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爾芙和視覺藝術
我的研究重點主要是在於,觀察吳爾芙作品中,視覺藝術與文字之間的關係。我想,以倫敦這座城市作為我研究的中心點。以此,我能看出吳爾芙的寫作技巧,串連文學、哲學與藝術的底蘊。本書企圖將吳爾芙的作品置放於現代主義的時空之中。
藉由吳爾芙對眾多文類的回應,比方說哲學、視覺藝術及評論,可以得知吳爾芙有著屬於她自己一套觀看倫敦的方式。我想,吳爾芙的這一套觀看倫敦的方式將這性別化的凝視,當作是吳爾芙特別的觀看倫敦的方式。以此研究主題,吳爾芙的寫作更得以結合城市空間與視覺藝術。
「雌雄同體」(androgyny)對吳爾芙而言是個解脫。它解決了所謂「二元對立」的問題,例如男性與女性、傳統與創新、裏與外、家園以及在外、文字與藝術。對我而言,吳爾芙的作品超脫了男性與女性生理上的對立,利用「雌雄同體」的概念,將各類文體融合(例如,詩、戲劇、散文以及小說),再加上視覺藝術的形式(例如,繪畫、電影以及攝影)。如此一來,吳爾芙更進一步,為她的敘事風格創造了嶄新的形式。
評論家們通常以性別、精神分析以及語言的使用,這三個層面,來討論吳爾芙寫作中「雌雄同體」的概念。其中,我認為,莫以(Toril Moi)和修瓦特(Elaine Showalter)兩位評論家,各自代表了二種不同方式,來分析吳爾芙的作品。
例如,修瓦特在《她們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一書中談到,吳爾芙的「雌雄同體」並未真正全面的表現女性經驗。因為,吳爾芙的作品只是一種手段,用來逃避作為一個女性,在男權社會中,所遭遇到的麻煩。吳爾芙的自殺對修瓦特而言,正表現了這「雌雄同體」情感烏托邦的失落。一個人的「房間」之所以是個安全的居所,因為女性可以在其中表現她的憤怒、反抗以及情慾。在這個牢籠中,吳爾芙她自己就是那「家中天使」,而那「房間」,正是她的墳墓。
由修瓦特的評論中,讀者們不難看出,她字裏行間透露出對吳爾芙的不耐煩。但是,在另一方面,莫以循著後解構主義的文學評論方式,將作者及其作品分開來看待以及研讀。例如,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但作品猶生。其中,如果我們以巴特的概念來理解,吳爾芙的作品被莫以視為運用語言,來解構男權社會的「二元對立」之最佳典範。端看吳爾芙如何運用語言來解構父權迷思,顛覆既有男女之二元對立。因此,莫以視她為女性作家中的天才。
其他眾多的評論家,也由女性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的論述,來加以研讀吳爾芙的作品。舉個例子來說,我認為,米勞―品克尼(Makiko Minow-Pinkney)將修瓦特及莫以的看法綜合起來,為的是在現代主義的論述框架之下,重新定義吳爾芙的「雌雄同體之心」(androgynous mind)。在現代主義之中,它成為一種象徵性的說法。
藉由重新審視敵我不分的烏托邦想像,米勞―品克尼也拒絕將作家以及其作品視為同一物。拉岡理論中,鏡像期的「錯視」,以及後來女性主義者――尤其是克麗絲提娃(Julia Kristeva)以及伊莉嘉蕾(Lucy Irigaray)對其理論的反思,都可見吳爾芙的「雌雄同體」如何成為「男權」及「他者」的平衡點。「雌雄同體」的概念,它其實也可以算是一個反撲的力量,挑戰著既有的「雄」性與「雌」性符號,以及「整個已成定局的性別」。
在〈1928-31:雌雄同體與小說的盡頭〉這一篇文章當中,約翰‧梅紛(John Mepham)解釋道,吳爾芙的「雌雄同體」概念,可以被視為是她的「現代主義宣言」。吳爾芙的作品可以說是一連串的「反小說」(anti-novels)。
因為,吳爾芙的寫作之中包括了混雜的文學體例,更可以說是集各項文類之大成。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讀者們便能更加明白,《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可視為一首「田園輓歌」(elegy),《奧蘭多》(Orlando)也能夠被看作是一部所謂的「反傳記」(anti-biography)。《浪花》(The Waves)這一部作品,則被視是為一首「閉著眼睛寫著玩的詩」(the eyeless playpoem)。更有甚者,《歲歲年年》(The Years,原名為The Pargiters),則是一大長篇「散文小說」(essay-novel)。
