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

媒體推薦：一舉成經典……代爾藉由對詩、書信、回憶錄和小說令人佩服的考察，對英國戰爭紀念物的獨到分析以及博雅的引經據典，支持他的論點。──《出版人週刊》

穿越一戰文獻和戰場，一場富思考性又激發思考的朝聖……說明記憶和歷史如何與文學緊密地交纏在一起。──《華爾街日報》

悼念與記憶之書。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何被不同藝術媒介再現，以及我們對大戰感受如何被這些再現形塑與定義。──《衛報》

對戰爭與人類記憶的穿透性沉思。──《每日電訊報》

代爾視創作鑰匙般獨一無二的書籍為樂。──詹姆斯．伍茲，《紐約客》

代...

「每一座壁爐上都立著常春藤環繞的照片，微笑著，一如往常……」

積滿灰塵、鼓脹、陳舊：這些相冊，它們全都一樣。收納著一樣的表情，一樣的照片。家家戶戶都曾受戰火波及，家家戶戶都有這樣一本相冊。就連準備翻開相冊、看著相冊的動作，都被相冊就要激起的情緒覆蓋著。我們看照片，彷彿讀一首描寫看照片的詩。

我翻開灰暗沉重的冊頁。老照片的灰塵味。

已逝者列隊參軍。軍行過黑暗小鎮，消失在畫面邊緣之外。有些人隨後出現在照片中的醫院裡：在軍隊開拔與養傷復元之間，別無它物。更後來的照片裡，觸手可及的鄉郊野外似乎總是空無一人，記錄著缺席。乾砌石牆與河流。個人肖像與團體照。軍官與其他軍階。無法分辨誰是風雲人物，誰又不受歡迎。

「回憶一斑斑」，厄普代克（John Updike）寫著，「彷彿底片被顯影劑噴灑，而不是浸漬其中。」這些照片每張都缺損、斑駁、變色；瑕疵讓它們看來就像回憶的顯影。有些打了過度的白光，慢慢地蠶食著影像，準備抹去它。其他的則是正在褪色：是遺忘的顯影。到最後除了空白，什麼都不會留下。

一位穿長制服戴圓眼鏡的護士（下面有我祖母無瑕的筆跡，用印刷體寫著「我」）。醫院中一群男人。兩個戴眼罩，三個用三角繃帶包著手臂。其中一個

穿著難看的灰西裝，
沒了腿，袖口封在手肘。

一臉嚴肅的修女站在後排的一端，照片下方不嫌煩地寫下每一個人的名字。我母親的父親是後排左邊數來第二個。

外祖父是非婚生子，出生在施洛普郡的沃森（Worthen, Shropshire），距離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出生的奧思維斯垂（Oswestry）約十八英哩。他是農場工人，只會讀寫自己的名字。一九一四年入伍，在索穆省擔任馬車伕。根據家族傳說，外祖父曾經到前線戰壕代替突然間勇氣盡失的友人作戰。再次回到後方時，他將摯友的遺體一鏟鏟放進沙袋中。（每個家都有一本相同的相冊，每個家也都有同一則傳奇的獨家版本。）他在一九一九年回到施洛普郡，重拾他遺落的生活。

工作，參戰，結婚，工作。

他活到九十一歲，過世前仍然只會寫自己的名字。

關於外祖父的每件事，我說的都是真話。除了他並不是照片裡後排左二的那個人。我根本不認識那個人。沒差。他可以是任何人的外祖父。

就像許多年輕人那樣，我的外祖父決定參軍時不符年齡資格。招募官叫他過幾天、多長了兩歲以後再來報到。外祖父依約再來，在年齡欄位虛報了兩歲，於是順利入伍。

類似情節在所有徵募軼事中屢見不鮮，但我從沒懷疑我媽經年累月反覆重述的這個自家版本的真實性。所以後來我很驚訝地從外祖父的死亡證明發現他其實生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和歐文同年），也就是說，戰爭爆發那年他已經二十歲。一九一四那代人傳唱的其中一則故事早就在我家徹底內化，成了外祖父生平的一部分。

