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現代使命：永續發展的智慧

自  序 孫    震
導  讀 臺大新百家學執行長  柯慶明

壹、儒家思想的傳統意義與現代使命
貳、義利之辨、企業倫理與王道文化
參、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肆、全球化、物價、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
伍、從孔子的教育思想看當前臺灣的品德教育
陸、我對臺灣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的一些看法

索  引

 

自序

讓倫理先於利益，責任先於權利
孫震（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18世紀後期以來技術不斷進步，配合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帶領世界進入現代成長階段。持續的技術進步與資本累積使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不斷提升社會最大可能的產值，因此社會思想鼓勵個人追求財富，使社會的總產值與人均產值增加。這時的代表人物是蘇格蘭的哲學家、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史密斯說：「自利是人性中無可改變的一部分，因此睿智的做法是利用私人誘因，建立一個更富裕的社會。」

　　過去兩百五十年，現代成長隨著全球化逐步進入世界各國。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與經濟成長克服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邊際報酬遞減效應（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effect），跨越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陷阱（the population trap），使人均所得不斷增加，人民生活水準與教育水準不斷提升，貧窮減少，健康改善，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出生率降低，使世界總人口經過長期增加，增加率漸趨降低。

　　現代成長為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富裕。富裕是指可支配的資源增加，因而可選擇的範圍擴大，自由度增加，滿足的欲望增加，所得到的總效用（total utility）增加，然而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永遠不足。「人心不足蛇吞象」，曹操有句名言說：「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三國演義》）秦始皇統一六國，富有天下，還想長生不老，然而50歲就死了。現代成長也為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問題與危機。我在本書第一章提到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外債膨脹，國家愈富、借錢愈多的問題，企業經營的倫理危機和氣候變遷的危機。第二章提到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和資源耗竭的危機。

　　科技不斷進步，逐步解除大自然給我們的限制；經濟不斷成長，逐步解除物質給我們的限制。而物質的限制減少，使我們追求更多權利，衝撞政治與社會的限制，讓我們有更大的自由。然而大自然有其自己的秩序，經濟運作與社會運作亦有其各自的秩序，當這些秩序受到破壞，問題甚至災害就會發生，反過來成為我們的限制。

　　1980年代以來，全面全球化的進行，改變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面貌。例如商品價格上漲率降低，使各國中央銀行勇於增加貨幣供給，導致利率降低，資產價格上漲，也鼓勵了政府和企業借錢，使公私部門負債膨脹，風險性增加，穩健度降低。進入21世紀，美國金融部門不斷鬆綁制度，便利融資，終於導致2007年的次級房貸風暴和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海嘯；而世界各國龐大外債的累積，形成對全球經濟穩定的威脅。

　　2009年4月我承劉遵義教授推薦，獲史丹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首屆梁國樹教授紀念講座獎，我的講題是“The Limit to the Unlimited Global Liberalization”（無限制全球自由化的限制），這篇演講的中文版我於同年10月在上海「浦江創新論壇」發表一次，題目是〈金融海嘯、超額貨幣與世界經濟失衡〉，收入我的《現代經濟成長與傳統儒學》（2011）。自由化是好事，但終究有其限制，我們是選擇自我節制呢？還是選擇由不斷擴大的災害對我們加以限制？

　　在政治與社會層面，隨著經濟富裕、政治民主、社會多元，個人主義普及，「個人價值高於全世界」，個人勇於追求自利，膨脹自己的權利，不顧他人的權利，擴充自己的自由，欲凌駕他人的自由，多數尊重少數，但少數不服從多數，民粹興起，使民主政治制度受到挑戰。

　　瑞典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Hannes Olof Gösta Alfvén教授說：「面對21世紀，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不知道Alfvén教授所說的「孔子的智慧」是什麼。我的看法是倫理必須優先於利益，義務或責任必須優先於權利。倫理和義務源自利他之心，在別人的利益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利益和權利源自利己之心。孔子說：「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孟子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孟子‧梁惠王》）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來自內心。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所以我認為世界文化發展從傳統停滯階段的重視利他，經過現代成長階段的重視利己，未來應走向利他與成長的均衡，才是永續發展之道。

導讀

柯慶明（臺大新百家學堂執行長‧中文系名譽教授）

　　二次大戰後，雖然緊接著發生韓戰，後來復有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越戰，但在美蘇對抗的架構下，東亞卻產生了新興工業國家，包括日本與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推究其原因，許多學者以為該地區皆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而歸功於儒學的重視知識、倡導勤儉、注重團體、追求和諧……等等德行，因而是西歐北美之外，適於發展現代經濟體系的地區。

　　1984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學參加了一個以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崛起為題的研討會。與會發言的學者所論大抵皆朝這一方向發揮。會後我和後來以發表《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書名噪一時的傅高義（Ezra Vogel）討論，表示他們的說法只是事實的一半，另一半是這個地區也都受到了英、美海洋文化之積極進取，富於冒險創新，注重法治紀律等觀念的影響，傅高義似乎覺得這種說法也有道理。

