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律・臺灣・50年

（本文作者為前中華民國副總統）

推薦序

隨臺灣經濟發展起飛――「理律」五十年的成就
高希均
 
　　（一）民間貢獻

　　八月下旬去杜拜開會，為自己帶了一本要讀的書稿《理律．臺灣．50年》。一路上深被書中五十篇文章所吸引。它們清晰而生動地描述了「理律」五十年的成就，使我一再驚喜地發現這些律師群默默地在臺灣貧窮與落後的過程中，做了這麼多促進經濟起飛、社會進步、正義伸張、人權維護等等的大事。

　　室外是攝氏四十五度的炎熱，旅館裡室內冷氣低到攝氏二十度。為了迎接二○二○世博會，杜拜還在興建更奢華及炫耀的建築，我想他們最缺的不是更多的摩天大樓，而是一個專業的、誠信的、盡社會責任的法律事務所；或者更廣義地說，是一個法治社會。

　　「理律」是臺灣最負盛名的律師事務所，我對他們的工作似乎不太陌生，但實際上對他們做的貢獻所知太少。讀完這本書，才知道「理律」的成就；也才更清楚：在我們討論臺灣經濟奇蹟時，一直忽略了像「理律」一樣的民間專業機構，在不同階段中所做的貢獻。在一個分工細密的年代，我們太需要相互溝通，瞭解彼此的貢獻。
 
　　（二）不能只重經濟因素

　　半世紀前（一九五八年），我們大學畢業時的月薪約新臺幣八百元（相當於美金二十元）；每人平均所得不到美金一百元，是世界銀行分類中的「落後地區」。畢業後幸運地有份助教獎學金，使我能去美國研讀「經濟發展」，一門剛剛興起的新領域；讀完五年書，去威斯康辛大學任教，講授「經濟發展」，一門探討如何減少一國貧窮與落後的學科。

　　二十世紀中葉，落後地區的討論，注重在一國是否擁有「經濟因素」的配置，如資本、技術、人才、教育、自然資源、私人企業、政府效率、基礎建設、外援運用、成長策略等，通常都不會涉及「非經濟因素」。當我們列舉「臺灣經濟起飛」的原因時，通常也只包括「經濟因素」：政府務實的發展策略、民間企業的打拚、美援運用、廉價勞力、外人投資、國際景氣等。這種「經濟本位主義」的討論，完全無視於其他因素的貢獻，在今天看來是十分殘缺的。
 
　　（三）「理律」隨臺灣經濟起飛

　　一九六○年代是臺灣經濟轉型走向開放的關鍵年代。轉型期中，有各種類型外人投資的申請案件，每個案例幾乎都是先例。「理律」的律師們要協助客戶，就必須先說服官員、民代、輿論及利益團體。即使不斷溝通，有些案例仍難免胎死腹中，或等待敗部復活。從引進外資（如王安電腦）、外商（如麥當勞），資本市場的發展，到智慧權、反仿冒、商標、專利、併購法、環保公平法、華航轉型等等，都是重要的里程碑。自己常以臺灣引進麥當勞的故事，來說明政府需要勇敢地「開放」，它會帶給社會眾多的利益；恐懼開放的結果是沒有一個贏家。

　　理律人又充滿公義精神，投入了眾多心血，一起提倡文明社會的開拓。文明社會是人人擁有同等的權利、義務與機會；不能有性別、宗教、膚色、方言等歧視；也不應當有戰爭的恐懼、貧窮的威脅、不公不義的傷痛。因此他們又參與了金門協議、紅十字會、海基會催生、國際採購、跨國稅務、培養國軍法律人才，以及十餘個指標性意義的釋憲案，並且在一九九九年創設了理律文教基金會。

　　有了「理律」五十年奮鬥的眾多個案，對於臺灣經濟起飛的過程，增加了新的材料與較完整的解讀。

　　「理律」的案例及貢獻，可以歸納在兩個大主題之下，一個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理律」是隨臺灣經濟起飛的參與者；一個是「秋冷風怒人不懼」，「理律」是臺灣文明社會的貢獻者。

