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自我追尋：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的比較研究

「女性嫌惡」與宗教回歸―女性主義角度的《1Q84》解讀

如果單純從出版數量來看，村上春樹新作《1Q84》的熱銷在被很多人稱為「文學終結時代」的今天似乎是個大大的例外。BOOK1和BOOK2到2009年末在開始刊行的半年時間內便銷售了225萬部，BOOK3從2010年2月5日在亞馬遜網站預約銷售開始內的12天內便突破1萬部，2010年4月16日初版發行時加上增印的部數便已經達到了70萬部。在中國、韓國、美國、義大利等國的銷售量也是一路攀升，堪稱出版界的盛事。在這樣的銷售旺景背後不可忽視的是出版商高明的銷售策略和媒體的推波助瀾，《1Q84》已經並不僅僅作為一個文學作品，而是作為一個商品在被運作和被消費。在這樣的背景下，已經很難分辨究竟有多少讀者是出於對文學作品本身的喜愛和憧憬而去閱讀和購買《1Q84》。如同小森陽一在和女作家中村うさぎ的對話中笑談的，「說是360萬人購買了《1Q84》，可真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讀過了，在BOOK2的時候，據調查『只是買了還沒讀』的人就占壓倒性的多數」。在如此喧鬧的表象之下，不僅是普通讀者，以剖析和解讀文學作品為專職的文藝評論家們似乎也不甘寂寞。《新潮》、《文學界》、《群像》等文學雜誌紛紛發表關於《1Q84》的評論專刊，並且相繼出現了《如何閱讀村上春樹〈1Q84〉》（《村上春樹『1Q84』をどう読むか》，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7月）、《1Q84研究BOOK1》（《1Q84スタディーズBOOK1》傑‧魯賓編，東京：若草書房，2009年11月）、《1Q84研究BOOK2》（《1Q84スタディーズBOOK2》小森陽一編，東京：若草書房，2010年1月）、《集中講義『1Q84』》（《集中講義『1Q84』》，風丸良彥著，東京：若草書房，2010年6月）等等一系列關於《1Q84》的評論書籍。其中既有專門的日本文學的研究者，也有法國、美國、俄國文學的研究者，以及精神分析學者、宗教學者、社會學者、音樂評論家、作家、自由文藝評論家等等各個文化領域的研究者。學者們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對《1Q84》做了各色解釋，對作品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比如加藤典洋就盛讚《1Q84》和以往的日本小說截然不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而以小森陽一為代表的論者則持批判態度，指責作品缺乏對語言功能的重視，作品人物缺乏現實感、作品中的社會性因素只是起到點綴作用等等。其中有相當多的學者，如島田裕巳、都甲幸治等，都提到《1Q84》中的善惡觀缺乏一定的標準，從而質疑作者究竟站在「雞蛋和牆」的哪一邊。而中國國內的評論除了關於《1Q84》的簡單內容介紹之外，也出現了一些學術性論文，如林少華的《之於村上春樹的物語―從〈地下世界〉到〈1Q84〉》（《外國文學》，2010年第4期）、王新新的《〈1Q84〉中的非後現代因素》（《東方叢刊》，2010‧2）等。2012年6月山東文藝出版社還翻譯出版了前文提到的由河出書房新社編輯部彙編的《村上春樹『1Q84』縱橫談》的文集。

