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是為了回家：普林斯頓成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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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推薦

白崇亮│台灣奧美集團董事長

葉丙成│台大電機系副教授

誠摯推薦

王文華│夢想學校創辦人

王政忠│SUPER、POWER教師獎、師鐸獎得主

方新舟│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卡　茲│普林斯頓威爾遜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杜明翰│國際世界展望會亞洲市場負責人

林以涵│社企流創辦人

陳俊朗│孩子的書屋創辦人

(依姓氏筆畫排列)

看安婷的外表，不會想起「流浪」或「孤獨」。但她的故事，充滿了這兩個元素。流浪，一方面表現在登機證和行李箱，她去了迦納、海地、日內瓦。另一方面表現在她不斷探索生命的方向。她問了自己很多深刻的問題，包括：非營利組織，會不會也只是舒適圈？至於她的孤獨，一方面表現在愛情的失落，她分享了二十歲的初戀：）另一方面表現在她做出很多不同的選擇，包括Teach For Taiwan。這個故事我最喜歡的畫面，是安婷二○○八年第一次到普林斯頓時，在紐約機場找接駁車的場景。經過一番折騰，「車子一上路，我便不支昏睡在媽媽的大腿上。」安婷、我們、台灣，都在流浪，也將體會更多孤獨。就讓安婷的故事，成為我們疲憊時的支柱。

──王文華，夢想學校創辦人

我其實沒有真正認識安婷。見面不超過五次，對話次數屈指可數，即便網路或媒體報導，我也很難有完整的時間仔細閱聽。我唯一知道的，是她只花了不到兩年，就初步完成我努力了十七年的事。這十七年，我在偏鄉窮盡一切努力，試圖解決台灣教育體制內無法解決，卻也無比重要的事，目前我和我的團隊在我們的現場似乎初步解決了因為僵化的教育編制而造成死水般的師資困境──要走的該走的走不了，想進該進的進不來。而安婷，一個不到二十五歲的小女生，沒有教育專業背景，沒有官方實際奧援，卻一腔熱血的想要協助解決台灣偏鄉學校的師資問題。她已經開始，並且有了好的出發，TFT正認真前進，即便一堆人心存質疑──特別是體制內的專業師資培育系統。但，又如何？好好看看安婷的書，或許我們就會知道，這個從異鄉回來的小女生，是如何有能耐的想要為台灣出發。

──王政忠，SUPER、POWER教師獎、師鐸獎得主

兩年前，為了多了解弱勢家庭，我與幾位好友拜訪很多課輔單位，包含安婷爸媽的林業生基金會。在第一次「社會創業家成長營」後，才認識安婷，這位讓她爸媽引以為榮、又擔心的寶貝女兒。一開始，跟安婷的關係密切又疏離。密切是因為我們基金會幾位年輕夥伴是Teach For Taiwan志工，他們常在我們辦公室開會，常常見面；疏離是因為安婷太優秀、太亮麗、見過太多世面，我不太確定她是否下定決心要割捨充滿希望、創意的世界舞台，而回到很悶、很負面情緒、講究排資論輩的台灣。她竟然玩真的，回來了。除了她自己的勇氣跟愛心外，TFT的其他夥伴是影響她回來的最大原因。這些夥伴都是「人生勝利組」，卻甘願選擇一條人煙稀少的路走。愈認識他們，我愈認真看待他們，慢慢從長輩變成朋友，最近又從朋友變成粉絲。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台灣的希望。

──方新舟，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對我而言，安婷一直都是個典範學生。明顯的，她極端的聰明、善言（至少三個語言）、有活力、又有創業家精神。在接下來的幾年，Teach For Taiwan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沒錯，一個這麼年輕的人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成就這麼多，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安婷真正不凡的地方，在於她總是如此用心的反思她生命的旅程。我希望她的故事能激勵其他聰明、對社會有負擔的台灣年輕人，為著你們國家民主的未來付出你們的生命，就如同安婷勇敢、細膩的正在做的。Bravo!

