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詩學與民族文化

【李白流夜郎赦歸經湘漢行跡考辨】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李白終因從璘之事被判長流夜郎，遂由潯陽溯江而上，至江夏、漢陽，再泛洞庭，上三峽，抵巫山。時已次年之春，大赦令頒，承恩東返。這段行跡，於太白詩集中歷歷可考，故向無異議。但對於其赦歸之後所行，則有不同之說，分歧之點在於湘漢一帶，據北宋曾鞏〈李太白文集〉 云：太白「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複如潯陽」。（一）、而清人王琦、黃錫圭分別所著之〈李太白年譜〉 及今人詹鍈先生所著之《李白詩文繫年》 等，則謂太白於乾元二年「還憩江夏、岳陽。」「復如潯陽」，（二）、其中詹鍈先生還認為憩江夏岳陽後旋赴零陵，次年再歸至巴陵江夏，（三）、然後「復如潯陽」。諸譜十分通行，頗具權威，故其說幾成定論，而曾鞏之說則往往被人忽略。

那麼，李白湘漢行跡是否果如諸譜所言呢？核之當時交通線路，令人不免疑竇橫生。因其流放與赦歸，均須沿長江而行。去歲赴夜郎，由東向西溯江而上，故經江夏而泛洞庭（岳陽）。次年遇赦歸，由西向東順江而下，理當先憩岳陽繼赴江夏，正如曾鞏〈後序〉所記。若依諸譜所言，出峽江下荊門之後，未憩岳陽便達江夏，已是不可思議，既至江夏，不繼續東下，卻又掉過頭來，西上岳陽，盤桓淹留後方再返江夏東歸。這段行程，往復徘徊，且與上年行跡完全重合，構成一個環形軌跡，更是有悖於常理，亦不合太白急欲與家人團聚的心理。因而猶如紛亂撲朔的迷團，令人費解，難於信服。

當然，懷疑並不能代替事實，若事出有因，也不能排除太白徘徊湘漢的可能性。在此不妨考察一下諸譜之說的根據，即有關詩文繫年之準確性，由此證實本年赦歸後太白是否存在再由江夏赴岳陽之行。因記載李白行蹤最詳的是詹鍈先生《李白詩文繫年》，差不多包括了諸譜的主要依據，故本文將主要就《繫年》的有關部分予以商榷。

《繫年》於乾元二年繫詩四十餘首，分別作於流放末期及遇赦初歸之時的江夏、岳陽、零陵等地。其中江夏之作十三首，江夏至岳陽途中之作二首。江夏詩中有〈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一首。詩云：「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證明太白至江夏為本年，諸詩均依此而繫。中有二詩題為〈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卻之武陵，立馬贈別〉、〈將遊衡岳過漢陽雙松亭留別族弟浮屠談皓〉。另外，其由江夏赴岳陽途中之二詩題為〈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裴待御〉。此四詩可視作諸譜之說的主要根據，《繫年》正是據此而謂太白本年「九夏居江夏，至梧桐葉黃之時去衡岳」。然細加考察，此四首詩除其寫作地點無疑外，寫作時間定於本年則大可商榷。

關於江夏啟程赴湘時之二詩，先看第一首〈博平鄭太守……立馬贈別〉，黃錫圭《李太白年譜》繫此詩於次年（上元元年），《繫年》繫於乾元二年之理由為：「既稱『博平鄭太守』，當在天寶之後。詩云：『都忘虎竹貴，且與荷衣樂。』疑在太白暮年歸隱之時，姑繫於此。」看來詹鍈先生亦覺其據不夠充分，故以十分審慎的態度用了揣測之詞。學界對此說已有質疑。如有人指出詩中所反映的責備時人不好士，並以侯贏一類豪士自況的思想還是在去朝以後安史之亂前這一段時期最為強烈；又認為若繫於安史亂起後的乾元二年，以身為局勢混亂地區的河北博州太守四處訪友，於理不合。（四）、而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題目中「博平鄭太守」這一地名與職官稱謂。檢《舊唐書‧職官志三》：「刺史一員」，注云：「天寶元年改州為郡，置太守；乾元元年改郡為州，置刺史。」《地理志四》：「博州，天寶元年改為博平郡，乾元元年復為博州。」這就清楚不過了，官稱太守和地名博平均只在天寶元年至乾元元年之間，乾元元年便又恢復刺史和博州舊名，《繫年》據太守改名之上限而謂詩作於天寶之後，卻未考其下限，亦未考地名之變更，故繫年未免偏晚。由此知博平鄭太守之訪當在乾元元年之前，此詩非乾元二年所作明矣。

