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１
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看完了《一個雲雨飄蕩的歲月——雲林蘇家傳記》一書後，我掩書沉思，不禁想到一九九四年三月間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先生，談到「場所的痛苦」，觸及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的話題。「場所的痛苦」，強調的是一種場所的概念，也就是你出生在何地，那個地方的過去與所處的位置，就會給你帶來與生俱來的悲哀，就如同台灣人有台灣人的悲哀，中國人也有中國人的悲哀。
蘇東啟先生與我同年，小我十個月又十天，他的夫人蘇洪月嬌女士則小我們八歲，這一代的台灣人很悲情，雙腳踩在被殖民的土地上，要有日本人的堅毅，雙手操勞有台灣人的靈巧，頭腦思考則在日本、中國的歷史脈絡間游離。出生是日本人，二十歲後成了中國人，除了身份、語言、精神的折磨哀傷外，那時我就說到：生為台灣人，也曾有過不能為台灣盡一份心力的悲哀。
雲林蘇家這對革命夫妻，就是在這樣一個「無主之島」台灣，為自己族人奮鬥、打拚，希冀為台灣人確立自主身份的慘烈過程。在對抗「外來政權」時，從早先的浪漫情懷到遭受打擊，在精神、身體遭受最大威脅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蘇東啟先生早年放棄日本中央大學教育，返台學習中文，千辛萬苦一個多月時間，從曼谷抵達當時中國後方重慶，只為反抗日本殖民，而隨著政治的演變，國民黨另一次成了迫害菁英的劊子手，除了蘇先生被關、被判死刑外，連為丈夫被抓奔走的蘇洪月嬌女士，在短短的一個月內，也曾被抓、關四次，其剛烈與無懼，恰恰是台灣人自主自信的榜樣。
綜觀近四百年的台灣史，台灣從荷蘭、西班牙時代以來，就一直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像這種台灣文化、文明史才有的明顯特質，就是時代的斷裂，每次政權輪替就會產生斷裂，因此若沒有在時間、空間上考察此種斷裂的話，不要說是知道台灣的過去和現在，就連知道未來也很困難。這本書，讓台灣人可以看到二個台灣人在這個時空背景下，確立自己身份的故事，共同追求民主的可貴。
「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的歷史經驗，到目前為止，已經變成台灣人的歷史感情，「悲哀」這個用語應該被克服、超越，正因為我們經歷過痛苦的經驗，因此在朝向未來上，必須得期待新的發展。希望每個人都能從《雲林蘇家傳記》的書中得到啟發。
李登輝
二○一一年九月
推薦序２
一個平凡的心願
會計畫出版這本父、母親的傳記，只是一個平凡的心願，覺得應該為蘇家下一代留下些什麼，讓他（她）們可以較完整的瞭解祖父輩的故事，及曾經為台灣民主發展所付出的心力。
僅是如此的初衷，所以我儘量尊重訪談撰文者，將家人的意見壓低。 台灣的歷史相對於千年的「大國」，著實很短，在這土地上，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也隨著外來統治者的喜怒，而極其模糊，更不用說是獨立自主性的人格與國格，希望這本傳記的呈現，蘇家的下一代能引以為傲，畢竟在這短短的四百年史中，能被記載並讓後人傳承的故事不多。
身為受難者的家屬，有時候我不禁會懷疑付出那麼多的意義在哪裡？也因此我心中一直有障礙，對這篇序文我寫不出正面的感想。
我在想那個年代的「蘇東啟」。
我在想現在年代的「台灣人」。
我說的台灣人不是狹義的台灣人，指的是廣義的台灣住民。
我會想問：
歷史的進程難道真的需要付出那麼多的代價嗎？
幾十年下來，痛依舊存在。
台灣人不會理解的，因為這片土地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寫歷史。
走調的歷史不會讓住民生出力量。
有時想來仍忍不住掉淚。
感謝林崇熙老師、廖世冠老師及劉明俊、蔡金鼎兩位的訪談、撰寫，謝謝成書過程中所有協助的人及玉山社魏總編、蔡主編、還有其他同仁的盡心盡力，也感激李前總統的序為本書生輝；最後我還要謝謝我的家人及兄弟姊妹，謝謝妳（你）們接受我壓抑自己家人意見的要求，特別是在妳（你）們曾遭遇苦難、歷經顛沛流離後，更屬不易。
蘇治芬
作者的話
一年多前，著作團隊剛接受委託，要撰寫一部蘇東啟先生及其夫人蘇洪月嬌女士的傳記時，心中實是相當的忐忑。
我們之所以猶豫，不僅是因為傳主早已相繼辭世，生前同僚友好亦大多不在人間，欲勾勒其行誼事蹟，採訪求證相當不易，更因為自來撰寫政治人物的傳記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尤其是從事反對運動的人物，長期以來早在支持群眾心中形成鮮明的形象，書中的敘述若是與這些形象差距過大，不免會招致種種指責；反之若與這些形象完全契合，則又反暴露出編撰者的不夠用心。
再說長期從事反對運動，固然需要有不懼橫逆的勇氣和堅持理想的毅力，但是政治同時也是一門複雜的學問，當中的衝突協商讓步妥協在所難免，偏偏國人又普遍存有「為長者諱，為賢者隱」的觀念，除非我們打算寫出一部「偉人傳記」，自然可以不用去考慮人性的複雜度，否則若要考慮「存其真」，在題材的取捨存廢之間，就要大費周章了。坊間許多政治人物的口述傳記，其取材論述的角度，都是為了建立某種特定形象而量身訂製；至於為了選舉目的而出刊的小傳之類的，那就更不用說了，這些都是我們所不擬繼踵的。
