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思索：姜弘文存拾遺

【三十年回首話胡風（節錄）】

從1936年到1940年到1948年，一個思想上的堂吉訶德的戰鬥之路，這就是我心目中的胡風：一個中國的堂吉訶德，一個苦鬥了一生的啟蒙鬥士；一生都在從事啟蒙工作，無論是寫作，是編雜誌，還是教書，全都是在啟蒙，在為啟蒙辯護。他的坎坷，他的悲劇，也全都由此而生。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通過他這面鏡子，可以照見百年來中國啟蒙運動的悲劇及其根源。

這悲劇來自知識份子可悲的地位與處境，更來自中國政治文化的墮落―遊民意識浸透了政治，知識份子就時時處於「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的苦況。以往那些批判、那些運動，不都是如此嗎？胡風在談到他倒霉的原因時，一次又一次地肯定是因為替知識份子說話。──直到今天，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習慣了貶損知識份子，而且是自己貶損自己，我們自己靈魂裡就有遊民意識。在以往那些年裡，我們都把那些侮辱知識份子的醜話當作了馬克思主義，真是荒唐。近來頗受人注意的普列哈諾夫就說過：「知識份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之中去。知識份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

近年來一直有人在呼喚「文藝復興」，實際上是在呼喚啟蒙―補「個性解放」之課，提高國人的素質。百年來前人不斷在發出這樣的聲音：戊戌時王照要康有為先辦教育；辛亥前嚴復勸孫中山先辦教育；五四時期陳獨秀也說要先獻身於教育。不幸的是，不是不聽，就是堅持不住，都熱衷於政治。政治被軍閥痞子玩弄於股掌之上，這才有了前前後後說不完的悲劇。也許，政治真的是靈魂，是綱，不抓不行。但也要看是什麼政治。1946年沈從文在談到副刊的衰落時，也談到政治的作用，他建議重新界定政治，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今天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好像有此意思，但願如此。

這是我照胡風這面鏡子時所想到的，當然，胡風有他的不足和缺失，當年魯迅就說過。事實上，他的理論和為人都有不足，理論上有不少那個時代的明顯偏向，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文藝批評中也有偏激不當之處。這裡所說的，主要是他的基本精神和人品，這些東西正是我們許多人所缺乏的。知識份子不一定都去啟蒙，但應該保持知識份子的基本品格。胡風不能和魯迅相比，但作為傳人，應該說是合格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一生為啟蒙，為立人，而不是為權為利為名為位。―如果他要爭地位，1938年就當部長去了，何須等到1949年？說到這裡，我想起了郁達夫，當年魯迅逝世時，他沉痛地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話說得也許有些過激，用語不當，對照上面所引普列哈諾夫的話，那用意是明白的。我在這裡引用這些話，絕不是把胡風與魯迅相提並論為偉大人物，而是希望能以健康的心理、謙遜的態度去看待有品格有成就的前人，從精神上學識上多得到一些教益。

當人們沉浸在「新幫閒」和「新國粹」的輝煌與笑聲中的時候，我願意回顧歷史，從中尋找於今天有用的鏡子。



【1957年，「這是為什麼」？（節錄）】

整個「反右」過程中，我的思想一直處於混亂矛盾狀態。但也有一個中心：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原先千方百計地鼓動大鳴大放，現在又這樣討伐鳴放者？為什麼原先傳達的講話與後來公開發表的那樣不同？為什麼《人民日報》前後的社論那樣自相矛盾？為什麼一些人原先對我的文章和發言拍手叫好，而現在又揮拳咒罵？為什麼？到底是為什麼？

最後處理來得很突然，1958年5月10日，宣布處理決定，我最重：開除公職，送沙洋勞動教養，而且明早就走。一下子，我如同墜入了萬丈深淵，腦子裡一片空白。當晚一夜未成眠，千頭萬緒不知想些什麼。第二天一早，我開口第一句話就是「不講信義，出爾反爾，政治流氓！」這是從我的紛亂思緒中迸發出的心底的呼喊。我已經絕望，在和一批刑事犯一起乘船被押往沙洋的途中，夜晚我想跳進漢江了結這一切，可艙門緊閉又有員警。轉念一想，我才二十六歲，為了家人也為了弄清這一切，我要活著看結局！