──史坦利．卡茲（Stanley N. Katz），普林斯頓威爾遜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你有多久沒好好擁抱自己，和自己好好說說話了？你曾遇見真實的自己嗎？你要怎樣衡量你的人生？所謂成功，到底要怎樣定義？你在乎的是成就什麼事情，還是成為什麼樣的人？如果歷練是人生的必須，在哪裡尋找勇氣？用何法持定方向？又如何得著力量？安婷大方敞開自己，彷彿用一支支鑰匙，層層打開一本本日記，那是用平凡的生命，卻因為好好思索了上面的問題，勇敢踏出行動，讓年輕的生命圍繞著不平凡的故事。你的人生劇本可能大不相同，但我深信那不平凡的故事，一樣能夠在你走過的每一個足跡中閃閃發亮！打開這本書好像跳上了深入叢林的越野車，一路驚嘆顛簸，卻也不得不常常緊急煞車，細細品味隱藏在叢林中的智慧，非常過癮。

──杜明翰，國際世界展望會亞洲市場負責人、前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

遇見安婷是段美麗的緣分。我們背景相似：都在美國讀書、主修公共行政、對非營利服務擁有熱忱。二○一三年透過安婷爸爸認識她時，雖然她在美國、我在台灣，透過 Skype 交談卻有種熟悉感。安婷很真誠、熱情地與我分享Teach For Taiwan的夢想，她的願景與執行力讓我很欣賞，開啟了我們之間更多交集：我們都希望用實際行動為社會帶來正向改變、選擇在二十來歲時創業、也在同一辦公室一起奮鬥。很榮幸參與安婷草創TFT的過程，一路看著她辭掉工作搬回台灣、找尋第一批夥伴、遇見第一位投資者、招募第一批種子教師等，實在由衷佩服，因為二十三歲時的我，沒有安婷的決心和毅力。相信本書會讓大家更認識這位勇敢投身台灣教育、人美心也美的夢想「志」造家！

──林以涵，社企流創辦人

台灣不乏高學歷的孩子。但有理想、有勇氣、有自己想法，還能對台灣念茲在茲的孩子太少。安婷是這樣的優秀孩子。很難想像，Teach For Taiwan這樣的大議題，會是一群二十來歲的孩子義無反顧地扛了起來，安婷和這群菁英，擔著重量卻也雄姿英發，值得期待！這本書，敘述安婷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到歐、美、亞、非四大洲的足跡與成長。也許在這字字句句裡，你將找到成長與蛻變所需要的養分與軌跡。這是安婷的價值，也是這本書的。

───陳俊朗，孩子的書屋創辦人

媒體推薦：

【推薦序】不平凡的回家之旅 / 白崇亮，台灣奧美集團董事長

初次結識安婷是在一個略為偶然的機會裡，但從第一次見面，我就知道她會是個不平凡的孩子。

安婷的不平凡，並不在於她申請進入美國名校就讀，或是大學還沒有畢業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我所認識的安婷，心中始終擁有一把獨特的尺，她用這把尺來衡量周遭一切人、事、物的終極價值，她是個擁有清晰價值信念的孩子。

從外表上看，許多人會稱羨她在普林斯頓大學勇於成長的動人故事。課堂之外，她的足跡還踏遍歐、美、亞、非四大洲多個國家，曾在幾內亞灣和迦納的孩子戲水、在塞納河畔和法國同學辯論哲學、在加勒比海與海地的災民一同重建家園、在日內瓦湖畔和聯合國官員談判、在湄公河旁訪問柬埔寨國務卿。她也曾因課業落後太多而被教授羞辱、曾為了融入酷炫的朋友群而迷失自己、也在畢業時因論文得到首獎喜極而泣。

然而，人們看不到的是，在她心中還有一個沉靜的地方。每當她有所疑惑，面臨考驗，或需要作出關鍵決定的時刻，她總會回到那個地方，在那裡思考、沉澱、祈禱；然後，那把衡量人們終極價值的尺，總會在最後出現，幫助這位天父所愛的孩子做出最終的抉擇。安婷不是一個輕意做出決定的孩子，她在意她所做的每件事背後的動機、意義和目的。

就這個世界而言，安婷是表現極為卓越的孩子。她的不平凡之處，就在於她沒有以卓越做為換取世俗所謂「成功」的墊腳石。相反地，她眼中所看到的，更多是人們的真實需要，特別是那些貧窮的、不足的、被忽視的，和需要關愛的孩子們。以她這樣年輕的生命，竟然已是個懂得「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的實踐者。我不得不對安婷多點偏愛！

我特別喜歡這本新書的書名《出走，是為了回家》。安婷的確走過一條普林斯頓成長之路，然而當我得知她終於決定回到台灣，要帶動和她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在台灣的土地上，進到偏遠地區去Teach For Taiwan時，彷彿又回到了初次見到安婷時覺得她不平凡的感受，只是這回更多了幾分對她所代表的台灣年輕世代的期許與祝福。

