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追念一位偉大的知識份子：方勵之
這篇文章是用來紀念五四運動以後，北大出現了一位國際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及一位民主啟蒙的導師方勵之教授(1936-2012)。科學與民主正是驅動那個時代的力量。
這本書《方勵之自傳》則更有跨世紀的傳承，如方勵之夫人李淑嫻教授所指出：「這是一份遺稿，一篇與中國近代史血脈相連、卻被塵封的文字，由方勵之親筆寫成，忠實地記錄下他和我親歷的一段歷史，大部分寫成於二十多年前，未曾出版。」
「我們的經歷既有典型性，又有其獨一無二的戲劇性，所以，在本書問世前，有關我們，已有種種或真、或訛、或有意歪曲的『傳奇』流傳。要知事實真相，應以本書為本。方勵之以他一貫坦然、簡潔、深入又詼諧的筆調，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
這本自傳對當前提出「中國夢」的北京新領導人，或許也可增加他們思考的新方向。
（一）十六歲進北大
我們三位（王力行與張作錦）於一九八六年創辦《遠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台灣讀者，透過《遠見》的報導、分析，能客觀地瞭解轉變中的中國大陸。就在那個改革開放萌芽，中國的科學與民主正需要大量養分的時候，出現了一位星光燦爛的年輕科學家，以及業餘性倡導民主改革的方勵之。
他有天才般的經歷：十六歲進北大物理系，被認為空前的優秀學生。畢業後分派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是日後中國科學院當選時最年輕的院士之一。
從大學畢業到一九八四年底，方勵之一共發表一百三十多篇學術論文。隨著他在天體物理領域的成就，逐漸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又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副校長。自一九八○年代初起，他也開始陸續在浙大、北大、科大等地做些「業餘」演講，提出政治改革、教育改革、馬克斯思想過時等的言論，校園為之轟動，當局為之苦惱。
先從天下文化出版他第一本書談起。
（二）出版方勵之第一本書
一九八七年六月下旬在台北接到一位不相識的外國人的電話。他說：「我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稿，也許你會有興趣出版。」半小時後，一位斯文而又熱心的中年人帶了方勵之的珍貴文稿出現在眼前，幾乎難以置信；就這樣展開了我與方教授二十五年的交往。
在出版前，我與方教授事先約定，都要以自己的親筆字跡有一個簡短書面的「高問」與「方答」：
（1）問：你為什麼想到現在要出版這本書？
答：因為有現實的需要，反映一段有價值的歷史。
（2）問：這本書的一貫思想是什麼？這些思想愈來愈重要嗎？
答：科學與民主是核心，這對一個社會的進步是極重要的。
（3）問：如果美國大學請你去做研究或演講，你會接受嗎？
答：我已經接受過美國同行邀請去研究及演講，並仍將接受他們的邀請，講題大多是本行專業的。
（4）問：你對中國人的前途樂觀嗎？
答：從長遠來看，是樂觀的。
（5）問：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在世界上應當扮演什麼角色？
答：整個世界中的平等的一員。
（6）問：你對中國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如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情形關心嗎？
答：很關心，但所知情況不多，特別新加坡、台灣所知更少。
（7）問：你認為中國大陸青年大都有理想，還是很現實？
答：整體上來看是有理想的，這兩年的事態證明了這一點。
（8）問：你將來如何安排你的時間？參與更多的民主運動，還是從事學術研究？
答：我首先是物理學家，當然像一切知識分子一樣，我應盡自己可以盡的社會職責。
同年一九八七九月，《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在台北聞世，立刻受到海內外讀者的重視。
（三）在北京見面
次年（一九八八）六月二日終於在北京他的家中相晤。握手的剎那，我們像是認識了多年的朋友。
他犀利嚴謹的文章我熟悉；他鏗鏘有力的聲音透過錄音帶我熟悉；他戴了黑框眼鏡的開朗面貌我熟悉；只是還沒見過面。
他第一句話是：「聽說你來北大演講？」我說：「除了演講，就是要來看你。」
我帶了一本自己寫的《對有權人說實話》送他。其中有一篇寫他的文章—〈美麗的中國心：方勵之〉。他歡喜這個書名。
離開北京前他夫人（李淑嫻）漏夜趕出來的一篇重要文章〈風雨中的勵之和我〉，她說：「勵之始終處在危機之中。」、「勵之胸襟坦蕩、光明磊落，對一切忠實地、認真嚴肅地編輯、出版他的演講及有關文稿的人們，都認為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趁高希均教授來北大、清華演講，順便到我家作客之際，寫下這點真實的過程，避免一些誤傳，以謝所有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這段話使各方朋友更體會到我們出版這本文選的用心。
一年後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方氏夫婦避難於北京美國大使館達十三個月。
（四）在劍橋談辦大學的抱負
第二次見面時，是一九九○年的夏天，竟是在英國的劍橋。沒有鄧小平點頭，方勵之夫婦不可能離開大陸。在鄧小平內心的深處，是否也需要這種尖銳的鞭策，來減少他改革的阻力？鄧小平如果要在中國歷史上扳回一局，他需要借重而不是放逐知識分子。
八月下旬的劍橋，遊客如過江之鯽。我到凱因斯思潮的發源地，卻是探訪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傍晚時刻在他研究室中相聚。次晨他與夫人騎著自行車，來到我的旅舍一起用早餐。面對著垂柳、花叢與原野，旅客怎會知道這對共奮鬥、同患難、聚少離多的夫婦，背負著多少人的期許。他們談中國前途、大使館一年的經歷、台灣的角色，與他們今後的計畫。
突然，話鋒一轉，兩位不約而同地說：「我們的夢想是有一天能辦一所獨立、自由的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這樣的抱負。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學教職的我，對他這樣的一個「夢想」，自然是充滿驚喜。如果方勵之能到台灣來辦這麼一所大學，其對大陸的影響是否更超過王永慶的海滄投資案？王永慶可以其經營方式來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方勵之則可以其辦大學的抱負，來證明自由與獨立的優越性。