那以後是三年勞教，兩年多打零工，十五年代課教師，以及「文革」中的批鬥、抄家、關押、戴高帽遊街、拖煤、掃廁所等等。生活上的窮困和肉體上的摧殘，並沒有把我打倒，因為精神上不匱乏，更有外界給予的溫暖和支持。



【致辛子陵先生信（節錄）】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一大罪行，就是摧毀中國社會的中間緩衝地帶―代表理性良知的知識份子階層。前三十年，毛從政治上把他們批倒批臭了；近二十年，毛的繼承人把大量知識份子收買腐蝕了。如今，本來應該引導社會前進的知識份子階層消失了，至少是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出賣知識技能以謀生的知識販子、依附權貴助紂為虐的知識騙子。此時此地，此情此境，還能說些什麼呢？

關於中共與毛澤東切割的問題也很難辦。首先是毛的功過問題：所謂「建國有功」之說就大可商量。從「清廷」到「民國」，百年前就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1949年的改號易幟，重組政府，只能說是改制、建政，流行已久的「建國」之說是荒謬的。毛在位的二十七年，相當於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史達林的「蘇維埃聯邦」，今日德俄兩國可承認希特勒、史達林「建國有功」？只有承認胡、趙的十年新政，並以之與陳獨秀、張聞天相呼應、連接，才能維護中共的正統地位。

而且，所謂「建國有功」之功，事實上是一場反辛亥革命之道而行的遊民造反奪權之功。毛自承是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的繼承者，他賴以成功的傳統經驗，也正是古代遊民流寇的一套。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等等，不就是揭竿而起，嘯聚山林，攻陷州府，直搗京師，奪了鳥位那一套嗎？井岡山上的「紅旗」，不就是梁山泊的「杏黃旗」嗎？「為人民服務」與「替天行道」一樣，都不過是梟雄們冒充「公意」的招牌而已。所謂「三大法寶」―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統一戰線，不就是暴力、幫派、權謀嗎？把申韓之術到《三國》《水滸》的一套，換成現代白話新詞語，再加一些俄式新概念，就是「毛澤東思想」。―靠這些古而又土的寶貝所建之國，就只能是禍―禍國殃民！後二十七年之惡果來自前二十二年之病因，「功」亦在茲，過亦在茲。切斷歷史論功過，難以服人。

說到「新民主主義」，至少有三點是站不住腳的：第一，毛說的很清楚：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十月革命為開端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如今，這場號稱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世界革命，已經因俄國人還原1917年「十月政變」的真相，蘇東波的解體而不復存在，中國的這「一部份」也就無從說起了。第二，新民主主義之「新」，就在於無產階級的領導。請看事實，當時的根據地都在農村，哪裡來的現代產業工人？其實，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致周揚的信裡都有說明，不過做了瞞天過海的掉包―在「無產階級」、「大眾」、「農民」（實為遊民）之間打馬虎眼。可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湖南痞子運動的繼續，什麼階級領導云云，一句說辭而已。這一點，倒是史達林把它說穿了：「中國革命就是農民革命、農民戰爭」。其實，毛最後總結自己一生事業的第一件就是「把蔣介石趕到一個小島上了」―他心中哪裡真有國家民族人類命運！有的只是個人權勢，劉項爭霸，誰得天下的問題，這句臨終前的實話，是他的梟雄心理的寫照。第三，還有文化方面不能忽略。毛澤東十分憎惡新文化運動，他在《新民主主義論》裡做了一個重要的切割手術：把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為代表的現代新文化判為資產階級性質的而統統切除了。同時，搶過魯迅這把刀子加以扭曲，制定以粗陋簡單而飽含感恩復仇遊民意識為價值取向的「工農兵方向」，打著「五四」「魯迅」的旗號反對五四和魯迅。所謂「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不過是貼有馬列洋標籤的通俗遊民文化。以《東方紅》《白毛女》為代表的一大批紅色經典，其中哪有一點現代民主主義的氣息，都是新文化運動所要掃蕩的陳腐勞什子―感激救星，崇拜英雄，仇恨敵人；至於人民群眾自己，聽話效忠，拼死殺敵而已，毫不利己，完全無私，餓死事小，不忠事大。―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就是從「新民主主義文化」那裡來的。作為《新民主主義論》的姊妹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文革」中的圭臬地位，就是充分的證明。