而一九二九年出版問世的《一個人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更是一部非小說,是由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文學理論,並與虛構人物(如莎士比亞的妹妹,Shakespear’s sister)所構成的講稿。在她戲謔的文風中,吳爾芙也以此演繹了她超越傳統文學形式的文風。
現代主義,為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提供了新的藝術表現形式。新的藝術表現形式進一步而言,亦體現了各種多樣不同的觀看方式。早在一九○六年,義大利的未來派先驅們(Italian Futurists)使用「前衛」(avant-garde)一詞,來表現他們眼之所見,以及心之所感的「現在」。「未來派」一詞――事實上所代表的,乃是一種藝術形式,其用來表現藝術家眼見的「現在」。因此,藝術家們的「現在」,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未來」的具體預言。
一如英國評論家瑞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表示,前衛藝術家們,早已在他們的作品之中,預見了未來。那些許多用來代表「未來」的眾多影像,其實是由一連串的「現在」所構成。這其中,藝術家們用來探討「未來」的面向,包括了城市、機械化進程、速度、時間與空間。
然而,現代主義的創造力並不只限於外在律動的捕捉,例如機械化、城市與速度。時間與空間的概念,總體而言,也可說是它的精髓。「時空」的概念,在現代主義的驅使之下,進而變成了一種內在的感知――就如同思想以及情緒能夠藉由語言、色彩、形狀以及符號來表達一般。觀者們在城市中所體驗到的「時空」,乃是一種內在與外在的綜合。
然而,現代主義的表現形式,意即體現了此種多元的觀看面向、感知與思考方式。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概念,可以更進一步的,在同一個時空中被體驗。正如同,觀者能夠體會出,在一幅立體派(Cubism)的畫作當中,時間的流逝,亦可同時由不同的觀看角度,顯現在於同一個空間之中(意即,同一個畫布上)。
這種「非直線性」(non-linear)的內在感知,進一步也創造了文學中的倫敦,成為作家筆下的一個「非真實城市」(unreal city)。就如同詩人艾略特(T. S. Eliot)筆下的倫敦,歷歷在目地,展現了文化的興衰。同樣的,吳爾芙的作品,亦藉由文字與視覺意象交錯,亦可化時空為感知以及情緒的圖像,體現於意識。
吳爾芙在她的寫作技巧裏,利用可見的顏色、形體以及線條,使其如同視覺藝術般,富含象徵意義。由於各種文類以及文字意象的交互使用,進一步促使流動的思考過程,使其緩緩的注入流動的生命之川。如此的寫作方式,逐漸的形成了吳爾芙獨特的寫作風格。人物的感情以及思維方式,亦不免左右了他,或者她,所見的外在城市。透過視覺以及觀看方式,投射了一種不可見的心理層面,亦或是一個夢幻式的影像。
藝術品以及視覺藝術的理念,由此觀之,成為吳爾芙本身,身為作家的涵養,也進而轉化為其寫作技巧。視覺藝術深化了作家的目光,使她能夠觀察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無奇,實際上卻唯妙的細節與變化。以此,作家才能來刻劃倫敦城市之中,人物之間的互動關係裏,所呈現出細微的內心層面。吳爾芙的寫作風格,一步一步的,引領著讀者們進入作品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內在世界的思想與情感被外放,以此視為生活經驗的軸心,在其中更是富含了象徵意義。
在吳爾芙的作品中,其特殊的寫作風格,促使著視覺與律動、思考與步行,進一步融合成為一個特別的經驗――促使內在世界不斷改變。內心世界的改變,更是同時影響了個人的觀點。外在世界,因此而成了心理層面的投射;內在情緒也可以藉由外在事物所顯現。主人翁凝視的目光交織成過去、現在和未來。城市中,片斷的視覺印象與意識,進而形成了有所感悟的此時此刻。
吳爾芙的作品,在在與視覺藝術、藝評以及哲學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連。關於這一點,可以由她與羅傑‧弗萊的友誼可見一斑。他的美學論述,對她的寫作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尤其攸關描寫人物內心感受的技巧。
透過繪畫以及寫作,弗萊與吳爾芙皆對「再現」這主題各有看法。
弗萊深信,藝術家必須畫出自己的感覺,而非死命刻畫物體的樣貌。吳爾芙透過觀察鄧肯‧葛蘭(Duncan Grant)以及華特‧史克特(Walter Sickert)的畫作,在她的倫敦寫作之中,以色彩表現了「特殊形式」。透過畫家之眼,吳爾芙轉換肉體器官之中的「眼睛」為「心眼」,體現筆下人物將內在慾望由目光投射,達到內外合一的意境與境界。
