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集（30周年紀念新版）

小學校的鐘聲

缾花收拾起枱布上細碎的影子。磁缾沒有反光，溫潤而寂靜，如一個人的品德。磁缾此刻比牠抱著的水要略微涼些。窗簾因為暮色渾染，沉沉靜垂。我可以開燈。開開燈，燈光下的花另是一個顏色。開燈後，燈光下的香氣會不會變樣子？可作的事好像都已作過了，我望望兩隻手，我該如何處置這個？我把牠藏在頭髮裡麼？我的頭髮裡保存有各種氣味，自然牠必也吸取了一點花香。我的頭髮，黑的和白的。每一遊塵都帶一點香。我洗我的頭髮，我洗頭髮時也看見這缾花。

天黑了，我的頭髮是黑的。黑的頭髮偽瀉在枕頭上。我的手在我的胸上，我的呼吸振動我的手。我念了念我的名字，好像呼喚一個親暱朋友。

小學校裡的歡聲和校園裡的花都融解在靜沉沉的夜氣裡。那種聲音實在可見可觸，可以供諸缾几，一簇，又一簇。我聽見鐘聲，像一個比喻。我沒有數，但我知道牠的疾徐，輕重，我聽出今天是西南風。這一下子在那塊鑄刻著校名年月的地方。但校工老詹的汗把鐘繩弄得容易發潮了，他換了一下子。掛鐘的鐵索把兩棵大冬青樹幹拉近了點，因此我們更不明白地上的一片葉子是哪一棵上落下來的；牠們的根鬍已經彼此要呵癢玩了吧。又一下，老詹的酒缾沒有塞好，他想他的貓已經看見他的五香牛肉了。可是又用力一下。鞦韆索子有點動，他知道那不是風。他笑了，兩個矮矮的影子分開了。這一下敲過一定完了，鐘繩如一條蛇在空中擺動，老詹偷偷的到校園裡去，看看校長寢室的燈，搯了一枝花，又小心又敏捷；今天有人因為愛這枝花而被罰清除花上的蚜蟲。「韻律和生命合成一體，如鐘聲。」我活在鐘聲裡。鐘聲同時在我生命裡。天黑了。今年我二十五歲。一種荒唐繼續荒唐的年齡。

十九歲的生日熱熱鬧鬧的過了，可愛得像一種不成熟的文體，到處是希望。酒闌人散，廳堂裡只剩餘一枝紅燭，在銀燭台上。我應當挾一挾燭花，或是吹熄牠，但我甚麼也不做。一地明月。滿宮明月梨花白，還早得很。甚麼早得很，十二點多了！我簡直像個女孩子。我的白圍巾就像個女孩子的。該睡了，明天一早還得動身。我的行李已經打好了，今天我大概睡那條大紅綾子被。

一早我就上了船。

弟弟們該起來上學去了。我其實可以晚點來，跟他們一齊喫早點，即是送他們到學校也不誤事。我可以聽見打預備鐘再走。

靠著艙窗，看得見碼頭。堤岸上白白的，特別乾淨，風吹起鞭爆紙。賣餅的舖子門板上錯了，從春聯上看得出來。誰，大清早騎驢子過去的？臉好熟。有人來了，這個人會多給挑夫一點錢，我想。這個提琴上流過多少音樂了，今天晚上牠的主人會不會試一兩支短曲子。夥，這個箱子出過國！旅館老闆應當在招紙上印一點詩，旅行人是應當讀點詩的。這個，來時跟我一齊來的，他口袋裡有一包胡桃糖，還認得我麼？我記得他也有一大包胡桃糖，在箱子裡，昨天大姑媽送的。我送一塊糖到嘴裡時，聽見有人說話：

「好了，你回去吧，天冷，你還有第一堂課。」

「不要緊，趕得及；孩子們會等我。」

「老詹第一課還是常晚打五分鐘麼？」

「甚麼？是的。」

岸上的一個似乎還想說甚麼，嘴動了動，風大，想還是留到寫信時說。停了停，招招手說：

「好，我走了。」

「再見。啊呀！」

「怎麼？」

「沒甚麼。我的手套落到你那兒了。不要緊。大概在小茶几上，插梅花時忘了戴。我有這個！」

「找到了給你寄來。」

「當然寄來，不許眛了！」

「好小氣！」

岸上的笑笑，又揚揚手，當真走了。風披下她的一綹頭髮來了，她已經不好意思歪歪的戴一頂絨線帽子了。誰教她就當了老師！她在這個地方待不久的，多半到暑假就該含一汪眼淚向學生告別了，結果必是老校長安慰一堆小孩子，連這個小孩子。我可以寫信問弟弟：「你們學校裡有個女老師，臉白白的，有個酒渦，喜歡穿藍衣服，手套是黑的，邊口有灰色橫紋，她是誰，叫甚麼名字？聲音那麼好聽，是不是教你們唱歌？」我能問麼？不能，父親必會知道，他會親自到學校裡看看去。年紀大的人真沒有辦法！

