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歐陽健
我對晚清小說的研究,是由《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派生出的。為編纂《總目提要》,我曾遍訪北至哈爾濱、南至昆明、西至蘭州的全國六十多家圖書館,讀了大量以往不曾接觸的原版晚清小說,久久沉浸於「發現」的喜悅和興奮中。我發現,自唐代至清末的通俗白話小說總量1164部,而自1901至1911年十年中就有529部,幾乎占了一千二百年總量的一半。而魯迅以為,庚子國變後,「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故稱晚清小說為「譴責小說」,頗有貶抑之意;還有人以為,晚清小說是改良主義的,按照某種極其簡單的邏輯:改良就是保皇,保皇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更是應當澈底否定。晚清小說的異常繁榮,誘使我苦苦思索:既然「政府不足與圖治」,大家都起來革命好了,寫小說幹什麼呢?我一心要找到,是什麼原因激發了晚清作家的創作熱情?
通過閱讀《光緒朝東華錄》、《清末籌備立憲檔案》等原始史料,恍然發現: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上諭宣佈的「新政」,恰是一場真正的改革,這方是晚清小說繁榮的契機。而幾乎所有正統《近代史》著作,在「義和團」一章之後便是「辛亥革命」,「新政」要麼被含糊地忽略,要麼稱之為「消弭革命的騙局」,這就造成了認識的失誤。在我提出「新政」是一場真正改革這一見解的三年之後,史學界方有夏東元先生的「西太后取締戊戌變法,但歷史潮流促使她又不得不在義和團運動後,也搞起立憲。有人說她的維新立憲是假的,不確切。有假也有真。她實行戊戌變法所未實現的一些經濟政策,出現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黃金時期,這就是『真』,但她要保持專制統治,不可能搞民主政治,這就與戊戌變法要實行民主政治相背,這就是『假』」(〈論清末「新政」在經濟和政治關係上的矛盾―為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作〉,《學術月刊》1991年第8期),部分認可西太后的「新政」;正面評價與認可「新政」,則是二十一世紀的事了。
通過對大量晚清小說的深入剖析,用改革開放的眼光重新審視其豐富遺產,揭示改革是晚清小說繁榮的根本原因,從而萌生了構建以「新小說」的概念來取代「譴責小說」、突破晚清小說研究中的思維定勢的《晚清新小說史》的想法,在陸續發表的〈晚清新小說的開山之作―重評《新中國未來記》〉、〈論1902-1903年外國題材的改革小說〉、《論1903年新小說的愛國主題》、〈愛國志士對於改革維新的深層次思考―《老殘遊記》新論〉、〈《癡人說夢記》在晚清新小說史上的地位〉等論文中,我都使用了「新小說」、「改革小說」的概念。1991年10月在上海「首屆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大會發言講〈《市聲》:民族資產階級初登歷史舞臺的心聲〉,即席吟〈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口占〉:
改革何須添引號①?幸知清末無《萃編》②。12
但從稗說尋真諦③,不問史家舊係年④。34
雖欲突出「新小說」之概念,但我的三本晚清小說史(《晚清小說簡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晚清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晚清小說簡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分別是《古代小說評介叢書》、《中國小說史叢書》、《古代小說斷代簡史叢書》的一種,受體例限制,未能如願。1995年5月杭州《中國小說史叢書》審稿會,我已將書稿定為《晚清新小說史》,理由是:其一,拈出「新小說」—詞,以「改革」二字貫串其中;其二,劃分「發軔」、「第一高峰」、「第二高峰」、「餘波」四個階段,稍顯其演進之跡;其三,於幾大名著,都力圖提出新見,且與全書基調一致;其四,於若干為前人所輕忽之作,亦有所發現、采擷。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助理陳慶惠先生頗為贊同,認為大有新意;告知主編侯忠義先生,也以為未嘗不可。不料被浙江古籍出版社總編輯蕭欣橋先生察覺,執意要將「新」字去掉,以保持體例一致,還得補寫「晚清時期的其他小說」一章,侯忠義先生哈哈一樂,我只好從命,補寫了第五章「晚清時期的其他小說」,其第一節為「傳奇異書《笏山記》」,第二節為「言情佳構《劍花洞》」,第三節為「講史新篇《吳三桂演義》」。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古代小說斷代簡史叢書》時,晚清小說研究有了新突破,一是肯定了《吳三桂演義》黃小配的作品,二是發現了他的《鏡中影》,三是發現了他寫作《新漢建國志》的線索,這本《晚清小說簡史》,該是地地道道的《晚清新小說簡史》了。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秀威文哲叢書」,承秀威文哲叢書主編韓晗先生青睞,擬將《晚清小說簡史》列入學術文庫,感到不勝榮幸。此次新版,除改為繁體排版之外,將書名確定為《晚清新小說簡史》,使之名實相副。
2015年3月12日 寫於自由行赴臺之前夕
① 范伯群先生謂:「改革開放」為近代小說題材四大熱點之一,余笑問曰:「可否去掉引號?」范公頷之。
② 姜東賦先生考得《檮杌萃編》非晚清小說,既糾正余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之誤,尤可防余擬撰《晚清新小說史》之再誤。
③ 黃霖先生謂,當從文學的實際情況立論,大得我心。
④ 余在會上發言,以為「近代小說」不是史家劃定的近代史範圍內的小說,而是具有近代精神的小說,與會諸公,幸不以悖謬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