　　以「關懷、服務、卓越」為核心理念的理律人，投入了心血，產生了貢獻。臺灣經濟起飛過程中，如果沒有「理律」，在法律舞臺就少了一個敢衝鋒陷陣，敢走進國際舞臺的主角；臺灣的人權、法治與民主過程，也就少了一股維護的力量。五十年來的「理律」，實在就是這群律師持續不斷的貢獻，歷年得到的國內外大獎已不勝枚舉。理律人會謙虛地說：「我們是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而起飛。」他們的專業表現，與社會的進展同步起飛，這真是一個雙贏的結合。
 
　　（四）陳律師更像是一位君子

　　與長文相識逾四十年。長文得過很多讚譽：國際級大律師、兩岸談判第一人、卓越的教授、精闢的政論家、公益大使、政府器重的法律顧問、遠見華人領袖終身成就獎。我認為對這位傑出律師，另一個合適的稱呼是：一位「做什麼像什麼」的君子。「君子」的輪廓是：守住中道、自我要求、樂觀其成、不傳是非、做人合群、做事團結，以及具有強烈的公益心與社會責任感。

　　對於長文來說，只要有「結」就一定能「解」，這是挑戰，更是責任。長文在一生中打過很多美好的仗，沒料到最痛苦的一次竟然發生在內部。

　　回到二○○三年十月。理律法律事務所他們發現留職停薪的劉偉杰，涉嫌盜賣客戶託管股票三十億新臺幣，三十億元的背叛，可以使「理律」破產。

　　在當時接受《遠見》的專訪中，陳律師說：「關門可能是損失最小的方式，但卻是最鴕鳥的方式。就因為一個人、一件事，三十五年（努力）盡作煙塵。」「這次的事件，我們會當成一個學習。雖然代價很大，絕不會因此動搖我們對人、對事，及對社會的信任。」

　　經過重整及組織再造後的理律法律事務所，展現了更好的競爭力：豐沛的專才、眾多的領域，更能為客戶及社會提供全方位服務。

　　十二年後的今天，陳長文專任所長，李念祖任執行長，素來嚴以責己的陳長文，堅持地實踐「為善者成」的座右銘。

　　半世紀以來，兩位創辦人李澤民律師與李潮年律師，完美主義的苦心經營，從三十餘位同事到今天近千位理律人的奮鬥奉獻，已經在華人世界創造了「理律典範」。

　　這位投入「理律」超過四十年的君子有信心：理律人一直會以「正直、守信、誠實、守法」，來迎接另半個世紀的新挑戰。

（本文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自序

理律五十，為善者成
陳長文

　　以往我不常回顧過去，一是因為父親在我五歲（民國三十八年）時奉命從臺灣返回四川，在戰役中捐軀，母親獨自照顧四個孩子成長，家中難以容納回顧的悲傷。二是因為，生在臺灣勵精圖治的年代，絕大多數人都是向前全力奮進，認真求學、就業、投入社會，為家也為國貢獻心力，目光專注前方的同時，也就少了回首故道的心情。

　　轉眼我已年逾古稀，自從國外完成學業回國，教書、參加理律法律事務所，已超過四十三年。有了年紀，尤其在母親十年前過世以後，我思念雙親、思念起成長的時代；我開始回顧，不只是個人走過的痕跡，更多的是自己與所投身的環境融合交織的脈絡。在生命的浮光掠影中，理性的執著與感性的激盪不斷交錯，譜出一篇篇充滿感恩的回憶。而這一段人生最精華的歲月，跟「理律」密不可分。

　　在我們開始談論「理律」這家見證臺灣五十年發展的法律事務所之前，還是要從大家所熟知的職業――「律師」開始談起。

　　我從事律師工作四十餘年，非常幸運能與理律同仁共事至今，我必須這麼說，能跟臺灣乃至華人世界裡最優秀的法律人一起工作，這是上天給我的寶貴贈禮。但另一方面，在我執業的漫長過程中，也聽過許多對律師行業的揶揄。有些人或許對法律人根本上不敢領教，所以嘲諷律師惡行的笑話不勝枚舉，我們時常以此自我調侃，其實是警惕自己要誠懇學習。