第二首〈將遊衡岳……留別族弟浮屠淡皓〉。黃錫圭《李譜》謂其為乾元元年流放途中遊衡岳所作，《繫年》以此詩有「青蠅一相點，流落此時同」之句而「疑指流夜郎事而言」，故繫之於乾元二年。對此仍有可商之處。因為即使是流夜郎後之詩，亦應以去年西上由江夏赴洞庭期間所作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以「青蠅」喻流放事未免牽強。按此典出自《詩‧小雅‧青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後世皆以之喻進讒言之佞人，形容君子易被其誣陷中傷，如王充《論衡‧商蟲》所謂「讒言傷善，青蠅汙白」。考太白生平，曾歷兩次重大波折，一是長安去朝歸山，一是此次長流夜郎，兩次打擊，緣由各異，太白對之亦有不同之反應。前者具體原因難詳，但被人謗諂是十分明顯，故太白去朝之後，言及此事，每每以青蠅玷玉來喻己之被讒，其〈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詩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王琦注引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注云：「蓋青蠅遺糞白璧之上，致成點汙，以比讒譖之言能使修潔之士致招罪尤。」其他如〈書情贈蔡舍人雄〉：「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雪讒詩贈友人〉：「白璧何辜，青蠅屢前」；〈贈溧陽宋少府〉：「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鞠歌行〉：「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這些均為去朝後安史亂前敘其長安遭讒失志之經歷而作，表現出對讒佞小人十分憎惡鄙視之情，激昂悲憤，毫無妥協之意。對於從璘被放一事，雖然受害更重，但卻是事出有故，且不乏為之推覆清雪者，談不上遭讒，巳不適合用「青蠅」之典，故太白之態度與前者相異。所謂「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或自歎自憐，企求援引，望君施恩，察其心志，如〈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所云：「珍禽在羅網，微命若游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獄中上崔相渙〉亦謂：「羽翼三元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這類語句比比皆是，卻未再用「青蠅」之典。由此不難看出，此詩之「青蠅」句與被流無涉，而恰恰證明其寫作時間與長安去朝之初所作諸詩相近，至遲也不當晚於天寶末。斷非流放赦歸後之乾元二年。

