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二編（28冊）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總序
宋光宇

「臺灣」成為臺灣學術界的重要課題，是一九九○年代以後的事。從那個時代起，本土意識逐漸高漲，臺灣的各種人文和社會學科，開始把目光投注到自己生存立足的這塊土地上，這才發覺大家對這塊土地其實很陌生。造成這樣感受的原因，是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完全是從美國原封不動的搬了進來。教科書是美國人編寫的、所用的實例是美國人做的、所用的理論更是美國人提倡的，根本不干中國或臺灣的事。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對這種現象困惑不已。每次上課，看到老教授們大談美國大師的名著和理論，可是，只要提到中國人自己的社會文化現象，老教授們就開始遲疑了，先是「嗯……」幾聲，接著就顧左右而言他；要不然就是用美國某教授提出的理論來解讀中國人的事情。
一九八○年代我在美國讀書時，正是臺灣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新臺幣對美元的匯率一路上升。「亞洲四小龍」、「日本第一」等聲浪洶湧澎湃。身為臺灣人，感到無上的光榮，也感受到什麼是民族、國家的自尊心。
在博士資格考的時候，宗教社會學的主考教授William DeCraemer出了這麼一道題：「現在臺灣的經濟發展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你已經熟悉了Ｍ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套理論，請你以一個臺灣學者的立場，運用Max Weber的理論架構，來解釋臺灣經濟發展的宗教、社會、文化因素。」他在考前半年就向我說明這道題目，要我好好準備。DeCreamer教授出題後，就去日本做研究，再相見已是在考場上了。天下最可怕的考試就是這種事先告訴你的方式，為了求全求好，只有努力以赴。
為了回答這道考題，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圖書館中，翻看相關的資料，方才驚覺到：國外圖書館中，有關臺灣的研究實在少得可憐！東亞的資料最多，研究最多的國家是南韓，這完全是拜受美國人幫忙打韓戰之賜，美國人不能不對南韓有深入的研究。日本研究也占相當的數量，因為它是美國二次大戰時的對手。臺灣只是一九五○年代起，美國人為了防堵共產主義擴張的一個前哨站。在戰略上，當然要讓臺灣人民擁有富足的生活。人民為了繼續保有這種富裕生活，就會更加的依賴美國。結果不僅讓臺灣人在物質生活上依賴美國，更在心智、思想上，也完全被美國大學裡的學術理論所籠罩，臺灣不知不覺的就成了美國學術界的殖民地。當時我以臺灣的中小企業為榮，可是臺灣企業管理學界，在任何探討臺灣中小企業的專書和論文中，莫不以美國的大企業為依歸，一面倒的忽視臺灣的中小企業，無視於中小企業的活力與實際成就。看到這些國內叱吒風雲的學者所寫的著作，心中感慨無限。
為了完成這個考題，最後不得不放棄現有的西方理論，另闢蹊徑。我以在臺灣的生活經驗，加上中國傳統的家訓，仿照Weber的理論架構，提出「顯親揚名」是中國人努力奮發的生命原動力的概念，具體的作法就是「個人如何藉著事業成就來彰顯祖宗的德澤，從而得到在家族中永恆的地位。」因為在民間祭祖時，有財產家業留傳下來的祖先方才有子孫祭拜。沒有家業者，就歸入「列祖列宗」的行列，不再單獨享受祭祀。我用這套概念，成功的解釋了在臺灣的中國人為何會那麼拼命的工作。幾位主考的教授都同意我的解釋。DeCraemer教授是耶穌會教士，他也非常滿意我這個不落俗套的理論。
我是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出身的，所學的主要是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和日據時代日本學者在臺灣所做的田野調查，所以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在臺灣各地做調訪。可是那時候的歷史系還在三皇五帝、帝王將相行列之中打轉。記得在一九八三年，我和同事劉益昌教授一起到屏東瑪家水庫預定範圍內，做評估調查。我們倆騎摩托車到霧台鄉，從鄉公所到阿里村，只有羊腸小道，一邊是懸崖，一邊是峭壁，路幅僅一公尺左右。如有會車，一定摔落懸崖。我們騎在山間的公路上，由於地上粉塵太厚，摩托車抓地力不夠而摔車。當我們出生入死的在做調查時，研究中國各代、思想史等方面的同事，還問我們：「山地部落好不好玩？」這個往事凸顯當時國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不曾真正重視過臺灣的實地研究。
在社會科學方面，從一九五○年以來，多數研究一直是在套用西洋的理論，加上臺灣的材料而成。看這些研究成果，會有「身穿唐衫、頭戴西洋禮帽」的怪樣之感覺。大多數的研究就是讓有關臺灣的一些研究案例成為西洋理論的一個註腳，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應有的地位。不然就是先說一些西洋理論，後面的研究根本上不曾理會這些理論，形成「頭和身體沒有連結」的怪現象。
曾幾何時，這種漠視臺灣的現象完全改觀了。從一九九○年代起，突然發覺，臺灣所有人文、社會科學、法商、藝術等的科系都一窩風的開始研究臺灣。這二十多年來，本土意識加強。在學術方面，有關臺灣的研究方才落實到現實生活的層面，不再打高空，不再胡亂套用西洋的理論。這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事。
