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

　　本書是華文世界首部研究中國女同性戀認同之形成的學術專書，作者試圖建構現代中文中女同性戀的譜系，同時透過詳細地檢視帝國晚期、20世紀初現代中國、後毛澤東中國及20世紀末臺灣四個重要歷史時期中的「女女關係」，再現形式、論述轉變的宏大企圖。

　　本書第一部分重探了過去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女女親密關係，並深入地分析、討論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第二部分揭示外來文化與民初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交匯，作者將當時知識分子對於女校學生之間的浪漫情誼、女同性愛以及性別認同等概念的論戰，與中國現代性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五四時期的女性更直接地參與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事務，突顯了女性浪漫關係和性關係的社會意義。第三部分從後毛澤東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對女同性戀概念再次浮現的影響，深入剖析林白與陳染作品對女女愛欲關係的處理、「超性別意識」以及挑戰異性戀宰制的權威。最後，第四部分首先以解嚴後的臺灣在全球化浪潮下本土女同性戀認同的形成為題，探討女同性戀主體與女性主義運動在媒體化公共領域中的論戰，並透過探究邱妙津的《鱷魚手記》及與其同時期的女同性情慾小說，形塑當代臺灣女同性戀文學發展的簡史。

名家推薦

　　桑梓蘭探索中國女同性戀論述的文化、歷史和性別的諸多因素，拓展了現代中國主體性一個從前鮮為人知的領域。本書評述晚清以來女同性欲望在中國公共領域浮現的過程及其文學表現形式，誠為中國和比較性別研究新的里程碑。──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本書是第一本對於傳統到現代華文女同志文化與文本的系譜整理，其完整程度可能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它出現在華文女同志初來乍現的歷史時刻，本身就是一個參與造就的語言行動，磁石般召喚著華文女同志主體的歷史摶成。同時本書非常有企圖心地提出了一個極具啟發的、關於中國現代「性」的中心論旨，也非常值得相關研究者關注與討論。──朱偉誠（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作者簡介

桑梓蘭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博士。曾任美國史丹佛大學助理教授，奧勒岡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學系中國文學副教授、系主任，現任密西根州立大學現代中國文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性別研究、性史、現當代中國文學和電影、都市研究以及臺灣研究等。

譯者簡介

王晴鋒

　　中國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國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講師。

導讀／翻譯「性主體」――閱讀《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紀大偉
繁體中文版序
致謝
第一章　導論

第一部分：現代以前中國
第二章　重探現代以前中國的女女關係
第三章　蒲松齡怪譚中的怪異女性

第二部分：民國時期的中國
第四章　翻譯同性戀：民國時期的同性愛論述
第五章　五四小說中的女同性愛

第三部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第六章　後毛澤東中國的美麗新世界：概述
第七章　林白的女同性愛欲敘述
第八章　超性別意識和《私人生活》

第四部分：解嚴之後的臺灣
第九章　媒體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性戀運動
第十章　女同性戀的自傳式書寫

尾聲
參考文獻
索引
譯者後記

繁體中文版序（摘錄）

　　掐指算來，中譯本面世距離當初開始著手這項研究已有二十年，距離英文版的出版也有十一載，時光過得何其迅速！二十年中，同時湧現或後起的研究不少，但是這本書始終得到不少讀者的眷顧。何其幸運。

　　回想當初發願從事這項研究，除了因為剛好身處風氣開放的舊金山灣區耳濡目染又在酷兒理論蓬勃發展的加大柏克萊校區求學，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受到當時臺灣風起雲湧的酷兒論述的激勵。在太平洋彼岸為臺灣當代文化多元化發展之迅猛感到振奮之餘，也隱約感到當時引領風騷的先行者搬演英美學界的論述，例如恐同，異性戀機制等概念，來談論臺灣社會，熟極而流，但是卻缺乏重新歷史化的過程。我感到疑惑，臺灣社會乃至其他的華人社會一直就是恐同的嗎？此恐同與西方社會的所謂恐同是一樣的面貌嗎？華人社會的異性戀機制又是怎麼一回事？現代化在這裡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東西近現代文化交流史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果在歐美，如傅柯在《性意識史》第一冊中某些段落所宣稱的或如若干私淑傅柯的學者所主張的，同性戀這樣的性身分成立的歷史甚短， 可追溯自19世紀的性科學，而其內涵與之前的相關情慾實踐概念有別，那麼中文語境中的同性戀――不管是作為性態或性身分――豈不是歷史更短？它與中文原生的語彙有何重疊與分歧？中間曾產生什麼樣的嫁接關係或是扞格齲語？甚至也不得不問：臺灣的現代性與大陸民國時期現代性有無關連？臺灣戰後以來與大陸民國時期新興的性論述有何遞嬗關係或是呼應？更不妨問：當代臺灣的酷兒論述發展在華人社會中純屬單一現象，還是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這些就是我開始這項研究的初衷。從當代臺灣，追溯到大陸民國時期，再追溯到明清。逆流而上，是想重建現代中文中某些性論述的譜系，也想發現斷裂點。也因為尋找性論述的來龍去脈，而涉及近現代日本和歐美，特別是其所謂性科學（又稱性學）。一旦開始找資料，很快就發現女同情慾在20 世紀以前中文書寫中的呈現遠不如涉及男同（所謂「男風」）的多如牛毛，其研究也如鳳毛麟角，處於邊緣狀態。這和女同在1990年代臺灣同志運動中揚起的鮮明旗幟，與當時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論述之間的脣齒相依，都形成強烈對比。檢視大陸民國時期文獻，可以發現那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正是在1910至1920年代，女女之間的情慾開始獲得新的命名和意義，並得到新的審視――既包括新的社會監督控管，也代表新的主體的誕生。這個過程，除了西方和日本性科學的翻譯所造成的直接影響，也因為中國傳統父權制在民初新女性自家庭爭取出走和解放之際面臨空前挑戰，必須重新發明、補強和激活自己。因此，同性愛或同性戀論述的出現對於女女情慾不啻一把雙刃劍。同時，現代同性愛論述的出現對於男男情慾卻更大程度地意味著前所未有的病理化和社會控管。因為，傳統的斷袖男風論述早已給好男色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正當性。傳統論述雖然對於男色也偶有疑慮而視為非正道，但即使當這樣的疑慮發生也不至於將好男色的文人士大夫視為身心異常或病態。傳統的歧視主要針對在性關係中處於被動或被寵幸的男體，認為喪失陽剛之氣；這種歧視，與其說是針對男男情慾，不如說是對於男性去勢或跨性別的輕蔑。

