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62942031

圖書名稱：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周婉窈教授專文推薦

寫小時候的部落生活，介紹鄒族文化祭儀與氏族，紀錄日本時代人事物的「遺留」，外省「國語」的滑稽，基督教和西方人，家族故事、天災記憶等等……

它是在七十餘年的時間長度中，以個人的生命所體驗、所感受到的，試著用文字捕捉下來的紀錄。對戰後台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可以在這裡看到人和時代的關連，對台灣歷史尚無系統了解的讀者，或許可以透過一則又一則的記事，找到進入陌生世界的小角門。這裡所寫的，是沈澱過後的感受，是回憶的結晶、淚的珍珠，靜靜地發著光亮。（摘錄自推薦序）

想把我心中認定的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也希望能讓大家對鄒族部落進步的過程有所了解。

高英傑，鄒族人，是高一生的第5個孩子，上有哥哥高英生（早逝），姊姊高菊花、高貴美、高澄美，下有弟弟高英輝、高英明、高英洋，妹妹高春英、高豐玉、高美英。

父親高一生是鄒族菁英，從日治時期就是部落裡引領進步思潮的代表人物，推廣農業、關心教育，參與鄒族語言、文化的紀錄與保存等，更具有音樂才華，創作出許多融合部落與自然的歌曲，戰後提出台灣西部原住民高山自治縣的構想，被國民黨政府羅織罪名受難，使得高英傑一家人有著不同於一般的遭遇。

本書是高英傑對於父親、部落，以及自己成長過程的回憶，不但記述了鄒族部落的傳統與因應時代變遷的無奈，也記述父親與家人的遭遇，為島嶼歷史補上一個原住民知識菁英的家族故事。

作者簡介：

高英傑

本名Yavai Yatauyongana（雅瓦伊．雅達烏猶卡納），1940年出生於阿里山鄉鄒族達邦大社。1952年畢業於達邦國民學校，先後就讀省立台中師範簡易師範先修班、台中一中初中部、嘉義師院等校。在小學擔任教師、主任共計42年，曾兼任嘉義縣政府教育局音樂科輔導員、研究員。之前受到史惟亮、許常惠、駱維道等音樂先進的感召，與三弟天主教聖言會神父高英輝著手整理北鄒族傳統歌曲與創作迄今。

2003年從嘉義縣水上鄉大崙國小退休後，在嘉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院牧部志工，並曾擔任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加恩教會執事。目前指導達娜伊谷歌舞團及新美國小之古謠教學，創作有歌曲〈主基督，你的擔阮著擔〉（2003．3，使徒出版社）等新聖詩524首。

著有《土地族群親情——高一生歌曲和書信》（2007．4，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嘉義縣鄉土DNA——鄒族戰祭》（2008．4，文化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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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台中下行列車

父親被捕那年（1952年）的9月中，我和10位鄒族少年前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補習班）就讀，班上共有10多位包括鄒族、泰雅、布農等在內的台灣西部山區原住民學生。這個班級是台中師範為了儲備原住民小學教師而設立的預備班，只要修業1年，即可直升台中師範簡易科（4年制），準備回家鄉服務。學校的佈告欄天天都有政治情況報告，也時時公布原住民的匪諜、貪污、叛亂等案，因為父親的案件也在列，學校老師同學對我異樣眼光的投射，或刻意疏離的動作，都使我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雖然功課名列前茅，也受到幾位恩師的保護，還是免不了受到同學欺辱與排斥。

1953年，先修班奉令解散，依成績先後，幸運被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日治時的台中一中）初中部。當時的一中，除了優秀的台灣籍學生從中部各地考進來之外，也是當時外省籍子弟、華僑學生、山地籍學生指定就讀的學校。學校人數多、接觸面廣，除了級任老師之外，政治層面的話題已經很少出現在生活中。雖然嚴禁說日語，但台灣籍和山地籍的學生依然會大膽說上幾句日語、唱日本歌。其中有幾首是父親教我的童謠，哼唱之中，使我益發懷念起離家1年多的父親。

