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此生最後一本政論集
這是我生命史上的最後一本政論集。
此話並非意味著我的生命即將終了,而是要表明,我不想再多寫政論了!
我為何做此決定?是因為我們的政治清明了嗎?公義彰顯了嗎?政客收斂了嗎?人民覺醒了嗎?都不是!
過去那個厲行白色恐怖統治,殺人無數的政黨,沒有經過轉型正義的過程,依然有眾多台灣人民在支持!
那個侵占國家財產近千億元至今仍不歸還的政黨,依然能呼風喚雨!
那個擁有一大堆掏空台灣數千億元逃亡在外的經濟犯、貪污犯的政黨,依然自命清高,還可以罵別人「貪腐」。
過去叫囂要「消滅共匪」,動輒用「共匪同路人」的帽子抓人殺人的統治集團,現在正爭先恐後去媚共朝共,成為真正的中共同路人。
過去發誓要「反共愛國」「堅守民主陣容」的人,現在卻以台灣領導人身分,在六四紀念日頌揚中共的血腥政權「人權有進步」!
一個全家都拿美國籍的人,竟然被台灣人選為總統!
一個把原住民「當人看」的人,竟受到原住民普遍擁戴!
一國之尊的總統,竟然喊出「外交休兵」,而人民竟然也無動於衷!
一句「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已成台灣社會流行的俗諺,而這個集團不但不思改過,反而變本加厲,拿司法當政治整肅的工具,台灣人敢當總統,統統起訴!
為了替公務員加薪,亂花國庫毫不手軟;替勞工加薪,卻捨不得放手!
替財團徵農地,劍及履及;為老農爭年金,索然無趣。
……
說不完的例子告訴我,政治沒有清明,公義不得彰顯,政客並未收斂,人民更不覺醒。
既然如此,身為知識份子的我,本該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繼續「雞鳴不已」,本該更像一隻烏鴉般地啼叫,警示世人才對。
然而,就在面臨二○一二年的危急存亡之秋,我竟然失魂落魄,擲筆浩嘆!寫不下去了!
自從高中時代因狂熱閱讀課外書籍以來,我從一個法西斯狂徒覺醒過來,開始成為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追尋者。進而開始奮筆疾書,諤諤直言。在大學時代,曾幾度因文章得罪當道而遭記過、退學;在求職過程中,幾度遭打壓干擾;主編的雜誌,則屢遭查禁停刊;出版的書籍,也躋身禁書之列。好不容易熬過了凜冽的軍事戒嚴時代,以為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將有一片清明景象。
然而,依舊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依舊是「蟬翼為重,千鈞為輕」;依舊是「霧失樓台,月迷津渡」。
積重難返的社會大眾,依舊難改其深層結構的奴性;七十年前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所指陳的「逃避自由」的心態,依舊在受虐性格極深的台灣人身上揮之不去;「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依然在台灣人民身上集體發作。
我寫過上千篇的政論(含教育、文化評論),可是絕大部分的台灣民眾連一篇都未曾讀過。雖說古有明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但是為了理念的推動,我何其無力、無奈、無助,又無望……。
儘管新事件不斷發生,但是老話題卻是一再重複。政論原本有其時效,但是我發現數年前的老話,拿來應對當前的議題竟然還有效。我還要寫什麼呢? 喉破無人問,弦斷有誰聽?
尤其更讓我痛心疾首的,在台派的綠營之中,竟也出現「國民黨化」的現象。本該引領台灣改革的菁英,卻縱容家屬蓄財海外,予國民黨司法整肅之機,致使民心潰散。我為文批判,卻引來部分綠色支持者的侮辱。受辱事小,但是如果連綠營也以立場論是非,那就不叫是非,社會危矣!
此外,台灣「民主化」之後,鑽營名位的投機政客更加汲汲營營,綠營之中也不乏其人。平日在群眾面前激昂慷慨,一旦名位追逐不順,立刻換跑道、變顏色,依然又激昂慷慨。其個人恬不知恥事小,其對民心士氣之破壞則難估計。
為了建立民主公義的國家,我嘔心瀝血奮筆呼號,積四十年之力而難見大效,如今出幾隻「政治變色龍」,就把一點成果毀於一旦!
我彷彿聽到兩千多年前楚國詩人屈原的喟嘆—「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我疲倦了!我寫不下去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美麗的仗我已打過,打到髮蒼齒動,打到渾身荊棘,比大戰風車的唐吉柯德還不如。 不過,再怎麼失望,都還不敢絕望。此生惠我良多的摯友陳永興醫師送給我的一句話,至今仍不敢須臾或忘—「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我決定少寫政論,不是要完全歸隱山林,而是決定漸漸離開政論的跑道,回到歷史論述的途徑。我曾說「每一個歷史家,都應該是政論家」、「從事政論寫作,與從事歷史研究,方法容有不同,但動機與心情,應無二致」。
在告別政論跑道之前,我把這兩、三年來在《自由時報》發表的「李筱峰專欄」的文章結集成冊,一來以資紀念,二來借供二○一二年決定台灣前途的關鍵大選作為戰備,三來也為台灣歷史做見證。
我的上一本政論集叫做「黨國復辟前後」,這本文集原擬取名為「黨國復辟之後」,但想起此刻的心境,還是「烏鴉不快樂」較為貼切。這是我書中的一篇文章的篇名。為何烏鴉不快樂?就請讀者自行參考。
凝視台灣前途,天蒼蒼,野茫茫,我寧願那是我的眼球「黃斑部病變」的結果。 忽然想起殷海光教授的一句話:「人海蒼茫,願天下有心肝的人,彼此互相溫暖。」
這是我生命史上的最後一本政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