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為官之道

　　101年度國家文官學院年度選書第一名

　　人民的幸福，是從政者最亮眼的政績！
　　民眾的每一件小事，都該是每一個官員的大事，
　　面對ECFA後兩岸頻繁交流、全球經濟走勢難料的未來， 
　　如何兼顧國家發展與全民福祉，將是所有從政者、公務員的必備智慧！

　　台灣正站在一個新的轉捩點，而我們正放眼前瞻，
　　身為公務人員、企業主管或社會公民，
　　在電視名嘴立場鮮明的紛雜聲中，
　　更要冷靜地探討、也理性地深思，
　　台灣當前的問題在哪裡？重大的癥結是什麼？希望又在哪裡？
　　讓我們來共同找尋可行的方向，而不只是抱怨和嘆氣。

　　東亞經濟圈的重要軸「星」

　　台灣是個充滿希望的國際樞紐，不是悲情的地方島嶼。無論我們是以台北、台中、高雄，甚或花蓮、台東為中心，用整個台灣為軸線，由北向東劃一個一八○度的微笑曲線，就會發現，在這個由新加坡、馬尼拉、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連線構成的東亞經濟圈裡，它正是其中最為軸心的一顆星。

　　二十一世紀的亞洲經濟到處欣欣向榮，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充滿希望。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東亞經濟更成為穩定世界經濟的主要力量。新加坡、吉隆坡、東京、大阪、首爾、釜山、青島、天津、上海、香港一個個躍居為國際閃亮的都會。然而，我們卻在這場全球競賽中相對地落後了！如果不急起直追，這種落後的差距還會繼續擴大！

　　兩萬三千位民眾的苦痛

　　台灣過去的十年其實是一段艱苦的歲月。通貨膨脹率加失業率的痛苦指數一直居高不下；更值得憂心的是，受薪階層的實質所得事實上是在倒退。全台勞工現在居然有三百六十萬人每月所得在新台幣三萬元以下，占全部勞工人數的四五％！想想我們的都會區房價，看看那些上漲的物價，這絕對是政府官員不能坐視的問題。

　　全球化推波助瀾下的資本主義產生了財富不均的快速擴大、中產階級的急速消減和就業環境的急遽惡化，貧困者已經被驅除到社會的底層，啞然無聲，而中產階級居然絕大部分也甘於鴉雀無聲；最大的社會不公莫過於，有些正確的政策經常碰到權勢就低頭，遇到富人就轉彎。

　　在國際的夾縫中求生存

　　喧騰一時也引起全國公憤的楊淑君廣州亞運跆拳被判失格事件，世跆盟懲戒委員會議最終還是判決她禁賽三個月。這樣的判決雖對參加奧運無實質影響，卻讓「漂亮寶貝」楊淑君再度哭成淚人兒，為她力爭的教練男友劉聰達還被禁賽廿個月──楊淑君真的累了！楊淑君的累就是我們今天面對國際社會的困難處境。連公平的運動比賽我們都遭到這麼不公平的對待，這對全民的內心會產生多大的衝擊和傷害！

　　每位公務員肩負的危機使命

　　政府曾在八八水災、美國牛肉進口、高雄風災等公共危機處理中犯錯，然而政治人物的唯一天職就是追求國家的富強康樂與全民的生活福祉。台灣過去十餘年的政治歷史，由於選舉的考量及行政的偏執，讓中央及地方、執政黨及在野黨，周而復始地陷國家社會的發展於原地踏步之中。政黨惡鬥及行政效率低落一直是國家競爭力中最為負面的項目。

　　無論科技如何進步，經濟如何發達，民生如何進步，能夠讓人民安居樂業，才是一級政府及官員為自己及為社會修行的最大幸福！

作者簡介

黃丙喜

　　美國杜蘭大學MBA、羅格斯大學DBA、美國國務院IVP訪問學人。曾任東帝士集團投資副總、太平洋集團行銷總經理；經建會、經濟部、國科會專案顧問。現任台灣特許董事長，協助政府機構與大型企業規劃政策議題及處理危機事件，兼任台灣科技大學管研所、南洋理工大學商研所與歐洲大學管研所客座教授。著有《ECFA後的錢潮與風險》、《速讀大陸內銷法》、《企業、政府與社會》、《動態危機管理》、《山寨風暴》、《快樂職場easy學》等書。

