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站在起點，也不喜歡看到終點：桑塔格《滾石》雜誌訪談錄

前言
桑塔格《滾石》雜誌訪談錄
謝辭

前言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寫道 :「關於心智生命，一個人設想的唯一可能隱喻就是活著的感覺。沒有呼吸的生命，人類的身體只是一具空殼；沒有了思想，人類心智就宣告死亡。」 蘇珊．桑塔格同意這個觀點。在她的日記與筆記第二部（訪談者注：《正如身體駕御意識》〔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中，她宣稱：「對我而言，聰明才智並不表示將事情做得『更好』。這是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我知道我害怕消極 (與依賴)。運用我的心智，會讓我覺得積極（自主）。這非常好。」

　　生於一九三三年、卒於二○○四年的桑塔格身兼社會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導演與政治運動者多重身份。她的一生，見證了活於一個思考的生活與思考人們的生活這兩者間不僅互補，而且可以讓生命更豐富。自從一九六六年出版第一本隨筆集《反詮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 起，桑塔格對「普羅」和「精緻」文化之間的忠誠就從未動搖。在這本筆調輕快、平易近人的隨筆集中，內容涵蓋了從至上女聲三重唱 (The Supremes) 到西蒙．薇依  ，從電影《聯合縮小軍》(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 至《穆里愛》(Muriel)  。如同她在該書三十週年紀念版前言裡所說的：「倘若我必須在搖滾樂團門 (The Doors) 與杜思妥也夫斯基中二擇一，那麼──當然──我會選擇後者。但我非選不可嗎？」

　　作為一名「藝術情色」的倡導者，桑塔格與法國作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共同點不僅在於他所謂「文本的愉悅」，也是她所描述的巴特的「心智生命作為欲望生命的視角，以及充滿智慧與愉悅的生命視角」。在這方面，她追隨了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的腳步。華滋華斯在他的《抒情歌謠》序言中，將詩人角色定義為「帶給人類直接的愉悅」，而這項他承擔的任務，是作為「一個對宇宙之美的謝禮」以及「對人類自然天生尊嚴的致敬」──華滋華斯強調，對他這個用愛關注世界的人而言，要將上述原則付諸實行，實是輕而易舉。

　　在一則日記中，桑塔格自問：「為何我感到強壯？」她的答案是「因為我活在愛與工作中」，而且她也忠於「心靈的熱情狂喜」。很清楚地，對桑塔格而言，愛、欲望與思考，基本上都是本質相近的活動。一位桑塔格極為欣賞的作家，同時是詩人與古典學者的安妮．卡森 (Anne Carson) 在她的傑作《愛：苦樂參半》(Eros the Bittersweet) 中假設「愛神在戀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與認知在思想家心靈中起作用的方式似乎有共通點」。她還補充：「當心靈與外界接觸渴望求知，欲望的空間就隨之擴增。」桑塔格在她評論羅蘭．巴特的文章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她說：「寫作是一種擁抱，也是被擁抱；每個想法都在向外接觸。」

　　一九八七年，在美國筆會中心 (Pen American Center) 一場向亨利．詹姆斯   作品致敬的研討會中，桑塔格進一步闡述安妮．卡森關於欲望與認知密不可分的概念。桑塔格駁斥一般認為詹姆斯詞彙枯燥、抽象的評價，她認為「實際上，他的詞彙是豐厚的、充實的、欲望的、歡悅的、狂喜的。在詹姆斯的世界裡，永遠都是更多 (more)－更多的文本、更多的意識、更多的空間、空間中更多的複雜性、更多供意識咀嚼的食糧。他在小說中立下了欲望的原則，這對我而言相當新鮮。這是認知論上的欲望，想知的欲望，如同肉欲一般，偶爾還模仿或取代了肉欲。」在她的日記裡，桑塔格以「熱情、欲望、渴望、憧憬、嚮往、無法饜足、著迷、愛好」一連串詞彙來描述「心智生命」。不難想像，當安妮．卡森承認「墜入愛河，以及從未知到已知讓我真切感受到活著」時，或許桑塔格會同意卡森也說中了她的心聲。

　　終其一生，桑塔格都在挑戰和顛覆男/女、老/少等刻板範疇，因為這些範疇誘使人們甘於活在一個受限的安穩生活裡。她持續不懈地檢驗、測試她的想法，意即假設思想與感覺、形式與內容、道德與美學、意識與感性這些對立的事物實際上可簡單看成彼此的一部份－就像天鵝絨的絨毛，順著或逆著毛向撫摸，會顯現兩種紋理與兩種感覺，呈現兩種顏色和兩種理解。