既然明知如此，我們為何又願意接受這個挑戰呢？這應該算是一個小小的「使命感」吧！在台灣的四大族群中，最積極去建立自己「族群論述」的應是居於少數的外省族群，像李國修的父親只是個製作京戲戲靴的鞋匠，但是他的「屏風表演班」卻以其家族為題材一連編了三齣戲；龍應台的父親不過是個憲兵連長，她卻寫了厚厚的一本《大江大海1949》，為國民黨老兵建立集體論述。然而在《大》書中所訪談的兩位台籍日本兵，偏偏都是二戰時在南洋幫日本人虐待戰俘，戰後遭受審判的戰犯，龍應台也因此被批評在選材角度上刻意醜化歧視台灣人。但是我們更該自省的卻是，為什麼居人口多數的台灣人卻不努力去建立自己的族群論述？像霧峰林家的故事那麼精彩，要是照日本人的做法，早就製作成「大河劇」了，可是在台灣，已經歷經兩次政黨輪替，還是沒人理睬，結果被對岸拍攝成連續劇「滄海百年」，將歷史詮釋權「拱手資敵」，那還不悲哀嗎？
正因為有這樣的感慨和體認，著作團隊願意抱著「為台灣人建立論述」的想法，接下這本傳記的撰寫工作，希望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堅持與妥協的拉鋸間，盡力去完成一本勉強可被相信、可被接受的「台灣人的傳記」。在這本傳記中，我們嘗試著完整道出蘇東啟先生和蘇洪月嬌女士的生平事蹟，更努力呈現出他們身處的時代背景及氛圍，冀望透過書中人物與時代環境的互動，不僅能表現出兩位傳主一生對民主政治的堅持與奮鬥，更能讓讀者瞭解整個台灣民主化的進程：我們希望這將不只是一本值得蘇家後代保存的書，更能藉此為台灣社會留下些什麼。
但是，採訪撰寫等工作逐一開始進行後，我們才發現難度遠超過原本的想像。首先，一本書中同時出現兩位傳主，這似乎是沒人嘗試過的事，採訪的分工、材料和敘述手法的整合，就是一個難題，加以蘇東啟先生和蘇洪月嬌女士兩人相差八歲，參政和辭世的時間也相距頗遠，如何將兩人在書中出現的位置適度穿插而不顯得生硬或突兀，則是一個技術性的難題。
另外一個困難是，如前所述，政治人物漫長一生之中，其進退得失之間，不免有難以盡善盡美之處，如何從受訪者不同的觀點和手頭所能找到的有限資料之中還原事實的真相，原本就屬不易，而家屬主觀的期待，總是希望表現自己先人的完美形象，這亦是人情之常。然而，一本傳記的撰寫者本來就應有自己的觀點，若只是將各種不同的資料和論述雜亂拚貼，那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如何不拂逆其期待而能保持獨立客觀的論述，這更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對於這些困難和挑戰，我們不敢說已經一一的克服，只能說我們的確是盡力了。但是有一點遺憾卻必須在此說明：影響蘇東啟夫婦一生最鉅的「三九事件」，也稱「蘇東啟事件」，是這本傳記的一大重點，當年包括中研院陳儀深教授等學者雖有做過口述歷史訪談，但因當年解嚴未久，仍有當事人因心存顧忌而不願受訪，受訪者也不見得願意暢所欲言。我們原本希望藉著這次的訪談和相關資料的蒐集，能夠讓整個事件的真相呈現更清晰的輪廓，也能有更確切的論斷。可惜因時代久遠，當年事件的領導者大多已不在人間，而在世者的訪談資料仍不足以撐起整個故事的架構，因此許多地方還是不得不沿用前人的論述，這是我們最覺得遺憾的地方。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願意在這裡向讀者介紹這本傳記的兩個特色：
其一：本書對於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台灣社會政治環境的狀況及其變遷的著墨頗深，因為我們認為，一個人的思想行為不可能獨立於社會環境之外，必定會與其身處的環境有所互動，我們切不可以今日的環境來判斷他人昔日之行為是否合宜；此外，我們也希望經由本書引導讀者走入當年的政治社會環境，繼而思考，今天許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是否由許多人前仆後繼不斷衝擊那個似乎無法撼動的體制，一步一步爭取來的。
其二：本書用了許多篇幅去敘述蘇東啟先生和蘇洪月嬌女士擔任公職期間為民的質詢提案內容。我們認為在政黨輪替已成常態的今日，實在不宜再去做過多的悲情訴求，而毋寧代之以更多的正面論述。在蒐集到兩位傳主的議會發言資料中，我們發現他們許多的建言內容，其實都非常具有前瞻性，除了他們對省長民選、議會免責權等民主政治議題的先見以外，特別是蘇洪月嬌女士二十年前在省議會中對於台塑六輕、地層下陷、核能安全等等議題的質詢和疑慮，更在近年一一的應驗。對此我們不禁要去深思，在全面民主化的今天，我們的民意代表其問政品質是否也有相對的提升？
在緊迫的時間壓力之下，這本書總算在蘇東啟事件五十週年紀念日前如期問世，我們深知其中疏漏謬誤之處在所難免，誠心希望各界先進賢達不吝批評指正，以作為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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