　　那要怎麼看「律師」這個行業呢？必須回歸到價值本體來定位。我常引述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Elliot Richardson）說的一句話與同事和學生共勉，那就是，"Politics, if pursued conscientiously,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arts, and the noblest of professions." 他說，「從政，如果秉持著良知奉行，是最困難的藝術，也是最尊貴的職業。」我總是把「法律工作」四個字套進他的話：「立志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只要秉持著良知奉行，勉力去做，雖然困難，卻是尊貴的職業。」一如湯姆・漢克在電影《費城》中所說，他喜歡律師行業，是因為「有些時候，我可以成為正義的一部分。」許多人性的考驗不時挑戰著法律人，我們戒之慎之，在理律努力營造出正向的環境裡，讓大家樂於分享，絕不可利益至上、只求勝利，而是要努力做個爭氣和全觀的法律人。

　　理律五十的記述初衷

　　撰寫一本有關「理律歷史」的書，在我們心頭已經縈繞多年；既記述理律成長的歷程，也一併整理類似「所史」的記載。感謝智強翻查幾十年來的報紙與資料，訪談許多理律同仁與前輩，在他忙碌工作之餘，慨然允諾撰寫本書。一方面，理律走過五十年，有太多人事物可寫；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以真實樣貌示人，讓有志從事法律服務的人參考。

　　理律成長的軌跡，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三〇年代我們的創辦人李澤民、李潮年二位律師在上海執業的時代。若從政府遷臺後，李澤民一九五三年在臺北復業、一九六五年雙李聯合執業以降的五十年，理律的發展，實與臺灣的經濟成長、民主法治進程息息相關。

　　或許也可以這麼說，理律本身，就是臺灣經濟與法治發展的微觀史。

　　如果說市場機制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那麼財產權的保障、契約效力的維持，就是市場機制存在的先決條件；而追求永續和均富的過程中，公法體系調合多元價值尤其重要。從這角度看，法律服務業的興起，對於臺灣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反之，沒有臺灣經濟的發展就沒有今天的理律。

　　所以無論是「商標」、「專利」、「僑外投資」、「併購」，到「金融、證券交易」、「稅務」、「憲法、民刑事、行政、智慧財產訴訟」、「政府採購」、「貿易法」、「仲裁」等案件的興起，都代表臺灣產業結構的變化和進展，相對也引導法律服務市場的量變與質變。在一連串的變局當中，理律與臺灣的未來總是十指緊扣，密不可分。因為理律的存在，不但降低了企業在臺灣營運的困難度，也減少了市場變化的不可預測性。

　　在臺灣，許多人誤以為律師的主要功能是訴訟，而未必認識到法治社會所以需要律師，主要是在法院以外的場合，由律師為社會成功解決法律問題。以理律的經驗來看，訴訟從來不曾是理律的全部，在理律的專業功能之中，恰如其分的屬於五個專業部門之一，足以反映進步法治社會中法律服務專業較為適當的功能分配。

　　以狹義的角度來看，這就是理律存在的有形價值與社會功能。

　　除了前述理律五十年一貫的經營理念，這本書也希望和讀者分享理律五十年來在事務所經營制度的點點滴滴，供同道指教，也希望對法學院的老師和學生介紹事務所的工作型態。

　　首先，是理律對於跨國界、跨地區「專業分工」的堅持。

　　大部分的律師是個人執業或合署辦公，通常採取「單兵作戰」的編制。然而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行為所引發的複雜法律問題，我們認為一如教學醫院為病人服務一樣，我們要讓法律服務的提供者專精特定的法律領域，並且讓最擅長該領域的人來解決客戶的問題，才能提供高品質的法律服務。為了要完成這一條全方位和高品質的「法律生產鏈」，理律做了許多嘗試，也獲得了不錯的成果。我衷心以為，如果這些野人獻曝的心得，能夠提供同道參考，發揮他山之石的功效，也能符合理律深耕臺灣，追求法律服務業完善的宗旨。
其次，本書也有許多實務層面的經驗談。