所以，談到新民主主義，不能回避毛的這本一直被視為經典的小冊子。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只談經濟，連政治都未涉及，很難以之與毛作比較。倒是張聞天1940年那個報告，遠比毛的小冊子正確豐富，不知為何被遺忘了。還有，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關係問題是不能回避的。過去有個「聯俄聯共三大政策」與三民主義扯上關係，如今有關檔案已經揭秘，蔣介石日記更不可忽視，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即三民主義還在，在臺灣。如此等等，這筆賬該怎麼算？

總之，歷史已經大體明白，陳獨秀以後的中共，實際上是由史達林第三國際掌控的在中國的「第五縱隊」。至於毛澤東與史達林之間的關係的好壞，是梟雄之間的利益衝突，國家民族因之受害。可憐的是，大批愛國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並不知道這一切，充當了工具和犧牲。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問題，是那個最終目標蒙住了人們的眼睛，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而不惜一切，包括不擇手段。今日看來，洛川會議精神是賣國無疑，而在當時，那是以退為進的革命戰略，目的在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曲線救國」。陷入這一迷魂陣中的中共各級幹部和普通黨員是無辜的，為此而有所犧牲甚至付出生命的，應該被理解並受到尊敬。就是一些高層人士，面對毛澤東的流氓行徑，也往往因「顧大局」而忍讓。當年我們也都是因為相信這一終極目的「大局」而投入這場革命的。

今日與毛切割，就要清算毛澤東篡黨奪權、腐蝕全黨、改變黨的性質的罪行。當然，毛的倒行逆施之所以暢行無阻節節勝利，是藉助於遊民文化的深厚基礎，也就是劉賓雁說的，「多數中國人心裡都有一個小毛澤東」；而聞一多更早說過，「多數中國人心裡都有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毛澤東不也是土匪嗎？所以，切割毛澤東必須同時進行全民的啟蒙自省，直接上承五四，不過不是「打到孔家店」，而是「拆掉毛家店」！像當年魯迅之對阿Q那樣，對今日的阿Q們也要「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不能簡單的責備批判。

不過，我又有些懷疑，毛左們義憤填膺地為弱勢民眾說話，卻把近年來中國社會不公及腐敗動盪等問題歸罪於兩個無權無勢身居邊緣敢於說話的老人，而且扯到美帝國主義特別是他們的情報部門那裡。上年紀的人都熟悉，這正是毛澤東整人的慣用手法。當年的胡風、彭德懷、劉少奇不都有「裡通外國」的罪名嗎？也許，有人會說，那是過去的事。不對，劉曉波、艾未未的問題讓你討論了嗎？現在看來，澄清歷史真相、清除毛毒，絕不僅僅是歷史研究、學術討論，因為很可能再度出現「反右」「文革」的老套路。有人臉不紅心不跳地扮演義和團紅衛兵的角色，高唱那種造反高調而不以為恥，還有什麼事不敢做的？所以，要警惕，要有所準備。

以八十歲之身歷經三個「朝代」──民國、日偽和最後這地覆天翻的六十年。從物質上說，當然是這三十年發展最快，我個人的生活也最舒適。但在精神上，近二十年卻是最憂慮最痛苦的。看著中國人素質的迅速下降，一日日在向動物回歸，物質貴族而精神痞子的衣冠禽獸在增多且佔據要津，飲食男女和叢林法則似乎已成為今日中國的基本價值尺度。這使我想起一百年前陳獨秀和魯迅的話來：談到中國人的人性缺失，陳獨秀認為最主要的是「不誠實」；魯迅則認為是缺乏「誠和愛」。──整整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更不誠實又更冷漠了。回顧這一百年的歷史，還有什麼比一國之民的國民素質急驟下降更可恥更可怕的？終日耳聞目睹種種不文明非人所行的怪現狀，痛惡憂慮而又無可奈何。如果，我在二十五年前死去，在滿懷希望中死去，那該多幸福！近二十多年的失望憂慮的煎熬，使我越來越理解九十年前魯迅先生的心境：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一個青年文學編輯的遭遇】