馮志能

　　美國丹佛大學管理博士，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專員、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會計主任、聖母護專總務主任，現任偉康物業副董事長、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及中華語文交流學會理事長，兼任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歐洲大學管研所講座教授。專長財務管理、服務業管理、商務談判、危機與衝突管理，著有《旅遊休閒餐飲之行銷》、《動態危機管理》、《快樂職場easy學》等書。

致謝
推薦序一　鑼聲若響：國之大臣，泱泱大度∕林享能
推薦序二　公僕的天職：權力無私，謙沖為民∕黃石城
推薦序三　新時代的新行政作為∕蕭峰雄
自序　公門修行的幸福和愉悅
導讀　一些老問題的新觀點∕江明修
前言　向典範致敬，那個時代值得尊敬的官員
第一章　沒有政府的治理，會不會是另一個烏托邦？
第二章　溝通的魅力：施政的第一件工作
第三章　右腦經濟，左腦財稅
第四章　民眾的大事，官員的小事
第五章　聖人也會犯錯：你對，並不表示別人錯
第六章　官員之怒
第七章　打房不打房？
第八章　公民社會：台灣知識分子的新力量
第九章　興旺的小鎮，我們共同努力
第十章　公共政策：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第十一章　危機領導，行為經濟學的思維
第十二章　捫心之問，許勤奮的人什麼未來
後記　同心與同善：是的，我們能

推薦序一

鑼聲若響：國之大臣，泱泱大度

　　變動不是容易的事，調整更是要很大的勇氣。美國前總統威爾遜（一八五六至一九二四年）說，領導的責任是把國家帶往發展的方向，讓後代子孫邁向陽光普照的高地。

　　作為政府官員是一個人莫大的光榮和福分。因為在那裡有最好的機會為民眾造福，也為自己積德。

　　歷史永遠是一個最值得學習的借鏡，它可以讓我們惕厲過去，也可以策劃未來，而且只要我們肯秉持是非、中肯、謙遜及寬廣之心，還可以讓我們找到解決困難的答案。

　　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中說，台灣由於擁有負責的官僚、勤奮的人民，加以長達四十年的「開明的專制」政權的運作，以及地緣政治變遷的因緣際會，為她創造了世人稱羨的經濟奇蹟。我們這段由一九五○至一九九○年代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技術官僚能超脫政治壓力，斷然推動工業及市場政策的做法，至今仍然成為國際學習的榜樣。

　　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主之間有其關係，並無可疑。台灣這段成功的經驗固然為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主之間建立了一個沒有「必然」的關聯，但她還是走出官僚威權的束縛。

　　歷史當然是向前走的，而且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會產生許多的橫逆、衝突、對立和妥協。今日的台灣當然無法完全複製過去。這是任何人都要面對的現實，特別是相當一部分人對於「台獨爭議」仍然不願或沒有「存而不論」的智慧的時代。

　　「任何的進步都不是確定的，也不是不請自來。」曾任美國尼克森、福特、雷根和柯林頓四位總統策士的大衛．葛根（David Gergen）說：「國家進步的絕大部分原因，端視領導人的品質而定。而領導者的中堅就是行政官僚系統。」

　　危機是黑暗的威脅，也是扭轉乾坤、開創新局的機會。跨進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台灣，極有可能正處於一個新的黃金時代的開端，也可能正居於一個新的黑暗時期的邊緣。台灣在過去半個世紀曾經遭逢許多橫逆險阻，但都是靠有睿智的領導和一堆勤政為民的政府官員度過危機，開創新局。我們要向這些大公無私的勇者、智者和仁者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也要學習他們為國為民的精神，以開創台灣更多的驕傲和傳奇。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務委員、農委會前主委　林享能