我要是送弟弟去，就會跟她們一路來。不好，老詹還認得我。跟她們一路來呢，就可以發現船上這位的手套忘了，哪有女孩子這時候不戴手套的。我會提醒她一句。就為那個顏色，那個花式，自己挑的，自己設計的，她也該戴。「不要緊，我有這個！」甚麼是「這個」，手籠？大概是她到伸出手來搖搖時才發現手裡有一個甚麼樣的手籠，白的？我沒看見，我甚麼也沒看見。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在船上。梅花，梅花開了？是硃砂還是綠萼？校園裡舊有兩棵的。波─汽笛叫了。一個小輪船安了這麼個大汽笛，豈有此理！我躺下喫我的糖。……

「老師早。」

「小朋友早。」

我們像一個個音符走進譜子裡去。我多喜歡我那個棕色的書包。蠟筆上沾了些花生米皮子。小石子，半透明的，從河邊撿來的。忽然摸到一塊糖，早以為已經在我的嘴裡甜過了呢。水泥臺階，乾淨得要我們想洗手去。「貓來了，貓來了，」「我的馬兒好，不喝水，不喫草。」下課鐘一敲，大家噪得那麼野，像一簇花突然一齊開放了。第一次棲來這個園裡的樹上的鳥嚇得不加思索的便鼓翅飛了，看看別人都不動，才又飛回來，歪著腦袋向下面端詳。我六歲上幼稚園。玩具櫥裡有個Joker至今還在那兒傻傻的笑。我在一張照片裡騎木馬，照片在粉牆上發黃。

百貨店裡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我們幼稚園的老師。她把頭髮梳成聖瑪麗的樣子。她一定看見我了，看見我的校服，看見我的受過軍訓的特有姿勢。她裝作專心在一堆紗手巾上。她的臉有點紅，不單是因為低頭。我想過去招呼，我怎麼招呼呢？到她家裡拜訪一次？學校寒假後要開展覽會吧，我可以幫她們剪紙花，紮蝴蝶。不好，我不會去的。暑假我就要考大學了。

我走出艙門。

我想到船頭看看。我要去的向我奔來了。我抱著胳臂，不然我就要張開了。我的眼睛跟船長看得一般遠。但我改了主意。我走到船尾去。船頭迎風，適於夏天，現在冬天還沒有從我語言的惰性中失去。我看我是哪裡來的。

水面簡直沒有甚麼船。一隻鷺鶿用青色的腳試量水裡的太陽。岸上柳樹枯幹子裡似乎已經預備了充分的綠。左手珠湖籠著輕霧。一條狗追著小輪船跑。船到九道灣了，那座廟的朱門深閉在逶迤的黃牆間，黃牆上面是藍天下的蒼翠的柏樹。冷冷的是寶塔簷角的鈴聲在風裡搖。

從呼吸裡，從我的想像，從這些風景，我感覺我不是一個人。我覺得我不大自在，受了一點拘束。我不能吆喝那隻鷺鶿，對那條狗招手，不能自作主張把那一堤烟柳移近廟旁，而把廟移在湖裡的霧裡。我甚至覺得我站著的姿勢有點放肆，我不是太睥睨不可一世就是像不絕俯視自己的靈魂。我身後有雙眼睛。這不行，我十九歲了，我得像個男人，這個局面應當由我來打破。我的胡桃糖在我手裡。我轉身跟人互相點點頭。

「生日好。」

「好，謝謝。」生日好！我眨了眨眼睛。似乎有點明白。這個城太小了。我拈了一塊糖放進嘴裡，其實胡桃皮已經麻了我的舌頭。如此，我才好說。

「喫糖。」一來接糖，她就可走到欄杆邊來，我們的地位得平行才行。我看到一個黑皮面的速寫簿，牠看來頗重，要從腋下滑下去的樣子，她不該穿這麼軟的料子。黑的襯亮所有白的。