如果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進一步貫徹，我的有些話還是不敢說的。

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的時候了。我想通過我的切身感受，來談談文學期刊編輯和青年理論工作者的苦悶。文學批評隊伍為什麼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原因可能很多，這裡，我只想從自己這幾年的曲折經歷中，揭示出眾多原因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1950年到現在，我一直作著文藝刊物的編輯工作，在工作中，也學著寫一些理論批評文章。編刊物，寫批評文章，總免不了要提出自己對文藝作品和文藝問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也不可能與領導者的意見毫無出入，絲絲入扣。於是，我，以及我周圍的一些同樣年輕的同志，就都成了「叛逆」，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我們都是不平靜的。幾年來，我們頭上戴滿了各式各樣的帽子，輕者是「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標新立異」，重者是「反組織」、「反領導」，以至「反革命」。

為什麼呢？請看下面的事實：

1952年底，李季同志（那時他還在武漢工作）向我們傳達了喬木同志和林默涵同志的關於文藝工作的報告，我和周圍的幾個年輕同志，根據報告的精神，研究了我們兩年來的工作，檢查了我們思想上、工作上有悖於黨的文藝方針的地方。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向領導提出了一些意見，要求改進武漢市的文藝工作。我們的意見，主要是針對李爾重同志關於城市文藝工作的指示和報告中的一些具體論點。

李爾重同志要求「城市文藝為生產、為工人服務」，而「為生產服務」，就必須力求「結合生產」，「表現生產，支持生產」。怎樣「表現生產，支持生產」呢？就是要「把生產的人和工具搬上舞臺，把這個過程（按：指生產過程）表演一番」。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看是否「從生產過程上，具體解決問題的」，而且，藝術品的優劣，還要看所表現的生產是否高級，因為「高級的生產，需要高級的藝術思想與形式」。李爾重同志還提出，要建設「結合生產」、「為生產服務」的「人民文藝」，就必須提倡工人「自寫、自編、自導、自演」，而且越是演本廠的事，就越能結合生產。工人不但不能演《兄妹開荒》──因為那是「另一個世界的生活」，而且提出：「郵局就不要演工廠的事」。這不是對工廠宣傳鼓動工作的要求，而是對城市文藝工作的要求。這些理論，在實際工作中起了很大的支配作用（以上引文均見李爾重同志在第二次文代會和武漢市工人戲劇觀摩匯演大會上的報告和發言，載《武漢市工人文藝運動》、《工人戲劇觀摩匯演》兩書）。

當時，我們根據自己僅有的一點文藝常識，對這些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見，並在文藝整風中，要求作為市文聯主席的李爾重同志糾正這些觀點。但是李爾重同志沒有和我們見面，別的領導者把我們訓了一通，說我們「太妄」。此後不久，武漢市舉行了第二次工人文藝會演，我們這些年輕人以評委身份參加了這一工作。會演中出現了一些好節目，但也出現了許多實踐上述李爾重同志的指示的節目：鍋爐、織布機等等都搬上了舞臺，在牆上掛著「通過文藝形式介紹生產竅門」的標語的劇場內，充滿了刺鼻的煙味和卡卡嚓嚓的機器聲。眾人看了說這種劇碼是「外行看不懂，內行不願看」。針對這種情況，我和另外幾個同志寫了文章，除肯定會演成績外，也批評了這種表演過程的傾向，並把這種傾向與領導思想聯繫起來。

從來沒有人正面和我們討論過這些問題，也從來沒有人直接批評我們的論點，而是送來了一批帽子：「反對黨的領導」啊，「小資產階級企圖篡奪黨的領導權」啊，等等。於是，我們不敢說話了，問題討論不下去了，寫好了的文章也再不能發表了。

事情過去了，漸漸地我也把它忘記了。1954年初我到了《長江文藝》編輯部，負責評論工作，兼看一些劇本。1955年初，李爾重同志的劇本《301部令》（即《揚子江邊》）送到了編輯部。《揚子江邊》在話劇會演中引起了爭論，老舍和張光年同志對它提出了批評。雖然這批評在武漢文藝界一些領導者中引起了「危險」的呼聲，但至少可以說明，這個劇本是可以批評的。但是，在話劇會演之前，劇本在《長江文藝》編輯部時，作為編輯，我就提出過自己的看法，我當時也無非說它「有圖解的嫌疑」，不料，這意見卻成了以後的「禍端」。去年，《長江文藝》要發表推薦《揚子江邊》的文章，我不同意，但懾於領導的「威力」，也不得不咬著牙在稿簽上寫了「同意」二字。