推薦序二

公僕的天職：權力無私，謙沖為民

　　從政人物的唯一天職是追求國家的富強康樂與全民的生活福祉，為官人士則要能堅守國大於黨、行政中立、權利無私的三大原則，為國盡忠，為民服務。

　　台灣的政治亂象是，個人的前途及黨派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和全民福祉之上。而選舉的考量及行政的偏執，又讓中央及地方、執政及在野，周而復始地陷國家社會的發展於原地踏步之中。政黨惡鬥及行政效率低落一直是國家競爭力中最為負面的項目。而不幸的是，許多行政官員在這種混沌的環境中迷失了方向，或失去了熱情。

　　「不是我們不肯改變，而是這個世界變動得太快，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相信身處今日全球化的世界，我們都會有同樣的感嘆。跨過世紀，民主的政體原本應該為台灣帶來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但卻被原來在她後面的韓國追趕在前，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與她的競爭距離也愈來愈近。

　　民間都能深深感受到這股強勁的壓力，政治人物卻鮮有這種焦慮，患了台灣獨有的政治官能分裂症，令人憂心。

　　政治家與政客的差別是，政治家必須堅持為全民的利益盡力，而不是為某一階級服務。而一個健全的政黨，不能淪為幫派的組織，應努力轉型成為「代表各方面利益的政黨」，更為強調國家大於政黨的利益，為公不為私，要為權力展現歷史的典範。

　　台灣政黨惡鬥的根源即在於政黨的利益大於國家利益，高於民生福祉。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政黨的目標在於建設一個不分族群、語言和宗教的多元、公正、公平的相互忍讓的社會。

　　公門是政治人物最大的修行，是替民眾創造一生福祉的最佳機緣；政府治理模式應從個人魅力轉向法理及制度治理，個人魅力屬於過度性權威，只適宜於革命，不適用於執政。依據法理和制度建立一個誠實、公開，可以討論及行得通的治理團隊，才是政府治理的常態和真理。

　　台灣人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政治清明、政府廉能和社會均富。施政的第一目標是讓人民有好的房子、醫療、工作和學校，讓大家安居樂業、生活富足。這些從政者和公務員都應勇於承擔這樣美好的修行。

台灣傳統基金會董事長、中選會前主委　黃石城

推薦序三

新時代的新行政作為

　　台灣經濟有今天的穩定發展，是因為有孫運璿、俞國華、李國鼎、趙耀東、郭婉蓉、余玉賢、蕭萬長、江丙坤等一棒一棒地帶領他們勇於任事的團隊，無私無悔地為國服務。今天回首當年的經濟發展及國家情勢，愈發感佩這些人的無懼、無畏和無私。

　　從政府部門退休轉到企業和學校服務之後，才更為體認，雖然在民間也可以做很多事，但在政府部門服務動輒影響萬民的生計和幸福。其間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計，從事公職確實是人在公門好修行。

　　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更讓世界各國重新正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也重新肯定有為有守的官員的功能。美國知名經濟學者克魯曼（Paul Krugman）大聲疾呼，美國政府應該回到一九三○年代經濟大恐慌後小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New Deal），大膽施行「新新政」，才能扭轉經濟沉痾。二○一一年歐洲國債風暴讓人更為確定政府絕不可少。

　　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曾提出「創造性的毀滅」）的概念，與海伯納（Robert Heibroner）所提出的「利潤」（Profit）是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的觀點，兩相交錯，指出了資本主義的自主性的精髓，但也揭露了其間一味依靠個體自由的經濟民主的脆弱，值得我們重新深思。

　　回顧一七六六年這個人類在現代史上關鍵的年代，自由經濟學派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倡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開始，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三百年黃金(AdamSmith) 歲月，但隨著各國政治與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凱恩斯學派所主張的政府管制，也就是所謂「看得見的手」，與自由經濟學派所力主的「看不見的手」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及其對市場經濟的功能，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觀點。

　　世界銀行「成長暨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owth & Development）二○○七年發布的〈成長報告〉（Growth Report）指出，過去三十年間世界高成長經濟體的五大共通點是：一、充分利用世界經濟帶來的機會；二、維持總體經濟穩定；三、持續不墜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四、資源分配交由市場機制；五、認真努力且具公信力的有為政府。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燈塔，不是悲情的島嶼。期待新時代的新官員發揮掌舵也划槳的精神，開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淡江大學商學教授、經建會前副主委　蕭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