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正在質變：梁國源帶你迎向全球經濟重整之路

【摘錄自第八章】

回顧過往，台灣在歷經12年的努力，終於在2002年1月成為WTO會員國時，曾以為自此之後，將能藉由WTO成員的身份，獲得在國際貿易事務上曝光的機會，進而讓台灣經濟得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發展。

遺憾的是，全球貿易整合並非只在關稅議題上達成共識即可，還包含農業、服務業貿易、貿易規則、貿易便捷化、爭端解決機制、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等，但WTO各會員國間經過多年的努力，始終無法掌握如此大範圍議題的協商訣竅，且國際貿易在全球化快速滲透後，複雜程度已大增，使WTO架構功能日漸流失。

於是，在極需新貿易規則的指引下，各國紛紛轉向雙邊與多邊的貿易協商，2000年至今，全球新增201個雙邊或多邊的貿易協定，比20世紀制定的貿易協定，多上近4倍。

乍看之下，這些新增的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應能使全球貿易更活絡及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但實情是各種規範不一、國家別相互重疊的貿易規則，猶如著名經濟學家巴格瓦蒂（J. Bhagwati）及帕那加亞（A. Panagaryia）所形容的「義大利麵碗」（Spaghetti-bowl effect）效果，也就是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的現象，就像義大麵般相互糾結，反而可能降低國貿資源運用的有效性。

「義大利麵碗」效果

舉例來說，多數的新型貿易協定中，常存在所謂的原產地原則，亦即認定關稅優惠的條件不再只考量最終產品的出口地，產品還必須滿足一定比例以上的原材料是在規定地區生產，才能享有關稅優惠。如此一來，假若某國加入2個以上的貿易協定，卻因為對於原產地的認定不一，導致廠商生產鏈為了配合不同的關稅，可能做出無效率的配置。同樣的，這樣的認定方式對於沒有參加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的國家而言，等同一種貿易歧視。

礙於政治現實，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的進度緩慢，使台灣幾乎已是全球貿易義大利麵碗效果下的受害者。

因為無論是終端產品或原物料，廠商在台灣設廠出口到許多市場，都沒有關稅上的優勢，致使廠商因利之所趨的考量，紛紛將產品生產鏈轉移到租稅優惠的地區設廠，台灣的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也從2006年的42.3％，一路上升至2013年的51.5％，讓企業接單創造台灣工作機會的能力逐漸喪失，薪資也呈現停滯成長。

再加上外移的廠商，形同到海外幫助其他國家產業茁壯，且開始成為台灣重要的外貿競爭對手。他們挾帶著多個貿易協定的優勢，與仍在台灣的廠商形成不公平的競爭，迫使還留在台灣的廠商只能跟進外移，加重產業空洞化的程度，使台灣經濟逐漸喪失活力，不悶也難。

更重要的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出現，更加快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而且，若台灣自免於此輪區域整合外，將對長期經濟發展帶來莫大的衝擊。

首先，TPP與RCEP不只重視最終產品的貿易階段，而是將產品生產的全部過程都纳入規範。因此，沒有加入兩組織的國家已無法透過終端產品外移生產或專精於生產中間原材料，有效減緩被排擠的衝擊。而長年與中國、其他新興經濟體進行貿易分工的台灣，目前出口已有75.1％屬於中間財，貿易活動勢將因沒有加入組織而嚴重受創。

　　其次，在商品進出口貿易之外，TPP與RCEP還包含投資協定與服務貿易協定。也就是說，成員國間不單要調降關稅，更必須相互大規模的開放金融、通訊、物流、教育、醫療、運輸等服務業的市場，使成員國間形成一個具有相同經商標準的共同市場及完整的供應體系。成員國間可以互通有無，從他國取得更便捷的商品與服務，並自然地對體系外的國家豎起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

況且，就目前發展來看，這兩項自由貿易協定屬於涵蓋大量國家的超大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讓區域內部體系的角色分配，更為完整。同時，由於成員國包括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且涵蓋多種產品上中下游的生產鏈，使其對區域協定外國家的負面衝擊更大。因此，當這些貿易協定有新成員進行協商時，就會引起尚未參與協定的國家高度緊張，進而產生磁吸效應，促使更多的國家加入。