至於〈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和〈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裴侍御〉這兩首由江夏赴岳陽途中之詩，同樣非本年所作。按二詩均為與「裴侍御」贈答之篇。《繫年》於前詩之考證中引〈求闕齋讀書錄〉：「石頭驛在嘉魚之上，白螺磯之下，去岳州百五十里。公時在江夏，裴以月之初三、四至石頭驛，約公速行，將以十五同泛洞庭，公答此詩時巳過十五矣。原注稱石頭在金陵，失之矣。」意謂裴先赴巴陵，途中寄詩太白，促其速行，約定月滿共聚於岳州，大白答詩時已過其期。除以上二詩外，另有三首贈裴侍御詩，題為〈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酬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酬裴侍御留岫師彈琴見寄〉，詹鍈先生均繫之於前二首之後，謂其作於巴陵而非金陵，甚為精當，說明太白雖未如期抵達，但在稍後不久即與之泛舟洞庭，相互贈酬。然而，這段交往是否為乾元二年之事呢？欲知答案，不妨先看看裴侍御其人。檢〈光緒重修湖南通志‧流寓〉：「裴隱，官侍御，謫居岳州，與岫道人鼓琴自娛，李白流夜郎過之，相與唱和遊宴。」詹鍈先生亦以裴侍御即裴隱，則其此次赴岳州乃被謫無疑。那麼，裴之被謫又在何時呢？按太白有〈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一詩，王琦注云：「西塞驛，當在西塞山邊。」又引〈元和郡縣誌〉，「西塞山，在鄂州武昌縣東八十五裡」，則其詩乃太白流放途中將抵武昌時作，《繫年》編於乾元元年，甚是。詩云：「揚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王琦注曰：「裴隱，疑亦當時逐臣，故用賈誼投沙事。」這就說明裴之被謫與太白之被放時間相近。且由「已先投沙伴」一句還可知此時裴隱亦已啟程，與太白先後乘船溯江西上，太白船快，先至西塞，將達鄂州，而裴尚在江南地界，故太白於此「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詩中又有「龍怪潛溟波，候時救炎旱」；時為乾元元年之夏也。再觀前面江上贈裴之二詩，亦分明為二人分乘船只次第西行於赴岳之江路，不過位序顛倒，裴隱反先行於前罷了。這就不能不令人生疑，鄂嶽之間相距不過數日之程，既然當乾元元年夏太白行近鄂州時裴隱即亦啟程赴貶所，且太白至江夏後還滯留時日，至秋日方續行，何以於次年太白赦歸還於江夏時，裴氏竟仍未達岳州，而且二人尚得以再度次第而行，相約於清秋之季同泛洞庭。如此巧合實在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可見以此二詩為乾元二年之作是多麼牽強，實際上除了以之與〈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一道視為乾元元年先後之作外，其他任何解釋都是難於成立的。這在太白到達巴陵後贈裴之詩中亦右得到證明。〈酬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云：「禍連積怨生，事及徂川往，渺然一水隔，何由稅歸鞅？日夕聽猿愁，懷賢盈夢想。」正是其流放未赦前實情與心境表現。其中「何由稅歸鞅」一句出自謝朓〈京路夜發〉：「故鄉邈已夐，山川修且廣。……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言其身不由已，無法休息，難以歸家。這使說明太白與裴隱唱酬於流放之途，而非赦歸之後。即二人均於乾元元年相繼啟行，太白船行較快，先達鄂州，因在江夏滯留稍長，故裴隱反倒行於其先，且於將抵岳州之石頭驛寄詩相催，約期月滿泛洞庭，稍後二人便於岳州相聚酬唱。〈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即此次答裴之詩，而〈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裴侍御〉則是其後近於岳州時所贈，二詩皆作於乾元元年無疑。

以上四詩既均非乾元二年所作，則諸譜之說即失去依據，本年太白赦歸後先至江夏再返岳陽之可能性即可排除。諸譜乙太白於湘漢間徘徊，不僅於理不合，還導致其他與之相關之疏誤。如《繫年》謂太白本年（乾元二年）秋由江夏返岳陽，遊零陵，至次年（上元元年）春再歸岳陽，然後歸至江夏。故於上元元年繫詩中先列〈春滯沅湘有懷山中〉、〈送儲邕之武昌〉，次列〈早春寄王漢陽〉、〈望漢陽柳色寄王宰〉等。意調前二首作於巴陵，後者作於江夏。然細味其意即可感兩地之作時令相牴牾。按〈早春寄王漢陽〉詩云：「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昌，陌頭楊柳黃金色。」聯繫詩題可知正為早春，則太白之達江夏當在春還之前，至遲當在去冬之末。而〈春滯沅湘有懷山中〉詩則云：「沅湘春色還，風暖煙草綠」，分明已是仲春麗景，此時尚滯沅湘，未見詩中有即刻動身之意，其與江夏之詩相觸，顯而易見。既然在初達江夏時尚未識春還，安得又先於沅湘已迎得春歸，見風暖草薰？可見其非本年所作。不僅如此，再將其與赦歸後至巴陵所作其他詩篇相對照，更可以現彼此心志殊異。因此時正值亂離，急需國士之際，故太白雖歷經磨難而壯心不已，仍期效力於國。「握東籬下，淵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臨江王節士歌〉），便是此時懷抱的表露。而上面這首〈春滯沅湘有懷山中〉則寫道，「余非懷沙客，但美采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於此足。」曠達閒適，意欲歸隱，既無遭受放逐之跡，更無百折不撓之志。恰與天寶中去朝後之心境相吻合，知其同〈博平鄭太守……見訪，卻之武陵，立馬贈別〉、〈將遊衡岳……留別族弟浮屠談皓〉二詩相隔不久，均為天寶後期赴衡岳陽時所作，《繫年》因將乾元二年末至上元元年春太白江夏之行割裂為二次，將此沅湘之作編於上元元年春，失之矣。

