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評議　卷三：胡適與蔣介石之憲政博弈

【第一章胡適與蔣介石的國難之交】

胡適大多數時間是站在公共立場上兼顧私人道義的。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最高掌權者，始終是站在蔣家王朝家天下的私人權位立場上，標榜惟我獨尊、為我所用的所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傳統文化本位主義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在蔣介石的心目之中，他個人專制獨裁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絕對權力，是第一位的；與此相關聯的國民黨的一黨訓政，是第二位的；國家、民族的大局利益只能是第三位的。但是，蔣介石從來不敢光明磊落地公開承認這樣子的價值排序；他在公開表述時一直口是心非、自欺欺人地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傳統文化本位主義以及基督教信仰，當作擋箭的招牌高高舉起。與蔣介石這種口是心非的價值錯位高度吻合的，是前文明的中國社會以所謂天道天理及家國天下為本體本位，一方面在剛性的政權架構之制度設計層面獨尊君權、一方面在柔性的文化思想之意識形態層面獨尊儒術的政教合謀之神聖道統；以及由此而來的在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怪圈魔咒和思想牢籠之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卻從來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權利邊界的人生價值觀。與這樣一種本體論和價值觀相配套的，還有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忠孝貞節廉恥之類神道設教、君權神授、奉天承運、天命流轉、替天行道、弔民伐罪、天下為公、天誅地滅、改朝換代、一統江山、「存天理，去人欲」的禮教綱常和道德規範。

第一節「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

1926年12月18日，留學巴黎的袁昌英給正在歐洲進行學術訪問的胡適寫信說：「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曉得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也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運命的棟梁！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

此時的學界領袖人物胡適和主導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還沒有開始建構相互溝通的資訊通道。

1927年4月12日，胡適從美國西雅圖乘船回國，上船時得到上海發生國民黨針對共產黨實施暴力「清黨」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日本橫濱，胡適接受國內朋友丁文江、高夢旦、顧頡剛等人的建議，在日本停留了三個星期。他仔細閱讀相關報刊後得出結論：中國發生的一切「確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以蔣介石為首的新政府能得到蔡元培、吳稚暉等「一般元老的支援，是站得住的」。

1927年5月17日，胡適從神戶乘船回國，於20日抵達上海。

胡適回國初期，在接見記者時明確表示「不談政治」。但是，像1917年第一次回國時表示「不談政治」一樣，他是不可能把現實政治置之度外的。

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通過胡漢民等人提出的《訓政綱領》，開始建立一黨訓政的政治體制。

1929年3月，國民黨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奉行孫中山遺教為藉口，將孫中山的思想絕對神聖化，從而否定了在訓政時期制定「約法」的必要性。

隨後，南京國民政府頒佈保障人權令。在「不談政治」的胡適看來，這個命令既沒有明確規定人權和自由的具體內容，又沒有對國民黨的政府和黨部的權力加以明確限制，沒有表現出尊重人權的真誠意願。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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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胡適與蔣介石的憲政博弈】

胡適一生當中最大的盲區，是他基於孔學儒教之「性本善」眼光至死也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出於「公忠」而展開憲政博弈的目標對象蔣介石，內心深處一直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一般的心腹大患。在蔣介石日記沒有供研究者查勘閱讀之前，習慣於用孔學儒教之「性本善」眼光解讀各路偉人光輝事蹟的中國特色之專家學者，一直是以無限豔羨的腔調，熱情謳歌胡適貌似帝王之師的尊崇榮耀的。美籍華裔教授江勇振，在他新近出版的《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中，儘管喪失了比較虛偽的「性本善」眼光，卻依然在用風馬牛不相及的「舍我其誰」之「國師策士」，來誣衊胡適之為人處世。

第一節胡適對蔣介石的當面糾錯

1958年初，臺灣中央研究院開始在臺北南港為胡適建造住宅。4月8日，胡適回到臺北，副總統陳誠等人到機場迎接。

4月9日下午，胡適在總統府秘書長張群陪同下來到蔣介石的士林官邸。蔣介石以茶點款待，與胡適會談了一個小時。

離開總統府，胡適在接見記者時介紹說，總統對於學術研究和發展自然科學很關切，今天談的都是學術問題。談到自己的打算時，胡適表示要有兩三年的安靜生活，當可將《中國思想史》寫完，然後再寫一部英文的《中國思想史》，接著再完成《白話文學史》的下冊。