學校有1位中俄混血的女老師，黃昏時常常在教室裡拉小提琴，我常和幾位同學前往聆聽，夢想有一天也能夠和她一樣拉小提琴！可能我頻頻聆聽的緣故吧，有一次她突然以我想像不到的鄙視口氣問我，你這個山地生怎也喜歡西洋音樂？我回答，我不但喜歡古典音樂，現在學校午休播放的「貝多芬第2交響曲」唱片，還是我從山上帶來的。老師又驚訝又懷疑的表情，充分顯示當時教育工作者對原住民狀況了解的缺乏。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2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個星期天的例行公事，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雖然最後希望落空，但父親留給我的回憶，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1961年，我從台灣省立嘉義師範學校畢業，開始擔任小學教師的工作。雖然無法在家鄉服務，但假日回部落時，感覺已變得不一樣，開始得到許多父老的接納與關心；排斥過我的同年齡層的人，也改變了原有態度。村裡比較正直且膽大的客家人，直接說父親是無辜的、被陷害的；這種人在威權統治時代少之又少，而且相當冒險。這時，官方及學校還相當限制我和3弟英輝的行動與言論，但台灣的大環境似乎已有風雨欲來、面臨改變的跡象了。

1983年，在學校的聚會裡，從外地來作客的外校校長，當著來賓和在場的原住民與教師面前說，阿里山鄉的落伍是高一生造成的，他沒受什麼教育，政府給他鄉長的職位該滿足了，還要反叛政府。在座的賓客大都知道我是高一生的兒子，而且還是這學校的教務主任，所以場面非常尷尬。我告訴他說高一生是日治時代台南師範畢業的，他竟回答說日治時代的原住民教師，講習幾個月就可以當了。

這件事之後，我和3弟英輝開始蒐集父親的相關資料，台北的陳素貞老師也正好開始做田野調查工作，於是從陳老師那裡取得父親畢業名冊一紙，裡面詳細記載了入學和畢業年度。後來影印寄給教育界同仁，讓動不動就說我是某某大學畢業、某某師範畢業，證件於戰亂中遺失的人事做些參考吧！接著，台灣公共電視台拍攝《台灣百年人物誌—高山船長高一生》時，又從台南師範取得父親親自用毛筆書寫的入學願及其他珍貴資料，對父親求學的情形有了更深的了解。

大正5年（1916年），父親進入台南州嘉義郡阿里山蕃達邦蕃童教育所，大正11年（1922年），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4年級入學，大正13年4月14日就讀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普通科5年及演習科1年，昭和4年（1929年）4月卒業，隨即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駐在所巡查。

從父親僅留的1本手冊及3本已遺失的《潦倒時代手記》（どん底時代の手記）留下的照片中，可以想像父親在日治時代16年當中，扮演鄒族人、日本巡查、教育所教師等3種角色是多麼困難的事。那時候，內有大哥英生（Hideo）罹患腎臟病，情況時好時壞，還要照顧大批親戚及食客；外有部落文化與行政體系的衝突，加上部落人對破除迷信及廢除家屋葬等工作的消極態度，父親經常處於兩難困境。戰後參與二二八事件，勸導族人前往新美、茶山等地移民，加上高山族自治縣的構想和連絡，相信也遇到了許許多多困難與挫折。我真的想像不到極度繁忙的父親，還寫了多首有關登山、打獵、激勵、移民的歌曲；在兒女面前和母親合唱〈荒城之月〉、〈月之沙漠〉、〈海濱之歌〉時，其祥和的態度、自然的神情，真難想像當時的他其實心神煎熬。當我唱他為孩子們寫的〈青蛙醫生〉時，溫馨感謝的回憶充滿我心中。懷念！懷念父親，好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想像列車在車輪轉動的聲音和汽笛聲響中，慢慢消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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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