這樣，太白赦歸之初行止之疑即可冰釋，知曾鞏《李太白集後序》所記較為確切。試稍作勾勒：乾元二年，太白流夜郎至巫山遇赦，遂沿江而下，經三峽，出荊門而憩岳陽，此時已當本年之秋，又曾赴零陵等地作短暫之遊，再繼續順江東下，於年內抵達漢陽、江夏，在江夏滯留至明年春後便逕歸江東、潯陽。



【李白〈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甄辨】

《全唐詩》卷一八五載李白〈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詩云：

　　　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台鶴，高棲瓊樹枝。

　　　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

　　　珍禽在羅網，微命若游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

此詩又見於同書卷二百一岑參集中。題作〈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文字略有差異：「好」作「暖」，「周周」作「周南」，「漢水」作「谿水」。其題注云：「一作無名氏詩，一作李白詩，一本題上有『賦得鶴』三字。」對這首重出詩，研究李、岑的專家們或存疑，或各執己見，未能斷定。筆者以為此詩當為李白所作，後人誤入《岑參集》中。

按此詩於宋人楊齊賢注《李翰林集》無載，最早見於《文苑英華》卷二六九，作李白詩。嚴羽《滄浪詩話‧考證》云：「《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云：（詩略）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此後又載於明胡震亨《李詩通》卷二一附錄，題作〈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載此於卷三十〈詩文拾遺〉，題作〈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題注「詩題一本多賦得鶴三字」，第三聯首句「歸飛晴日好」作「歸飛晴日暖」。王注云：「末二聯或是太白在潯陽獄中之作，所謂崔相公者即是崔渙，似亦近之。而岑參集中亦載此詩，一云無名氏詩」。均未最後肯定。據詹鍈先生推測，胡本乃出自魏顥《李翰林集》及宋敏求、曾鞏所編次本之系統，當有所據，以上說明自宋人起即已視之為李白之作。再檢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排印本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卷五《未編年詩、賦、文、銘》載有此詩。題無「賦得鶴」三字。其校云：「本詩底本（指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十五年熊相濟南刊本《岑嘉州詩》七卷）、明抄本（黃丕烈藏明抄八卷本《岑嘉州詩集》）、吳校（明刊吳慈培校並補目《岑嘉州集》）均不載，此據《全唐詩》」。實際上諸本岑參集均不載此詩，唯《全唐詩》重出載之，不足為憑，由此知王琦之謂近是，似應為李白繫獄後所作。

陳、侯《岑參集校注》於此詩注云：「司馬，即行軍司馬。相公，對宰相的稱呼。按，崔渙至德元載七月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白繫潯陽獄時，『渙充江淮宣慰選補使』（參見《舊唐書‧崔渙傳》及《通鑒》）。宣諭選補使掌宣諭王命，平反獄訟等事，並知選舉，非軍職，似不得稱『幕』。另，李白當時既在獄中，亦似不得為此送行之詩。又此詩太白集諸本多不載，故疑非白作。」歸納之，其疑之證有三：其一，崔渙所任非軍職，不宜稱幕；其二，太白時在獄中，不得作送行詩；其三，諸本多不載。對此，因其三前已綜述，不必多論（此詩確實僅《文苑英華》及胡本、王本載之，其餘諸本「多不載」，但似仍較岑集諸本「均不載」有據），其餘兩點，似皆有可商之處。

首先，關於李白下獄及長流夜郎期間崔渙之職。（詩中之「羅網」，不應僅指繫獄，亦當包括為逐客之時）據王琦編《李白年譜》載：「至德二載二月，永王璘兵敗，太白亡走彭澤，坐系潯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為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並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 。太白〈為宋中丞自薦表〉亦云：「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用」。王琦《李譜》又載：「乾元元年戊戌，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知太白繫獄至判流放歷時一年餘。該譜又云，「乾元二年己亥，未至夜郎，遇赦得釋」。再檢〈新唐書‧宰相表〉：「至德元載七月庚午，蜀郡太守崔渙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戊午，渙為江南宣慰使」。〈舊唐書‧肅宗紀〉載：「至德元載八月甲申，以黃門侍郎崔渙為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御使」，〈舊唐書‧崔渙傳〉亦有相同記載，則李白初繫獄時，崔渙正為宣慰大使，而李白未流放之前，渙已改江東採訪防御使。按防御使為唐初設置於西北邊鎮專掌軍事之職，「安史之亂」時分設於各軍事要地，多以剌史兼任，其既為軍職，亦即可稱「幕」……也。其時、職皆合，且崔渙早知其冤，曾為之推覆，此時李白借史郎中赴幕之機，再請其盡力相助，也是情理中事。

