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傳承與學習
「美國很近，花蓮很遠，台灣的醫師寧願去美國。」因著這句話，改變了我一生的路徑和經驗。
這句話，先在我的右半腦盤旋，使我感覺羞愧，又在我的左半腦激盪而產生了意志力的抉擇，使我決定來花蓮接替門諾醫院薄柔纜院長，去關懷一群弱勢的台灣人，這就是我傳承與學習的開始。希望讀了這本《微聲盼望：薄柔纜醫師獻身花蓮偏鄉醫療四十年》的讀者也能和我一樣，有感性的回應和理性的作為。
其實，在一九九三年的感恩節，薄院長已經退休回美國了。不幸的是，當無私的外國宣教師們都告老還鄉之後，門諾醫院就出現了危機，本地醫師和代表教會利益的行政主管發生衝突，雙方甚至大打出手，最後十幾位醫師出走開業，使得醫院頓時失去重心，員工也人心惶惶，擔心醫院隨時會關閉。
我就是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不了解狀況下，接下了這個使命。薄院長聽到我願意接下醫院重擔時，就回來花蓮歡迎我並親自把印信交給我。而他心裡也明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願意多留半年，幫助我啟動為蓋新醫院的勸募活動，使醫院得以復活，取得醫師和社區的信賴。
對我而言，這就是佳美腳蹤的傳承，而為了這個傳承的學習，我也曾花時間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修得醫院管理和醫療政策的碩士，也去普林斯頓神學院修習宣教學(Missionology)。
二十一年後的今天，門諾醫院還能在花蓮為弱勢人群服務，數算恩典，我們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尤其在這本《微聲盼望》即將出版之際，遠見天下文化的同仁和林天來總經理的協助，讓更多人知道以前阿兜仔醫院的故事，是非常有意義的。
愛，永不止息
早年，外國宣教師在異地台灣做「醫療傳道」，確實不是件簡單的事，死亡率還滿高的，他們用愛心奉獻自己的生命，就像書中述說搭車經過蘇花懸崖時的危險，得了肝炎在宿舍休息一個月，在炎熱高溫、高濕度的環境下，對從寒溫帶出生的人，在肉體上確實是件很難熬的事。
薄院長需要長期使用阿斯匹林，使他愈老愈重聽，薄師母也因此患了風濕病和腦幹的中風。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九○年間來門諾醫院服事的女性宣教師中，竟然有十位先後罹患乳癌，儘管最後在故鄉病故，但她們的愛永不止息，連最後的奠儀都還捐給醫院的慈善急難救助金。
他們在花蓮生活簡樸，省吃儉用，還想盡辦法從世界各國的慈善機構找資源，在山地各部落做免費的巡迴醫療，設置牛奶站為兒童補充營養，設置眼科診所為當時的流行病砂眼做防治，並在花蓮找地蓋醫院做為住院醫療和開刀場所，訓練當地少女護理教育，充當照顧醫院內和社區醫療站的愛心護士。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代，更訓練本國(有台大、中國醫、高醫)的住院醫師，也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學生來台灣學習熱帶醫學。這些事情薄院長在本書中均有詳述。
宣教師們來門諾醫院服務時間最長的是薄院長，前後有四十年之久，另外魏海蓮公衛碩士和馬素珊護理師終身未婚，都服務了三十六、七年。他們都能講流利的國語，薄師母為了要帶領台語的聖經班，還講古典的台語。他們來台灣，除了守護弱勢族群的健康、醫治疾病、教導公共衛生之外，也嘗試著介紹他們認為最有價值的信仰——基督教，給這些接觸過的人，希望他們不只得到身體的醫治，更要得到心靈上的醫治，也就是心靈的平安。
真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帶給您一些感動！尤其學醫的同學或年輕的醫師。薄醫師很謙卑，本來他覺得自己的一生沒什麼值得讓人學習的，但是我一直鼓勵他寫下一點東西留給後人，就像他的父親薄清潔先生也寫了兩本在中國宣教時的歷史經驗，現在他終於寫好要出版了。出版這本《微聲盼望》，是盼望台灣人能多學習早期宣教師安貧樂道而不自私的精神，如此一來，台灣的社會就不會有貪財的官吏、貪心的商人，更沒有貪心的教會或廟寺。