　　比如說，桑塔格在她發表於一九六五年的文章〈論風格〉(On Style) 如此寫道：「把蘭妮．萊芬斯坦   的《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稱為傑作，並不是以美學寬容掩飾納粹的宣傳意圖。其中確實存在著納粹的宣傳意圖，但也有別的……聰明、優雅與感性的複雜動態。」十年後，在《迷人的法西斯》中，逆毛撫摸的她，將《意志的勝利》評為「有史以來最純粹的宣傳影片，其核心概念推翻了導演的美學或視覺概念能夠獨立於宣傳的可能性」。桑塔格對此可能會做出這樣的解釋，也就是她以往注重的是「內容中形式的弦外之音」，但後來她希望探討的是「隱含於特定形式概念中的內容」。

　　桑塔格描述自己是「如癡如醉的唯美主義者」與「著魔的道德主義者」，也許她會因而同意華滋華斯的看法，意即「除了愉悅的產物之外，我們對一切無動於衷」，以及「無論我們如何對痛苦報以同情，我們將會發現，同情藉由與愉悅微妙地混合，得以產生與持續」。因此，當桑塔格全盤擁抱她所謂「多樣性複數文化」的愉悅時，我們無需訝異。她從未停止「觀看他人之痛苦」 ──這是她臨終前最後一本書的書名──也始終致力於減輕這種痛苦。

 　　一九六八年，作為美國反戰運動者的一員，桑塔格接受北越政府之邀，前往河內訪問。她在日記中，稱這次經驗「讓我重新評價我的認同、我的意識形式、我的文化精神形式、『真誠』的意義、語言、道德抉擇，以及心理層面的表達」。二十年後，在一九九○年代初，她先後九次前往滿目瘡痍的塞拉耶佛 (Sarajevo) 城，親眼目睹此城三十八萬名居民因長期圍困而飽嚐苦難 。一九九三年七月，在她第二次造訪時，一位生於塞拉耶佛的戲劇製作人，邀請桑塔格擔任導演，與塞城幾位傑出的專業演員合作，排演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狙擊槍的槍聲及迫擊彈的爆炸聲，為彩排與正式演出提供了背景音效。公演時，政府官員、塞城重點醫院的外科醫生、前線士兵及許多行動不便與悲痛的居民紛紛到場觀看。在《旁觀他人之痛苦》這本書中，她寫道：「一個總是訝異於人類的墮落，並對人類有能力對他人親手犯下陰森暴行的證據持續感到幻滅 (或不願置信) 的人，於道德或心智上尚未成熟。」如同她曾宣稱的：「若沒有利他主義，真正的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初次遇見桑塔格時，是一九六○年代初，當時她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而我是那裡的學生。整整三年，我不僅為哥倫比亞學院  一份日報《哥倫比亞觀察者》(Columbia Spectator) 的文學副刊寫稿，同時也身兼編輯之職。一九六一年，她曾為我們寫了一篇關於諾曼．布朗  《生與死的對抗》(Life Against Death) 的評論，日後也收錄進她的《反詮釋》。當我讀了這篇文章，某天下午我便忍不住大膽走進她的辦公室，說我非常欣賞她的見解。那天之後，我們還一起喝過幾次咖啡。

　　一九六四年從哥大畢業後，我搬到柏克萊，在加州大學研讀英國文學。當我一抵達柏克萊，立即感受到自己身處在一波嶄新的美國社會、文化與政治覺醒浪潮中。詩人華滋華斯在兩世紀前、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初曾說：「能活在那個黎明即是幸福」。而在當時的柏克萊，人們再次體會到生活真正的戲劇化。無論你去哪裡，都彷彿是巴布．迪倫 (Bob Dylan) 在《心亂如麻》(Tangled Up in Blue) 裡唱的「音樂籠罩著夜晚的咖啡館，空氣中瀰漫著革命的氣息」。三十多年後，桑塔格在《反詮釋》再版前言中寫道：「如今回想起來，與之相關的一切似乎都美妙無比。人們多希望那時的無畏精神、樂觀主義以及對商業的蔑視多多少少能殘存下來。具有鮮明現代意義的情感，其兩端分別是懷舊心情與烏托邦情結。也許，如今被貼上『六〇年代』標籤的那個時代最有趣的特徵之一，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懷舊色彩。從這個意思上來說，那個年代確實是一個烏托邦時代。」