每一塊土地上的繁榮，都需要經由世代傳承來不斷創造發展。我不願意給安婷太大的壓力，但我要說：每當看見她光采燦爛的笑容，就會覺得台灣的下一代仍然是充滿希望的。

安婷與夥伴們，你們加油！

【推薦序】All you need is some courage!! / 葉丙成，台大電機系副教授、台大MOOC執行長、台大教學發展中心副主任

認識安婷，是從我們同台在二○一三年的TEDxTaipei年會演講開始。當時，我只知道她是個從美國名校普林斯頓畢業，辭掉了人人稱羨的工作，回台創立Teach For Taiwan，立志為偏鄉孩童改善教育的亮麗女孩。初識時，我跟許多人一樣，心中有不少疑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會讓這個女孩放棄了世俗眼光中的人生坦途，選擇了一條充滿挑戰、布滿荊棘的道路？

但隨著對安婷的更加認識，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了。其實，安婷的人生經歷，正是我們當今台灣青年所最欠缺的一塊：對自我的探索與認識。

台灣學子，在父母的呵護下，往往都以學業為重。在學業的壓力下，很少人會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勇敢探索自己的志趣、能力，乃至於極限。許多人即使學業、工作一切順利，但卻缺乏作為一個人，對自己應有的認識。每天過著世俗認定的「好」人生，卻不知道什麼才是自己想要的「好」人生。

於是，在一切貌似順利的人生中，許多人不斷問自己：「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嗎？」「我真的要這樣一直過下去？」「我當初如果換一條路，人生會不會更快樂？」

很悲哀的，這樣的問題是沒有答案的。因為人生永遠都無法重來，沒有人能回答，當初如果做別的選擇，人生是否就會更好？更悲哀的是，隨著年紀日長，人愈是放不開、愈不敢拋棄眼前的一切去探索從未發現過的自己。最後，人生只好得過且過，日日忍受著無奈、懊悔，與自我質疑的煎熬。簡直是無間地獄......

但安婷選擇的路，與許多人不同。她的人生，從小時候便充滿了挑戰。在小學的時候，便自己一個人遠渡重洋參加夏令營。去美國讀書時，暑假自願去迦納、海地等地參與志工工作。甚至，安婷還自願報名去眾人聞之色變的美國監獄，教了兩年半的書。在她用心體會許多非我族類的犯人的成長背景跟心境後，透過點點滴滴的付出，有一天讓他們打開心扉、真正從心把她當成老師。

看了安婷的故事，你就會了解為什麼她會選擇回台灣，走一條艱辛卻充滿意義的人生道路。因為在一個不斷挑戰自我極限、追求利他的人生中，個人的生命才有機會得到最大的實現。

當青年朋友在看安婷的故事時，請不要迷失在她在一次次難關之後令人驚嘆的成果。請把焦點放在當她每次做不曾做過的嘗試時，她內心之中所感受到的種種焦慮，以及如何跌跌撞撞走出這些焦慮的歷程。慢慢的，你會發現，其實安婷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你所需要的，僅僅是願意踏出去的勇氣，以及一顆真誠為人的心。

想跟安婷一樣找到人生的意義嗎？

All you need is some courage!!

【推薦序】成為有擔當的年輕人 / 史坦利．卡茲（Stanley N. Katz），普林斯頓威爾遜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能夠為我的學生劉安婷新書貢獻我簡短的序文，是我的榮幸。我是在三、四年前認識安婷的，當時她選修了我在普林斯頓開的研究所課程「公民社會與公共政策」。這個課程是關於公民社會的機制如何讓民主社會成長──尤其是關於非營利組織。安婷雖是這門課中最年輕的學生，表現卻非常優秀。她明顯對於公民行動如何促進合作行為與降低社會衝突有深厚的興趣。她的期末報告是關於在海地的志工與宗教組織在海地災後重建的角色。這個時候，她已經花時間先學了法文。在這個階段，她還頗為羞澀，因此我沒有機會好好認識她，雖然那門課只有二十個學生，其中大學部的只有兩位。

在安婷大三尾聲，她來到我的辦公室，問我是否能做她的大四論文指導教授。在普林斯頓，所有大四生都被要求要寫一份研究論文，通常長度在100至120頁左右。這份論文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她原本的計畫是先用暑假在日內瓦實習，同時延伸她對於海地的興趣（也可使用她的法文）。但是她日內瓦的主管建議她去看看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的角色，經過許多思考後，安婷在夏天的尾聲搭上了飛機，來到金邊。

在那裡，她發現了許多非營利組織正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重組柬埔寨社會的工作。但是她也同時發現首相洪森（Hun Sen）與他的政府對於這些非營利組織與他們的雇員（不論當地或外國）都非常不友善，因為他們威脅了這個政權的專權控制。因此安婷發展了這份論文的主軸，專注在此政權多次嘗試通過限制非營利機構的法案的過程上，並且再次回到柬埔寨去訪問非營利機構領袖們。最後，她寫出了一份不同凡響的論文，並且在畢業時獲得了威爾遜學院的論文獎。從柬埔寨到國際的讀者都驚訝於她在短時間內所看見的深度，以及她如何精闢分析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衝突。