　　臺灣的法學教育與社會需求脫鉤，始終如此，於今尤然，也形成「理論有餘，實務不足」的現象，的確不足以滿足執業的需求，包括了經營現代跨國事務所不可或缺的知識管理等元素。特別是，因為沒有針對「如何經營法律事務所」的課程，現實與學術產生落差，學生們更不知道所學是否能派上用場。「國考技巧領導教學」的沉重壓力，讓法律學子們很難騰出餘力去接觸「考試之外的實務法學」，如此惡性循環，徒增教育資源的浪費。

　　本書沒有辦法減輕國考對法律系所學生的壓力，但至少能以「業界過來人」的身分，跟法學院老師們分享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律師，以及法律人可以如何準備自己。

　　這本書也沒有遺忘十二年前差點讓理律倒下的「新帝事件」。在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裡，理律人像手足家人一樣同心協力面對難關。經過狂風暴雨般的挫折洗禮，讓受創的理律蛻變成一顆更加美麗的珍珠。我們無以為報，只能說：謝謝大家，也謝謝社會和客戶的鼓勵及雪中送炭。

　　此外，儘管本書的篇幅遠遠超過預期，但五十年來還有許多深具意義的事件無法納入，更不要說先後在這裡接力傳承、奉獻心力的數千位同仁個別的精采故事。這本書提到了一些社會矚目的案件、或特殊性的專業領域；然而，理律參與的數十萬案件、近百項專業分工的絕大多數，還有我們的行政、財務、知識管理部門默默耕耘，以及相依互持的策略聯盟機構的奉獻，這本書都無法一一描述，這是可惜之處。

　　理律五十的今日啟示

　　我也希望理律這五十年的奮鬥史，能給當下的臺灣一些啟示與參考。

　　在半世紀的時間之河裡，理律和我、許多有些年紀的朋友，聽過一九六○年代，時時在臺灣上空盤旋的戰鼓之聲，兩岸的戰火雖沒有直接加臨臺灣本島，而只到金馬前線，但當時的臺灣人民，無一不懷有亡國滅家的憂患意識，擔心有一天「共匪」血洗臺灣，如果不是反攻大陸的話。

　　我們經歷過一九七○年代的外交孤立，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被眾盟邦所棄的悲涼，臺灣像一葉扁舟，孤漂在狂風巨浪裡。

　　我們經歷過一九八○年代的解嚴；經歷過一九九○年代動員戡亂終止；走過二○○○年的政黨輪替與朝野對立的加劇；○八年的政黨再度輪替，兩岸開啟一甲子來最和平階段，但同時臺灣年輕世代對大陸的種種疑慮乃至情緒卻也飆上了歷史高點，民主政府的失能化，使得臺灣進入了停滯的迷宮……。

　　每一年代都有危險與機會。如果讓我從理律參與臺灣五十年發展歷程的角度出發，幫臺灣找出一條最重要的生命線，我會說是：經濟。
然而，今天臺灣面對的最嚴峻事實是：經濟，這條生命線似乎正在萎縮。

　　早期政府或民間，在中共武嚇、外交危困等重大威脅下，那份拚經濟的奮進之志，在今天好像消退甚至消失了。政治人物不再以經濟政見為主訴求，取而代之的是撕裂彼此的政治語言。這是臺灣一大危機。

　　在理律五十週年研討會，這些憂心，也都化為一聲聲的疾呼。

　　前副總統蕭萬長先生盼望各界「不再陷入路線的爭論，而能積極務實的面對開放，找到經濟發展的新活路」。高希均教授沉痛的說：「政治正確，殺了臺灣！」

　　張忠謀董事長呼籲：「不要講空話。」徐旭東董事長向政治人物喊話：「不要跑掉，回答我下一句！」張安平副董事長說：「每位候選人都想選第二任，臺灣就沒有希望。」黃坤煌總裁說：「臺灣退無可退！」詹益森董事長說：「取消外資、陸資投資雙軌監理制，對陸資管理改採負面表列。」范炘總裁說：「亞太營運中心機會早已錯失。」