　　一九六六年某個午後，我極其幸運地在柏克萊校園裡巧遇了蘇珊。她告訴我，柏克萊校方邀她前來進行一場演講。我跟她說，我正為KPFA  製作與主持一檔形式相當自由的深夜廣播節目。而與她碰面的那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湯姆．路迪 (Tom Luddy) －不久之後他出任太平洋電影資料館館長－正好要訪問電影導演肯尼斯．安格  ，談他的電影《天蠍星升起》(Scorpion Rising)。我問蘇珊是否願意加入晚間的對談，她一口就答應了。（訪談者注：在她的日記中，蘇珊將安格的《極樂大廈揭幕》(Inauguration of the Pleasure Dome) 列入「最佳影片」之一）

　　一九六七年，我搬到倫敦，擔任《滾石》雜誌首位駐歐編輯，而一九七○年當我返回紐約時，我依舊替《滾石》工作、寫稿。蘇珊和我有一些共同朋友，接下來的幾年內，不管在紐約還是在歐洲，我們偶爾會發現彼此都出席了同一場晚宴、電影放映會、音樂會（訪談者注：搖滾樂與古典樂都有）以及人權運動的活動。我始終想幫《滾石》採訪她，但對於跟她開口又裹足不前。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我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前一年她出版了廣受好評的作品《論攝影》(On Photography)，而她的另外兩本書也即將面世，其中一本是《我，及其他》(I, etcetera)－她對這部八篇短篇小說集的評語是「一系列第一人稱的冒險」；另一本則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因為乳癌的緣故，蘇珊在一九七四到七七年這段時間不但動了手術，也持續接受治療。而身為一名癌症患者的親身經驗促使她動筆寫下這本書。所以，當我下定決心問她是否願意接受採訪，並建議用這三本書當作我們對談的起點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不少作家都覺得，接受採訪就好比是詩人雷克斯羅斯   在參加完一場格外討厭的雞尾酒宴後所說的，那是「晚餐前故意找茬」。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就是其中之一。在短文〈一次訪談前的想法〉(Thoughts Before an Interview) 中，他抱怨道：「每天早晨我都會告訴自己：今天我一定要寫點東西。然後就會有事發生，讓我無法專心工作。今天……今天有什麼事情是我必須做的嗎？噢，對了，他們要來採訪我……神哪，救救我吧！」不過，至今為止最抗拒採訪的人當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 (J.M. Coetzee)。他在接受大衛．艾特威爾 (David Attwell) 訪談時宣稱：「假如我有點遠見，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會跟記者有任何瓜葛。採訪十之八九都是跟一個陌生人打交道，但這個陌生人卻因為採訪這種文類慣例的關係，竟能逾越平日陌生人打交道時的分寸……對我而言，真相是關於靜默、關於反思、關於書寫的實踐。說話並非真相的根源，而是一種沒有生氣的、暫定版的寫作。法官或採訪者出其不意揮出的長劍並無法揭示真相。相反地，那是一種武器、一個符號，透過這個符號，從而顯現出訪談固有的衝突本質。」

　　桑塔格則截然不同。「我喜歡『訪談』這種形式」，有一次她這麼告訴我，「因為我喜歡交流，喜歡對話。我的許多想法都來自與別人的對談。在某種程度上，寫作最困難的部分莫過於在那過程中，我是孤零零的，能夠對話的人只有自己，這根本是反常的活動。我喜歡跟人說話－對話讓我不至於離群索居，而且讓我有機會釐清自己的想法。我對「聽眾」(the audience) 不感興趣，因為那只是個抽象名詞，但我無疑想了解每一個人在想什麼，而那需要面對面的溝通。」

　　在一九六五年的一則日記裡，她坦承：「除非我聽起來如同莉莉安．海爾曼  在《巴黎評論》(Paris Review) 訪談中那樣的清晰、值得信賴與一針見血，否則我不會接受任何採訪。」十三年後，六月中旬的某個晴朗下午，我來到她位於巴黎十六區的家。我和她分別坐在客廳的兩張長沙發上。在沙發間的桌子上，我擺好我的卡式錄音機。聽著她清晰、可靠、一針見血地回答我的問題，毫無疑問，她已經達到多年前她為自己設下的目標。