周婉窈（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52年9月10日鄒族領袖、吳鳳鄉鄉長高一生被捕，當天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等人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的罪狀，說是貪污，第2天到各部落去宣傳此事。當天晚上，高英傑的媽媽要高英傑去探看，他爬上圍牆，聽到林金生用日語說：「高鄉長將你們的錢偷竊了。」這是高一生、同案陸續被捕的人，及其家人夢魘的開始。次子高英傑是掉落這個苦難大羅網中的一個小孩。

高英傑當時才12歲，那是心還很稚嫩的時候。當時他就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1年後先修班解散，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初中部。他很想念父親，很希望父親無罪開釋回家。由於繫念父親，每個星期天，他租一部腳踏車，到離學校2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希望能見到父親的身影……。當然，少年的希望最後是落空了。不過，請讀者留意，高一生和其他5位原住民菁英最後同日同時被處決，是「後來」的事情，在此刻之前，家人總是懷抱著希望，當事人高一生，不也告訴家人「我敢打賭，我們的團圓很快會來臨」；台南女兒施水環在給媽媽的最後一封信，不也還說「願上帝的保佑及公正的法律能賜給我們一家人無受冤枉地度過這一大苦難，並讓我們早日回復自由、共享團圓」。1954年暑假，高英傑回到山上，看到新墳，才知道父親已經過世，家人刻意不讓他知道，讓他「非常難過和歉疚，精神恍惚了一陣子」。從每個星期天騎車到台中車站，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到面對一個土塚，誰能不精神恍惚？即使已經年老了，高英傑還是非常懷念父親，很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為什麼呢？因為那是還能懷著希望的時刻，是高一生還可能回到杜鵑山的時刻，是希望破滅的前刻——但願時間能停止在那裡。

在白色恐怖時期，作為政治犯的家屬，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有一個你可能無法想像的故事。個性溫厚的高英傑，在這本隨筆中沒講太多，但他整個人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不管上頭有著怎樣的活潑色調，底色是灰暗的─如同自由民主化之前的島嶼本色。在〈艱苦的歲月〉中，高英傑寫道：「父親在青島東路看守所的日子，家庭真正感受到殘酷的人間地獄滋味」，他想到雨果的《孤星淚》，想大聲喊：「啊！無情！」這讓我特別有感。《孤星淚》現在譯作《悲慘世界》，但日文曾譯為《噫無情》（ああむじょう），就是「啊！無情！」的意思。我小時候曾聽台語廣播劇，就用《啊！無情！》當劇名，至今還記得播報員唸「啊！無情！」的口氣，滿滿的情緒。政治犯的子女在社群、學校和社會通常受到無情的排斥，忍不住會在心裡喊著：「啊！無情的族人！」、「啊！無情的教徒！」等等。閱讀／了解白色恐怖，或許就是給我們機會，反省自己若處於同一時空，會不會是那個無情世界的一環？

關於辛苦的成長過程，高英傑著墨不多，倒是寫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往往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爆笑。他寫小時候的部落生活，介紹鄒族文化祭儀與氏族，紀錄日本時代人事物的「遺留」，外省「國語」的滑稽，基督教和西方人，家族故事、天災記憶等等。一向低調的高英傑，在自序中說：寫這些文章不過是「想把我心中認定的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高英傑確實是跨越了台灣歷史的3個時期，日本戰敗時他才5歲，但日本統治的影響在原住民部落比漢人社會持久，加上家庭的個別因素，他可以說活過日治時期（他的大姊和二姊到嘉義師範學校探望他時，和他講日語）。讓我感到非常特別的是，他將戰後台灣分為「戒嚴時期」和「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我想，政治犯家屬對於解嚴特別有感吧。作為歷史研究者，我以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作為戰後台灣歷史的分界點，這點至關緊要。高英傑認為，高一生之開始為世人所認識，是由於張炎憲的口述採訪，以及陳素真撰文介紹，這都出現在1994年。如果台灣沒有自由民主化，我想高英傑兄弟應該會非常鬱卒。親愛的讀者，不要小看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它讓時代的倖存者看到光和希望，也讓島嶼在世界被看見。