　　雖然研究的動機是由近而遠，由臺灣出發而涉及中國，但是在敘述上，採順時而敘。因而造成了一個原先意想不到的問題，那就是從1949 年前的中國大陸單單銜接到當代臺灣，場景轉換幅度頗大，略感突兀。我於是接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邀請的匿名審稿人的建議，在原先的書稿基礎上增添了1949年以後新中國的內容。因此後來實際出版的書就包括了四大部分：現代以前，大陸民國時期，後毛時代中國，和當代臺灣。這樣的結構對於英語世界的性史研究者、漢學家、以及對中國感興趣的一般讀者都更顯得平衡，也更豐富。然而，致力於臺灣研究的讀者卻可能會感到談臺灣的篇幅不夠多和詳盡。好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不少，讀者儘可參考。

　　在主旨上，弔詭的是，雖然我找到了不少文獻，證明19世紀末20 世紀初性科學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造成了新的性知識典範，但是我也注意到，新的典範並沒有完全掃除舊的，至少沒有一夜之間如此，而是新舊不斷拉扯，彼此類比，互相轉譯，摻雜混合。新的知識典範提供了新的關鍵詞和新的組織方式，但是卻吸收了部分固有的思考習慣。這樣的觀察其實也是傅柯式的，因為他除了談典範轉移，也談知識考古學。一層一層地深挖下去，誰知道在新大樓的地基底下會發現什麼殘骸遺跡呢？但是，也因為我既論證性知識新典範的出現又指出舊思想舊價值的還魂，這本書也引起了一些批評。有學者認為我不夠強調20世紀之初性科學引入中國的革命性作用，認為「同性戀」的新知識典範在中國早在20世紀上半葉就確立了。相反地，也有學者認為我不夠注意舊有中國文化對於同性關係固有的偏見――這些偏見使得大陸民國時期公眾在接受西方性學上產生了一些限制。可以說，這兩種批評都各自看到了此書觀點的一個面向，但不是全部。

　　其他對這本書表示異議的不一而足。比較重要的有某些學者認為此書過分強調女性主義，把愛女人的女人當作女同的一個同義詞太過簡化，而且在某些章節不夠彰顯陽剛的女同主體，也就是臺灣同志社群中所謂的T（tomboy or butch）。我卻想再次強調，所謂女性主義究竟是什麼，其實沒有單一的定義。T的主體，對於刻板性別角色的反抗，完全可以置於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性別批評大旗之下。我對於T 確實沒有漠視的意思。例如，我欣賞邱妙津有關陽剛女同主體的創造性書寫，是此書有關臺灣的章節部分特別標舉的作家。但是，我認為郁達夫1932年寫的《她是一個弱女子》就有概念化、平板化和醜化男子氣概女子的嫌疑，不足為訓。我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懷疑，和郁達夫身為男性沒有絕對的關係，和他當時在其他的小說裡往往運用時新的醫學名詞和觀念有關。總之，如果有讀者想更了解我對跨性別的看法，不妨參考我在其他的著作中的闡述。

　　在研究寫作的過程中，因為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有一些問題沒來得及去探究，例如日本性科學何時引入日治臺灣，又有何發展？是日文直接引入，還是也有中文翻譯？如果有翻譯，那麼是否參考了同時期中國大陸翻譯性科學，是否可作比較？又如，傳統中醫對於女性情慾的看法與儒家道統禮教之間存在何種張力？這些問題加起來所涉及的歷史幅度很廣，文獻繁雜，很難以一己之力去一一擊破。套一句陳詞：此書最大的功用在於拋磚引玉，研究的進一步完善就要仰賴其他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