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遲遲未能落筆有幾個原因。我在臺大念書四年(1957-1961),在美國考過博士資格考試以後,回臺大教書,前後又有九年,在杜鵑花城的歲月,長達十三年。因為有太多可寫的故事,感觸良多,反而無從下筆。
還有一層顧慮,就是人謂的「好漢不提當年勇」。我雖然當年是個女生,現在是個老祖母,但服膺這個道理,與眾人沒有不同。要寫臺大經驗,免不了要吹點牛,這與維持謙虛的心願相違,就不如不寫。轉念一想,我現已年過七十,再不吹點牛的話,恐怕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現在挑選幾件與性別有關的來說說,追隨眾學長之後,一起來慶祝校慶的盛會。
【到臺大念書】
1957年,我從臺北一女中畢業,接到通知說可以保送東海大學,但我還是放棄保送機會,選擇參加聯考,第一志願臺大歷史系。分數出來,中歷史系榜上第一名。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後來告訴我說,寫榜的時候,我的名字很早出現,他以為我是個男生,待他抽完一枝菸,第二名才出現。
那時候,臺大歷史系清一色都是男教授,學生中也以男生居多。但我們那一年錄取的學生中正好男女生各半。教授們全都認為歷史這行是男性的地盤。可不是嗎?中國人寫歷史,大概從有文字,有統治者以後就開始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幾千年來,幹這行的全是男的。在迎新會上,系主任劉崇鋐教授致辭歡迎新生,但是他希望女生趕快轉系,因為這一行不適合女生,不妨轉到中文系或者外文系去,澆了我們一頭冷水。
聽說其他的歷史系教授們也都覺得危機臨頭,歷史這一行業,正面臨著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吳相湘教授憂心忡忡地說:「歷史系要變成怡紅院了,怎麼辦?」沒想到女生們沒有一個轉去別系,反而有女生轉系進來,包括農學院轉來的高材生謝瑩瑩。大家不僅學習歷史,而且創造了歷史。從這一年以後,歷史系錄取的一直是女生多於男生。
教授們雖然不喜歡女生來念歷史,可是打分數的時候,並未歧視女生。四年中,我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是書卷獎的學生。有一回,學校通知我去領另外一個獎學金,發放獎學金的職員說是素友獎學金,我想知道捐錢的是什麼樣的組織,顧名思義,應該是「吃素的朋友」。他不想答話,眼睛翻了翻,那副神氣好像在說:「拿錢就是了,何必這麼囉嗦!」
沒想到三十年後,我念大學的女兒有個全然不同的經驗。一天,我在亞利桑那大學辦公室,有電話進來,是獎學金辦公室打來的,說有要緊的事要找我女兒,他們要給她一個獎學金,但是要她參加三天後的捐錢組織的餐會,而且要上台致感謝詞。晚飯的時候,她趕回家來,我把好消息告訴她,叫她第二天去獎學金辦公室。她急得跳腳,因為三天後,她正好有個重要的考試。雖然餐會在晚上,但致詞須先行準備,還須搞清楚這個組織的宗旨和歷史。她說寧可不要這個獎學金,在我的勸說下,她決定擔負這個重任,可是她不悅的反應似乎在說:「給錢就是了,何必這麼囉嗦!」
當年歷史系集中國大陸來臺的名師於一堂,沈剛伯、劉崇鋐、李宗侗、勞榦、姚從吾、夏德儀、方豪、李定一,吳相湘等皆是。
傅斯年校長聘請教授,秉持北大兼容並蓄的傳統,以及自由討論的學風。他自己雖是胡適的好朋友,但將最愛罵胡適的徐子明教授也請來臺大教書。徐子明以國學根基扎實自負,最痛恨引車賣漿者流使用的白話文。他寫過《胡適與國運》這本小冊子,上課必罵胡適及「胡子胡孫」,說白話文是豬狗文章,又要求學生考試必須用文言文作答,否則不及格。我們那一班同學中只有汪榮祖一位勇士敢去選他的課。後來我也有機會去上他在校外開的詩經課。
徐教授最反對女孩子進學堂讀書,女同學中沒人敢選他的課。他的女公子就沒進過學校,一直在家裡學習,由他親自調教。她琴棋書畫,樣樣都學,尤擅工筆仕女畫。我有幸看到她的百美圖長卷,功夫的確不含糊。我雖非行家,但覺得這應該是博物館收藏保存的傑作。
在上過「邏輯新引」的必修課以後,我們三個女生,李楣、陳宛和我,就有機會和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談天說地,獲益匪淺。記得最清楚的是,在談到女學者們的婚姻問題時,他說恐怕是:「最幸福的婚姻,也只比不結婚好一點點。」我如今想起來,還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可是「婚」這個字的最好詮釋就是女人昏了頭,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不昏頭者幾希。
在殷府聊天,殷師母夏君璐會煮咖啡給我們喝,後來殷教授不幸罹癌去世,李楣為了接師母來美國花了不少心血,不折不撓,很令人感動。去年師母送我一部剛出版的《殷海光全集》,我說老師的書我都看過,不用寄來了。但書還是如約而至。打開後,我發現內有一本老師和師母的情書,纏綿悱惻,頗想寫一篇讀後感,卻遲遲沒有動筆。
剛進臺大的時候,我們一女中畢業的乖乖牌見到教授都會鞠躬,以示尊師重道。有位同學看到一位穿長衫,戴眼鏡的先生,就恭恭敬敬地行了禮。後來發現他不是教授,而是高年級的一位有才氣的同學,名叫李敖。但他大一英文還沒考及格,所以一再補考,還是大學部的學生。不久李敖做了姚從吾教授的助教,一天,他對我們選姚教授遼金元史課的一位同學說:「姚教授對你們一個個都有評語,寫在一個本子上,你們想看的話,付我一個字五塊錢,我就拿來給你們看。」大家討論以後,一致決定不看。
還有一次,有位女同學匆匆跑來,告訴我們說,李敖戴著草帽,看到女同學就把草帽拿下翻過來,裡面貼著裸體女子的畫片。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知道他帽裡有裸女。那幾天,女生們看到他走過來,就趕快轉彎走開。
(節錄自〈臺大歷史系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