第二，關於李白繫獄，可否作送行詩問題，亦不難得到解答。本集有〈獄中上崔相渙〉（卷十一），〈上崔相百憂章〉（卷二四）、〈萬憤詞上魏郎中〉（卷二四），詩云：「自古豪烈，胡為此繫」，「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及〈在潯陽非所寄內詩〉（卷二五）等，皆作於獄中。另有〈送張秀才謁高中丞〉

【李白流夜郎赦歸經湘漢行跡考辨】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李白終因從璘之事被判長流夜郎，遂由潯陽溯江而上，至江夏、漢陽，再泛洞庭，上三峽，抵巫山。時已次年之春，大赦令頒，承恩東返。這段行跡，於太白詩集中歷歷可考，故向無異議。但對於其赦歸之後所行，則有不同之說，分歧之點在於湘漢一帶，據北宋曾鞏〈李太白文集〉 云：太白「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複如潯陽」。（一）、而清人王琦、黃錫圭分別所著之〈李太白年譜〉 及今人詹鍈先生所著之《李白詩文繫年》 等，則謂太白於乾元二年「還憩江夏、岳陽。」「復如潯陽」，（...

「秀威文哲叢書」總序　

第一編：李杜行跡與文獻考辨　
李白流夜郎赦歸經湘漢行跡考辨　
李白〈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甄辨　
李白〈宣州謝脁樓餞校書叔雲〉詩題之爭　
杜詩舊注榷證　
《全唐文》與李白諸集校讀志疑　
《全唐文》補輯杜甫賦甄辨　
附：杜甫佚文〈越人獻馴象賦〉箋注　
〈越人獻馴象賦〉（以辭林邑望國門為韻）　

第二編：李杜與民族文化　
李白與少數民族　
歷代少數民族作家對李白詩歌的接受　
杜甫和睦平等之民族意識略論─杜甫與少數民族關係之一　
杜甫和睦平等民族觀之具體表現─杜甫與少數民族關係之二　
杜甫對少數民族詩人的影響─杜甫與少數民族關係之三　
杜甫與道家及道教關係再探討─兼與鍾來因先生商榷　
杜甫《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畫太乙天尊圖文》試解　
「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杜甫〈遣憤〉詩試解　
李杜思想與創作受道教文化影響之表現及其意義　

第三編：李杜詩學與影響　
張籍、白居易與杜甫　
博取眾長獨樹一幟─楊慎《升庵詩話》論李杜評析　
方東樹《昭昧詹言》論杜甫述略　
《唐宋詩舉要》杜詩選注略論　
「杜陵詩境在，寂寞古今情」─杜甫與張問陶　
張戒《歲寒堂詩話》評杜述略　
杜甫 、黃庭堅與中國大雅文化論 ─寫在杜甫誕生周年暨四川丹棱大雅堂重建時
　
後記

「秀威文哲叢書」總序　

第一編：李杜行跡與文獻考辨　
李白流夜郎赦歸經湘漢行跡考辨　
李白〈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甄辨　
李白〈宣州謝脁樓餞校書叔雲〉詩題之爭　
杜詩舊注榷證　
《全唐文》與李白諸集校讀志疑　
《全唐文》補輯杜甫賦甄辨　
附：杜甫佚文〈越人獻馴象賦〉箋注　
〈越人獻馴象賦〉（以辭林邑望國門為韻）　

第二編：李杜與民族文化　
李白與少數民族　
歷代少數民族作家對李白詩歌的接受　
杜甫和睦平等之民族意識略論─杜甫與少數民族關係之一　
杜甫和睦平等民族觀之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