他是每個人的（外）祖父。

§§§

清晨七點三十分。霧靄還在索穆平原賴著不走。樹影輪廓模糊。不見動靜。電纜垂下，消失在不存在的籬笆後。唯聞鳥鳴。只有公路知道自己究竟通往何方。

我佇足享用早餐（蘋果、香蕉、紙盒裝的優格），一邊參考昨兒個買的地圖。稍早有位朋友驅車由巴黎前往加萊（Calais）趕搭早班渡輪，順道把我載到了亞眠（Amiens）。我從那開始朝著阿爾貝（Albert）方向搭便車，因為根據剛入手的地圖，那是最靠近我幾乎記不得名字的一些村莊的火車站：博蒙阿梅爾（Beaumont-Hamel）、馬梅斯（Mametz）、波濟耶爾（Pozières）……我想參觀索穆省的公墓，可是對於那些公墓究竟長什麼樣子或者哪一個墓區特別值得造訪，卻一點概念也沒有。在我的地圖上，靠近蒂耶普瓦勒（Thiepval）的地方有粗體字印著「英國紀念區」。今天早上開始攔便車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將遇見什麼、要去哪兒──現在也一樣，我只知道今天我會去一趟蒂耶普瓦勒。現在我決定把東西都塞進後背包，繼續步行。

正如氣象預報所言，霧在一個小時內開始蒸散。原野緩坡露了臉。油菜花的粉黃火焰。平斜的地。我走向一座偌大墓園，幾乎看不見最遠一排的墓碑。

一堵時而消失在霧中的矮牆把公墓和周圍的原野隔開。牆邊近處偌大的十字架朦朧間看來滿是青苔，彷彿樹幹一般。打開上鎖門閂的響聲使鳥群反復離枝。我腳下踩著大聲作響的石礫。緊挨著大門，一塊灰白、平擺如祭壇的大石上寫著：

斯名永存

大石與十字架之間是成排與漂亮草皮接壤的白色墓碑。紫色、暗紅、鮮黃的花團點綴其間。

多數墓碑僅銘刻所屬軍團、姓名、軍階，以及戰死的日期（如果確定知道的話），有時候還有年紀。偶爾看到一些名言錦句，卻浮濫著精心雕琢的聖經式感傷；它們對墓碑群整齊劃一的哀愁沒有一分增添或減損，有些甚至連名字都沒有：

參與大戰的
一名軍人
唯上帝知其名

一把青銅劍安在十字架的中心處，劍尖朝下指著地面。霧漸漸薄到讓十字架有投下影子的跡象，一道更灰暗、隱約到好像不存在的霾。蒼白天光。

墓園左手邊的高牆紀念著「一九一六年九月到十月之間於索穆河戰役中倒下」、不知葬身何處的紐西蘭籍死者。整道牆面延伸著一千兩百零五個名字。

大門邊上有訪客簿和墓主登記。這個公墓的名字叫毛蟲谷（Caterpillar Valley），共有五千五百三十九人長眠於此。

「我們將會緬懷他們」

「大戰」（Great War）斷裂歷史的延續，摧毀過去的遺產。當溫德姆．劉易斯（Wyndham Lewis）稱這場戰爭為「世界史的轉捩點」，其實是提供了一種定調，不過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戰爭雖然摧毀過去卻也幫助它保留下來，至少對英國人來說是如此。後人從大戰的視角檢視一九一四年之前十五年的生活是很自然且無可避免的事。戰爭粉碎了過去，也把過去當成往事保存下來。藉由迎向一個不穩定、不確定的未來，穩定與確定成為過去不朽的特質。