想當然爾，絕緣於區域貿易整合的台灣，就成為企業投資的孤兒。除了台灣的企業逐漸將生產線外移，降低投資台灣的比重外，國際投資人對台灣也興趣缺缺。這也是台灣即使在《2013年IMD世界競爭力報告》排名中位列11，遠優於主要貿易對手國韓國的22名及中國的21名，但投資環境的優等生與實際投資活動卻不成比例的原因。

中產階級工作階梯化消失

除了與出口相關的質變外，身為經濟驅動力要角的中產階級，喪失發揮個人產值的機會，也是台灣內需市場萎靡、經濟成長受阻的原因。

根據杜克大學經濟系教授傑默維奇（Nir Jaimovich）及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蕭亨利（Henry. E. Siu，以下將兩位教授簡稱為J&S）的研究 指出，美國近10幾年所面臨的M型化社會，實肇因於就業市場發生兩極化現象。

例行性（routine）工作逐漸被機器替代，導致工作的屬性逐漸向知識性非例行性（Non-Routine Cognitive）及人力性非例行性（Non-Routine Manual）工作集中。由於例行性工作是中產階級勞工賴以為生的工作型態，以致於這類工作逐漸消失時，勞工的薪資分配就會發生兩極化現象，進而產生所謂的M型化社會，貧富差距相應拉大。

與過往各界對M型化社會認知不同的是，J&S指出例行性工作消失，多集中在每一次景氣衰退期，之後即便景氣復甦，這些工作也已被更具效率的機器取代，形成工作類型被階梯式消滅的過程，一如2001年及2009年美國所出現的2次無就業復甦現象。因此，在科技進步下，M型化現象的擴大既是一個趨勢，也是一個循環。

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美國，全球各地都有類似的情況，台灣也不例外。依J&S定義，民意代表、專業人員、主管及經理人員屬於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農林漁牧生產人員、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工及勞力工、銷售工作人員歸類在例行性工作，而服務工作人員則視為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

與美國情況相同，台灣在過去20年間的每一次經濟衰退時，例行性工作都出現過永久性消失，而之後景氣復甦所創造出的工作，多屬於M型化的兩端。如2001～2012年台灣例行性工作消失達5％，但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與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分別增加21％及13％。

由於減少的工作型態是勞動市場占比最大的區塊，而部份增加的工作又屬於M型的兩端，使貧富差距拉大成為台灣民眾的共同記憶，亦讓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因工作機會減少而感到焦慮，甚至自此喪失可提供個人產值的工作，導致社會人力資源的效率低落。

迎戰經濟質變 已不容遲疑

內外在的質變不會停下來等我們找到共識，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逐漸消耗已是明確的事實。如果政府、廠商不思改變，未來迎入懷中的不會是經濟成長的春燕，而是舉步為艱的局面；民眾若不嘗試自我提升，將與美好安定的生活遠景，漸行漸遠，徒留生不逢時的感嘆。若大家能換個思維，走出過去習慣的舒適圈，發展新的產業模式、經商關係與職能，台灣經濟仍舊大有可為。

【摘錄自第八章】

回顧過往，台灣在歷經12年的努力，終於在2002年1月成為WTO會員國時，曾以為自此之後，將能藉由WTO成員的身份，獲得在國際貿易事務上曝光的機會，進而讓台灣經濟得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發展。

遺憾的是，全球貿易整合並非只在關稅議題上達成共識即可，還包含農業、服務業貿易、貿易規則、貿易便捷化、爭端解決機制、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等，但WTO各會員國間經過多年的努力，始終無法掌握如此大範圍議題的協商訣竅，且國際貿易在全球化快速滲透後，複雜程度已大增，使WTO架構功能日漸流失。

於是，在極需新貿易規則的指引下...

