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林莊生文集

前言／思台灣，也憶往事



我一九六一年離開台灣。經二十六年的北美生活，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再度回到故鄉，遭遇到唐代詩人賀知章同樣的窘境：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故鄉的山河仍然青翠，但舊日的熟人已走了大半，像日本童話中之浦島太郎，頓時感到隔世之感。心中湧出一股強烈的願望，想記錄過去的回憶。回到渥太華後即時開始動手，於一九九二年完成《懷樹又懷人》。此書得到該年度新聞局的金鼎獎。這個社會認可，大大地加強了我繼續寫作之心。一九九五年從聯邦政府農業部退休後，便以此為生活之中心，打算今後用這種方式來跟國內的同胞對話。可是這個意圖從開始就碰到難題，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傳送的信息和國內報社的需要不太一致，屢遭退稿，成為名符其實的「退稿專家」，舉兩件較特殊的經驗為例：

第一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四月號的日本《文藝春秋》，看到一九九五年度「文の甲子園」得獎作的發表，這是日本全國高中學生的作文比賽，得獎者是沖繩首里高等學校（等於我國高中）二年級金城幸小姐的〈不能忘的盛餐〉。此次選定有兩個極不尋常的地方：第一此文是六個選考委員一致推蔫，表示此文較其他作品有極突出的成就。 第二其中有兩位認為此文是「文の甲子園」創辦以來最傑出的作品，並促將來的應募者應把它作為文範。我讀了金城之文也大為感動，覺得應讓台灣的學生知道日本中學生的作文傾向，因此把此文翻成中文，並以「日本高中作文比賽的特選作」的標題（參見本書附錄一）投給《自由時報》。該報副刊編輯來信說對該文之內容他們是有興趣，但因原作是外國人，要我附上原出版社之同意書。因此我就向《文藝春秋》社申請翻譯此文。對方回信說：「不行」，他們的翻譯權只賣給出版社，不賣給私人。這一來我即沒法交代，因此再向《文藝春秋》陳情說這是此地新聞社之規定，並告訴他們我的目的是要介紹此文給台灣的學生。他們聽了頗同情，經內部之協商後允我翻譯，但要我覆約幾項義務，我回答說都沒有問題。我將此意轉達《自由時報》後，他們大概認為太複雜了，告訴我說他們是以政治、經濟為主的報紙，而此文是較屬文學與教育性質，只好割愛。於是我又轉向南部的某新聞投稿，該報副刊編輯來信說該刊的篇幅有限，而該文太長無法採用，又遭拒絕。於是我改變策略，投稿黨國的《中央日報》副刊，意外地這次卻被接受了。副刊編輯來信說：要等某系列的連載刊完後馬上登我的，過了幾天果然收到該報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的副刊一頁。一看我的文章被剪成兩篇：一是金城的〈難忘的盛餐〉的中譯，二是金文以外的我的文章的總合，並給於新題目〈擺脫「劃一化」，突出「感受力」——從日本高中作文比賽的特選作談起〉。對《中央日報》把此文剪為兩篇並無異議。但對第二篇的篇名感到與文意不十分鍥合。因此特將投稿原文載於「附錄一」以資比較。

第二個例子是我用了很多時間寫的一篇相當長的論文〈《民俗台灣》與金關丈夫——五十年後的讀感〉（參見本書附錄二）。一九九〇年代回台時在《自立晚報》書店中看到一部《民俗台灣》的全套翻印（三大本），這是戰前在台灣發行，以收集和研究台灣民俗為宗旨的月刊雜誌，是日治末期台灣社會極重要的文獻，共有四十三期。我把它買下來帶回加拿大。不但從頭到尾仔細地看過好幾次，並統計投稿二篇以上的作者名單。其中投稿數最高的前十名如下表1。

這十位投稿者大部分是台灣人而是代表當時的知識份子。其中戴炎輝（法律）、楊雲萍（歷史）、陳紹馨 (社會學）戰後均成為台大教授。要注意的是畢業農業學校，擔任地方政府書記的黃連發。他受到金關的指導，發表了不少民俗的論文，是受金關極器重的人。有一年金關回去日本見到民俗學的大師柳田國雄，他便問柳田，能不能介紹一位斯學之專家，柳田推薦金關的同事池田，金關回答說池田還不夠：這種人非培養台灣人學者不可。然後說：他們最近發現了一個人材，頗能照他們的指導寫論文，當然是指黃連發。可惜黃氏罹上肺病，不久就逝世了。金關大為傷心，寫了一文表達痛失弟子的哀傷，值得珍惜。此集中尤其可貴的是：金關召集的林茂生和台北帝大三位同事的座談會記錄，討論該雜誌是否應修正編輯方針或停刊（從這份報告可以測定當時日本政府對言論自由之尺度）。從座談會後之表現看來，雜誌並沒有修改方針，堅持到停刊為止。在戰爭末期日本政府對台灣人的控制已達最高峰的時代，金關所抱持的包容而寬大的人道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