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版的《London Mercury》雜誌,第十三期,序號七十三之中,有一封非常值得重視的讀者來函。這位讀者名為查理士‧葛文禮(Charles Grinley)。他寫信給編輯,說明他訂閱此雜誌已經有三年了,但是,他未曾讀到任何一篇有關電影的評論。讀者們便由此可知,電影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尚未受到評論家的重視。或許在當時,一般人還是普遍認為,電影還算不上是一門藝術,所以並沒有討論的價值。這實在是件「不公平」的事。
然而,吳爾芙卻在一九二五及一九二六年陸續發表了她的著名小說《達洛維夫人》,以及其重要的評論短文〈電影〉。這個現象亦是顯示了她對電影的潛力所抱持的期望,即使她同時也意識到電影本身的不足之處。吳爾芙評論電影的動機在於,她看到了將電影的視覺語言運用在文學創作上的可能性。由《達洛維夫人》這部小說裏,讀者更能夠看出,吳爾芙的寫作技巧富含了許多電影技巧的實驗性。這使我聯想起了柏格森單純一刻的時間觀(pure duration),以及後來進而被德勒茲(Gilles Deleuze)運用在他的著作《電影II》(Cinema 2)一書中,所發展出的「時間影像」(the time-image)概念。
電影的視覺語言,乃是自繪畫發展而來。尚且,許多主題早已經在文學、音樂以及劇場的藝術形式中被探討。電影最初是為畫家們所發現的。尤其,米蘭的未來派以及巴黎的立體派畫家們,初步嘗試了製作電影。未來派著重於描繪外在世界的律動;立體派的藝術家們,在另一方面,則是創造出多重視角。在一九一三年,許多新的創作概念,在不同的領域之間不斷的被啟發。在其眾多的藝術領域之中,包括了繪畫、詩、音樂和戲劇。
新的創作概念,進一步激盪出各式各樣的理論以及實驗。比方說,軒博(Schönberg)徹底改變了大眾對音樂的看法。紀德(André Gide)及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作品,更是驚艷了法國文壇,作為現代主義的開端。劇場更是成為前衛電影的實驗放映場。然而,電影始終尚未成為一門藝術。
它只是被視為機械玩具般,在底層,算不上具有創造力。自一八九六年一直到一九一四年這段時間,它的發展朝向工業化以及商業化。一直到很後來的階段,電影的藝術性才慢慢開始受到重視。在二十世紀的開端,電影只不過是一種娛樂的工具。觀眾並不怎麼樣嚴謹的看待它。它只不過被批評家認定是一連串用眼看的影像,不需用腦分析或用心感受。
然而,電影語言使城市富有了象徵意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它的技巧並由「移動影像」(the movement-image)轉換為德勒茲的「時間影像」(the time-image)。法國未來派導演賈斯頓‧齊瑞伯(Gaston Quiribet),在他一九二四年所發表的電影《游移未來者》(The Fugitive Futurist)中,表達了他對於倫敦這座城市未來可能的命運及其看法。這部電影之中所包括的,乃是一種預言式的想像。
電影中的男主角,名為「拿破崙」,是個精神療養院裏的病患,宣稱他可見到一般人所不能見的各種幻象。其中包括,海平面會不斷的上升,川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會被淹沒,太空船將能夠停在國會頂上(the Houses of Parliament),還有,電車更能夠從倫敦塔鐵橋(London Bridge)下穿過。如果說,早先立體派以及未來派藝術家,把當下城市中的快速變化,看做是一種篤定而且真實的未來。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電影技巧,作為一種新的藝術形式,似乎更是一種預言式的影像,取代了先前捕捉外在速度以及變化的快感。齊瑞伯的影像,剛好印證了這心理層面的刻劃。進一步,藉由精神病患所見,視覺影像的幻滅,更加突顯其反諷意味。
吳爾芙寫作中所運用的電影技巧,例如著名小說《達洛維夫人》及短文〈電影〉之中所提到的蒙太奇(montage)以及倒敘(flashback)等等的技巧,都早在德勒茲的電影理論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
在德國表現主義(German Expressionism)的代表電影,《卡里加里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中,吳爾芙細心的注意到,電影裏那牆上閃動的黑色陰影,十足象徵著正在上演的謀殺場景。巨大而且呈現出蝌蚪狀的黑影所帶來的恐怖,正預示著那殺人兇手高高舉起他的雙臂,形成那蝌蚪的大圓頭。兇手那手中的尖刀,正形成了蝌蚪的尾巴。