「質變」從改變趨同偏向開始

繼今（2014）年1月起，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聯合國組織（UN）陸續上修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並一致預期今年的成長可望較2013年更快後，3月公布的Duke CFO調查又顯示，美國、歐洲、亞洲及中國企業的財務長，皆對當地經濟看法較去年12月樂觀，讓國際經濟出現「步調齊一」的樂觀預期。但在這個舉世同喜的時刻，我卻隱隱感到些微的擔憂。

之所以擔憂，並非要以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名，唱衰全球經濟景氣。事實上，我亦與主要國際預測機構一樣，對今年的國際經濟抱持正面的看法。然而，正是這股吾道不孤的態勢，讓我心生不安。因為，當各界對經濟前景樂觀的看法太過趨同，易使市場輕忽風險事件的發生，並從事過度投機的投資行為。今年1月間紐約證交所資料顯示，融資買股的比例接近歷史新高，便是一例。

這種對風險事件準備不足的現象，讓經濟與金融市場處於脆弱狀態，很容易因為經濟走向未如預期，便出現市場大幅動盪，就像2011、2012年都曾出現市場一致看好美國經濟，之後卻因出現開高走低狀況，引發金融市場大幅震盪一般。這種趨同的危機，既如倫敦千禧橋（Millennium Bridge）初落成時的晃盪問題，又可於近年來金融市場過度信賴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的假設，助長金融海嘯成形的過程中得見。

猜測天意的妄行

常態分配是自然界最常見到的統計現象，舉凡群體中的身高、體重、智商、考試成績、政治取向、產品的品質變異與規格誤差，大多具有常態分配的特性。在1953年肯德爾（M. G. Kendall）發現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麥價格與倫敦證交所上市的大多數股票價格週變動幅度近似常態分配、1962年莫爾（A. Moore）也在紐約證交所發現類似現象後，金融市場便開始普遍應用常態分配的理論假設，進而成為當代金融市場數理模型的重要核心概念。

常態分配有許多重要的理論性質，與生活的經驗息息相關。例如當一個群體的某一特質量度符合常態分配的話，不只大多數個體的特質量度會分布在平均數附近，且從中抽取出來的任一個體，其特質量度最可能出現在平均數的位置，亦即極端值發生的機率相當小。就像稻田中大多數的稻穗結實數都在平均值附近，僅有極少數稻穗會出現1、2顆果實或數倍於平均值的情況。

從數學、天文領域一路演進的常態分配，無疑是一個人類透過數學的語言，試圖猜測上帝想法的過程。但「常態」兩字過於化約，讓世人誤以為只要不服從常態分配的分配型態即為「非常態」。事實上，常態分配不等同於上帝的分配，現實生活中有很多自然、社會現象，未必都可由常態分配得到解釋。

然而，由於常態分配的便利性和可解讀性高，讓各界趨之若騖，不只遺忘它只是數學家和統計學家進行理論研究的權宜性假設，更完全將「非常態」現象拋諸腦後，並認為其發生的機率小或即使發生，影響也不大。因此，等到非常態事件發生時，往往以海嘯席捲陸地之勢而來，就像2008年的次貸風暴一樣。

當時，金融機構透過複雜數理模型設計的商品，如資產抵押債券（MBSs）、信用違約交換（CDSs）等蓬勃發展，讓學術界逐漸產生「安全感」，認為在常態分配的概念下，風險已「充分」被管控在一個相對小的範圍內。如今看來，這種想法正是最危險之處。

全球金融市場發展至今，雖不能言之完美，但以成熟喻之，並不為過，尤其是歷經大蕭條、數次股災崩盤與石油危機的美國華爾街。為何眾人仍如此低估風險的存在呢？前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A. Greenspan）表示，若機率分配估算僅大致或完全包含沒有涵蓋恐慌時期的數個循環，會低估極端價格變動發生的可能性，更甚者，對未含恐慌在內期間聯合機率分配的估計，將會低估在恐慌時資產價格波動的相關性。

葛林斯班點出近年金融市場分析的重大瑕疵，即過度依賴近期的資料，以致於模型分析的資料點不足，也沒有從早年的災難中學到經驗。但金融海嘯的成因，尚不止於此。更重要的是以常態分配為架構概念的模型假設，存在嚴重的瑕疵，使其過度低估極端值發生的可能性。

人類非絕對理性

學術與實務界的金融與風控模型大多以常態分配做為假設，主要是源於效率市場假說。因為，若人是理性的，除非有新的資訊出現，否則金融資產價格不會偏離合理價太遠；即使有新的資訊，也會透過不同的管道和來源進入市場，對不同人產生影響。但平均而言，價格還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說，只要資產價格「循規蹈矩」（well behaved），投資組合的報酬率最終也將走向常態分配，這便是實務界常用的關聯結構（copula）。