1955年6月，李爾重同志寫了一篇短文：《關於業餘寫作答李汗同志》（見《長江文藝》1955年7月號），這文章是我處理的，自然要提出自己對它的看法。於是我就在稿簽上寫道：「把藝術創作過程生硬地劃為幾段，把藝術異於一般工作的地方歸結為「形象」和「詞彙」，這種提法有導致圖解的危險。」稿簽上的這些意見，原只是為了內部研究討論，再荒謬，也是允許的。可是，這意見也成了罪狀。

把這幾件事聯繫在一起，我就成了「一貫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文藝方針」，並且說，李爾重同志的理論和創作都是代表黨的，批評他，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完全和張中曉一樣，對黨的領導，對毛主席有刻骨仇恨」。

這真是黑天冤枉！我只是說了那麼一點點對文藝問題的看法，而且是從自己對黨的文藝方針的膚淺理解出發的。這裡面既未涉及到李爾重同志本身，也未涉及他在其他方面的領導工作。但是，既然你碰了領導，碰了「權威」，就再沒有你說話的餘地了；因此，我和另外幾個年輕同志受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批判」。

這一切都過去了，反過頭來看看，真有點啼笑皆非。李爾重同志那套「理論」，白紙黑字擺在那裡，有目共睹，說它是「庸俗社會學」，也不確切，因為那裡面社會學就不多，不要給它扣什麼帽子。但至少可以看出，這種「文藝理論」同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和黨的文藝方針相差真有十萬八千里。可是，這種「理論」幾年來卻一直被視為「黨的文藝方針」，今天還有人在那裡解釋：解放初期需要那樣提問題，不能不顧歷史條件。我重讀了15年前發表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9年前問世的魯迅的《文藝與革命》，發覺李爾重同志的那套「理論」與它們都不相干。然而不幸的是，就因為我觸犯了這種「理論」，被打得幾年抬不起頭來！

我不是在這兒訴苦，我只是想通過我的這些遭遇，說明為什麼一些年輕的同志不敢、不願再搞理論批評了。我自己從事編輯工作六七年，也在不斷學習，希望對黨的文藝事業能有一點微小的貢獻。但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現在我們都不敢輕易提出自己對問題的看法。我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還有一些看法，但在我那篇文章裡並沒有寫出來。有自己的見解，只好幾個人在私下裡談談而不見諸文字，就是寫，也只是寫些「查無實據」的雜文。在編輯工作中，也謹慎萬分，有時在稿簽上只寫一些「還不錯」，「提出研究」之類的含混不清的意見，有時寫了比較具體的意見，事後也急急忙忙把稿簽撕毀，唯恐日後又變成罪狀。我們不甘於作那種終日「等因奉此」的木偶，所以很苦悶。

編輯工作，文藝批評工作，都是最富於創造性的思想工作，不通過自己的大腦，一味地哼哼哈哈，人云亦云，是永遠不會把工作做好的。遺憾的是，我們有些領導同志，就喜歡「聽話」的人，把「聽」當成「黨性強」、「組織紀律性強」。反之，如果你敢於提出那怕是正確的意見，但與領導的看法不同，那就是「反領導」，「反領導」就是「反黨」，而「反黨」，也就與「反革命」差不多了。在這種編輯方式的壓力之下，有些人就只得做聽話的應聲蟲。而「應聲蟲」作編輯，寫批評文章，又怎能有個性、有風格、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呢？能有的，只是一些四平八穩的教條，一些「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的玩意兒。

黨的精神鼓舞了我，讓我挺起了胸，抬起了頭，說了這些話。但說這些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訴苦，而是想通過我的親身經歷，說明一些領導者的思想和作法，在阻礙著文藝批評的正常開展，影響著文藝刊物的「個性解放」。至少，這種情況在武漢市並未完全改變，批評者、編輯者的思想、性格還不能解放，文藝批評和刊物自然不可能變得生氣勃勃。

希望那些喜歡別人「聽話」的領導者，廣開言路，樂於聽取逆耳之言，只有如此，才能「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才能使文藝刊物「個性解放」！

（載《文藝報》1957年6月30日第13期）

【三十年回首話胡風（節錄）】

從1936年到1940年到1948年，一個思想上的堂吉訶德的戰鬥之路，這就是我心目中的胡風：一個中國的堂吉訶德，一個苦鬥了一生的啟蒙鬥士；一生都在從事啟蒙工作，無論是寫作，是編雜誌，還是教書，全都是在啟蒙，在為啟蒙辯護。他的坎坷，他的悲劇，也全都由此而生。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通過他這面鏡子，可以照見百年來中國啟蒙運動的悲劇及其根源。

這悲劇來自知識份子可悲的地位與處境，更來自中國政治文化的墮落―遊民意識浸透了政治，知識份子就時時處於「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的苦況。以往那些批判...

