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臺秘要》評述
王燾是唐代中期著名的醫學文獻專家,約生於武后如意元年(公元 692 年),卒於天寶十五年(公元 756 年)。出身於名門望族,幾乎代代為官,尤其是唐朝,自唐太宗以後,其王氏宗族有十四人為相。其曾祖王珪是唐太宗的宰相,祖父崇基以及父兄等人,也是當代的官僚。他自已的一生也主要是在官場上度過的,有過「七登南宮,再拜東掖」的厚遇,曾任徐州司馬、房陵太守等官職。他掌管唐代圖書館—弘文館 20 餘年。王燾利用這個機會,閱讀了大量的醫書,為他以後的醫學文獻整理工作,積累了大量的寶貴資料。史書對其無專門立傳,僅《新唐書‧王珪傳》後附有小記,言「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病,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此後大多數醫史專籍均據此立論。王燾以一生的精力,為保存古醫籍原貌和總結唐以前的醫學成就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1. 編纂《外臺秘要方》的動機
王燾做官時曾被貶守房陵郡(今湖北房陵),並量移(唐代時得罪,被貶竄遠方,後由於遇赦改近地安置,稱為量移。)大寧郡,在赴任途中,因「冒犯蒸暑」,他的家人和隨從人員多染患瘴疾。而當時「染瘴嬰痾,十有六七,生死契闊,不可問天」。在那「既僻且陋」的地方,請不到好醫生,王燾就把他在弘文收集到的經方,拿來治療病人,竟有「得存者」。這給他很大的鼓舞。加上他「所好者壽」,便決心把他在弘文收集到的資料編成一部書。
其二,中醫學發展到唐代已有很大的成就,其中一個標誌,就是各種醫書琳瑯滿目,「方逾萬卷」,可謂「專車之不受,廣廈之不容」(《外臺秘要》自序)。但是這些醫書並非盡善盡美。問題比較嚴重的是:簡編錯亂,遞相矛盾,有的有方無論,有的有論無方,內容重複、蕪雜,使用不便。就以被稱為我國第一部病源證候學的專著《諸病源候論》來說,其論病源之詳盡,可謂空前,可是「覽者皆以無方致憾」。王燾對這一點感觸也特別深。他說:「若不能精研病源,深探方論,雖百醫守疾,眾藥聚門,適足多疑,而不能一癒也」(《外臺秘要》自序)。為了克服以上缺點,使古代醫籍充分發揮作用,他便「發憤刊削」,「廢寢輟食,銳意窮搜」。經過長期的努力,終於系統地整理出一部空前的醫學巨著。
2. 王燾編纂《外臺秘要》的因素
經過李唐王朝前半葉,採用了任人唯賢,勵精圖治的治國綱領,經過「貞觀之治」、「永徽之治」、「開元之治」,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為文化昌盛和學術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背景。王燾編纂《外臺秘要》的必備條件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有六朝醫方基礎和前人編撰範例」可資借鑑。在魏晉及其以前,中醫學理論就已經形成。諸如《素問》、《九卷》、《難經》、《中藏經》等,奠定了中醫理論基礎。西晉王叔和則在《素問》、《難經》的基礎上,著成《脈經》,奠定了診法。西晉皇甫謐則在《九卷》及《素問》的基礎上,著成第一部針灸學專著《針灸甲乙經》,專論經絡學、腧穴學、灸療學、刺治學的相關理論及其臨床應用。東漢張仲景則在繼承《素問》有關理論基礎上,著成《傷寒雜病論》,開創六經辨證理論之先河,專論外感病及內傷雜病。
藥物學方面,自東漢《神農本草經》始,後又有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唐顯慶四年(公元 659 年)的《新修本草》,奠定了中藥學基礎。
二是前人編纂方書的經驗也給《外臺》的成書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範例。隋大業中所編《四海類聚方》,計一千六百卷,其篇幅空前浩大。唐天寶年間成書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較王氏編纂《外臺秘要方》早數十年,其編纂體例對王氏有很大影響。
三是王氏有較高的醫學和文化素養。王氏醫學的基本知識和他較高的文化素養,也是成就其完成《外臺秘要方》的重要條件。就醫學知識言,王氏因母病及自己幼年體弱多病而學醫,「數從高醫遊」,使其醫學水準達到較高的境界。文化素養方面,王氏出身於一個世代有文化修養的家庭,其本人的文化修養亦可想而知。加之唐太宗李世民提倡「文治武功」,唐玄宗李隆基重視「文治」,唐朝以科舉取仕,這些政治主張對社會、尤其是仕人的影響不可忽視。
四是王氏較長時間在弘文館任職,直接掌管和接觸大量的醫藥方書,這對他的成功無疑是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自唐貞觀至天寶年間,由於政治穩定,文化繁榮,重視圖書的收集和整理,計有七萬餘卷,藏書之富為其編書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