷史的黨政軍大員。

雖然如此，她也不是無足輕重。她是中山醫院的創辦人，工商建研會的籌備人。

●

在整理本書的過程中，多少有無法確認其人時事地物者。例如，周阿姨說：

周賢敏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祕書長」執筆寫了《呼冤書》，這事讓他後來因此被炒魷魚。我們覺得滿對不起他的，我就託駐美軍事採購團團長溫哈熊幫我在美國買了兩架噴農藥的直升機，投資成立一家航空公司給他。他這人的命也真壞，開幕當天，兩架直升機升空後，竟然撞在一起，一切就都沒了，他後來走投無路，就去美國投靠他兒子。

經查，當時貿協的秘書長為武冠雄，副秘書長為江德潛。周阿姨始終想不起這個人的名字，但確定不是這兩人，顯然，周阿姨弄錯單位了，那麼，是哪個單位的哪個人呢？

亦有遺憾者，例如她的母親陳肅清。周阿姨說她是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的，曾為北平一所中學的校長，民國十七年，與北伐至北平的國民革命軍軍官周楚材相識並閃電結婚，她應當是個相當活躍的時代青年，但是，周阿姨有的只有一張相片和日趨模糊的記憶，甚至連她的忌日、埋在何處都不知道，遑論其他，而且，不只周阿姨，在大陸的家人也不知道。所以原想找一些資料給周阿姨做紀念，但卻怎麼樣也找不到。

凡此，只得留待知者指點。

●

民國一○○年二月，周阿姨因為菌血症被送進醫院治療，她以為大限將至，為免遺憾，緊急在醫院裡錄音，一吐心中深埋一甲子的諸多秘密與心事。

一旦放下胸中塊壘，意氣風發、剛毅堅強，看似女強人的周阿姨，竟也委屈地嗚嗚咽咽起來。

●

她是個感恩的人。

自承當時簡直是胡作非為的周阿姨說：

仔細想想，要不是蔣經國處處包容我、支持我，我，哪裡能成功地做了四十年的基層工作，做了這麼多可以回憶、可以說出來的工作？

●

她是個善良的人。

臨出版前，周阿姨又刪去一些，為的是不希望因為她透露了什麼事情，以致有人於民國一○一年初的選舉借題發揮，她不希望國民黨因此受到傷害。

其實，她知道的還有很多，政治上的、商場上的，基於個人情感因素，或交情，或利益，或利害，總之，為免這些人和家人困擾，她保留不發，留待後人。

●

江水又東……。

──酈道元〈《水經》江水注〉

周阿姨的一生，可以此言敝之。

歷史與命運讓她三度西行入川，但是她三次都決定再往東走。第一次到湖南常德；第二次連家也不回，隻身就直下南京；第三次，不惟三過家門而不入，甚至渡海到臺灣。一次比一次更往東走，後來，更幾乎要移民美國。

或言這是那一代人的命運，其實，就以周阿姨而言，毋寧說這是不向命運低頭的她，「運」命的結果。

歷史走過我的人生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一轉眼，八十年過去了！雖然我只是一名平凡女子，卻因為親身經歷民國三十八年那個年代，千辛萬苦地活了下來，又從大陸來到臺灣，在不同的文化環境裡，為國、為家、為求生存，意外走出不算平凡的人生。

我出生在最動盪的時代，原本是湖北大戶人家的二小姐，年紀輕輕就和家人在前線歷經劫難，從對日抗戰、剿匪到國共之爭。十五歲那年，父母雙亡，成為軍中遺孤，被蔣宋美齡夫人收容；十六歲，正當青春年華的時候，接受特種通訊工作人員訓練；戰亂中，九死一生，好幾次與死神擦身而過，也有過刻骨銘心...