　　自然近代的產業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無生能源的開發與生化機電等運用的科技進展。但在行為態度上，不論是韋伯（Max Weber）指出的基督新教倫理，或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強調的天主教修會之榮譽天主的經營精神，無疑都超越了一時享樂而能堅忍持續勞心勞力的辛勤工作與不斷的再事投資，以形成資本之長期累積與加乘擴大。儒家思想的增進團體社會福祉為目的的思想，無疑亦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但以無生能源為主的近代科技用在生產上，約莫同時也出現了警訊：1962年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指出了人類在產業上以科技破壞自然生態的殘酷事實與嚴重結果。1972年，Donella H. Meadows團隊，受羅馬俱樂部委託研究的《成長的極限》（Limits of Growth）出版，以其藉電腦模型作系統分析之研究，得出人類經濟成長將在21世紀中達到極限的結論，因為自然資源的耗竭，廢棄汙染對環境的破壞，終將超過地球空間所能負荷。1987年Brundtland Commission（布魯特蘭委員會）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提出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概念。原來探討成長極限的團隊，在1993年出版了《超過限度》（Beyond the Limits），指出農業、漁產已於1980年達到了頂點，氣候變遷更造成許多國家的生產毛額下降，到了2007年繼續出版的《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最新增訂版》（Limits to Growth: The 30-Year Update），更在書中的末兩章，主張應「過渡到一個永續性系統」，並提出「過渡到永續狀態的方法」，他們因而在方法上提出：懷抱願景，建立網絡，說出真話，認真學習，發揮愛心等要點。除了建立網絡，分享全球資訊，是現代通訊科技的產物。其他項目，對熟悉儒學經典的華人，或東亞文明的成員而言：發揮愛心，即是行「仁」；認真學習是「好學」，說出真話，則是「誠其意」或者「至誠」「盡性」的「自識明」；至於「願景」，請問，張載所謂：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是否適當呢？「為萬世開太平」不是「永續性」的絕佳說明？

　　因而不只是經濟起飛，經濟奇蹟，儒學可以有貢獻；面對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全球生態危機，儒學亦可以有言說，有作用。尤其1980年代後，世界貿易與人員交流邁向「全球化」之後，竟然發生2008年的金融海嘯，真的是「見利忘義」而多為「以智詐愚」的大亂之道，若再參以當今中東政策情勢，豈不一再的顯示了「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以勇苦怯」之大亂的慘相？儒學因而對於人類的永續之道，有其重要的啟示。

　　孫校長以經濟專家而兼教育通才，多年來關心社會國家與世界的發展，提倡企業倫理，富而好禮的社會，注重品德、人文教育，以經濟的狀況為依據，論述儒學與傳統近世中國的境況。不僅信而有徵，更格外能夠鞭辟入裡，切中肯綮。不論經濟、不論教育，孫校長著眼於大局，視界甚高，立論極為接近《尚書‧大禹謨》的要求「惟和」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以倫理為人類社會，以至經濟事務的基礎，是為「正德」；主張科技的持續創新與進展，是現代經濟成長的關鍵，是為「利用」；其目的在人類與生態生物的永續發展是為「厚生」；而入手的步驟則接近《禮記‧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格物、致知」強調的是知識的追求與技術的進展；「誠意、正心」則是「修己以敬」；「齊家」的「家」在周代的封建，指的是大夫之領邑。作為類比，未嘗不可視為是近代的企業；「齊家」正是企業倫理之實踐，也是「修己以安人」之事；「治國」則是「修己以安百姓」；至於早已成為「地球村」的「全球化」之當代，「平天下」的胸襟更是刻不容緩的有為之士的志業與識見。這些關懷和思慮充溢著他的各種著作，本書亦不例外，令我嘆服。他真是一位畢生躬行實踐的當代儒者！

　　對於本書的唯一商榷之點，則是品德教育，自有各種人類寶貴的經典可資運用；然而今日信仰基督教的人們，其實大半不識耶穌生前使用的猶太語言，信仰佛教的人們，更是鮮少聞知釋迦牟尼弘法時講的印度語言，但他們的話語卻經過翻譯，經過詮釋，成為世界大半地區人們的啟示與精神安頓和倫理準則的來源。道理的真諦，未必只存在於特殊某區域、某時代的語文中，否則世界的文明如何可能傳播？

　　同樣的，我們不正是以白話文在解說孔孟的經典嗎？因而真正的學會文言文，自然有其方便，但多讀文言文，未必攸關品格與德行。張獻忠的〈七殺碑〉，極盡荒謬與殘暴之能事，使用的未嘗不是「文言文」，而孫校長本書全以優美的白話文寫成，其知識與教化，豈是明清八股所能望向其背！總之，本書是一本仁智兼備的著作，尤其是論點深入而文辭淺出，一定能在廣大的讀者心中產生深遠的迴響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