1958年4月10日上午9時，胡適在中央研究院考古館的樓上出席為他舉行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典禮的主要內容，是前後兩任院長朱家驊、胡適先後致辭。典禮結束之後是胡適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會議，時間是10點。這時候，蔣介石在「副總統」陳誠等人陪同下來到現場，胡適便以主持人身份「請總統給我們訓話」。

蔣介石的訓話稿是陶希聖提前代擬的。蔣介石先是稱讚胡適的能力和道德，說是大陸方面之所以批判胡適，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希望「中央研究院不但為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且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要配合國民黨當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要儘量發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只有這樣，「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

剛剛回國就任教育部長和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在講話中大致附和了蔣介石的訓話。

胡適在講話中表示：「我要向各位來告罪。籍這個機會想稍微說幾句話。並不是要對總統的話，梅校長的話答辯，而是想表示道謝。同時表示我個人對中央研究院任務的看法。」

接下來，胡適當場糾正蔣介石說，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在大陸被清算，「並不是清算個人的所謂道德」，而是我在大陸許多年輕人頭腦裡留下了許多「毒素」，這些毒素便是五四那些新思想新文化新學問，尤其是我提倡一種「要拿出證據來」的科學思想，提倡把東西方科學方法的精髓結合起來的「真正科學的方法」。

(......下略......)

【第一章胡適與蔣介石的國難之交】

胡適大多數時間是站在公共立場上兼顧私人道義的。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最高掌權者，始終是站在蔣家王朝家天下的私人權位立場上，標榜惟我獨尊、為我所用的所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傳統文化本位主義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在蔣介石的心目之中，他個人專制獨裁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絕對權力，是第一位的；與此相關聯的國民黨的一黨訓政，是第二位的；國家、民族的大局利益只能是第三位的。但是，蔣介石從來不敢光明磊落地公開承認這樣子的價值排序；他在公開表述時一直口是心非、自欺欺人地把愛國主義、民族...

【自序我的家史與思想史（節錄）】

2006年，我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本關於民國時期之文史隨筆集《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主編馮克力先生要我為該書加寫一篇自序，我就大著膽子寫作了這篇《以不惑之思面對歷史（自序）》，在1989年之後的公開出版物中第一次以受害者家屬身分提到1959年前後所謂「自然災害」中的「非正常死亡」，比《炎黃春秋》的相關文章和楊繼繩先生的《墓碑》都要早。這篇自序還以《我的家史與思想史》為標題，刊登於《西湖》2007年第4期。2008年又錄入由我本人為青島出版社編選的「思想者文叢」之《私人記憶》。考慮到這篇自序專門提到閱讀胡適對於我個人的思想演變之決定性影響，我把它移用過來並稍加補充，作為這部三卷本的《胡適評議》之序言。

(......中略......)

5.《胡適評議》的寫作與思考

三卷本的《胡適評議》，是我關於胡適先生的一部較為全面、真實、立體、生動的學術評傳，也是我將近20年來圍繞胡適所展開的相關專題研究之初步集結，其側重點在於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罪錯。書稿涉及到民國時期政學兩界知名人物數百名，包括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蔡元培、梁啟超、嚴復、林紓、吳稚暉、黃遵憲、鄭孝胥、夏敬觀；與胡適同時代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馬敘倫、沈尹默、魯迅、周作人、高一涵、丁文江、王雲五、朱經農、張君勱、馬君武、章士釗、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蔣廷黼、顧維鈞、王世杰、朱家驊、陳誠、張群、楊杏佛、陳垣、錢穆；以及更加年輕的傅斯年、毛子水、楊亮功、雷震、陶希聖、吳國楨、孫立人、杭立武、陳雪屏、林語堂、殷海光、夏道平、蔣經國、陳之邁、周德偉、蔣碩傑、曾琦、徐復觀、胡秋原、徐高阮、李敖、蕭孟能、曹慎之、胡頌平、林毓生、余英時、周質平等等。全書力求在相關人物的比對碰撞過程中，立體性地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胡適評議》是我寫作編著的第29部書稿，我從事學術寫作的主要目標讀者，是大陸方面的中國人，但是，我將近一半的書稿是在臺灣和香港出版的。在已經國際化、資訊化的今天，如此荒誕之事竟然能夠發生在擁有13億人口的號稱是中國的東亞大陸，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悲劇，同時也是全世界、全人類的一個悲劇。這個悲劇最為直接的罪錯原因，是胡適那一代的讀書人沒有把書讀明白；是蔣介石那一代的軍閥政客，不甘心遵守依法限權、「王在法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政法理。