　　這些警語，關心臺灣的朋友都該聽聽。而我認為，危機的解方，其實往往藏在歷史之中。我們希望這段歷史，有助於臺灣，回顧並深思，如何在深具潛力、多元且成熟的臺灣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

　　最後，佛家說「世事無常」，再過數十年，我們相信還會有一家名叫「理律」的法律事務所在臺灣、大陸甚至世界其它地區繼續提供法律服務，但是裡面的那些人，是否還會記得當年的理律人對於專業精進的不懈？對於法律倫理的堅持？對於社會公益的追求呢？我盼望他們會堅定的回答：「是的，我們不但記得，而且會做得更好。」

　　為善者成（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理律五十年，我們一直要用這樣的心情實踐法律人的理想與志業，過去是、現在是、未來，我們期待，也一定是。

自序

寫不完的精彩――理律，豐富的臺灣傳奇
羅智強

　　我喜歡說故事，因此，在談《理律．臺灣．50年》這本書的寫作歷程前，我想先說兩個故事。

　　一位理律的退休同仁，回憶她剛進入理律時，就代表銀行扣押了前南越總統阮文紹在一九七五年偕家人飛來臺灣的座機。這架飛機，是阮文紹在西貢陷落後，乘坐來臺的波音七二七，現在還陳列在新竹縣橫山鄉的中華科技大學。她說她「當初嚇死了」。這段回憶也成為一種「另類」的歷史見證。

　　一九八三年，伊朗共和國國防部長穆罕默德．沙里密來臺興訟，原來伊朗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向臺灣購買「一批軍用物資」，並將一千五百萬美元匯入彰化銀行，不料這筆錢被盜領，而我國官員表示並沒有這項交易。這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巨額軍品交易成了羅生門，也成了當時臺灣有史以來發生最大，也最離奇的一起詐騙案。伊朗方面，在臺灣委託的法律事務所，就是理律。

　　以上都是理律曾參與過的歷史故事之一，也是理律伴隨臺灣一路發展的傳奇片段。這樣的傳奇，我在查找新聞時比比皆是，但卻無法一一蒐進此書。因此，這本書雖然寫的是理律的故事，但卻寫不完，理律的精采。

　　大約在二○○四年左右，我開始醞釀寫這本書。於今算起，已有十一個年頭。當時我在理律工作，是陳長文老師的研究助理，也是理律人。理律在二○○三年底經歷了「新帝事件」的重創，員工劉偉杰盜賣新帝託管股票三十億元，讓理律幾乎破產，我想把這一段驚濤駭浪的歷程記錄下來。

　　然而，真正執筆，卻是二○○八年以後的事情。

　　二○○八年夏天，我有半年休息的空檔，就開始以「苦戰的將軍—三十億的一堂課」為題，進行了近二十場採訪，準備撰寫理律歷史。但半年後接了新工作，後續幾年忙得不可開交，這本書只能擱下。直到二○一四年中，時間稍有餘裕，才重新拾起筆來。

　　再拾起筆時，卻有一種浩浩大江，不知從何取水的迷惘。特別的是，我發現新帝事件只是理律漫漫歷史的一段驚險波伏，浪雖高洶，卻非江河全貌。理律五十年的歷史，甚至如果上溯創辦人李澤民律師、李潮年律師一九三○年代在上海執業的話，則有約八十年歷史。這一條法律服務與法律工作的流脈，流過中華民國十年訓政、八年抗日、國共烽火、外交孤立、經濟起飛、法治進步、兩岸融冰、人權抬頭乃至於今天全球化的艱鉅挑戰。每一段歷史都有理律的足跡與影子，都映托著一幕幕鮮活的時代故事。

