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英國社會思想家斯賓塞(H. Spencer)認為人類社會是單線進化(unilinear evolution)的,先由原始的社會發展成君主專制的政體,再由君主專制的政體發展成民主的工業社會。依據他的理論,西方的社會是最先進的;像東方的社會、非洲的社會,都依次排列在這條線前方的某一個點上,正待機向民主的工業社會前進。
當然他的這種理論早被後期的社會學家詆為「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帶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臭味。以後的社會科學家,像史提華德(J. Steward)和李維史陀斯(Lévi-Strauss)等,都主張多線進化(multilinear evolution)的理論,認為每一個社會都具有各自的道路和指標,殊無道理必然邁過西方社會所經歷的步跡。近代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雖然使後一種理論看來更接近事實的真相,但是也並不能否認文化的傳播會促使眾多的社會無法堅持固有的軌道,不得不中途改弦易轍。
如果沒有西方強勢文化的入侵,中國顯然可以按照既有的軌轍進展下去,不必有資本主義,不必有工業社會,也不必有民主政治。在過去三千年的王朝更替中,中國人自有一己的悲歡生涯,中國文化也呈現了相當明確的自足性,無須外力的救援與輔助。但自從西方強勢文化入侵以後,這種固有的常道在價值觀念的動搖下忽然變得可疑了。首先動搖的是君主政治,其次受到衝擊的是小農經濟。君主政治不能再滿足受了西方民主思潮洗禮的知識分子的需要,小農經濟也無法饜飽嘗過工業產品甜頭的一般小民的慾求。因此,像眾多的其他「發展中」的國家,中國也不能自止地步上了工業生產和民主政治的道路。這種發展雖然不足以反證主張「多線進化」的學者們的立論,但卻可以使斯賓塞在他早已僵冷的墓穴中竊笑:「你看,不是嗎,大家都朝向民主的工業社會邁開大步!」
唯一不同的是斯賓塞當日的理論的確帶有西方人的種族優越感,認為其他種族的社會永遠追隨在西方之後,永世無能與西方世界並駕而齊驅。他絕未夢想到在短短的一百年中,東方有些社會在經濟生產上已經跑在了有些西方社會的前頭。目前在政治制度上雖然還不曾領先,但以同理推論,政治制度的光明前景也並非是不可預期,甚至可以說是指日可待的。
我這種樂觀主義,一方面固然早有事證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表現了我個人對人類智慧的信心;特別是對中國人的智慧,雖不會像西方的種族主義者視本族超越他族之上,但絕不會懷著任何自抑自卑的情結而自認己不如人。
西方的近代發展,用一句抓住要領的話來描述,就是資本主義的興起開拓出「擇優而取」的可能。資本主義以外的經濟運作方式幾乎都沒有這種可能,這就是為什麼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端而起的社會主義,不旋踵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遭受到挫敗的命運,而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汲取資本主義經驗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國也在屢起屢躓的顛蹶中歷盡了萬般的磨難和痛苦,而終於義無反顧地走上民主政制的道路。臺灣成為先鋒,龐大的中國大陸也勢必無所選擇地跟進。即使無能立刻跟進,也不過是礙於慣性的愚執,使自己的同胞多吃一些苦頭,而終有智明事順的一天到來。
這本書即是討論中國步上民主道路的過程,並指出在民主政制前途上所呈現的希望。然而,希望畢竟只是希望,把希望轉化為現實,仍待全體―我強調全體兩字―公民的覺悟和努力。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於南臺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