本節擬結合《挪威的森林》、《斯普特尼克戀人》等村上春樹以往的作品，從女性主義文學角度對《1Q84》BOOK1、2、3做一綜合評述。在以往的研究中，從女性主義文學視角分析村上作品的力作有上野千鶴子、小倉千加子、富岡多惠子的《男流文學論》（『男流文學論』東京：筑摩書房，1992年）中關於《挪威的森林》的對談、渡邊みえこ的《無法言說的事物：村上春樹的女性表象》（《語り得ぬもの：村上春樹の女性表象》，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9年）等。另外，內田樹關於村上作品中父親角色缺失的論述也可作為女性主義角度論述的重要參照。關於《1Q84》的女性主義角度的解讀在《1Q84研究BOOK2》中作為「性別和暴力」的一個系列，收錄了村上陽子、岩川大佑的論述。這兩位論者均為參加小森陽一每週一次文學研討會的東京大學大學院的年輕學子，從其論述格調及內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森先生的影子。精神分析學者齋藤環的一些論文也具有女性主義分析的因素。本文將在以上論文的基礎上，從村上春樹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嫌惡」傾向入手，考察在《1Q84》中村上企圖擺脫這種傾向的努力及這種努力最終歸於失敗的過程。

一、村上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嫌惡」傾向

雖然村上春樹在寫作初期立誓不寫「性」與「死亡」，不過隨著創作的深入，這兩個主題已經構成村上作品不可或缺的內容。而他的作品中所體現的女性的性慾內涵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從《挪威的森林》（1987年）、《斯普特尼克戀人》（1999年）、到《海邊的卡夫卡》（2002年）幾部作品對女性性慾的描寫。

渡邊みえこ曾經著重分析過在《挪威的森林》中，使直子的室友玲子精神崩潰的有同性戀傾向的「那個孩子」的人物意義。在以往的研究論文中，很少有人注意過這個連特定的名字也沒有的人物在文中所起的作用。《挪威的森林》發表於1987年，作品中的時間設定在1969年的秋天。如同井桁碧所提到的，在日本近代「處女純潔」思想限制了女性對自己性慾的認識，女性只是作為男性慾望的客體而存在，女性自己的性慾被認為是一種「污穢」。而女性同性戀更是被視為異端而為人不齒。事實上，日本精神醫學會直到1995年才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名錄上刪除掉。並且，即使是同性戀，男性同性戀和女性同性戀的社會認知度也是完全不一樣。在古希臘，尋找俊美的少年作為伴侶被認為是貴族們的正當消遣；中國古代也一直有所謂「斷袖之癖」，在《紅樓夢》等經典著作中都對此有所描寫。但女性同性戀的描寫在整個世界文學作品中都是不多見的。所以，在《挪威的森林》中，關於「那個孩子」的描寫總體是趨於否定的。即使她擁有驚人的美貌，但內面卻是「為了保護自己而坦然地傷害別人，謊話連篇，會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東西」。她在沒有達到和玲子成為同性戀伴侶的目的的時候，偽造了種種假象，散佈謠言，直接導致玲子的精神再次崩潰。文中「那個孩子」和玲子的同性戀行為的描寫是通過玲子對主人公渡邊的敘述形式表現的，如渡邊みえこ所說，這其中存在著一個表述和事實的矛盾：玲子在受到「那個孩子」的同性戀行為的撫慰的時候，事實上性的愉悅度是很高的，超過了和丈夫在一起的感覺。但是，她所描述的口吻卻是嫌惡的，相應地帶給讀者的感覺也是這種同性戀行為是醜惡的、不潔的。也就是說，玲子自身對於同性戀行為最大的恐懼不是這種同性戀行為本身，而是自己在這種被認為是異端的性行為中感到了性愉悅。為了對抗這種恐懼，或者說為了清除這種「不潔感」，玲子其實所採取的「祛穢」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和丈夫的正常性行為，「讓他擁抱我，就像祛穢一樣」。不過這種方式並沒有什麼效果；第二種，就是如同基督教教徒對神父的「告白」一樣，對男性主人公渡邊用語言的形式將整個事件敘述了出來。而且，在踏入新生活之前，和渡邊發生了性行為。這種性行為如果從玲子的角度進行解讀的話，完全可以看做是類似「祛穢」的一種儀式。