根據上述發現，我寫成〈《民俗台灣》與金關丈夫——五十年後的讀感〉一文（附錄二），自認為一篇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投稿給當時相當有名的文學雜誌。但等了一年半，毫無消息。為瞭解該刊的編輯方針，我買來幾本該刊來看，始知投錯了刊物。因為這位新編輯把着重點放在雜誌的編排和寫真，而內容即放在二二八遭難人士之故事，難怪我的文章一直被擱置在箱底了。於是我把稿子要回來，經朋友之推薦，改投《台灣風物》。主編張炎憲先生即時來信表示接受，隨即發表在該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我因出國太早，對國內的出版狀況毫無認識，投稿常用try and error（試行錯誤）的方式進行，結果浪費了很多時日。這種狀況後來漸漸改善了。最初是一九九三年接到鄭炯明先生主持的《文學台灣》的贈閱，得知有本土文學的雜誌。其本土性很適合我的口味，但該雜誌是偏重小說和詩文，不是我關心所在。繼之，二〇〇一年張良澤先生創辦《台灣文學評論》，此雜誌是側重non fiction，恰好是我的專行。不但如此，他還送來一張堂而皇之的聘書，請我當該刊撰稿委員。我跟張先生素無認識，不過被他官函的引誘，欣然應命。雖然我沒有執行審查之任，卻全力寫自己的文章交卷。剛好他有一位能幹的助理編輯戴嘉玲小姐，她頗偏愛我的文章，每次投稿都給我「帝展無監查」的優待（案：戰前日本的帝國美術展覽會之規定，入選二次以上之作家，不必再受審）。因此，我的文章不再被退稿了。如果寫的是論文，我就寄給《台灣風物》；如果是雜文，我就交給《文學台灣》或《台灣文學評論》，不必再為投稿奔走傷神了。

那麼從前被退了的文章我怎麼處理呢？簡單地說，我用「廢物利用」（戰前的慣用語，同於當今的recycle〔回收〕）之方式。我們渥太華的台灣同鄉會出版一種無定期的《加都台訊》，是手寫、自印的一種community letter（參見圖1），被退回的稿我都送到這裡去「發表」，而且用「一鴨兩吃」之方式，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望春風文庫），就是把這些退稿加上幾篇新作完成的。在本書之第九篇說過，我出版之書都不賣座，獨有此書二千本都賣完了，真是「天公疼人」之謂也。

這次再度捲土重來，希望繼續發揮「人」的精神，為台灣留下更多的史料。本書除了附錄兩篇曾經發表過的舊文外，正文共收錄十篇文章，都是二○一一年以來我在台灣所發表的近作。前四篇匯集成第一部「思台灣」，內容是側重政治面，談台灣近代史和人物：首先以〈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運動〉一篇，回顧台灣政治運動的發展史，瞭解台灣在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下，領導階層是如何與統治者進行互動。〈洪元煌的政治生涯〉介紹橫跨清領、日治及國民黨三個時代的中部士紳洪元煌，他的一生相當多彩。可以說他像個「御用紳士」，但從另一種角度看，卻又像民族鬪士。〈張漢裕教授的信和《蔡培火全集》〉是回顧我與蔡培火先生的女婿張漢裕教授間的書信來往，得於認識他學者之風格。第四篇〈在國外看台灣〉是去（二○一三）年接受廖振富教授的訪談正文，內容主要是介紹我在加拿大的經歷與生活，加上我對現在台灣的看法。

第二部「憶往事」收錄六篇文章，雜談個人的往事：〈從兩張漫畫談起世風與時代〉由報紙上看到的兩則漫畫，報告台僑融化於當地社會之狀況，並申論加拿大政治領首旳風範，與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領導人應當具有的特質。〈知遇之恩——記李毓濱姑丈〉、〈美國的吳厝庄〉、〈整理債務與母親的訪美〉三篇，是回憶在我海外生活的過程中，對我影響極大的親人與摯友。〈讀者的反應和我的回思〉是自一九九二年出版第一本專著《懷樹又懷人》後，二十多年來所收到的讀者迴響中，最值得與讀者分享的六篇，對「如何看書」這個問題來說，可以提供不少的啟發和參考。最後一篇〈追憶一九四七年的環島之行〉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久，隨家父莊垂勝先生進行環島旅行的回憶，除了是一篇個人遊記外，或也可算是讓後人理解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的一般情況。總的來說，這本書想表達海外台灣人之心思。供國內讀者參考。

前言／思台灣，也憶往事



我一九六一年離開台灣。經二十六年的北美生活，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再度回到故鄉，遭遇到唐代詩人賀知章同樣的窘境：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故鄉的山河仍然青翠，但舊日的熟人已走了大半，像日本童話中之浦島太郎，頓時感到隔世之感。心中湧出一股強烈的願望，想記錄過去的回憶。回到渥太華後即時開始動手，於一九九二年完成《懷樹又懷人》。此書得到該年度新聞局的金鼎獎。這個社會認可，大大地加強了我繼續寫作之心。一九九五年從聯邦政府農業部退...

前　言／思台灣，也憶往事

第一部　思台灣
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運動
洪元煌的政治生涯
張漢裕教授的信和《蔡培火全集》
在國外看台灣——林莊生先生訪談錄　訪談者：廖振富

第二部　憶往事
從兩張漫畫談起世風與時代
知遇之恩——記李毓濱姑丈
美國的吳厝庄
整理債務與母親的訪美
讀者的反應和我的回思
追憶一九四七年的環島之行

附　錄
附錄一／談日本高中作文比賽的特選作
附錄二／《民俗台灣》與金關丈夫——五十年後的讀感

前　言／思台灣，也憶往事

第一部　思台灣
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運動
洪元煌的政治生涯
張漢裕教授的信和《蔡培火全集》
在國外看台灣——林莊生先生訪談錄　訪談者：廖振富

第二部　憶往事
從兩張漫畫談起世風與時代
知遇之恩——記李毓濱姑丈
美國的吳厝庄
整理債務與母親的訪美
讀者的反應和我的回思
追憶一九四七年的環島之行

附　錄
附錄一／談日本高中作文比賽的特選作
附錄二／《民俗台灣》與金關丈夫——五十年後的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