「畫畫？」

「當著人怎麼動筆。」

當著人不好動筆，背著人倒好動筆？我倒真沒見到把手籠在手籠裡畫畫的，而且又是個白手籠！很可能你連筆都沒有帶。你事先曉得船尾上就有人？是的，船比城更小。

「再過兩三個月，畫畫就方便了。」

「那時候我們該拚命忙畢業考試了。」

「噢呵，我是說樹就都綠了。」她笑了笑，用腳尖踢踢甲板。我看見襪子上有一塊油斑，一小塊藥水棉花凸起，既然敷得極薄，還是看得出。好，這可會讓你不自在了，這塊油斑會在你感覺中大起來，棉花會凸起，凸起如一個小山！

「你弟弟在學校裡大家都喜歡。你弟弟像你，她們說。」

「我弟弟像我小時候。」

她又笑了笑。女孩子總愛笑。「此地實乃世上女子笑聲最清脆之一隅。」我手裡的一本書裡印著這句話。我也笑了笑。她不懂。

我想起背乘數表的聲音。現在那幾棵大銀杏樹該是金黃的了吧。牠吸收了多少種背誦的聲音。銀杏樹的木質是鬆的，鬆到可以透亮。我們從前的圖畫板就是用這種木頭做的。風琴的聲音屬於一種過去的聲音。灰塵落在教室裡的縐紙飾物上。

「敲鐘的還是老詹？」

「剪校門口冬青的也還是他。」

冬青細碎的花，淡綠色；小果子，深紫色。我們髣髴並肩從那條拱背的磚路上一齊走進去。夾道是平平的冬青，比我們的頭高。不多久，快了吧，冬青會生出嫩紅色的新枝葉，於是老詹用一把大剪子依次剪去，就像剪頭髮。我們並肩走進去，像兩個音符。

小學校的鐘聲

缾花收拾起枱布上細碎的影子。磁缾沒有反光，溫潤而寂靜，如一個人的品德。磁缾此刻比牠抱著的水要略微涼些。窗簾因為暮色渾染，沉沉靜垂。我可以開燈。開開燈，燈光下的花另是一個顏色。開燈後，燈光下的香氣會不會變樣子？可作的事好像都已作過了，我望望兩隻手，我該如何處置這個？我把牠藏在頭髮裡麼？我的頭髮裡保存有各種氣味，自然牠必也吸取了一點花香。我的頭髮，黑的和白的。每一遊塵都帶一點香。我洗我的頭髮，我洗頭髮時也看見這缾花。

天黑了，我的頭髮是黑的。黑的頭髮偽瀉在枕頭上。我的手在我的胸上，我的呼...

京派的復歸／黃錦樹

文革落幕後的十年間，大陸文學爆炸，能手名家輩出，佳作如林。人民共和國肇建後迄文革結束間，將近二十年的禁錮，那被壓抑的復返，氣勢頗為驚人。台灣這裡，原以為戒嚴-美援體制下，三十年的政治高壓裡已隱然超前的華文現代文學，十年左右就被趕上，甚至快速被超過。尤其是小說――現代詩也許除外。八0年代末，也是我們這代寫作者的「學習時代」，得同時面對三重衝擊:在地的、西方的、大陸的。波赫士、馬奎斯、卡夫卡、昆德拉、福克納……等巨匠展示的現代「奇淫巧技」，在對岸都不難找到比台灣更豐富的轉換，「革命」的種種歷史苦難快速被轉化為文學的養份。在那龐大華麗的文學劇場裡，汪曾祺無疑是相對簡素而平淡的，但它意味深長，象徵意義也不尋常。雖然1987年後經由選集(尤其是西西和鄭樹森為洪範編選的六冊「八十年代中國小說選」)和套書(新地、林白、聯合文學等出版社)大規模的引介，但台灣的讀者恐怕不太清楚箇中系譜，尤其汪曾祺那樣的路徑，好像沒有很明顯的現代感。但有識之仕很快就會認識到，某種可貴的事物回來了。那開啟於新文化運動，經由數個世代的努力，經由戰爭、亂離、革命的重重考驗，重新萌發於價值的廢墟。簡而言之，那可以說和革命崇高美學大異其趣的「京派」 的歸來。

身為沈從文西南聯大最傑出弟子的汪曾祺，1920年出生，很少人會注意到他是張愛玲的同年人 。29歲那年(1949)方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之後的二十多年間就很不順利了。歷經共和國的種種政治動蕩――被劃為右派，奉命參與樣板戲的編纂，小說的寫作非常零星。一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放，1980年發表大獲好評的〈受戒〉，1981年的〈異禀〉、〈大淖紀事〉、〈歲寒三友〉均是佳作。但1980年的汪曾祺已經六十歲，一直到他過世的1997年，他生命最後的十七年，也是大器晚成的他寫作的豐收季 。那是他的幸運，不像長他十八歲的老師沈從文，改革開放後基本上已然被「剪翼」，無法再寫作小說。餘生都在寫作的汪曾祺，1980、81年復出時，風格已然成熟，甚至定型，視風格如人格的汪老，也不需要甚麼變化，而是完成它、把它醇化。