而《挪威的森林》中女主人公直子的性慾則體現了典型的女性對「性高潮」的不潔感。直子雖然和青梅竹馬的キズキ一直有青春期的性接觸，但卻只是將其作為成長的正常過程，唯一一次真正的性行為和性高潮是二十歲生日時和渡邊體驗的。而這次性行為也成為了直子進入精神療養院的直接契機。與文中玲子和直子兩位女性的對性的不潔感相反，渡邊、永澤等男性對性有著明確的不加掩飾的欲求。雖然也會對自己的放蕩行為有所反省，但是「不能不這麼做。我的身體十分饑渴，渴求和女人睡覺」，即使「我和她們睡覺的時候一直在想直子」，然而「越是想念我的身體越是感到分外飢餓和渴求」。這樣的描述鮮明地體現出男性將「愛」與「性」分開的心理特徵。

「女性嫌惡」與宗教回歸―女性主義角度的《1Q84》解讀

如果單純從出版數量來看，村上春樹新作《1Q84》的熱銷在被很多人稱為「文學終結時代」的今天似乎是個大大的例外。BOOK1和BOOK2到2009年末在開始刊行的半年時間內便銷售了225萬部，BOOK3從2010年2月5日在亞馬遜網站預約銷售開始內的12天內便突破1萬部，2010年4月16日初版發行時加上增印的部數便已經達到了70萬部。在中國、韓國、美國、義大利等國的銷售量也是一路攀升，堪稱出版界的盛事。在這樣的銷售旺景背後不可忽視的是出版商高明的銷售策略和媒體的推波助瀾，《1Q84》已經並不僅僅...

眾所周知，夏目漱石可以說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人，他的地位與價值經過一個多世紀歷史的檢驗仍然被證明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生於1867年，逝於1916年，經歷了日本剛剛踏上現代化道路、初顯侵略傾向的整個明治時期。就如同中國文學史上的魯迅一樣，夏目漱石不僅是那個時代的文壇領軍人物，而且是那個時代的思想界代表者。出生於1949年的村上春樹在當代日本文壇的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雖然作為當代作家，其作品的價值還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但是就目前村上春樹作品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度來說，他無疑將成為一位即使經過時光沖刷仍然能夠被記住的文學者。日本當代著名文論家柄谷行人曾經在《歷史與反覆》一書中論述過近代日本歷史發展中以六十年為週期的反覆性。他從按照西曆思考和按照日本的年號來思考所產生的「視差」中，找出了歷史的某種反覆性結構。在書中，柄谷列出了這樣一個對比性圖表：



明治 昭和

（十年 西南戰爭） （十一年 「二二六事件」）

二十二年 憲法頒佈 二十一年 新憲法公佈

二十七年 日清戰爭 二十六年 媾和會議日美安保條約

三十七年 日俄戰爭 三十五年 安保鬥爭新安保條約

三十九年 東京奧運會

四十三年 吞併韓國、大逆事件 四十三年 全共鬥運動

四十四年 修改條約 四十四年 沖繩返還

四十五年 乃木將軍殉葬 四十五年 三島由紀夫自殺

對此，柄谷進行了如此的詮釋：「在此，可以看見用西曆思考時看不到的平行性。這裡異常顯著的呼應關係顯示的全部都是日本確立近代國家體制，實現經濟發展，修改不平等條約，成為與西方列強並肩前進的國家的過程」。而從這個圖表中，筆者注意到，圖中所列舉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也正是在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樹的文學歷程中佔有重要地位，甚而是形成兩者文學基石的基本點。漱石和村上也正是在這些事件中度過了自己至為重要的青少年及中年時期。明治二十七年日清戰爭爆發，其時漱石二十八歲；明治四十五年乃木將軍殉葬，其時漱石四十六歲。這些事件在他幾乎所有重要作品中都有涉及。昭和三十五年安保鬥爭，其時村上十一歲；昭和四十三年全共鬥運動，其時村上十九歲。而這些歷史事件也在村上的眾多作品中構成了極其重要的背景材料。如果按照柄谷的說法，這些事件所構成的「歷史」在明治和昭和時期呈現了「反覆」的結構，那麼，對比討論在如此「反覆」的「歷史」中生活的漱石和村上的文學，將會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有意義的工作。具體來說，這種對比研究會使我們對如下一些方面的問題有所啟示：

