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士人階層的興起與士族的形成(摘錄)
一、士人階層的興起與擴大
在封建社會秩序瓦解的過程中,一個社會階層興起,這便是在以後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士人階層。士原是封建社會中國人的骨幹,他們大部分自耕食田,在作戰時被編組成軍隊,少部分則在貴族政府中擔任下級的職務,可以接受教育。封建社會秩序中的士階級,正處於統治貴族與被統治的野人的交會點,因此當封建社會秩序瓦解,階級升降進行時,便成為貴族下降與一般民眾上升會聚之處,隨著歷史的演變而成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與以往的士階級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
(一)士人階層的興起
古代教育限於貴族與國人,春秋末年,孔子開始自由講學,將學術傳播到民間,擴大了教育的範圍,這也就是士人階層興起的開始。過去在階級結構中具有固定地位的士,從此轉變成為具有游動性質的士人。過去的士,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大部分務農從軍,此後的士人卻主要延續文事的傳統,或仕宦,或教學。孔子本人,便是新興士人的一個最佳典型。
新興的士人所以自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在於他們擁有知識。貴族階級結構崩壞之後,知識不再由具有特殊身分的人所獨享,而是廣泛的向民眾傳布。孔子本人,「有教無類」,他的學生來源複雜,有貴族子弟,大多數出身於平民,甚至有出身微賤的仲弓。他們的出身不同,卻都在受過教育之後擁有知識。孔子之後,這一類的私人講學愈來愈多,他的弟子繼續講學事業的,譬如子夏在西河,曾子在武城。其他如墨子有弟子三百人,形成一個以鉅子為中心的集團;孟子以「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為一樂;《孟子》書中有「陳良之徒陳相」的故事,又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其徒數十人,皆衣褐」。平民為求仕進,棄農事而專務學問,在當時記載中不乏其例,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所載趙襄子時,中牟有身修學博的兩位士人中章、胥已出仕,於是中牟之民「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又如《呂氏春秋.博志》所載的甯越,原是「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勞」,因而棄耕從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不論出身,只要擁有知識,便是士人階層的一分子。《呂氏春秋.尊師》: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這些人的出身都不好,可是都經由求學,而成為「天下名士顯人」。教育的擴大,使得新興的士人階層是一個以特長決定的社會階層,而非以出身決定的社會階級。
士人擁有知識,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出仕。孔子本人最大的抱負是在政治上一展長才,他平日和學生的問答討論,都屬於廣義的政治教育範圍。孔子雖然認為士必須具有很高水準的品德,可是他也告訴學生說,好好學習,「祿在其中矣」。孔子自己出仕過,他的學生也有好幾個做過邑宰。孟子對「士何事?」的問題雖答以「尚志」,但他更清楚地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戰國時代的士人,有許多已失去恆產,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所以「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士人不出仕便無以為生。當時政治組織的變化,也使得他們能夠獲得出仕的機會,貴族政府已經成為過去,君主集權代之而興,君主不再將權力與貴族共享,而要由自己單獨掌握。為了讓國家在生存競爭中生存,君主唯賢是用,於是士人能夠以其知識服務君主,領取俸祿來維持生活,也可以在政治上施展抱負。孟子周遊列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這麼多弟子跟著他走,目的可能便在於藉著老師的聲望而獲得官職。
(二)游士與養賢
自春秋末年以後,隨著教育的擴大和君主的求賢,士人的數目不斷增加。新興起的士人階層,他們脫離了原有邑里氏族結構的限制,而成為社會上的游動分子。他們為求獲得君主的賞識與重用,往往離鄉背井,周遊於列國之間;他們出仕,也沒有國界的限制。孔子、墨子、孟子等大學者,都曾帶領著他們的學生周遊列國,其他戰國時代的士人,也幾乎沒有不游動的。蘇秦、張儀固然是明顯的例子,秦國所重用的士人也大多來自東方。新興的士人,以他們的知識才能,待價而沽,在當時的國際政治市場上博其買主。士人之所以成為游士,一方面由於當時列國並立,對於人才競相爭取,另一方面也由於士人沒有家族和田產的羈絆。蘇秦的故事是後面一種情況的最佳說明。蘇秦最初游說無成而歸,「妻不下絍,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戰國策》卷三)。等到後來為從約長,並相六國,道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這時「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回顧以往他們的態度,歎息說:「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史記.蘇秦列傳》)可見蘇秦不但和家族關係不密,而且也沒有田產。這正是當時社會的特色,士人沒有家族和經濟勢力的支持,以個人的身分活躍於社會上。但是在貴族勢力衰退,國君競相爭取的情況下,他們的氣勢卻日漸高張。
士氣的高張,表現於國君的禮賢。士人之中,有些不以入仕為滿足,不甘屈身為臣,而以道的承擔者自命。他們激烈的拒絕一切政治權威,如《孟子》書中的陳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如莊子,更強烈到要取消一切社會的活動。至於溫和的則自許為王侯的師友,王侯在士氣高張的情勢下,也接受了他們這種高自位置的態度,而有禮賢之舉。譬如魏文侯,禮遇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魯繆公以友待子思,而子思自居為師,因此不悅。這種禮賢的措施逐漸制度化,就有了齊國的稷下學士。齊宣王喜歡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稱為稷下學士,又稱為稷下先生,最盛時達到數百千人。齊宣王所以如此做,是為了「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這反映了當時各國君主正在展開一場攬賢的競賽。因此,其他各國也可能有類似稷下學士的制度。騶衍為稷下先生,而他「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明了國君禮賢的普遍性。而燕昭王不惜紆尊降貴,執帚為騶衍作前驅,可見這場攬賢競賽的激烈。
國君禮賢,多以當時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為對象,以他們的議論來提高自己的聲望。但是士人階層人數眾多,還有許多沒有聲名的士人,他們也成為各國權貴爭取的目標,因而有養客的風氣。以養客聞名的,有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廉頗、魏國信陵君、楚國春申君、秦國呂不韋、燕國太子丹等人。他們所養的客,流品複雜,有文士,有俠客,也有雞鳴狗盜之徒,不完全是士人。春申君、孟嘗君都有客三千餘人,可見所養人數的眾多。對於這樣眾多的客,權貴供養他們,有等級之分,例如孟嘗君的客舍便有傳舍、幸舍、代舍的分別,有名的馮驩故事,說到馮驩最初被置於傳舍,他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知道了,遷之於幸舍,他又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知道了,遷之於代舍,可是他又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這次孟嘗君不高興了。可知不同的等級,有不同的待遇。這也說明養客也已經制度化。權貴養客,是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建立自己的實力基礎,以便在必要時有人來為他效命。像毛遂自薦於平原君,與平原君一起出使楚國,終於使楚王答應發救兵。呂不韋的門客,則為他編寫了一部《呂氏春秋》。士人投入權貴的門下,有許多是為了解決衣食的困難,因此有「食客」之稱,也有許多是為了獲得仕宦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