【推薦序】／吳洪森

一

姜弘老先生於今年6月20日病逝了。消息傳來，我心頭一震，頓感悲涼而遺憾。

前年夏天，正值武漢暴雨淹城後天初晴，李文熹先生頂著酷暑，引領我去拜望心儀已久的姜弘先生。

初知姜弘先生，是李文熹先生將姜弘先生無法在大陸發表的多篇電子文稿傳給我，說姜弘先生青光眼嚴重，無法使用電腦，請我代為在註冊真名網上發表。於是我將這些文稿按照內容，分別發表在真名網的歷史論壇與思想論壇。

出生於1932年的姜弘先生，就此成為真名網最年長的網友，他的大作給年輕人帶來了很多啟迪和思考。

可惜好景不常，2010年7月2日我生日這天，真名網被徹底關閉。

之後轉戰博客與微博，每日編選《今日微博選登》，通過郵箱發送。四年後，我的博客和微博也被封殺，《今日微博選登》編不成了，於是再度轉移陣地到微信。如今，我已經是第四個微信了。

我的努力，多次得到姜弘先生請李文熹先生轉述的鼓勵與肯定，有兩次，姜弘先生還將拙作列印多份分發給身邊的朋友。

很多年前，我從恩師王元化先生那裡感受到了前輩不遺餘力獎掖後人的溫暖，2008年恩師西歸之後，我再度從姜弘先生身上感受到了民國文化人的寶貴傳統。

拜讀了他的大作《回歸五四―苦難的歷程》之後，令我對姜先生的生平和思想有了更完整的瞭解。這本大作是李文熹先生惠寄給我的。姜弘先生在文章裡所透現出來的對真理對真相的執著追求，對國家前途和知識份子苦難的深切關懷和反思，深深感染了我。

患難不已的中國知識份子裡面，確實有少數這樣的人物，他們歷盡苦難之後，依然是那樣堅定不移地心繫天下。

我因此生發出去拜望姜弘先生的心願。

諸事繁忙，直到2016年夏，才有機會赴武漢。

我們是下午到達姜弘先生家，他已經早作準備歡迎我們，連晚餐都安排好了外賣，以便不打斷聊天。那天作家胡發雲先生也特意趕來聚談，他和姜弘先生交往已經幾十年了。

我想起某人曾經說過，生於淪陷而成人後能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人裡面，很多人是由於命運的機緣巧合和民國知識份子有了接觸，是受到了他們的影響的結果。

面容清癯的姜弘先生儒雅而健談，頭腦之清晰，思想之敏銳，完全不像年過八十的老人。

晚上九點，怕先生過分勞累不得不起身告辭。走出門外，望著滿天星斗，心想下次還來。

誰曾想，這第一次拜望，竟成了最後一次！

日前，李文熹先生發來姜弘先生遺作四十九篇，說即將在臺灣出版，囑我寫序。無論從能力從資歷還是從名望，我哪有資格為姜弘先生遣著作序？然而念及先生的知遇之恩，念及傳承老前輩思想的責任，我還是欣然答應了。



二

姜弘先生的遺作以及之前在臺灣出版的《回歸五四―苦難的歷程》，大多寫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回顧與反思，是姜先生作品的主要基調。這一基調的形成，毫無疑義與六四有關。

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發生之後，大陸一片肅殺之氣。絕大多數人再也不過問政治，甚至自甘墮落，沉淪下去。最受六四慘案打擊的是原先對改革抱有希望，期待中共通過自身改革，脫胎換骨，把中國引上民主法治道路的知識份子。這些人中，有的人從青年時代就是純真而熱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是歷次政治運動的倖存者，但面對血淋淋的殘酷現實，理想的幻滅給他們所帶來的精神和心靈的痛苦，可想而知。

儘管如此，少數人心懷天下的稟性難移，他們在悲憤中苦苦思索，中國何以會走到這一步？導致暴政的根源何在？未來的中國道路該怎麼走？希望在哪裡？這就是姜弘先生在文章中說的：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該往哪裡去？