八0年代「目無餘子」的台灣文壇寵兒張大春曾推許汪曾祺「隨手出神品」，稱許他是新文學運動以來，「堪稱極少數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寫作『中國小說』的小說家。一位深得筆記之妙的小說家。」 這話雖然有點誇張，卻清楚指出汪曾祺的小說路徑之異於西化的時流，他更傳統。張大春舉的例子是古代筆記小說，汪曾祺曾舉出歸有光簡潔文體對他的深刻影響 。

相較於結構緊密的現代小說，汪曾祺的小說卻以鬆散、隨意為標榜。這些技術性層面的事務，他自己深具自覺，也曾多次談及。他主張以「節奏」替代結構，強調小說結構的「無跡可尋」，甚至說:「小說的結構的特點，是，隨便。」「寫小說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說得很有情致。」 故意泯除小說與散文的界線，譬如〈《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1981)寫道:

我的一些小說不太像小說，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說。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講故事。我也不喜歡太像小說的小說，即故事性和強的小說。故事性太強了，我就覺得不太真實。……

我小說的另一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不喜歡佈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繮，為文無法。

對語言，他要求精煉、簡潔，準確，不諱言「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詩人。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不是史詩。」 就他的作品和小說觀來看，汪曾祺確實可以稱做抒情詩人。這一趨向，當然是繼承廢名、沈從文而來。那種平靜、簡淡的文字風格，歷經時代的考驗後，更意味深長。以隨筆的方式寫小說，不愛嚴密的佈局、不愛藉由小說思辯、不重視故事性，或許因為這樣，汪曾祺全集裡的散文(王冊)，數量倍於小說(兩冊)。那許多散文，也常富於詩的意味。

概觀《茱萸集》裡的小說，好些汪氏名篇都在裡頭。從這些選篇，我們可以看到汪曾祺小說的一些特色。文字風格之平淡自然，渾然天成之外，可以看到作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有著豐富的生活情趣。對市井生活、民間匠人的生活世界觀察細膩，如〈雞鴨名家〉之細寫「照蛋」、炕雞子、趕鴨；〈七里茶坊〉的掏糞、〈大淖紀事〉的錫匠，〈受戒〉的和尚才藝和「名士風流」、〈異禀〉中的中藥店切工等。幾乎每一篇都會涉及一兩種「雜知識」，對世間玩好、吃食的興趣，更別說原屬文人的詩書畫，是汪曾祺小說和散文趣味的來源。活潑的感知，高尚的品味，信馬由繮的文筆，體現出一種精神上的悠遊。這方面，與他同輩的林斤瀾(1923-2009)和陸文夫(1927-2005)，都有相近之處。

我們可以用兩個小說篇名來概括汪曾祺小說的兩個方面，一個是異稟，另一是鑒賞家。就他對生活，及對書寫對象的態度，可說是個鑒賞家；而他小說主人公，常是具有「異稟」的市井人物。這些小人物其實多是「小鎮畸人」，而其所謂「異稟」者，〈異禀〉中有言，「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運的，也莫不有與眾不同之處。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事。」雖然在〈異禀〉中的「異稟」的展現是反諷的，但凡可記可述者，都有其異於常人處。或本領，或機運，或個性，或天賦……常常帶有幾分傳奇的意味。如〈八千歲〉的米店老闆八千歲(勤奮但極其吝嗇)，末落世家子弟宋侉子(敗家，但有情有義)，軍人兼綁匪八舅太爺的綁架，卻也改變了八千歲過於苛刻的價值觀。

在汪曾祺的作品裡，有時可以看到沈從文抗戰時期的教誨，即企圖藉由小說「發現與重造民族品德」 ，也就是把美與善結合，藉由美通向善。如宣揚義氣的〈歲寒三友〉、和改寫傳統知音論的〈鑒賞家〉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為拯救落難的友人賣掉視若珍寶的、明代的三塊田黃石章；後者是畫師和水果攤販之間的惺惺相惜。又如〈受戒〉的小和尚和女孩之間「好男好女」的「思無邪」之愛，純真之善。再如彷彿是重寫沈從文〈邊城〉的〈大淖紀事〉，比〈邊城〉多了些暗黑元素；但那作為考驗，反而讓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感比〈邊城〉更貼近人世，彰顯堅毅之美。

