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化究竟是什麼?
現在,中國到處都在擺弄文化,但很多人心中都擱著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沒人回答。
翻翻詞典湊個定義是容易的,但很多定義說了等於沒說。
中國突然渴求文化了,在還沒有弄清楚它是什麼的時候就渴求了。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精神契機,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必須百倍重視。
渴求是因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會清楚它究竟是什麼。因此,很多渴求都以提問的方式來表達。
對於文化問題,我決定用最誠懇、最隆重的方式來試著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個部分——
一, 學理的回答;
二, 生命的回答;
三, 大地的回答
四, 古典的回答。
請容我分別加以說明。
學理的回答
這主要是我在海內外的一些演講。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學獲頒榮譽博士稱號後的學術演講,聽講者除了廣大師生外,還有同時獲頒榮譽博士稱號的那些第一流科學家。因為是向科學家論述文化,因此力求講得嚴密、乾淨、周致。
第二篇,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作為唯一受邀的中國演講者,論述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本性。演講時,與外國學者有比較尖銳的辯論。
第三篇,我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女士的對話。那一天,聯合國發布了自成立以來第一份有關文化的世界報告。我向到場的各國學者,對這份世界報告進行了系統論述。
其他兩篇漫談式的文章,可能比較切合當今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一篇是說個人身上的文化應該表現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說市長們應該如何來建設城市文化。
這些演講和文章加在一起,從學理上比較完整地回答了「何謂文化」的問題。但是,說是學理,卻並不艱深。艱深大多是為了掩蓋鮮活的真相,我沒有權利掩蓋,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
這是本書中最讓我動情的部分。一些已經離世的文化巨匠,幾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層奧祕。
謝晉的弱智兒子,天天在門孔上張望著,等待爸爸回來,結果連眉毛都磨光了。最後我們知道,謝家的門孔就是文化的象徵,在封閉的大門上尋找一個亮點,投出一份企盼。謝晉就像他兒子,在門孔上不離不棄。
文化在災難深重的日子裡應該有什麼作為?蕭伯納的中國學生黃佐臨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第三天就告別老師,遠赴國難。終於,他創造了在世界大戰中連續多年的藝術奇跡,展現了中華民族不屈的文化尊嚴。幾十年後,年邁的他又在極左時代創立了世界三大體系中的寫意戲劇觀,又一次震動國際文化界。
成長於五四運動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著將會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滿的回答。前半生做兩件事:「反封建」、「爭人道」;後半輩子做兩件事:「斥棍子」、「講真話」。都那麼樸素,卻概括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脈絡。
我在回憶自己與這些文化前輩溫馨交往的過程中,又加上了一位元自己並不認識的政治人物,這在我歷來的寫作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來總理。他在四十年前領導的文化重建,對於陷於極端民粹主義荼毒的中國文化的再生,十分重要,而且也與我本人息息相關。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尋石之路》兩篇文章來敘述。我後來為什麼能在諸多傷害中堅持文化?也順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寫了一位我不認識,卻在我每次受到傷害時都站出來維護我,而當我準備鄭重感謝時卻溘然離世的大學者。他,就是章培□先生。我在文章中說,他像一頭遠行的駱駝,把倒下前的最後一口熱氣,也吐給了寒風中的另一頭駱駝,一頭他不認識的駱駝。當然,這是文化的悲壯。
以上幾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後一篇《仰望雲門》則寫了三位依然健在的臺灣文化耆宿林懷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們是如何對待文化的。
這幾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每次重讀都會一次次半途掩卷,讓心情恢復平靜。本該單獨出一本精緻小書,但仔細一想,還是讓它們擠在這裡共襄解讀文化的盛舉吧。生命不是概念,但最深的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況,這是一些什麼樣的生命!
大地的回答
文化雖然是一個極大的課題,卻又容易隨風飄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堅實的印記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處的文化遺址。
文化在中華大地上演出過多大的場面?只有遺跡可以見證。但是,這些遺跡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肅穆的廟,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闡釋、被說明,於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護和修復古蹟的過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礎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請誰來寫?據說好幾個地方還進行了民眾投票,大家對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國社會素重官場,卻把書寫碑文這樣的大事託付給一個並無官職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種質樸的文化傳承。有些「歷史重地」份量太重,我推辭再三,卻還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並不好寫。倒不是因為要與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銘詞賦作比較,而是我們作為現代人終於明白了,這是一種「公眾文本」。「公眾文本」必須適合當代普通人閱讀,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逞氣,否則就侵害了現代社會「公共空間」的倫理權利。因此我寫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韻,蒐集當地意見,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筆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側向於白話文。
碑文的書法也是我自己寫的,這倒是古代的傳統了。對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種「雙手合攏」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筆墨。朝拜的物件,正是山川間的巍巍勝跡。這是我平生所寫最大體量的文章和書法,感謝那麼多優秀的工匠,叮叮噹噹地把我們這一代的虔誠刻鑿到了花崗岩和漢白玉上。
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國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討論什麼是文化了。這個景象,讓我神往。
在那麼多大碑、公碑之後,我又悄悄加了一個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導演謝晉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對文化的一種回答。
古典的回答
為了盡善盡美,我還請出了古人。
我選了幾個最權威的經典文本,把它們翻譯成了當代散文。
我對自己的翻譯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須在充分把握原文奧義的學術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詩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後用盡可能優美的白話散文予以表述。因此,這種翻譯,不是拉線搭橋,而是鑿通隧道,其難無比。難在還不能讓人看出來,而必須磨研硬塊,拂除藤葛,就像天生就是這麼平正暢達。
大家從四篇今譯中可以看到,佛陀、莊子、屈原、蘇軾是怎麼看待精神天地的。他們都不是文化的詮釋者,而是文化的創造者。在我看來,惟有創造,才能說明世界,說明文化。
至此,我覺得,對文化的回答已經相當完整。
我在翻譯的時候,又用行書抄寫了這幾篇經典的原文,已收入我幾部書法集。因此,也就順便在本書的每篇今譯之後附印了一點點我的書寫片段。前面的碑文書法我也選了一些片段放在書裡,也許會讓整本書顯得更加靈動、豐富一些。
如此這般,均祈教正。
余秋雨
壬辰年初夏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