首先，作為分別處於日本現代和後現代時代的代表作家，通過對他們作品及思想的梳理與比較，將會管窺到日本在現代化道路上懸而未決的一些關鍵問題―如現代性主體的建立、日本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等等―的認識軌跡，從而促使我們對日本的現代―後現代道路進行總結反思。日本的現代化道路雖然由於侵略戰爭的失敗被證明是存在重大失誤的，但戰爭責任一直未被認真追究，致使至今為止日本知識界對侵略戰爭的認識仍有很多隱患存在。日本知識分子一直有「被專門化」、用所謂「知識性態度」處理一切思想資源的傾向。尤其是經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大學紛爭」運動的失敗後，這種傾向愈加嚴重。而本書論述的一個核心出發點在於陳述文學與文學的主體―作家乃至知識分子階層所代表的審美現代性應該，也能夠構成對社會學意義上的「現代」、「後現代」時代進行反思的力量。雖然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樹在保持知識分子獨立思考力的程度、特徵、目的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們至少都做過很多切實的努力，這一點應該得到承認和提倡。

其次，通過對日本現代―後現代道路的探討，我們對「現代」、「後現代」、「現代性」這些起源於西方的舶來概念的內涵將會有一些新的認識。對於中國、日本等東亞各國，在二十世紀初被動地被西方國家拖入全球化浪潮之後，似乎對現代化、現代性這些舶來概念還處於懵懵懂懂的狀態中，在七八十年代卻又突然被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大潮席捲包圍。在新世紀我們應該對這一過程做出沉澱後的反思。作為非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不單純地照搬和推崇西方理論術語，而是從這種民族文化主體性出發，探討「戲擬」（mimicry）化的過程和存在的問題，為今後的思想發展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做出預測，這應該成為一種社會責任。而日本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國，其現代―後現代的發展軌跡與我們有很多相互對應並提供借鑒與教訓的地方。例如對於中日兩國來說，「現代性」都不僅意味著「古今之爭」，也意味著「東西之爭」；在面對「西方」這個「他者」的時候，兩國都產生了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傾向，但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傾向在何種程度上是合理的？在經歷過刻骨銘心的戰爭傷痛之後，探究這段被學者們稱為「相互纏繞的」5現代發展道路在相當的程度上也是在探究我們自身；如果說二戰的戰敗國身分使日本的國體喪失了絕對性，從而為日本國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意義上的個人―自由的主體―創造了有利條件的話，那麼中國社會革命的勝利和具有真正主體性的現代個人又有著什麼樣的關聯呢？這樣的比較讓我們思考精神思想領域的現代化與社會現代化的關係問題；而在個人的真正主體性似乎還未徹底建立的時候，中國和日本在七八十年代都匆忙進入了「後現代」社會，那麼此時在西方成為被「解構」對象的「中心」在東亞究竟指是什麼呢？我們又以什麼標準判斷精神領域的「後現代」已經來臨？本書希望在這一方面對中國知識界提供一些啟示。