　　理律的歷史，活生生的，可以說是將近五分之四部的中華民國近代史。這才是最值得書寫與記錄的部分。

　　於是，我改變了寫作方向，讓新帝事件沉澱成理律眾多故事中的一個篇章，追隨著臺灣法治建設與經濟發展的足跡，一步一腳印、一點一滴地試著用文字還原理律的精采。

　　為此，我又另進行了近二十場的口頭訪談，輔以不計其數的書面採訪補充，單單採訪的逐字稿與往返的書面採訪稿就超過百萬字，最後反覆地刪節與濃縮，終成了《理律．臺灣．50年》此書。

　　其間經歷的寫作挑戰，實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這本書是以臺灣的經濟法治發展為軸線，千絲萬縷地從中探尋人的精采、案的精華，與理律的精神。

　　甚至可以這麼說，我雖名為作者，但這本書卻絕不是我一個人的書寫，而是理律人的共同創作。我一方面是作者，另一方面也像一位「主編」，許多篇章，我做的是文字統整工作，特別是當中間觸及到許多複雜、深奧的法律專業時，我得不斷透過口頭或書面請教，才能一一化解中間遇到的寫作障礙。甚至有部分篇章，理律同仁傳回的是書面答稿，只要稍做編輯、調修，就是一篇完整的故事。從這個角度來說，掛名作者，我是有幾分掠美的。

　　除了法律專業的門檻越之不易，另一個寫作挑戰則是歷史記憶散佚的問題。這一部橫貫八十年的理律故事，有些事隔久遠，而早期蓽路藍縷為理律開路的許多前輩也已仙去，如何還原和回溯早年的理律故事，是一項難度不小的工程。

　　我採取口述歷史的寫作方法，有點像電影《侏儸紀公園》裡「復活恐龍」的方式，一如電影中的「遺傳科技公司」，先從琥珀裡保存完好的蚊子身上取出恐龍血液，獲得恐龍的DNA，再輔以現代的生物科技，把DNA不完整的地方補全。

　　我先從理律的退休與資深同仁訪談中，取得理律早期故事的DNA，但有時人的記憶會因年代久遠而模糊、不精確，缺漏與不完整的部分，則大量參採當年的新聞資料。從成千上萬則與理律相關的新聞中，一則一則瀏覽，如在野林尋找蛛絲，在滄海探取明珠，試圖重新描繪、組構故事發生時的時代背景，讓理律所參與的臺灣故事、中華民國歷史，可以更鮮活的呈現。

　　另一個困難，則是取材。誠如李光燾先生所說，特別是在臺灣經濟起飛的那一段時間，只要打開報紙，許許多多的頭版新聞都和理律有關。理律所參與及涵蓋的故事太廣太深，這讓如何取捨故事，成為一個頭痛的難題。不管怎麼寫，永遠有掛一漏萬之感，但取捨難還是得割捨。所以有許多未被納入的人、事、故事，或在採訪取材時有所遺漏的地方，不代表這些故事不重要，而是有限篇幅中的遺珠之憾。

　　同時，除了陳長文老師、李光燾先生等書中許多接受採訪的理律人外，我也想特別提及並感謝幾位在此書寫作過程中，提供協助的朋友。一是洪文賓先生，在二○○八年我初次執筆寫理律故事時，洪文賓先生提供了許多文字上與資料蒐集上的協助；而在二○一四年執筆的版本，張東旭先生與練鴻慶先生，也從旁給予我許多的助力。天下文化的吳佩穎副總編輯、賴仕豪編輯的悉心參與。他們都是這本書幕後的耕耘者。

　　「如果今天是收穫的日子，那麼我是在哪個季節和哪片土地上播撒了種子？」這是紀伯倫的詩句，也是理律在經歷新帝事件後發出的聲明〈歷創的理律，美麗的珍珠〉裡引的一句話。理律今天的成長茁壯、理念和臺灣發展所建立的深厚連結，和理律一路堅持的理念有極大的關係。這理念，就是陳長文律師所說：「沒有臺灣社會的進步就沒有今天的理律，所以我們對這個社會、國家是有責任跟義務的。」

　　理律把「利他」與「利己」合而為一，把理律的命脈與臺灣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個說不完的精采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