這本書確實如自序的副標題所述，是一位「鄒族老人跨越三個時期的成長隨筆」，它是在70餘年的時間長度中，以個人的生命所體驗、所感受到的，試著用文字捕捉下來的紀錄。對戰後台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可以在這裡看到人和時代的關連，對台灣歷史尚無系統了解的讀者，或許可以透過一則又一則的記事，找到進入陌生世界的小角門。這裡所寫的，是沈澱過後的感受，是回憶的結晶、淚的珍珠，靜靜地發著光亮。

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這本書也透露出非常珍貴的訊息。例如，卑南族著名作曲家陸森寶（孫大川的姨丈）是高一生台南師範學校的學弟，但在他對過去的追憶中，從來沒提過高一生，連6年都和高一生同班的孫德昌（孫大川的表舅）一生也都沒提過高一生。可見在那個時代，人們多麼想徹底「遺忘」政治受難者。〈台東舞〉一文紀錄了陸森寶率領卑南族鄉親前來鄒族部落進行音樂舞蹈交流，熱鬧滾滾。〈「仁聖吳鳳」〉則寫原住民學生在國文課預定上吳鳳那一課時，集體罷課到球場打球，表達不滿，高英傑想起他和班上兩位同學則曾有氣無力地窩在宿舍床鋪上，動作雖然不激烈，也是種抗議。1988年的最後1天，在嘉義火車站前爆發「拆除吳鳳銅像事件」，不是一時冒出來的事情。此外，在書中出現的一些人名，如袁國欽、周聯華，都牽連著戰後台灣的歷史。

高英傑老師非常有才華，他參與過原舞者兩齣高一生故事的舞劇——2008年的《杜鵑山的回憶》和2011年的《迴夢Lalaksu》，在後者他還是主角，扮演高一生呢！此刻我想起無緣相識的高英輝神父（1942〜1994），以及人稱菊花阿姨的高菊花女士（1932〜2016）；也想起2014年7月18日，為了高一生故事的動漫企劃，陪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以及呂敦偉先生去拜會張炎憲教授（1947〜2014），兩個多月後，張先生遽然過世，永難忘懷當日的會面。2005年12月30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舉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陳素貞女士，以及兩位鄒族阿嬤莊素貞女士和鄭素峰女士，來為大家演唱高一生的歌曲，轉眼也已經一紀了！令人難過的是兩位鄒族阿嬤都已離開人世。當時有人看了海報，還以為高一學生要到中央研究院演出呢。現在有好一些嗎？應該是吧，如果優質的《杜鵑山的回憶》和《迴夢Lalaksu》能全國巡迴演出，在眾人淚眼婆娑中，我想，我們的社會會有所改變、有所提升。

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那是1954年4月17日以前才可能的命題。如果，如果，陳澄波能復活，我想，不要說全台灣，光就我們嘉義來說，就會很不一樣。如果高一生能回到杜鵑山，台灣的山、海、平原都會很不一樣。誰剝奪了這一切？誰剝奪我們和濟濟多士一起成長的機會？

高一生在最後一封信遺書中寫道：「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隨時陪伴水田不要賣」。預知不能回到杜鵑山的高一生，期待以精神的方式返回故鄉，永遠保護家人和田園。這是暗黑時代家人得以存活下去的力量。在島嶼前途無比險峻的此刻，我們呼喚島嶼的英靈們給予保佑，賜予力量，在這同時，我們必須做出一切的努力，來值得他們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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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拉拉庫斯的回響達邦山谷的回音

