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唐能理
2004年10月10日,豔陽高照,我與妻子瓊安佇立在臺灣總統府前,冒著汗欣賞青年男女跳著民俗舞蹈,行經臺灣總統與各方貴賓們的面前。這天是臺灣的國慶日。
二十五年前,我也曾在相同的位置觀賞著這一切,但景象卻完全不同,那時的表演者穿的並不是原住民的鮮豔服飾,也不是斗笠粗服,而是幾個軍隊階層的制服,跟在似乎永無止盡的軍備隊伍後行進。
2004年慶典結束後,我待在臺北和近郊的那個禮拜,讓我深信這個島上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不僅劇烈,而且其速度之快、規模之大,絕對是二十五年前任何一個本土或國外觀察家都無法預料到的。
這樣的轉變與我的懷舊情緒,在與藝術家出版社社長何政廣和一群朋友聊天時被一併挑起,他隨口激我何不寫篇文章,加上圖片,談談那時候這座島嶼和它的文化何以感動我如此深。在回華盛頓的路上,我回顧了自己拍過數百張以南臺灣居多的照片,看看這個想法可否落實。這本小書就是在何先生的刺激下所誕生的。
我第一次到臺灣是1962年,但直到1966年才開始正式派駐,從那時起到1981年,我在這座島上前後不過三年:先是臺中,接著高雄,最後是臺北。南臺灣充滿了田園與農村風情,在臺中接受語言訓練後,我被派到高雄與臺南的文化中心和屏東的一間圖書室任職。
那時候,高樓大廈此仆彼起,南北鐵路沿線的城市才正要改頭換貌。早些時候,從基隆到鵝鸞鼻,尤其是屏東南端,都只有兩線道,甚至還未鋪上石子。火車旅行十分緩慢,電話線路也經常停擺,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空調,當時在南部辦公室是沒有的,因此午後的高溫常令工作步調遲緩。除了臥室的一扇窗型冷氣外,我的家中和辦公室都沒有空調。
通訊的匱乏意味著在中心推行事務,還有與政治、學術、媒體與文化單位負責人聯繫時,我得多加把勁,然而我如魚得水。我的團隊包括一群能幹的圖書館員和文化助理,只要一點指示,他們就能讓文化中心運行不輟。
除了因為出差開車行遍整個南臺灣三分之一之外,我花了許多週末與假期騎單車到南部縣市山區以外的地方:探訪廟宇、吃路邊攤、住小旅店,並拍下所有我感興趣的事物。單車可以用臺鐵的行李車廂載運,這讓我的出遊順利許多。我只要騎到高雄站,把單車放上火車,就可以遊訪任何一個小鎮了,騎累了再循原路回家。我妻子會跟我去短程的單車行,但長途旅行我通常和一位同事一起去。最長的一次是一個六天的旅程,我與一位朋友從蘇澳騎到臺東。
文化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隨著科技、經濟、政治變遷而變動。在臺灣,機械耕作已取代了耕牛與水牛,私家轎車塞滿了多線高速公路,鄉村子弟也開始改住挑高樓房,有意思的選舉與充滿活力的媒體釋放了被禁錮已久的政治唇舌。
無人能否定這些改變的優點:它們都是走向現代社會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必要的過程。儘管如此,回味還是令人感到愉快,有時也具啟發性。我不時會重溫這些相片,在那些時候,往日總會歷歷在目,讓我能沉浸在這些正在消失、令人感懷的昔日臺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