從我個人的傳承過程中，我也學習了很多，向他們學習在花蓮過簡樸的生活……。已經快二十一年了，我也將結束我的服事，告老退休，如果你也有所感動，就多介紹朋友看這本書或送朋友這本書，一起為淨化台灣社會而努力吧！
黃勝雄
門諾醫院暨相關機構總執行長
作者序（摘錄）
我的信心旅程
我的一生，就是我的信心旅程。我的父母，是我開始觀察的榜樣。
我的母親還是少女時就受召宣教，離開鄉下老家，獨自到明尼蘇達州湖山鎮求學，然後到芝加哥。這對當時的傳統農村女性來說，是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她的一生，不論環境如何，都活在對上帝的信心裡面。她的座右銘是「專心仰賴和順服」。我的父親是一個旅行宣教師，但他早先所受的宣教呼召引導他的想法和計畫。
堅定的信仰
他們結婚後，宣道委員會沒有出錢送他們到中國，他們就從家鄉教會和社區募集款項。在沒有固定支持的情況下，他們自力去中國開始一個新的事工。幾年後，宣道委員會接受了他們所開拓的工作，並派遣更多的人手。我的父母在第一個服務期間失去了兩個男孩，卻在首度休假後又再回到中國，這些行為的動力，都是出自他們的信仰；讓我們孩子（兩個姐姐和我）離家去念住宿學校，和稍後再回中國時，將姐姐琳達、潔西留在美國，也是信仰的操練。這段間，歷經土匪入侵搶劫，以及在大蕭條多年期間，有些月分的經費削減或中斷，都更加強了他們的信心。
一九三八年春天休假期間，我正值十一歲，我們參加在南達科他州佛里曼鎮附近的一些奮興會。正是這時候，我接受基督為我的救主。九月以後，回到中國，父母把我送在離北京不遠的通州華北美國學校，當時我念八年級。
雖然剛開始難免被人捉弄，或有些地方需要適應，但對我而言不算是大挑戰。我真的很喜歡這一年，儘管因為通州和我們家之間正有戰事，讓我們這些差會出來的孩子，無法在聖誕假期那一個月回家。
我喜歡每天的教堂禮拜和星期日晚禱。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學校有一個非常良好的培育氛圍。
隔年夏天，我在家裡，是大名縣唯一一個宣教師的孩子，日子過得很空閒。我們經歷了洪水，目睹一場軍隊前哨戰，眼見日本軍隊的卡車載運他們的陣亡者，聞到從火葬場吹來的煙味，以及在夜間看到曳光彈飛越房子上方。再次，我參加我們家的晨更和晚禱。這些經驗，以及我父母沉著的信仰，一起促使我變得成熟。
國際情勢日益緊張
一九四○年，國際形勢變得更加緊張。在亞洲，意謂著要和日本對峙。
我在朝鮮平壤外國學校讀高一，後來又回到那裡念高二，但第一學期後學校關閉，我回到通州。因應美國政府的建議，差會決定，即將休假的家庭和其他的婦女及兒童應該回美國，這時是三月。
爸爸要留守，媽媽決定要和他在一起。我贊同她並且說我可以住在親戚家，也能夠照顧自己，那時我十四歲。
我的姨丈山姆和姨媽寶琳戈林住在堪薩斯州牛頓鎮，邀我去住他家。我姐姐潔西當時也與他們一起生活。他們有一個兒子，名叫鮑勃，比我小兩歲，歡迎我去當「兄弟」。
他們是一對有愛心的「養父母」，曾在我們的中國差會服務過兩個任期，了解中國背景。
所有這些經驗，一步一步，幫助培養我的心靈成長和信仰。
在復活節，我在伯特利學院門諾教會接受史馬克牧師施洗。在牛頓高中我完成了高二學業。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回到牛頓高中。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我的父母被日本當囚犯拘留。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有他們的消息。
最後終於透過瑞士紅十字會得到他們報平安的信，但我們也知道日本軍隊的暴戾，還是很為他們擔心。
此外，門諾的和平立場，到戰時變成「不愛國」。在牛頓高中，門諾的學生遭遇言語的謾罵，所幸沒有實體受害。但，在我心中，毫無疑問還是具良心的反對者，或說是和平主義者。
薄柔纜
門諾醫院創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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