實際情況當然不若一九一四年八月戰爭爆發前的慣常觀點那麼眾口一詞，雖然它試圖誘騙我們。對許多當時的觀察家來說，戰爭玷汙了過去，揭穿並清楚披露潛伏在過往和平中的暴力。八十年過去（本書初版於一九九四年），這種蜷伏的、集結的暴力感受，幾乎已經從我們對大戰之前的認知裡全面濾除。提倡女性參政權的激進分子、階級躁動、罷工、愛爾蘭一觸即發的內戰──全都被戰爭所投下的輓歌長影所遮蔽，而且顯然溫和了。

歐洲文明或許「早在被戰爭摧毀前就已經崩毀」，不過我們對愛德華時代那種守秩序的平靜印象，其實是來自隨後的生靈塗炭，並且從而加深。輝煌的一九一四年夏日，如今看來甚至是由之後的大變動所促成。

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以一段令人信服的話，告誡歷史學家要對自己的研究主題抱持著未定論者的觀點。他得不斷把自己放進過去的某個時間點，在那個時點上，已知的因素看起來仍舊允許產生不同的結果。

然而歷史並未均勻地覆蓋事件。它在每個地方都形成暗流──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間的這些暗流最是深不可測。透過觀賞諾曼地登陸的影像片段，我們能在登陸日（D-Day）發生的當下親歷其境。歷史懸而未決，等著被創造。相反的，索穆河戰役卻深埋於自己的餘波盪漾之中。「身處其黎明即是幸福」──即便恐怖埋伏於隨之而來的篇章，法國大革命初期的狂喜依舊絲毫未損。一九一四年排隊等著入伍的年輕人看起來卻有亡靈的容貌，他們排隊給人屠殺：他們早就死了。用赫伊津哈的話來說，大戰驅使我們書寫反向的歷史：一個先有果後有因的故事。

他們將永駐青春，在活著的我們老去時：
年紀不讓他們疲倦，歲月也不懲罰他們。
無論在日落之時或是早晨
我們將會緬懷他們。

這些咒語般的音律和真言般的複誦，每年都在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被吟詠。這些話我們聽過，卻幾乎沒在紙上讀過。我們或多或少已銘記在心。這些話似乎從沒被寫下來，卻已隨著生活的脈動深入國民集體記憶，隨著年復一年的光陰遞嬗，由國殤紀念日的催眠咒語所催生。

但它們的的確確是由勞倫斯．賓揚（Laurence Binyon）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寫下的：早在陣亡的人真的倒下以前。換句話說，〈給陣亡者〉（For the Fallen）並非悼念之詞，而是預言之作；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悼念的預言：一段結果早已注定的預言。

一九一七年八月廿二日這天，厄尼斯特．布魯克斯（Ernest Brooks）在伊珀爾（Ypres）附近的皮爾坎山脊（Pilkem Ridge）拍下了大戰中最具標誌性的照片之一。落日餘暉突顯一名士兵背著步槍、垂首致意的剪影，他低頭看著死去同袍的墳頭，悼念著。這張照片記錄戰爭──此時正值第三次伊珀爾戰役，距離停戰還有十五個月之遙──同時預告這場戰役未來將如何被記得。這是一張屬於未來的照片，是未來回首過去的照片。這是一張屬於賓揚詩句的照片，是充滿感傷的照片。我們將會緬懷他們。

「我看過他們，我看過他們……」

戰爭繼續，有影像，沒聲音。同樣的表情，同樣的戰場。人們向前線行進，揮舞著鋼盔。砲火彈幕。一堆輜重：子彈、砲彈、補給。在戰壕裡打鬧。用便餐。更多行軍。更多砲火。更多攻擊。抓到頭幾個戰俘。零星的傷亡。呈受猛烈砲擊的景象（有地雷爆炸坑的特寫）。破碎的村莊。傷員步行返回。大批的部隊，帶著那些被悽慘剃了光頭的德佬戰俘回來……

我人在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看館藏的戰爭紀錄片。每部片看來都跟其他的一模一樣。它們的形式就跟拍攝地點的壕溝戰僵局一樣固定。