　　有別於我所採訪過的其他對象－除了鋼琴家顧爾德 (Glenn Gould) 以外－桑塔格不是一句句地說，而總是用字斟酌、思緒縝密地以一整個篇幅的內容來回應。最令我驚訝的是其準確度，以及「道德與語言上的小心精準」－如同她曾經形容亨利．詹姆斯的風格－她藉此表達並闡述自身的想法，以括號與限定詞來校準她企圖傳遞的意義 (「時常」、「偶爾」、「通常」、「大部分」、「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其談話的豐富與流暢，正是法國人說的「沈醉於言語之中 (ivresse du discours)」。她曾在日記中說：「我著迷於創意的對話。」她更進一步說：「對我而言，那就是讓我獲得救贖的主要方法。」

　　但在聊了三個小時之後，蘇珊告訴我，她因為晚餐有約，需要先休息一下。我知道我已經有足夠的資料來完成我的《滾石》雜誌採訪稿。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她說，她很快就會搬回紐約住上六個月。既然她還有很多主題想談，因此，她問我願不願意在她回紐約後繼續我們的對話。

　　五個月後，在十一月一個寒冷的下午，我來到她那位於河濱大道 (Riverside Drive) 與一○六街 (106th Street) 上可以俯瞰哈德遜河的寬闊頂層公寓。她的公寓裡藏有八千本書，她稱這個私人圖書館為「我個人的檢索系統」以及「我的渴望檔案館」。就在那個神聖的地點，她和我坐著，一路聊到那天傍晚。

　　一九七九年十月，《滾石》雜誌曾刊登這次訪談的三分之一內容。如今，我終於首度能發表該訪談完整版本，一次我在三十五年前有幸在巴黎與紐約進行的，與桑塔格這樣一位出色、激勵人心的人的訪談。對我而言，在一九九六年一篇短文〈給波赫士的一封信〉(A Letter to Borges) 中，桑塔格將她身為知識份子的信條－我總是這麼想的－做了無比動人的表述：
「你說我們現在和曾經有過的一切都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會化為烏有，人類也會隨之滅亡。我相信你是對的。書籍不僅是我們夢想與記憶的任意總和，也提供我們自我超越的榜樣。有些人認為讀書只是一種逃避：從『真實的』日常生活逃到一個想像的世界、一個書本的世界。書本遠不只如此。它們是使人得以為人的一種方式。」

　　[1] 出自鄂蘭《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 一書。
　　[2] Simone Weil, 1909-1943。法國哲學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著有《莊重與仁慈》(Gravity and Grace)、《壓迫與自由》(Operation and Liberty) 等書。
　　[3] 亞倫・雷奈（Alain Renais, 1922-2014）的作品。雷奈是法國新浪潮電影時期「左岸派」電影代表人物之一，關注社會與政治議題，作品中也常見時間與記憶的主題。其長片〈廣島之戀〉被譽為現代主義開山之作。
　　[4] 引自桑塔格文章〈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特〉(Writing Itself: On Roland Barthes)。
　　[5] Henry James, 1843-1916。美國小說家，但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英國度過，公認為十九世紀寫實主義代表人物之一。
　　[6] Leni Riefenstahl, 1902-2003。德國電影導演。《意志的勝利》記錄了一九三四年納粹紐倫堡黨大會，是她最著名作品之一。但也因為這部紀錄片，讓她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指控為納粹幫兇。而《意志的勝利》也遭到禁播，直到二OΟ四年才解禁。
　　[7] 臺版譯為「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Regarding 有「關於」、「觀看」等義，本書根據上下文語意，採用後者。
　　[8] 一九九二年，波士尼亞脫離南斯拉夫聯邦，引發內戰。南斯拉夫軍隊在控制區內大舉屠殺回教徒與克羅埃西亞後裔居民，進行「種族滅絕」，並長期封鎖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此次圍城長達近四年，從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到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9] 哥倫比亞大學附屬學院之一。
　　[10] Norman O. Brown, 1913-2002。美國作家，也是精神分析學家。
　　[11] 加州柏克萊市的廣播節目，於一九四九年開播，主要播送範圍為舊金山灣區。
　　[12] Kenneth Anger，生於一九二七年，為美國前衛實驗電影代表人物之一。
　　[13] Kenneth Rexroth, 1905-1982。美國詩人與翻譯家，為舊金山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心人物，寫過許多情詩，也翻譯不少中、日古典詩。曾與鍾玲合作翻譯女詩人李清照等人的詩作。
　　[14] Lilian Hellman, 1905-1984。美國著名左翼作家、電影劇作家。五○年代時，曾受美國麥卡錫主義迫害，直到一九六○年，才重新獲得發表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