這牆上的黑色陰影,使觀眾內心能夠有所感受,而不必真正看見其謀殺場景血淋淋地上演。如此一來,對吳爾芙而言,電影不再只是一連串不需用腦的動態影像,徒使眼睛觀看,而令觀者感到疲累。換句話說,電影的視覺語言,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便開始秀出情感及心理的變化――那些名為「不可見的」內心世界。這便是電影的潛力。
身為一個女性作家,吳爾芙在其寫作生涯中,亦顯示了她本身與攝影之間的深厚淵源。這淵源其來有自,尤其可以追朔到她的家庭成員,祖姨媽茱麗雅‧柯麥隆(Julia Cameron)。茱麗雅‧柯麥隆乃是一位業餘攝影家。她的女兒,在她五十歲生日那天,送給柯麥隆一部全新的照相機。從此之後,柯麥隆便強烈的迷上了攝影。
吳爾芙的母親茱莉雅‧傑克森(Julia Jackson)乃是茱麗雅‧柯麥隆最鍾愛的攝影模特兒。茱莉雅‧傑克森,同時亦是柯麥隆的姪女。柯麥隆的家中女僕們,甚至是經常來到她家中走動做客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士紳名流、畫家(例如:G. F. Watts),以及詩人(例如:Lord Tennyson)朋友們,都成了柯麥隆攝影鏡頭下的好對象。
再者,就寫作方面而言,攝影術對吳爾芙的寫作,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力。關於這一點,讀者們亦可由現代主義的美學發展脈絡而得知。
陶柏(Fox Talbot)在一八三九年,發明了相機。於此,其後的三十年之中,照相術更是被廣泛的使用於報導新聞、警局檔案、紀錄、人像攝影,以及一般的家庭相本。吳爾芙對於攝影這項課題,亦有著持續性的關注與省思。
這些由攝影所帶來的思考面向,亦在其作品《三枚金幣》(Three Guineas)之中表露無遺。在其中吳爾芙使用了五張黑白社會新聞相片,更加利用女性獨特的批判眼光,來看待男權社會中的迷思。在西班牙內戰中,那些由於戰爭而死去的婦女以及小孩,他們的照片並未受到吳爾芙的引用。原因在於,她並不願意讓他們再次受到人們目光的摧殘,在觀者的眼中,再次成為美化政治、戰爭與男權的宣傳品。
對吳爾芙本身,以及後來的羅蘭‧巴特而言,「缺席」帶來可貴的想像空間。正如她所想像的,在記憶中,與母親一同搭上通往聖‧艾維斯(St Ives)的火車,亦或是一同回到倫敦。記憶中,母親穿著的衣裳,是一件以黑色為底的洋裝裙。在上頭,有著紅色、黃色及藍色的花兒點綴著。
這般想像,不僅將記憶中的母親,帶回到吳爾芙寫作的此時此刻。
更有甚者,這腦海中照片一般清晰的記憶,同時更加顯示出了母親的「不在場」。正如同巴特的《冬園》(Winter Garden)相片,見證著他母親的「曾在此」(that-has-been)。凝視這張相片,帶給巴特極大的視覺狂喜,因為凝視觸動了他的情感以及記憶。
對巴特而言,那《冬園》不單只是一張相片。它更是巴特對母親的記憶――即是「靈光」的象徵。靈光並不可以被複製,正如讀者們與觀者們,並不擁有巴特對母親的記憶。
對讀者們與觀者們而言,那就只是一張單純的相片,跟《描像器》(Camera Lucida)一書中,巴特所引用的其他眾多照片,並不會有任何的不同。就算是真正看到了《冬園》相片,讀者們也認不出來,那照片中的八歲小女孩,正是巴特的母親。就如同讀者無法在《描像器》一書中找到這張《冬園》相片一樣。整部書,由此觀之,亦可以看做是巴特使用文字所拍攝出,記憶中母親的容顏。
超現實主義者(Surrealists),與其攝影術的精髓,也正突顯了巴特文中的「刺點」(the punctum),挑戰著觀者與其所見的相片中,那「曾在此」的人/事/物。巴特凝視照片,目光裏揭示了生死之迷,亦令人聯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指的,相片的預言性。相片中的人或物,在相片被拍攝的那一瞬間,立即脫離了其原有的時空狀態。相片的預言性在於,它預示了觀者們,那些人或物「曾在此」,但是現已不再的狀態。
班雅明也進一步的認為,相片乃是那「缺席」人或物的救贖。藉由凝視照片,觀者們因而認知了,在照片裏,漁婦目光之中,那不死的靈光。巴特的《描像器》一書,在一開始,便對沙特(Jean Paul Sartre)的《想像》(L’Imaginaire)一書致上無限的敬意,原因在於,沙特將照片視為一種認知模式。例如說,沙特能夠認出照片中的朋友皮耶(Pierre),乃是因為皮耶早在那相片被拍攝之前,已存在他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