長時期的言論出版方面的審查管控，導致我無意識或下意識地帶著鐐銬跳舞的自我設限和精神閹割，隨之而來的是書中內容偏重於敘事性的實證文字，較少理論層面的充分展開和深入探討。儘管如此，貫穿於整部書稿的敘事和考證，是我將近二十年來反復強調並且持續驗證的一套比胡適的相關言論更加系統嚴謹也更加具有生命活力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之價值要素和價值譜系。

在這部書稿裡面，我一再重複的觀點和結論是：

2000多年前的孔夫子，是把周王朝的愚民專制之術引入民間的始作俑者。打從孔夫子之後，前文明的中國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極具特色的以所謂天道天理及家國天下為本體本位，一方面在剛性的政權架構之制度設計層面獨尊君權、一方面在柔性的文化思想之意識形態層面獨尊儒術的政教合謀之神聖道統；由此而來的是在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怪圈魔咒和思想牢籠之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卻從來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權利邊界的人生價值觀。與這樣一種本體論和價值觀相配套的，還有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忠孝貞節廉恥之類神道設教、君權神授、奉天承運、天命流轉、替天行道、弔民伐罪、天下為公、天誅地滅、改朝換代、一統江山、「存天理，去人欲」的禮教綱常和道德規範。

在沒有個人自由、契約平等、法治民主、限權憲政之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持續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之價值觀念的胡適，只能算得上是半個文明人，其他所有的中國人加在一起，也湊不夠另外半個文明人。歷史長河當中號稱英明偉大的明君賢相、聖人君子、仁人志士，在人類文明的座標系裡，幾乎全部是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的一個個負數。

我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不是出於悲觀，而是出於絕望。個人自由、甲乙平等、法治民主、限權憲政的現代文明價值譜系及制度框架，歸根結底是由自由自治的主體個人及其社會組織創造發明和建設完善的。然而，即使在英美等國已經創立完善了一整套的現代文明制度規則的情況之下，最擅長於仿造劣質假貨的「中國人」，卻偏偏不願意低下頭來腳踏實地地學習仿造這樣的一套文明制度，就只能歸結於種群基因或文化基因的暗黑敗壞了。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糾結設問：

假如1860年（清咸豐十年）的英法聯軍，或者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之後，能夠像野蠻游牧的蒙古人、滿洲人那樣留下不走，現在被稱為「中國」的東亞大陸會是什麼樣子呢？

假如當年的狀元張謇不去依賴本國的官府朝廷，而是直接聯合上海租界當局在南通州的屯墾區域內實施像香港那樣的充分世界化的殖民自治；或者出任淞滬商埠總辦的丁文江，打定主意依託上海租界區的充分世界化的制度優勢和資源優勢，在上海周邊地區實施「一國兩制」的地方自治，會對江浙滬以及整個的東亞大陸，產生什麼樣的示範帶動效應呢？

假如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胡適，1945年卸任駐美大使滯留美國期間，能夠像日本的近現代文明先驅福澤諭吉那樣，對於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有一種清醒的認識和決絕的態度，並且敢於利用美國社會充分世界化的輿論平臺，以負責任的獨立言論昭告國際社會尤其是中美兩國的政府當局，必須限制甚至剝奪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的軍事指揮權，以實現中國軍隊的國家化和世界化，如今的中華民國應該不會成為偏安於臺灣孤島的世界孤兒吧？

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蔣介石，不是極其愚蠢地扛起愛國愛黨、禮義廉恥的民族主義之破爛旗子自我約束、自我捆綁，而是腳踏實地虛心承認自己所把控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事實上的戰敗之國，進而老實認真地順勢搭上美國社會既文明又強大的順風舟船，蘇聯和中共就基本上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可能性。整個中國大陸地區腥風血雨的敗亡淪陷，就有可能被避免。展望未來，假如不久之後的某一天，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部隊再一次把承載著「充分世界化」的文明之光的強大艦隊駛向東亞大陸，無論如何都不能夠自主推動大陸中國之文明轉型的「中國人」，還會像當年的洪秀全、張之洞、梁啟超、章太炎，尤其是專門躲藏在外國租界裡面優中選劣地從事依附於某一個「帝國主義」而打倒其他「帝國主義」的祕密地下活動的孫中山、陳其美、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周恩來、宋慶齡、魯迅、郭沫若、田漢、潘漢年等人那樣，打著所謂的愛國旗號極力阻止平民大眾搭乘「充分世界化」的順風舟船嗎？！