問題是：人類是理性的嗎？

這個答案從效率市場假說來回答，是容易的。因為它認為人們未必需要知道將來要發生什麼事，只要知道事件發生的機率如何；但若從行為學來看，人類是否理性，可能是個大哉問。因此，凱因斯（J. M. Keynes）曾言，「沒有什麼比在一個非理性的世界裡，從事理性投資更具災難性。」

況且，當效率市場假說中的理性被無限上綱、金融和風控模型亦愈來愈複雜時，實務界中的模型使用者只知道按著操作手冊，進行各類複雜商品定價，而逐漸忘卻這類模型創建的本質，與現實生活並不相符。而模型的創建者又因常年處在學術界，無法確切掌握金融實務，便不曾懷疑模型的假設，讓常態分配的不合理性，逐漸成為整個業界及財務界的系統性忽視。

客觀而言，我認同風險趨避是人類的絕對理性，也是亙古以來的生存法則，但其不等同人類在所謂理性基礎下所作出的決定，必然是安全無害的。畢竟，人類文明發展至今，人的理性仍舊是以利己為核心的私利，而非利他為主的公利。所以，無論是金融市場或是社會發展，往往會在一段時間的安逸常態後，逐漸出現非常態現象。而當這個非常態現象積聚到一定程度時，常態就會被挑戰或打破，產生所謂的市場動盪或質變。

質變必然有前兆

在進行經濟分析的論述時，常可看到風險與不確定性兩個辭彙。它們看似同義，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風險實際上是指「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也就是我們事前知道未來事情演變的可能性；不確定性（uncertainty）則是指「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也就是事前我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面臨什麼樣的情境，更無法給這些情境一個合理的機率分配，所以無法事前準備。

在常態分配的誤用慣性下，金融市場參與者與風控人員過度自詡了解風險，且能加以控制，但許多時候我們常面臨的並不是風險，而是未知的未知、是質變的前兆。它靜默無聲的存在著，未被及早發現，若非是人們自大地將之輕忽，就是被一個更大的利多所遮罩，掩蓋或扺消它所發出的警訊，但並不表示它不存在。

誠如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直接或間接為新興市場帶來激勵效果，讓部分新興國家沉浸於經濟成長被拉動的愉悅，未正視自身的結構性問題正日益加重；又如歐元區在享受貨幣一體化的成果時，部分經濟體質較弱的國家為融入歐元區及跟上前段班國家，已十分吃力，卻又以時間能解決一切來自我安慰，直至歐債危機爆發，歐元區才願意面對現實。

近幾年來，眼見全球經濟質變的發生，研究者的理性思維為之欣喜，只因其將帶來更多值得深探的命題；而觀察家的感性心理則為之擔憂，不知此等劇變將會給民眾的生活帶來什麼衝擊。本書出版前夕，正是我緊鑼密鼓地進行今年台灣經濟預測第1季更新之時，因而對質變為全球經濟與台灣帶來的衝擊，特別有感，更冀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讓社會大眾對於正在進行中的世界經濟質變，有更進一步的體認。

研究之路是辛苦的、無窮盡的，各領域皆然。幸而有元大金控的強力支持，讓我與研究團隊能與當今的全球經濟演進同步，進行總體經濟、金融領域的短、中、長期研究。亦感謝天下遠見創辦人高希均博士的鼓勵與邀約，讓我能將觀察全球經濟發展的心得，與各界分享和交流。

本書得以順利付梓，我要感謝天下文化財經館責任編輯胡純禎小姐、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顏承暉博士及責任編輯游子瑩小姐協助編輯和校對。最後，我要衷心感謝內人真真長期以來的支持和付出，讓我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專心於研究工作。

「質變」從改變趨同偏向開始

繼今（2014）年1月起，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聯合國組織（UN）陸續上修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並一致預期今年的成長可望較2013年更快後，3月公布的Duke CFO調查又顯示，美國、歐洲、亞洲及中國企業的財務長，皆對當地經濟看法較去年12月樂觀，讓國際經濟出現「步調齊一」的樂觀預期。但在這個舉世同喜的時刻，我卻隱隱感到些微的擔憂。

之所以擔憂，並非要以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名，唱衰全球經濟景氣。事實上，我亦與主要國際預測機構一樣，對今年的國際經濟抱持正面的看法。然而，...