鄒族老人跨越三個時期的成長隨筆

1987年夏季，我和已故妻子謝丹鳳為了孩子們的教育著想，毅然決然離開工作了14年，令人留戀的家鄉嘉義縣吳鳳鄉（現在的阿里山鄉）達邦村Keyupana老屋，前往嘉義市定居。我到水上鄉大崙國小擔任訓導主任兼音樂科科任老師，妻則就近到水上鄉公所擔任書記，兩個兒子則分別在水上國小和私立協同中學初中部就讀。適逢解除38年戒嚴令，教育局安全室及縣府人二將我們夫妻幾年來的監視紀錄銷毀，因而這段時期對我倆來說，是服公職以來工作最為順利、心情最愉快的時期，而孩子們的學習也表現優異，這已經是1961年嘉義師範畢業26年後的事了。

好景不常，丹鳳不幸罹患胰臟癌於1990年過世，父兼母職的日子雖然辛苦，但是兒子們很爭氣，先後就讀省立嘉中，並且考上理想的大學。這時雖然已經解嚴多年，但是黨國思潮依舊充斥校園，就連我服務的大崙國小學生，對於「五嶽三江是哪五嶽？哪三江？」「四川省有哪四條河流？」……等中國史地，背得滾瓜爛熟，但是詢問學校旁邊的水泥大排（嘉南大圳主幹線），則毫無所悉，連嘉義縣和台南市界河八掌溪都沒聽過，這是當時遺留的不正常教育所致。記得兒子曾在上一課和阿里山森林鐵路有關的課程時，老師不經意地說，過去鄒族有一個人叫高英傑（家父高一生的口誤）的，很厲害，在森林鐵路十字路火車站阻擋火車呢！關於家父牽涉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事情，我本來對兒子們低調應對，因此他們對這些事件可以說一知半解，當他回家問我鄒族有沒有和爸爸同姓同名的惡霸阻擋過火車通行？我想不能再隱瞞了。後來我很仔細地讓他們了解家父為了提出台灣西部原住民高山自治縣的構想，被國民黨當局羅織新美農場貪污、匪諜、叛亂等罪名，和多名原住民一起被判死刑的事。國民黨政府在事件前後編造了多件污衊原住民菁英的假消息，擋火車的「高山惡霸高一生」只是其中一項污衊的假消息罷了。從此，兒子們也開始關心受難事件的始末和背景。

轉眼之間，孩兒們長大，相繼離家求學、成家立業，鮮少和我當面交換意見或分享相關問題。為了讓兒子們能持續關心，我就提筆寫了〈台中下行列車〉和〈警官宿舍〉兩篇文章，純粹寫給兒子們了解，沒想到日本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先生看了我的〈台中下行列車〉隨筆後，鼓勵我多寫幾篇到日本「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會」，因此增補了〈第一個部落回憶〉、〈嘉義強震〉、〈給油巴那〉等，交給研究會刊登。

2003年退休之後，妻子林娟微帶領我重回基督教長老會加恩教會，開始參與教會的各項事工，並且到住宅附近的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擔任志工，也有充分時間整理鄒族傳統歌曲及過去寫過的童謠，同時繼續書寫個人成長過程紀錄。當時的想法和過去一樣，想把我心中認定的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就在前年，透過周婉窈老師的引介，魏淑貞總編和蔡明雲編輯得知我的論文拙作和幾篇隨筆收錄在日本《台湾原住民族の音樂と文化》（2013，草風館）裡，徵詢我出版的意願，她們的抬愛，讓我深深感動，也激勵了我寫作的意願和動力。

日治時代初期，鄒族還停留在小區塊的手鍬農業，部落型態是漁獵社會，在短短百年，三級跳來到工業社會、科學時代，衝擊是何等地大啊！但願拙作能讓大家對鄒族部落進步的過程有所了解，我，原住民老人，由衷地期待。

201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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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粟倉 62
多阿巴基么（toa pakiyau） 64
見過天皇的吾雍（Uyongu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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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資料

作者：高英傑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8-07-05 ISBN/ISSN：9789862942031
語言：繁體中文裝訂方式：平裝頁數：262頁開數：14.8cm×21cm
類別：中文書> 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