這就是大陸九十年代，南有王元化，北有李慎之，引領大陸文化界學術界展開反思的由來，姜弘先生無疑是其中積極的一員。

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反思的起點定位於五四運動，因為五四是中國政治明顯左轉的標誌性事件。

五四一直作為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和精神遺產用於給青年洗腦。這五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它如果是左毒的起點的話，帶來的究竟是怎樣的毒？如果它還有繼承的價值的話，這價值是什麼？

對五四的反思，從八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之後就開始了，那是文革的慘痛教訓引起的對左傾來源的追溯，而六四慘案則加劇了對五四的激烈思考，顯得更有現實需要的急迫感。

我完全贊同姜弘先生將五四運動的起點從1915年的《新青年》創刊算起，將五四運動劃分為新文化運動與青年愛國主義運動兩個部分。

新文化運動的側重點，也是該運動最大的成就，是引進了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追求個人解放個人自由，這是新文化運動最大的亮點。可惜，這場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才短短四年到1919年五四這天，就逆轉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運動了，重新退回到了兩千年來集體主義的老路上去了。正是基於這點，王元化先生和姜弘先生都高度肯定新文化運動中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價值，而否定1919年五四青年的愛國運動。

從姜弘先生的文章，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五四這一天所發生的所謂愛國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葬禮，是傳統集體主義的復辟。

何以發生了這樣的大逆轉？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沿著他們的思考繼續探索下去，則成了我們後輩的任務。

通常意義上，我們把民主與專制看作完全對立的兩極，專制捍衛者一定竭力反對民主。可是，縱覽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思想史資料，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不僅出國考察過的知識份子對西方民主大加讚揚，甚至朝廷官員也讚揚議會制度給社會帶來了良治。個人自由卻很少有人注意和涉及，直到二十世紀初，清朝垮臺前夕，才慢慢流傳進來，但立即遭到謾罵抵抗。中國傳統文化直接的就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理解為自私和不孝。這說明，在民主與專制的對抗背後，更加艱難和深層的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抗。

第一次世界大戰令原先嚮往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少知識份子對民主制度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他們尋找新出路的時候，飛蛾撲火，不察蘇聯輿論宣傳之欺騙，把共產主義新酒裝進了中國集體主義老瓶。加上蘇聯需要通過輸出革命來捍衛政權，加上孫中山之流維權為大的政治野心，兩者一拍即合，中國從此走上了通往新專制主義暴政的奴役之路。

姜弘先生引用周有光的話說：「要從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這一觀點我非常贊同，九十年代的反思，有所欠缺的，就是只從中國知識界自身的意識形態演變來看問題，而沒能放到世界局勢變化中來看。



三

明白了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與意義，也就明白了以實際文學創作成就，彰顯新文化運動價值的魯迅，與國民黨矛盾衝突的焦點所在：這是剛剛覺醒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重新回歸專制主義政府之間的根本衝突。在魯迅看來，走上一黨專制的國民黨，把中國重又拉回到專制社會的黑暗中。清末引進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本意是針對中國傳統的宗法禮教社會，試圖把青年的身心從舊禮教舊家庭裡解放出來，這個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在蘇聯幫助下獲得北伐勝利，取代了北洋政府的新國民政府，比北洋政府還不如，掌握了軍政大權的國民黨開始退往專制主義道路。

這樣，魯迅就處於兩面作戰又勢單力薄的情況。在反國民黨方面，魯迅與共產黨是同路人，共產黨的週邊組織左翼作家聯盟拉他入夥、推他為首的時候，他的心態是矛盾的。這個時候他對蘇聯的真實情況已經有所瞭解。他對共黨方面派來遊說他的馮雪峰說：革命勝利之後，你們會不會罰我去掃大街？

魯迅沒想到，這個革命黨的領袖執政之後於1957年在上海回答羅稷南問：如果魯迅還活著會怎樣？答曰：他要麼識大體不再寫，要麼坐在牢裡繼續寫。

魯迅一方面覺得藉助團結的力量、組織的力量共同反對國民黨，更為有效。另一方面，個人自由、創作自由如何又能夠保持住而不被革命組織所吞沒？兩難處境加上疑惑，使得魯迅與左翼作家聯盟的關係，正如姜弘先生所指出的：「始終是若即若離」。魯迅對革命組織試圖吞沒個人自由和創作自由十分警惕，不惜公開撰文罵左聯領導人是：「革命工頭」、「奴隸總管」，四條漢子中為首的周揚被魯迅罵得顏面掃地，在上海待不下去，只好去了延安。