攝影機停止了一切。士兵們沒法不盯著它看。戰前講道時沒人理會隨軍牧師：每個人都忙著看攝影機。一邊看還露齒笑。這場戰爭就是開口笑競賽，而協約國笑到了最後（德國佬只堆得出慘笑）。只有傷得最重的士兵──事實上我們根本沒真的看到他們──才能拒絕對著鏡頭咧嘴笑。對鏡頭這麼敏感，無可避免會帶來一些糟糕透頂的演技。沒有什麼比《索穆河戰役》（The Battle of Somme）（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首次上映，社會大眾皆震驚於其畫面之寫實）裡，部隊正要爬出壕溝的連續鏡頭還糟；這個假到出名的畫面，事實上是在訓練場上拍的。士兵倒下，死亡，回頭看向鏡頭，然後將雙臂在自己胸前整齊地交叉。

相較之下，抽菸的畫面極具說服力。每個鏡頭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在吞雲吐霧。他們菸抽得多到讓你覺得，他們正在努力增強面對可能的毒氣攻擊的抵抗力。在我們眼裡，這些影片是復古的香菸廣告。尤其，這些菸槍當中，有一大部分距離被炸得粉碎只剩幾天或幾小時，因此二十年後得肺癌的可能性反倒成了奢侈的妄想。此外，那些煙霧、毒氣、砲火、噪音、潮濕以及衛生和排水的糟糕條件，在這些影片裡，戰爭似乎是以忽略士兵的健康為其特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也不會帶來太嚴重的後果。阿戴爾曾指出，在好萊塢的越戰電影中，「每個美國人角色在碰巧發現自己身處鏡頭範圍內時，都已經身處險境了」。在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紀錄片視角裡，鏡頭畫面是安全的港灣，是危險的避難所。出現在影片裡，就是在不受傷害的路上。

很少有人會死，而且無論如何死的都是德國人。對英國的湯米們（Tommies）來說，他們只受了零星的傷，有時候頭上纏了繃帶，通常頂多一跛一跛而已。戰鬥結束後，不分敵我都踏著沉重的步伐回營──湯米撐扶著弗里茨（Fritz）──彷彿是在糟糕的場地比完一場激烈的橄欖球賽回來。握手、友誼和打鬧般的兄弟之情充滿了賽後鏡頭：一名英國士兵和德軍俘虜互換帽子（字幕上寫著「湯米和弗里茨交換帽子」）。大夥兒在一旁看著。整體來說，索穆河與昂克赫河（Ancre）的戰鬥看來相當無害。

不只無害，從協約國的觀點來看，還是大獲全勝。德軍所扮演的角色是，先承受可怕的砲擊，接著大批投降。投降人數多到遲至一九一七年才終於把整隻德軍聚攏在一起。

戰爭就這麼持續下去。每個人看來都一樣。每個地方看來都一樣。每場戰役看來都一樣。正當字幕和地圖給人接二連三輕鬆獲勝的印象時，影片本身則削弱了它們的可信度：如果事情這麼簡單，為什麼在幾個月後，還需要在同一塊地區打另一場同樣的仗？山謬．海因斯（Samuel Hynes）的形容不偏不倚，我們所得到的是

大批的人員和物資胡亂移動，穿越殘破不堪的世界，朝著不確定的目標前進；毫無目的的暴行與消極的受苦，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不是聖戰，而是糟糕的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用在這裡不夠恰當，因為命中注定暗示有意圖、有目標，因此與海因斯所謂「什麼都沒發生」的主要論點相違背。這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個情況。

經歷幾個小時的這種情況，我無聊得想睡。一名軍官著騎兵制服──帽子、靴子、騎馬披風──乘著一台坦克的連續鏡頭短暫喚醒了我的興趣。「坦克」，一個嶄新的發明，出現在字幕中時總是有引號框著，它才是這些影片裡真正的大明星。醜陋、緩慢，它笨重地上戰場，再笨重地回去，毫髮無傷而且嚇人，一隻笨拙的鐵甲蟲。一隻劇烈跳動的鐵甲蟲，或者說是一匹鐵製野馬，當它顛簸輾過滿是彈坑的原野時，盤據上方的軍官得拼了命地打直自己的上半身。