這些年來，研究臺灣社會、文化方面的學者都積極努力的開發新的史料。僅管國科會還不肯撥經費支持整理史料，可是其他部會、縣市政府以及民間基金會，願意撥款支持，蒐集整理各種清代、日據時代留存下來的古文書和新聞報紙。這種工作目前已有相當良好的成果。以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例，其與民間公司合作，把日本北海道大學所藏的歷年《臺灣日日新報》，配合原本的典藏部分，完整做成PPT檔；更把該館典藏的各種日據時期期刊、雜誌，也做成PPT檔，供各界有心人士研究之用。臺灣大學圖書館也把所收藏的日據時代期刊、報紙，做成PPT檔。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和臺史所，也努力發掘隱藏在各地的私人日記、帳冊、地契等。最有名的是豐原人張麗俊所寫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十二冊，詳載日據時期豐原地方的民生、社會種種現象，時間長達二十八年。藉由這份日記，可以領會到當時商社經營、人際悲歡、臺灣禮俗及張家的家族史等第一手資料，是研究二十世紀前半臺灣社會變遷的重要史料。
臺北市文獻會也出版了四大冊臺灣北部地區的古契文。把清代、日據時代，有關土地、房產買賣與分家的原始資料完整的呈現出來。各縣市的文化中心、文獻會、縣史館、臺灣大學圖書館等機構，都致力於地方史料的整理。
有了充分的史料之後，就需要有良好的研究成果來彰顯這些史料的重要性。這二十年來，已經有不少良好的研究成果。舉例來說，政治大學歷史系呂紹理教授的名著《水螺響起：日治時代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可說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序論提到，這本書是受到法國年鑑學派影響，探討有關於「時間」的問題：臺灣是怎樣進入近代標準時間制度？對日常生活作息又構成何種影響？他從「鐘錶」的傳入著手，來看日據時代糖廠的工作時間表，進而推論，我們現在每天作息時間表是如何形成的。這是結合西方研究方法和臺灣實際史料和現實生活的佳作。
在這次《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初編〉中，吳政憲的《日治初期「臨時臺灣兵站電信部」之研究（1895～1896）》也是很好的研究成果。他把一個早已被人遺忘的電訊團隊發掘出來，讓人們知道臺灣的電信事業是如何開始的。雖然晚清時期劉銘傳已在臺北建立電報事業，可是真正和現代臺灣電信事業直接相關的，是日本占領之初的電信設施。
我在〈初編〉中有一部分成三冊的「巨著」：《城隍爺出巡：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一百二十年的旋盪（1897-2000）》。完全是利用《臺灣日日新報》、《聯合報》、《民生報》，藉用法國年鑑學派和歷史社會學的視野和方法，來檢視臺北市大稻埕這個商埠，在一百二十年中所歷經的變化，為臺灣社會如何從清代的型態逐步轉變成我們所熟知的社會文化型態，做最好的說明。臺灣學界一直缺乏「社會文化變遷」的實例，有了這樣堅實的材料和理論之後，方才可以跟洋人相關的研究從事對話。
這股風氣展開後，有不少博士班研究生以「日常生活」為研究課題。我所指導和口試的歷史學博士論文，就有以「家具」、「室內陳設」、「辦桌」、「商圈」等為主題者。由於各科系的博士生紛紛以臺灣現實生活為素材，臺灣的研究一下子就活絡起來。
嚴格講，這樣的「小歷史」研究，跟國際學術還是沒有接上軌。把「臺灣」作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課題，還是美國學者的構想和作為。
十多年前，臺灣政壇上流行把現在居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劃分成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四大「族群」。在「我是臺灣人，我愛臺灣」這種文革式的政治口號下，把「階級鬥爭」手法搬上臺灣的政治舞臺，紛擾不堪。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的Steven Herrell教授是臺灣通，他看到臺灣的政治亂象，開了一門新課，叫「Ethnicity」，中文名稱是「族群關係」。哈佛大學很快的跟進。
這個課題有兩個研究方向，一個是這群人與那群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一個是「族群」是怎麼形成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幾位同事偏向人群之間如何互動，去討論原住民各族之間的互動，促成了太魯閣族、撤奇萊雅族的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事王明珂則是利用考古資料，說明「胡人」、「羌人」和「漢人」是如何形成的，都是因為地理、氣候條件改變了人們的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經濟活動造就了不同的「族群」。依照王明珂的族群研究，臺灣的四大族群，在生活方式和經濟活動方面，根本沒有差異。構成不同「族群」的物質條件不存在，剩下來的就是「意識」層面的「自我割裂」，那就像精神異常者的自閉行為。
像Herrell教授那樣，運用臺灣的資料，開創出一個新的學術研究方向，而卓然有成，才是有關臺灣研究的最上乘境界。Herrell教授曾在六○年代到臺灣讀中文、做田野調查，他對臺灣的關心，不是用嘴巴喊的，而是用他敏銳的觀察力，藉由一個臺灣的現象，來引發另外一個普世通用的研究課題。這才是我們要喝彩的，也是要借鏡學習的。
臺灣可以在世界的學術界有其地位，必需要借助於它的獨特性，例如看上去紛擾的「族群關係」就是一個獨特的題材。另外有一個更好的題材就是「宗教文化」。