同時，將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樹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的方式也會使我們對兩位作家的專題研究中一些未被注意的問題加以重視。夏目漱石作為一個已被定論為日本近代文學論壇第一人的作家，關於其的研究是多不勝數的。但很遺憾的是，中國國內的研究者絕大部分都是重複論述日本學者的一些觀點，缺乏作為中國研究者的立足點6。村上春樹研究倒是由於小資們對「村上熱」的追捧，國內研究界近年來呈現少有的熱鬧場景，特別是一些有關村上文學的專業論著也在第一時間被翻譯過來，在日本文學研究領域實屬少見。不過，其在全世界領域被廣泛接受的事實，讓很多研究者著眼於村上作品中所謂的「世界性因素」：似乎因為我們現在也和日本一樣，處於後消費時代的大潮中，所以自然會對作品中的爵士樂、名牌、一絲頹廢的小資情調等等產生了超越國境的共鳴。雖然日本文學評論界對村上春樹褒獎的不多，但其原因也恰恰是認為其沒有「日本性」，過於「世界性」。也即是說，「世界性」是日本國內外對村上春樹的普遍認識。但筆者認為，固然由於村上春樹的知識結構，他直接受日本文學傳統的影響的確不顯見，不過，在根本的精神風格上，他倒恰恰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共鬥」之後知識分子（儘管其精英性沒有夏目漱石明顯）的思想特徵。而且，過於重視村上春樹的「世界性」因素是具有迷惑性和危險性的，這很容易讓我們失去評論者應有的警惕和判斷力，疏忽村上作品中所隱藏的某些對日本近代過程的妥協傾向。比如小森陽一提到的《海邊的卡夫卡》一文中表現的對整個日本民族「近代戰爭創傷」進行「治癒」的作品特徵。所以，將作為日本「後現代」代表作家的村上春樹和「現代」代表的作家夏目漱石列為日本知識分子思想發展軌跡的兩個亮點，在寬闊的文化視野下，討論其思想發展的承繼性和獨特性，對兩位作家的專題研究也是有一定啟發的。

眾所周知，夏目漱石可以說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人，他的地位與價值經過一個多世紀歷史的檢驗仍然被證明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生於1867年，逝於1916年，經歷了日本剛剛踏上現代化道路、初顯侵略傾向的整個明治時期。就如同中國文學史上的魯迅一樣，夏目漱石不僅是那個時代的文壇領軍人物，而且是那個時代的思想界代表者。出生於1949年的村上春樹在當代日本文壇的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雖然作為當代作家，其作品的價值還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但是就目前村上春樹作品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度來說，他無疑將成為一位即使經過時光沖刷仍然能夠被記...

前　言　 作為「問題」的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

第一章　 「自我」與現代及後現代─以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的戀愛小說為中心
第一節　 戀愛與「自我」的悖論―《三四郎》中作為主體的男性與作為「他者」的女性
第二節　 自我‧戀愛‧語言―村上春樹作品人物的「自他未分化」現象研究

第二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的「女性蔑視」
第一節　 「女性嫌惡」與宗教回歸―女性主義角度的《1Q84》解讀
第二節　 「女性蔑視」傾向的體現與破綻―性差（gender）視角的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比較研究

第三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的中國觀比較研究
第一節　夏目漱石的中國觀解析―以《滿韓處處》為例
第二節　 作為「符號」的中國―從《諾門罕的鐵的墓場》看村上春樹的中國觀

第四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文學」的功能
第一節　 文學的形而上意義―夏目漱石對「文學」內涵的追尋
第二節　 「物語」與「療癒」―村上春樹的「小說」觀解

終　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日本文學者的精英意識─從村上春樹對夏目漱石的「誤讀」談起
附錄一　夏目漱石研究略史
附錄二　村上春樹研究略史
附錄三　 試論知識分子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從明治知識分子對文化身份的探詢談起
參考書目
後記

前　言　 作為「問題」的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

第一章　 「自我」與現代及後現代─以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的戀愛小說為中心
第一節　 戀愛與「自我」的悖論―《三四郎》中作為主體的男性與作為「他者」的女性
第二節　 自我‧戀愛‧語言―村上春樹作品人物的「自他未分化」現象研究

第二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的「女性蔑視」
第一節　 「女性嫌惡」與宗教回歸―女性主義角度的《1Q84》解讀
第二節　 「女性蔑視」傾向的體現與破綻―性差（gender）視角的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比較研究

第三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的中國觀比較研究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