自序　「質變」從改變趨同偏向開始
第1章. 質變中的全球經濟
不容忽視的異常榮景／逐漸失準的經濟預測／質變一：全球出口與經濟表現出現逆轉／質變二：新興市場強勁動能不再／質變三：就業不佳恐成惡性循環／質變四：全球人口紅利泰半消失／失衡問題依舊無解／全書架構
第2章. QE的故事
經濟疲乏危機，催生QE／各階段操作的目標與方式皆不同／第三次量化寬鬆：無上限承諾／為什麼非推出QE3？／QE對美國經濟的影響／QE退場後的全球經濟走向？／QE3退場方式眾說紛云／落差1：前瞻指引真能緩解減碼衝擊？／落差2：QE3動態不明，引發市場雜音／「謹慎女王」的第一步？／聯準會主席的莫非定律宿命／陷入「定型危機」的葉倫

第2.1章　全球央行風向球：傑克森霍爾會議
天時地利造就日後成功／葛林斯班任內的大平穩時代／自我膨脹氛圍愈吹愈大／轉變：觀察貨幣政策的前哨站／傑克森霍爾會議的重要地位

第3章 安倍經濟學與日本的崛起
日本內閣交替的政經變局／安倍晉三重返首相之路／安倍經濟政策的藍圖／兩個2％帶來曙光／為何日本貨幣政策長期失靈？／日銀的改變：不達目的絕不放手／日銀新政對全球金融的影響／貨幣戰爭疑慮升高／安倍經濟學真能挽救日本經濟？／QQE絕非萬能／消費稅成為安倍內閣的莫大考驗／

第4章 美國經濟巨人的前路
財政改革之路崎嶇難行／美國結構性赤字探源／美國財政改革有哪些可能／以拖待變，錯失三贏契機／美國財政走進難解賽局／頁岩油、氣躍進，擺脫政經陰霾／美國頁岩氣如何影響國際政治生態／美國能源業的量變與質變／美國再工業化的契機

第5章 且戰且走的歐洲復甦
歐元區一體化貨幣的矛盾／趨同準則反讓成員國愈來愈歧異／2012 歐債重大進展／延燒全球的歐債問題／為何復甦僅曇花一現？／歐債危機質變中／歐元區通縮是「好」的通縮？／ECB為何對通縮無動於衷？／走出煙花榮景的歐元區經濟

第6章 走出絢爛的BRICs
快速崛起的耀眼經濟體／從絢爛回歸到常態／經濟結構性難題，非解不可／世界工廠燒出病灶／經濟結構調整的必要之惡／國家愈脆弱風險愈大／如何正確看待新興市場發展？／金磚四國金融市場，人民幣獨強／人民幣：全球貨幣市場地位升高

第7章　中國經濟全解析
第18 屆三中全會看「習李」改革藍圖／中國式全方位改革／「頂層設計」的再運用／促穩健成長的微刺激政策／中國影子銀行的崛起與發展／升高中的中國地方債風險／中國經濟中速成長的為與不為

第8章 台灣的經濟與未來
非傳統性貨幣政策不是萬靈丹／寬鬆貨幣政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化質變危機化為轉機／迎戰經濟質變，不容遲疑

自序　「質變」從改變趨同偏向開始
第1章. 質變中的全球經濟
不容忽視的異常榮景／逐漸失準的經濟預測／質變一：全球出口與經濟表現出現逆轉／質變二：新興市場強勁動能不再／質變三：就業不佳恐成惡性循環／質變四：全球人口紅利泰半消失／失衡問題依舊無解／全書架構
第2章. QE的故事
經濟疲乏危機，催生QE／各階段操作的目標與方式皆不同／第三次量化寬鬆：無上限承諾／為什麼非推出QE3？／QE對美國經濟的影響／QE退場後的全球經濟走向？／QE3退場方式眾說紛云／落差1：前瞻指引真能緩解減碼衝擊？／落差2：QE3動態不明，引發市場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