國民政府的特色是「強調科學，反對宗教」，因為受西方基督教、帝國主義者和日本明治維新現代化理論的深刻影響，把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當成是單線進化的「文明頂端」，傳統的儒、釋、道三教，乃至於媽祖、保生大帝、三官大帝、三太子等各種民間信仰，都看成是次一級的「Barbarian Upper」（野蠻晚期）。認為國家要進步，就必需去除這些代表野蠻的標幟，於是藉口「端正禮俗」，強力壓制臺灣各地的大拜拜活動。這樣做了幾十年，臺灣民間的宗教活動依然興盛。
一九六○年代，法國學者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研究一年。他不想整天窩在傅斯年圖書館，就跑到臺南西港，跟當地的道士學道法，完成了爬刀梯，成為正式的道士。他把當時在臺北的外國大使館人員請去臺南，向他們介紹臺灣道士的做法儀式。由於他的努力，臺南西港的道士和道法名聞國際。法國巴黎也就成了世界研究道教的重鎮，至今不衰。
臺灣的歷史文化既然有這樣的特殊性，近三十年來博碩士生的研究成果也相當可觀，遺憾的是，由於學術出版是一個冷門的行業，無利可圖，而政府部門對學術出版的挹助猶如杯水車薪，因此這些優異傑出的研究，大部份得不到出版的機會，長期束諸高閣，無法被臺灣乃至國際學界更好的利用，學術研究的寂寞真是讓人唏噓！有幸的是，花木蘭文化出版社近年來以其獨特的經營方法，在出版界異軍突起，已成為臺灣學術出版的重鎮。該社8年來出版了將近1500種的漢學論著，內容涉及到中國文史哲學門的每一個方面，迄今更有心致力於「臺灣歷史與文化」的學術出版。據總編輯杜潔祥先生說，目前已得到各大學研究所將近60位指導教授的熱烈支持，所推薦的優秀博碩士論著已近三百部！這真是一個令人振奮的事情！我衷心期盼這個「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出版計劃，能夠長期堅持下去，讓「臺灣」在人類的思想、文化、生活、歷史等方面，因為有這些優秀的研究，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為序。

宋光宇　寫於臺北南港筆耕田書房　民國102年3月2日夜

本套書包含下列28冊
第 1 冊 黃騰德  鄭經詩歌研究──以《東壁樓集》為探討重點
第 2 冊 許惠玟  道咸同時期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1821～1874）（上） 
第 3 冊 許惠玟  道咸同時期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1821～1874）（中）  
第 4 冊 許惠玟  道咸同時期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1821～1874）（下） 
第 5 冊 楊書瑋  臺灣清治末期散文中的文化論述研究（1871～1895） 
第 6 冊 廖才儀  《全臺詩》用韻研究──以清領時期臺灣本土文人為對象（1683～1895） 
第 7 冊 謝崇耀  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上） 
第 8 冊 謝崇耀  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下） 
第 9 冊 石廷宇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貧困書寫──以社會事業作為參照閱讀的策略 
第 10 冊 陳建男
沈丹莉  清末日初臺灣傳統文人的小說接受與創作──一個儒教視角的考察
呂赫若小說的民俗書寫 
第 11 冊 郭靜如  動盪時代中的變異風景──日據時期臺灣、「滿洲國」小說中「空間」描寫之比較 
第 12 冊 賴恆毅  張麗俊及《水竹居主人日記》之文學作品研究 
第 13 冊 徐淑賢  臺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1930～1940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 
第 14 冊 黃宗潔  當代臺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上） 
第 15 冊 黃宗潔  當代臺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下） 
第 16 冊 丁鳳珍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一） 
第 17 冊 丁鳳珍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二） 
第 18 冊 丁鳳珍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三） 
第 19 冊 丁鳳珍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四） 
第 20 冊 李李  〈臺灣陳辦歌〉研究
第 21 冊 吳姝嬙  閩臺唸歌研究（上） 
第 22 冊 吳姝嬙  閩臺唸歌研究（下） 
第 23 冊 胡景雯  嘉義地區民間故事研究   
第 24 冊 陳愫汎  澎湖古典詩研究（上）  
第 25 冊 陳愫汎  澎湖古典詩研究（中） 
第 26 冊 陳愫汎  澎湖古典詩研究（下）  
第 27 冊 王森田  日治時代日本人學習臺灣語的困境（上）
第 28 冊 王森田  日治時代日本人學習臺灣語的困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