從普林斯頓畢業之後，安婷決定留在美國，雖然我默默的希望她會回台灣。她在普林斯頓擔任一個商業管理顧問，而我認為她在那年增加了非常多關於商業領域的了解。但是她並不覺得顧問工作為她的生命帶來滿足，因此她開始思索，也開始與父母討論是否該回台灣。美國的教育改革是我的研究興趣之一，她也與我討論是否有可能將美國的一些創新帶回台灣，尤其是Teach For America的模式，將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分派到公立學校任教。長話短說，她搬回台灣，並且在父母鼓勵下，開始嘗試募款支持教育創新的可能。這樣的探索與努力成就了Teach For Taiwan的開始──一個全然因著當地需求與狀況改變、創新的模式。

對我而言，安婷一直都是個典範學生。明顯的，她極端聰明、善言（至少三個語言）、有活力，又有創業家精神。在接下來的幾年，Teach For Taiwan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沒錯，一個這麼年輕的人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就這麼多，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安婷真正不凡的地方，在於她總是用心反思她的生命旅程。我雖無法讀懂中文（唉！雖然我有整份文稿！），但我確信她的中文寫作必定與她的英文同樣優雅。我希望她的故事能激勵其他聰明、對社會有負擔的台灣年輕人，為著你們的國家民主的未來付出你們的生命，就如同安婷勇敢、細膩的正在做的。Bravo!

（英文全文）

It is a pleasure for me to contribute this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written by my student An-ting Liu. I first met An-ting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when she enrolled in my undergraduate cours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on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Policy. This is a course on how democratic societies hold themselves together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civil society – mainly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ting was one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the course even though she was one of the youngest. She was clearly deeply interested in how social activity facilitates cooperative behaviors and diminishes social conflict. She wrote her term paper on the role of voluntary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providing relief in Haiti. And at this point she managed to learn French. She was at that stage quite shy, however, and I did not get to know her very well even in a group of 20 or 2 students.

But at the end of An-ting’s third year of college she approached me and asked if I would supervise her senior thesis – at Princeton all seniors are required to write a research paper that usually runs from 100 to 120 pages in length. The senior thesis is a major undertaking! Her plan was to work in Geneva, Switzerland for the summer, and to develop a thesis project out of her interest in Haiti (and thereby to use her French). But her supervisor in Geneva suggested that the role of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ambodia might be more interesting to study. And so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An-ting got on a plane and went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in Pnom Phen.

There she discovered that NGOs, especially those funded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were doing very important work in reconstituting Cambodian society. But she also discovered that Prime Minister Hun Sen and his government were quite hostile to the NGOs and their employees (whether indigenous or foreigners), since they threatened the autocratic control of the Hun Sen regime. So An-ting formulated a thesis on the attempts of the regime to pass legislation restricting the role of NGO, and traveled again to Cambodia to interview NGO leaders. The result was an exceptional thesis that won a prize from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when An-ting graduated. Readers both in Cambodia and internationally were astonished at how much she had been able to learn, and how brilliantly she analyz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GOs and the government.

After graduating from Princeton, An-ting decided to re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ough I had hoped she would return to Taiwan. She took a job as a business consultant here in Princeton, and I think she learned a great deal about the commercial sector that year. But she did not find consulting a very fulfilling role in life, and she began to think (and to discuss with her parents) what she might do if she returned to Taipei. Schoo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my interests, and she discussed with me the possibility of adapting U.S. models of reform (primarily the approach used here by Teach for America, which recruits bright college graduates to teach in public schools) to be used in Taiwan. So she moved back to Taipei and,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her parents, began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beginning a privately-funded school reform program at home. This has led to her establishment of Teach for Taiwan, a fully origi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 For” model to Taiwan.

An-ting for me has been the model student. She is, obviously, extremely bright and articulate (in at least three languages), energetic and entrepreneurial. Teach for Taiwan is likely to be a very important organizati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such a young person should achieve so much so quickly. But what is truly exceptional is that An-ting is so reflective about her life’s journey. I do not read Mandarin, alas, so I have not read this text (although I have a copy!), but I feel certain that An-ting writes as elegantly in Mandarin as she does in English. And I hope her story will motivate other bright and socially engaged young men and women in Taiwan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your country in the brave and thoughtful manner that An-ting has done. Bra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