所以，魯迅晚年實際上一人對三敵：社會傳統勢力、反動的國民政府、革命的同路人。魯迅先生不妥協不退讓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捍衛個人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解放。

說到底，魯迅延續的就是新文化運動所開拓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鬥爭。

而最被魯迅認可的弟子胡風，在組織上與共產黨卻靠得更近，也更為左傾。他不僅學生時期特意從北大趕回家鄉參加農會運動，大義滅親殺了大地主―他的堂叔父，從而成為國民政府的通緝犯，他逃亡日本期間還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因為沒有找到證人，才不得已成為黨外人士。胡風在理想上組織上完全認可共產黨，在文藝思想上卻主張個人自由創作自由。黨組織正是看到了胡風「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無組織無紀律傾向」，才以證據不足為由，拒他於門外。而胡風本人居然沒有意識到加入共黨與個人自由、創作自由之間存在巨大的矛盾。他的政治洞察力，比魯迅差遠了。

導致胡風沒有認識到這兩者之間存在根本矛盾衝突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共產黨的真面目還沒有完全暴露，尤其在國統區，共產黨利用報紙等輿論工具，把自己打扮成走民主道路的黨。別說胡風被騙，連馬歇爾為首的美國國務院都整個的被騙了。

二是，在國統區的共產黨首領周恩來，其主要任務就是統戰加收買，因此扮演著十分開明的角色，很多知識份子因此上當。

周恩來在國統區忙於統戰和收買的時候，延安的毛澤東不擇手段的忙於樹立個人的絕對權威，忙於奠基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獨裁。毛澤東不僅在組織上要確立自己的絕對領袖地位，在意識形態上也要定於一尊。毛要達到這一步，必須把知識份子的獨立思想打掉，必須以他的思想為絕對真理，這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由來。

毛以整風為手段，以《講話》為洗腦工具，軟硬兼施將延安知識份子馴服之後，又把《講話》印發到國統區的地下黨，以此來檢測白區地下黨裡的文化人對他的擁戴情況。

那些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真心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的共產黨人，他們嚮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會，他們當然不會把毛當作神來崇拜，他們覺得《講話》不妥之處，當然會坦誠的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被收集起來回饋到延安。

毛坐上了皇帝的位子之後，就通過清查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等多次政治運動，將這些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一批一批地收拾了，甚至從肉體上消滅了。這些人中，有胡風、顧准、孫冶方、王元化以及姜弘等等一長串名單，僅僅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罹難者就有2100餘人。

這就是共產黨內的知識份子為何會劃分為延安派和地下派，以及地下派為何在共黨執政後都被剿滅的原因。

回顧這段歷史，個人與集體的矛盾衝突到底該如何解決？有沒有可靠的解決之道呢？1903年嚴復將穆勒1859年出版的《論自由》，用文言文翻譯成《群己權界論》，可謂抓住了要害與根本。

如今，我們更加明白了，主權來自於我們部分人權的讓渡，明白了有些人權叫基本人權，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等是不可讓渡的，無論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政府，侵犯剝奪了人的基本人權，就是邪惡，就該被推翻。

新文化運動所開拓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必將在中國大地結成碩果。

寫於2018年10月13日到17日

【推薦序】／吳洪森

一

姜弘老先生於今年6月20日病逝了。消息傳來，我心頭一震，頓感悲涼而遺憾。

前年夏天，正值武漢暴雨淹城後天初晴，李文熹先生頂著酷暑，引領我去拜望心儀已久的姜弘先生。

初知姜弘先生，是李文熹先生將姜弘先生無法在大陸發表的多篇電子文稿傳給我，說姜弘先生青光眼嚴重，無法使用電腦，請我代為在註冊真名網上發表。於是我將這些文稿按照內容，分別發表在真名網的歷史論壇與思想論壇。

出生於1932年的姜弘先生，就此成為真名網最年長的網友，他的大作給年輕人帶來了很多啟迪和思考。

可惜好景不常，2010年7...

推薦序／吳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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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痛悼姜弘先生／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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