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諷諭一事是後世讀者對於漢賦創作精神的基本認知,迄至唐代四海一統,君臣繫心興亡之道,於是諫諍一事成為唐帝國的重要治道論述。唐代賦學對於漢賦諷諭傳統的重視與復興,除了鑒於對六朝以來賦家因追求綺靡巧麗,終致「繁華損枝,膏腴害骨」,隨之與漢賦紹承古《詩》之義,以諷諭為宗的傳統精神,漸行漸遠,其中固然亦有文學史上發展及流變的基本規律及其世變因素,然而若就唐代開國之初太宗君臣深鑑於前代興替之數,從而重視諫諍制度與文化,從而樹立治道典範而言,唐賦作為唐代帝國「宣上德而盡忠孝」之書寫意義外,最重要的職能正是諷諭,因此從賦學史的流變面向而言,賦家重視「諷諭」的創作精神,固然是漢賦傳統的復古或再現,然若深入唐賦諷諭書寫精神重振復興的背後,實與唐代開國君臣重視諫諍文化,及其在諫議制度與科舉考目上具體而微的制定及實踐攸關,因此唐代相關諫諍文化的蔚然興盛,遂成為唐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制度與特色,因而「學而優則仕」的文士,往往具有濃厚的諍臣意識及其仕宦理想。
另一方面,就唐代賦家而言,在唐代此一蔚然興盛的諫諍文化風氣濡染及其推波助瀾之下,乃重新召喚漢賦創作中的基本諷諭精神及其文體職能,便成為唐代賦家諍臣意識及其仕宦理想的重要轉化與體現,於是諍臣意識與辭賦書寫的諷諭精神,從而水到渠成地成為唐代諫諍文化具體交集面向,並且也是唐賦諷諭精神蔚然復興的重要歷史註腳。
南宋史學家李燾撰〈天禧以來御史諫官年表〉,體現出真宗天禧詔書在北宋臺諫史上的重要關鍵地位,並由此為北宋仁宗之後的臺諫制度及其諫諍風氣之昌盛,奠定穩固的基礎。其中作為仁宗「慶曆新政」中重要指標人物之一的北宋文宗歐陽脩,在北宋政治史上動見觀瞻,亦為北宋具代表性的辭賦作家,誠然亦攸關北宋臺諫制度及其言事風潮的歷史世變。
唐宋重視諷諭的賦家也往往在仕宦歷程中具有實際的相關諫官履歷;或者仕宦歷程中雖未擔任過諫官,卻表現出濃厚的諍臣身影;甚者部分賦家即使未具備上述兩類名顯著的諍臣身影及相關仕宦經歷,但卻濡染當代諫諍文化,且以諍臣自許,而他們的辭賦作品往往深具諷諭旨趣,甚至因為懷才不遇,並且無法實現諍臣職志為平生憾事,遂往往寓託諷諭於詠物或寓言等等辭賦作品之中,作為映現其念茲在茲的諍臣想望及諷諭意識,有時部分辭賦作品更成為他們抒寫諍臣夢想難以實現的重要情志隱喻,因而使得這些作品與曾經擔任諫官職務或擁有相關諫諍奏議者的前述兩類賦家作品之間,往往形成不同的諷諭旨趣與創作取向。
基於上述審視,本書篇章的相關論述主要鎖定唐代迄至北宋賦家的諷諭意識及其諍臣意識,乃至於具體的以賦為諫的政治踐履,並且處身歷經六朝綺靡雕飾,風軌日遠之後的唐宋階段,如何復興漢賦諷諭,展現另類深具復古意涵的政治文化風華,從而審視其中與唐宋諫諍制度及文化風氣的密切聯繫,抑或賦家仕宦中之諫官經歷或諍臣意識,則為本書以「賦家與諍臣」為論述主題的關注焦點。
本文所收錄的相關篇章,基本上已經於海峽兩岸與新加坡相關國際學術會議發表初稿,並分別修訂出版於海峽兩岸三地的學術刊物,如政治大學《第十一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北京師大《勵耘學刊》、安徽大學《安徽大學學報》、華中科大《華中國學》、香港語文學會《文學論衡》等等。本書相關篇章為多年以來筆者攸關唐宋「賦家與諍臣」研究課題審思之初步心得與前後體會,管窺蠡測之度,缺漏不足之處,誠然在所難免,庶幾學界同好,有以指教海涵!更盼藉此小書之出版,由衷感恩 簡師宗梧,數十年如一日的諄諄教誨,並祝福 梧師 朗健康泰:
值茲世變混沌數,靜思賦學來時路。
驀然三十有六載,燈火還自闌珊處。
恩沐簡師春風樹,雲飛東海觀日出。
夢憶指南山雨後。人間寫志更體物。
許東海 2020.10.30
序於指南山下的政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