在這滑稽的中場休息過後，戰爭又重回舉步維艱、沒有劇情的常態。同樣的表情，同樣的戰場。我想像自己不停看著這些片斷，並訝異自己居然期待影片出現當代紀錄片的構成，期待原始的歷史材料被重新剪接，進一步編輯、重塑並置入歷史背景中。我差點希望影片裡會出現《二戰全史》（The World at War）裡我討厭的、那些對老將軍們所做的訪談（「是的，我傾向認為我用我的攻擊計畫同時照顧了兩者」）。

戰爭繼續，有影像，沒聲音。同樣的表情，同樣的戰場。有一句字幕說了些有關我們不知疲倦的軍隊不停行軍，而我感覺自己是不知疲倦的觀眾，負重穿越了昂克赫河、索穆河與阿哈斯（Arras）的戰鬥還不按暫停──而我早已放棄注意哪一仗是哪一仗，也沒在做筆記了。我又多坐了一刻鐘，在椅子上越陷越深。最後我再也忍不住。我站起來，重重拍打放映師的門，哀求他，「老天啊，別放了！」

他樂得停戰。這樣他也可以早點收工去吃午餐。給自己和別人一條活路。走出門的時候，我已準備從更勤奮的研究者手上接下一根白羽毛 。

對我們來說，戰爭就像這樣。我們可以隨意停下。我們凝視士兵在戰壕裡的照片。雪、泥濘、寒冷、死亡。等到我們在那兒待得夠久了，我們就起身離開，翻頁繼續。

「每一座壁爐上都立著常春藤環繞的照片，微笑著，一如往常……」

積滿灰塵、鼓脹、陳舊：這些相冊，它們全都一樣。收納著一樣的表情，一樣的照片。家家戶戶都曾受戰火波及，家家戶戶都有這樣一本相冊。就連準備翻開相冊、看著相冊的動作，都被相冊就要激起的情緒覆蓋著。我們看照片，彷彿讀一首描寫看照片的詩。

我翻開灰暗沉重的冊頁。老照片的灰塵味。

已逝者列隊參軍。軍行過黑暗小鎮，消失在畫面邊緣之外。有些人隨後出現在照片中的醫院裡：在軍隊開拔與養傷復元之間，別無它物。更後來的照片裡，觸手可及的鄉郊野外似乎總是空無一...

給台灣讀者的年代筆記

我生於一九五八年，曾經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過直接的接觸，那是非常親密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我記得小時候去朋友蓋瑞．杭特家玩，他的祖父會脫下褲子讓我們看一戰在他身上留下的彈片傷口。我推測當時的他大約七十歲，而我應該是十歲左右。姑且假設這些彈片欣賞會發生在一九六八年好了。請停下來想想。那是停戰日的五十年後。當時和一戰結束的時間距離，比如今和二戰結束的時間距離少了將近二十年。

一九九四年，《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首度在英國出版，那是一戰爆發的八十週年。你手上這本繁體中文譯本，在意義更為重大的二○一四年出版，這場百週年紀念讓一戰更貼近我們所在的當下。

傑夫．代爾

加州，二○一四年五月

給台灣讀者的年代筆記

我生於一九五八年，曾經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過直接的接觸，那是非常親密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我記得小時候去朋友蓋瑞．杭特家玩，他的祖父會脫下褲子讓我們看一戰在他身上留下的彈片傷口。我推測當時的他大約七十歲，而我應該是十歲左右。姑且假設這些彈片欣賞會發生在一九六八年好了。請停下來想想。那是停戰日的五十年後。當時和一戰結束的時間距離，比如今和二戰結束的時間距離少了將近二十年。

一九九四年，《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首度在英國出版，那是一戰爆發的八十週年。你手上這本繁體中文譯本，在意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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