《茱萸集》是汪曾祺為台灣讀者編選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自選集，像是給台灣人的一個禮物。編選時是1987年，也就是說，汪曾祺最後十年的小說都沒有在這本集子裡。是書初版於1988年，那時汪曾祺已68歲。從台灣的中文書寫脈絡來看，1987年台灣解嚴，「去中國」的歷史進程強勢啟動。之前一年(1986)，歸僑李永平甫出版他歷時八年，深獲好評、以「苦心淬煉出的清純的中國文體」寫就的「中文現代主義」代表作《吉陵春秋》，但因為沒有生活口語及相關「生活世界」的支援，相較於汪曾祺得地利之便的明淨文體的自在隨意，反倒顯出幾許孤立無依的悲涼感。

京派的復歸／黃錦樹

文革落幕後的十年間，大陸文學爆炸，能手名家輩出，佳作如林。人民共和國肇建後迄文革結束間，將近二十年的禁錮，那被壓抑的復返，氣勢頗為驚人。台灣這裡，原以為戒嚴-美援體制下，三十年的政治高壓裡已隱然超前的華文現代文學，十年左右就被趕上，甚至快速被超過。尤其是小說――現代詩也許除外。八0年代末，也是我們這代寫作者的「學習時代」，得同時面對三重衝擊:在地的、西方的、大陸的。波赫士、馬奎斯、卡夫卡、昆德拉、福克納……等巨匠展示的現代「奇淫巧技」，在對岸都不難找到比台灣更豐富的轉換，「革命」的...

題記／汪曾祺

「小學校的鐘聲」一九四六年在《文藝復興》發表時，有一個副題：「茱萸小集之一」。原來想繼續寫幾篇，湊一個小集子。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寫下去，於是就只有「之一」，「之二」、「之三」都無消息了。現在要編一本給台灣鄉親看的集子，想起原擬的集名，因為篇數不算少，去掉一個「小」字，題為《茱萸集》。這也算完了一筆陳年舊帳。

當初取名《茱萸小集》原也沒有深意。我只是對這種植物，或不如說對這兩個字的字形有興趣。關於茱萸的典故是大家都知道的。《續齊諧記》：「費長房謂景桓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飲菊花酒。』」王維的詩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我取茱萸為集名時自然也想到這些，有點懷舊的情緒，但這和小說的內容沒有直接的關聯。如果讀者於此有所會心，自也不妨，但這不是我的本心。

我是江蘇高郵人。關於我的家鄉，外鄉人所知道的，大概只有兩件事。一是出過一個秦少游；二是出雙黃鴨蛋。一九三九年，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讀中國文學系，是沈從文先生的及門弟子。離校後教了幾年中學。一九四九年以後，當了相當長時間的文學刊物的編輯。一九六二年起在北京戲院擔任京劇編劇，至今尚未離職。

我一九四○年開始發表作品，當時我二十歲。大學時期所寫詩文都已散佚。此集的第一篇「小學校的鐘聲」可以作為那一時期的代表。這篇東西大約寫於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巴金先生主編的文學叢刊中出過一本《邂逅集》。以後寫作，一直是時斷時續。一九六二年出過通本《羊舍的夜晚》。一九八二年出過一本《江曾祺短篇小說選》，一九八五年出過小說集《晚飯花集》。近期將出版談創作的文集《晚翠文談》、《汪曾祺自選集》。散文尚未成集，須俟明春。

我的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可以視為「別裁偽體」。我年輕時有意「領異標新」。中年時曾說過：「凡是別人那樣寫過的，我就絕不再那樣寫。」現在我老了，我已無意把自己的作品區別於別人的作品。我的作品倘與別人有什麼不同，只是因為我不會寫別人那樣的作品。

我希望台灣的讀者能喜歡我的小說。

一九八七年八月下旬北京

題記／汪曾祺

「小學校的鐘聲」一九四六年在《文藝復興》發表時，有一個副題：「茱萸小集之一」。原來想繼續寫幾篇，湊一個小集子。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寫下去，於是就只有「之一」，「之二」、「之三」都無消息了。現在要編一本給台灣鄉親看的集子，想起原擬的集名，因為篇數不算少，去掉一個「小」字，題為《茱萸集》。這也算完了一筆陳年舊帳。

當初取名《茱萸小集》原也沒有深意。我只是對這種植物，或不如說對這兩個字的字形有興趣。關於茱萸的典故是大家都知道的。《續齊諧記》：「費長房謂景桓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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