事實上，方勵之辦大學的經驗更多於討論人權。方勵之說：「在科大，我的辦學宗旨是：科學、民主、獨立、創造。」他曾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一九八七年一月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副校長。
方氏夫婦很清楚：要辦一所國際性的大學，不僅要有抱負，也要有錢、有人，在大陸的多種限制下，更要被批准。
他要辦一所什麼樣的大學？他一口氣說出了一個輪廓：
●大學不在乎大，但要注重素質與精緻，要尊重獨立思考，要注重學術研究。
●這所大學應當是國際性的，也是開放式的。歡迎各國學者、學生來進修，也允許大學中講授各種思想、學說。
●這所大學也可吸引一些在海外深造的大陸優秀留學生去到台灣，也可以為大陸培養部分人才。假使大陸允許，還可以去那邊設分校。這所大學的宗旨應當是科學、民主、文化。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探索真理的科學精神、活潑的民主思想，與深邃的文化素養。
他舉出在劍橋讀過法律的李光耀總理，最懂得為新加坡吸引人才。我舉出在劍橋讀過物理的李國鼎先生，遠在二十多年前，台灣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時，就設法做出各種人才回流的努力。
方勵之激昂地說：「為中國培養人才，就是在為中國增加希望。」方勵之婉拒出任民運領袖的巨大壓力，完全合乎他的思維。用李淑嫻的話：「方勵之是終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
（五）「傳記」是李淑嫻最真摯的貢獻
方勵之與李淑嫻二位從北大同班同學相識相愛而結成夫婦已逾五十年。很少有一對夫婦是如此緊密地相互依靠—即使有過長達十八年分在二地工作。他們共有過年輕時熾熱的革命理想、中年後的在學術研究及鼓吹民主的壓力下，渡過不平靜的一九八○年代。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及進入美使館更是人生中最大的磨難，這本自傳是方教授避難在美國大使館十三個月中（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所寫成的記錄。
一九九○年六月北京同意方氏夫婦離境，他們先赴英國劍橋大學做短期訪問，最後選擇了在美國任教，展開了人生一個全新的教學生涯。定居於亞利桑納大學後有二十年時間，方教授得以在國際物理學界更上層樓。二○一一年十一月大病初癒後的方勵之感動地告訴他的妻子：「這二十年的生命是值得的。」
李淑嫻教授自身就是一位優秀的北大物理系教授，為了夫婿的事業與安危，及二個男孩的教養，她付出了一生的青春。在危機及轉機中，她清晰的思維與果斷的決定，一再表現出的是，在二十世紀多難的中國，一位「女性勇者的畫像」。
當方氏夫婦於二十二年前的六月走出北京美國大使館，飛向大西洋時，迎接他們的是無窮的蒼穹，卻再也沒有能踩到祖國的土地，這應當是方勵之終生之痛。
當有一天我去他安息的East Lawn Palms墓園表達追思時，我會告訴方教授：「你已經承擔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太多的責任，做出了太多的貢獻。你又有一位堅毅而聰慧的妻子終身相隨，人生已接近無憾。」
高希均 下文化創辦人
（作者為「天下文化」創辦人）
二○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序言
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方勵之
方勵之是中國二十世紀八○年代自由知識份子的先驅。他才華出眾，多才多藝，精力充沛，興趣廣泛，視野寬廣。他在天體物理學領域的成就，長期處於國際一流。他孜孜不倦探索科學真理，更是熱切地關心民族和人類的命運。他具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
他深受物理學前輩錢臨照先生賞識，八○年代初出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率先實行教學民主改革和教授治校，《人民日報》連續五天予以報導。一九八五年他在浙江大學演講，總結改革的經驗，這個講話廣為流傳。
他善於從基本問題入手，透徹明晰，他追問「誰養活誰？」，是納稅人養活黨政幹部，還是黨政幹部養活人民？他呼籲民主只能自下而上爭取，不可企求自上而下的恩賜。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與許良英、劉賓雁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一九五七年）歷史學術討論會」。這個會議因錢偉長惡意告密而流產，方勵之、劉賓雁和無辜的王若望（當局把我誤為王若望！）受批判並開除黨籍。同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罷黜。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含冤去世，爆發了學生運動，鄧小平即調幾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並造謠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是策動運動的幕後「黑手」。「六四」大屠殺的第二天，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美方負責人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勵之夫婦進美國大使館避難，官方即下令「通緝」。他倆在美大使館耽了一年多，以後通過外交談判才轉到英國劍橋大學，然後轉到美國，最後落腳於美國西南部圖森（Tucson）的亞利桑那大學。當地無邊的沙漠和無污染的天空，造就了的亞利桑那大學在天體物理方面的國際頂級水準。方勵之的來到正如魚得水。
方勵之離開祖國後，仍關心祖國的命運，關心祖國的民主、人權狀況，曾擔任過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但由於客觀條件限制，未免力不從心。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方勵之影響深遠。他的強勁的聲音依然迴蕩在人們的耳鼓裡；深深的腳印仍為千萬個後繼者追尋。
許良英
（本文作者為中國知名科學史家，大陸翻譯《愛因斯坦文集》
第一人。二○一三年元月二十八日病逝北京，享壽93歲。）
二○一二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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