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從小說到電影作者 ◎劉捷
我曾問畢飛宇,他寫作的時候疼不疼?因為我寫的時候很疼。他說,沒有藝術家不疼,這是命。
《花》(小說原名《裸》)的誕生,是一個極其疼痛的過程,但如孕婦分娩,我在疼痛中也體驗到了巨大愉悅。小說02年就寫了,當時主要想卸掉一個沉重的情感包袱。這是一個把我糾纏得沒完沒了的愛情故事,不寫出來,心靈就沒法得到安寧。寫完後,的確輕鬆了不少。那時,我在巴黎三大讀完了碩士學位,回到北京電影學院繼續做外國電影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就把小說擱置一邊。我沒有忘,卻不敢想。巴金說,小說家說真話不容易。畢飛宇說,謊話不要說,真話不一定都說。真話會傷害人,也會傷害自己。作為寫作者,我深有體會。但我還是喜歡那些說了真話的作品,包括畢飛宇的小說。很多年前,毛姆的《人性的枷鎖》,勞倫斯的《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作品都因為說了當時人不敢說的真話,使自己深受傷害。我的小說沒有那麼駭世驚俗,但不可否認,無論我還是別人,面對它時,都需要點勇氣。
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位有勇氣的電影人。05年,定居法國後,我致力於小說和電影創作。我又把《裸》拿出來,並改編成劇本。開始想自己拍,但當時一些條件不成熟,我就決定給我最喜愛的一位中國導演拍。這位導演就是婁燁。我認為婁燁是中國當代最才華橫溢也最堅持藝術信念的導演之一。他的電影告訴我,他能拍好這個故事,因為我在他的電影裡看到了從肉體到精神都非常美、非常真的中國人。他一向站在平等的人的基礎上來拍人,他的電影在西方得到盛譽,不是象某些在西方走紅的中國電影那樣,迎合了傳統西方對中國那種居高臨下的視角或異國情調的好奇。恰恰相反!婁燁的電影挑戰並挫傷了某些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感,使他們不得不平起平坐地看待他的才華和他的真誠。他敢於面對問題,而我的小說,觸及到了不少問題,愛情問題,現實問題,文化問題……,說到底,人的問題。在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世界裡,「愛如行雲,性如流水」,愛情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我的女主人公「花」跨越國界、跨越種族、跨越身份和地位,跨越現實中的一切羈絆,去尋找愛情。
婁燁看了我的小說後,很喜歡,他說他在小說裡看到了一種「人的風景」,他希望把這樣一種風景呈現在未來的影片中。07年,我們開始了劇本的合作。那時他在國內,準備拍攝《春風沉醉的夜晚》,我們主要通過電子郵件交流想法。把長達28萬多字的小說濃縮成2小時的電影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候麥說,有人拍電影野心太大,什麼都想說,「我覺得現在的導演都太自命不凡,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每部影片都會改變整個世界!」所以,我們首先 要搞清楚這個電影想說什麼,能說什麼。婁燁覺得有意思的是,我先給他看了一棵樹(小說);然後,給他看了這顆樹局部的一些枝幹(劇本);最後,他看到了一片很好的葉子(故事的結尾),他不認為拍整棵樹和大的枝幹比拍一片葉子更自命不凡或更具野心,在他看來,拍好一片葉子和拍好一棵樹都是很難的。
這個故事究竟想說什麼呢?我想,是一種殘酷吧。這種殘酷來自暴力,而這種暴力滲透在現實中,如核污染散佈在大氣中,看不見摸不著。在銀幕上,表現血腥、謀殺等暴力是很便利的,但在現實中,殺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還有,就是文化和金錢的暴力,男主人公「馬蒂歐」始終在被這兩種暴力所強暴;最後,對女人來說,男人的暴力不一定來自拳打腳踢,男人最殘忍之處可能恰恰出自他的甜言蜜語。愛情之所以會變得殘酷,是因為它曾經非常美好。
想明白要說什麼後,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說。小說有各種寫法,電影也有各種拍法。關鍵是要找到最合適的說話的口吻,也就是影片的風格。我喜歡婁燁電影的形式感,他的形式裡有真我,有靈魂。我不喜歡那種形式大於內容的電影。記得中學時,偶爾讀了雷諾阿的電影劇本《托尼》,被深深打動,那時不懂,後來學電影,知道那叫「詩意的現實主義」。雖然今天很難拍一部詩意現實主義的電影,但我很珍惜馬蒂歐身上自然迸發的詩意,而我在劇本中努力保持的,就是這種詩意。這與婁燁的想法不謀而合:「我的辦法是找一些我對故事的興趣大於我對形式的興趣的東西,然後看看這個故事會引導出怎樣的形式,隨故事,隨人物,隨故事給人帶來的感性衝動走,這樣你的形式才是自由的。」
婁燁很放縱我,給了我劇作上很大的自由,像「花一樣不管不顧」的那種自由。從07年到08年,劇本寫了很多稿,每稿之後,婁燁都坦率地告訴我他的想法,有讚賞、有批評更有建議。到最後一稿,他對我說,他讀到了「一種內在深處的妖艷」。09年,婁燁來法國看景之後,繼續了劇作工作。劇本階段基本延續了我的小說和劇本的方向,但根據這個方向,影片自然走向了「之間」。在拍攝過程中,他沒有向任何工作人員透露這個「之間」的意念,但跟隨人物的感受,所有人的工作都朝這個方向靠近,直到作曲Peyman Yazdanian將影片的主題音樂命名為「Along between」。所以,影片最大的變化就是加強了小說中「兩者之間」的處境和感受:人與人之間,不同的事物、文化、種族、地域之間,性和愛之間,暴力和溫柔之間,……由此,更強調了人物身處這「兩者之間」的困境。
這是花的處境,也是我們的「作者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