自序 ………………………………………………………………… 002
第1部 九死一生，走過1937～1949
第1章 周有菊……………………………………… 010
我姓周，本名有菊。「有」字是行輩，「菊」字是因為我在秋天出生。老家在湖北江陵，位於沙市中心的九十舖，古今很多名人都曾旅居或遊歷過的好地方。湖南湘鄉張伯純家跟我們家也有親戚關係，因此我喚前考試委員張默君「二表姑」，表姑丈邵元沖則是國父遺囑的見證人。

第2章 二小姐……………………………………… 020
我的祖父在日本留學時結交許多政要，認識了蔣公，而父親自黃埔三期畢業即追隨蔣公革命。抗戰期間，軍眷跟著部隊遷到前線的常德，大家都叫我「二小姐」，大小姐是我最親的堂姊。我在這裡曾擁有最美的回憶，但父母相繼過世後，經歷常德會戰、湘桂大撤退，讓我的世界整個都變了樣。

第3章 周敏………………………………………… 039
我在通過高中檢定考後，進入特種通訊工作人員訓練班。之後被派到糧食部工作，接觸當時許多政要及軍統局成員，也談了段差點讓我丟了命的戀情。到孔家的晉華貿易公司上班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蔣經國上海打虎就在這時候，後來上海快淪陷了，我就改名「周敏」，跟著閻錫山的幹部去到臺灣、又回重慶，隨後歷經艱險的逃命過程才逃離鐵幕。

第2部 扎根臺灣，走過風雨飄搖的時代
第4章 周德琳……………………………………… 090
我孑然一身來到臺灣，初期生活得靠人接濟，後來工作、查案、受訓等，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時間，周力行案、黃八妹事件、張昌年挾金失蹤案，我都有參與協助調查。這其間，我還設法協助堂哥來臺，也用「周德琳」這個名字，在政府的安排下進入東吳讀書……

第5章 裔太太……………………………………… 106
我結婚了。先生姓裔，我的身分很自然地變成「裔太太」。在隨先生工作搬遷的那幾年，我生了兩女一男，一家五口的生活還算穩定，有狀況也都能逢兇化吉，沒想到因為周氏企業事件，蔣經國會要我把孩子送出國避禍。而在更早之前，二表姑和姊姊兩家人的生活也遭逢變故……

第6章 小妹………………………………………… 124
我曾被惜字如金的蔣經國罵過三次。他的幾個重要學生，包括江海東、王昇、李煥、潘振球、江國棟、宋時選，我全都認識。說起我與蔣經國的淵源，要追溯到民國三十三年，那時我才十六歲，幹校的兄長都叫我「小妹」，所以他有時叫我本名「有菊」，有時叫我「小妹」。

第3部 致力基層，走過經濟起飛的歲月
第7章 周美琳……………………………………… 148
我與蔣夫人的淵源要比蔣經國還早些。逃回重慶後，我能夠有書唸、有飯吃，靠的就是蔣夫人開辦的收容站及進修班。蔣夫人要我們叫她「媽咪」，日後我也跟隨她積極投入婦女工作。民國五十幾年時，蔣媽咪常找我，她和蔣公都很喜歡我，那時大家都叫我「小美琳」。

第8章 周阿姨……………………………………… 172
我在搬到華僑二村後，接任福委會總幹事一職，後來又當上里長、調解會主席，從此展開近四十年的基層工作，把守望相助推廣至全臺，這時候大家都叫我「周阿姨」。我和歷任總統都有交集，與黃大洲、廖兆祥也有來往，警政界關係都好，事半功倍，所以大家都喜歡找我幫忙。

第9章 周大姊……………………………………… 211
我和很多立委都熟，尤其是東北籍的，他們很多都認識或聽說過我母親。太平洋公證公司的成立，成員除了我，還包括不少立委。公司轉讓後，我後來又做了些生意，其中以中央醫院著力最多，只可惜因故不得不易手。在工商建研會中，由於我的年紀較大，包括趙藤雄、吳東賢，大家都叫我「周大姊」。

跋──江水又東 …………………………………………………… 220

自序 ………………………………………………………………… 002
第1部 九死一生，走過1937～1949
第1章 周有菊……………………………………… 010
我姓周，本名有菊。「有」字是行輩，「菊」字是因為我在秋天出生。老家在湖北江陵，位於沙市中心的九十舖，古今很多名人都曾旅居或遊歷過的好地方。湖南湘鄉張伯純家跟我們家也有親戚關係，因此我喚前考試委員張默君「二表姑」，表姑丈邵元沖則是國父遺囑的見證人。

第2章 二小姐……………………………………… 020
我的祖父在日本留學時結交許多政要，認識了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