本書稿斷斷續續寫作了將近20年的時間，當初的一些資料是在圖書館裡用手抄寫下來的，輸入電腦之後幾經拷貝，已經很難找到原始出處。等到事實上並不整全的《胡適全集》出版之後，我的一居室的家中實在擺放不下這套42卷的大書，一直沒有狠下心來花錢購置。本書各個章節的注釋，也就無法保持比較充分的一致性。

十多年來我一直被限制出境，境外尤其是臺灣方面的相關書籍，我只能利用間接管道獲取碎片性的二手資料，真誠希望以後再版時能夠彌補這一缺憾。

(......下略......)

2005年11月初稿於北京

2018年1月28日補充改寫

【自序我的家史與思想史（節錄）】

2006年，我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本關於民國時期之文史隨筆集《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主編馮克力先生要我為該書加寫一篇自序，我就大著膽子寫作了這篇《以不惑之思面對歷史（自序）》，在1989年之後的公開出版物中第一次以受害者家屬身分提到1959年前後所謂「自然災害」中的「非正常死亡」，比《炎黃春秋》的相關文章和楊繼繩先生的《墓碑》都要早。這篇自序還以《我的家史與思想史》為標題，刊登於《西湖》2007年第4期。2008年又錄入由我本人為青島出版社編選的「思想者文叢」之《私人...

自序我的家史與思想史

第一章胡適與蔣介石的國難之交
第一節「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
第二節胡適與蔣介石的初次交往
第三節胡適所謂「政制改革的大路」
第四節胡適與蔣介石的國難之交
第五節蔣介石對胡適的再次借重
第六節胡適放棄職守南下逃亡

第二章胡適的自由中國與蔣介石的蔣家王朝
第一節胡適流亡美國的外交努力
第二節胡適對臺灣當局的輿論支持
第三節胡適對《自由中國》的鼎力維護
第四節胡適對臺灣孤島的首次訪問
第五節蔣介石對親美人士的政治清算
第六節胡適執掌研究院的反復考量

第三章胡適與蔣介石的憲政博弈
第一節胡適對蔣介石的當面糾錯
第二節蔣介石日記裡的陰損暗罵
第三節胡適反對蔣介石三次連任
第四節蔣介石製造雷震案
第五節胡適委曲求全的憲政博弈
第六節蔣介石寫給胡適的蓋棺之論

第四章胡適生前死後的是非罪錯
第一節徐復觀辱罵胡適之
第二節李敖借《文星》異軍突起
第三節殷海光對胡適的高調讚美
第四節歷史夾縫裡的殷海光
第五節李敖快意恩仇之「殷鑒記」
第六節林毓生談論胡適罪錯
第七節林毓生早年的求助書信
第八節周德偉褒貶胡適之
第九節胡適對蔣碩傑的賞識扶持

第五章胡適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人生觀
第一節胡適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
第二節「全盤西化」與「充分世界化」
第三節胡適晚年的「容忍與自由」
第四節頌聖傳統與限權憲政
第五節「健全的個人主義」之價值譜系
第六節關於胡適罪錯的初步思考

後記從江勇振之胡適研究談起

自序我的家史與思想史

第一章胡適與蔣介石的國難之交
第一節「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
第二節胡適與蔣介石的初次交往
第三節胡適所謂「政制改革的大路」
第四節胡適與蔣介石的國難之交
第五節蔣介石對胡適的再次借重
第六節胡適放棄職守南下逃亡

第二章胡適的自由中國與蔣介石的蔣家王朝
第一節胡適流亡美國的外交努力
第二節胡適對臺灣當局的輿論支持
第三節胡適對《自由中國》的鼎力維護
第四節胡適對臺灣孤島的首次訪問
第五節蔣介石對親美人士的政治清算
第六節胡適執掌研究院的反復考量

第三章胡適與蔣介石的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