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敍事」源遠流長，濫觴於商周，成熟於戰國，至兩漢而鼎盛，其文本之豐贍多采，傲視寰宇。本書探討先秦兩漢「歷史敍事」，運用經傳、子史與出土文獻，以《左傳》、《國語》為主，輔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姑成家父》，以及歷代經生、儒士之議論，援引「敍事學」、「詮釋學」觀念，綰合傳統經史學、文章學，兼採宏觀與微觀方式，省察中國「歷史敍事」的源起、特色與承變及其歷史、文化意義，乃當前探討先秦兩漢「歷史敍事」較為多元、全面的專著。
作者簡介：
李隆獻
臺灣彰化人，1953年生。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碩士、博士，指導教授為張以仁先生。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副教授，現任該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專長為經學、史學、敘事學、禮俗、文化、現代小說。著有《晉文公復國定霸考》、《晉史蠡探─以兵制與人事為重心》、《經學通論》（合著）、《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合著）等，及學術論文數十篇。近二十年來研究主題聚焦於兩方面：一為「復仇觀」，撰有論文十六篇，結集為《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編》、《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宋元明清編》二書；一為「先秦兩漢歷史敘事」，撰有論文十餘篇，本書收錄其中十篇。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導言（摘錄）
一、「敘事」界說述略
「敘事」一詞，已成學界習語，但其意旨似尚待索解、釐清，以期更明確、翔實了解中西敘事意涵之異同與敘事之諸面向。相對於「敘事」作為世界各類文學、史學所共具的重要面向，我國學界對「敘事傳統」的研究堪稱弱勢。自陳世驤先生於一九五○年代末標舉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此後「抒情傳統」遂成為中國文學的正統；相對而言，「敘事傳統」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乃至於遭到漠視。
「敘事」一詞，細加區分可有兩層不同而又相關的意涵：一為西方文學「Narrative」的對譯，亦即當今多數「敘事學」、「敘事理論」指涉的意涵。一則為中國傳統學術―尤以經、史學為主―的固有術語。早期「敘」、「序」通用，《周禮》所謂「序事」、「序其事」，本指禮儀安排的順序；「敘事」、「敘其事」等詞彙，經學家常用以闡釋《左傳》的撰述特色。《禮記．經解》有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之義蓋近似「敘事」，唯歷來說解不一，未成定論。范曄（398-445）《後漢書．班彪．班固列傳論》蓋最早使用類似後世「敘事」一詞之史書：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
范曄所稱之「序事」已近乎今日「敘事」之意涵，所謂「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已觸及史書之情節布局與材料剪裁；「不激詭，不抑抗」，則涉及敘事觀點與敘事立場，凡此皆為「敘事學」之重要觀念。唐劉知幾（661-721）《史通．敘事》則為最早以「敘事」為題之專篇論述，篇中有云：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
意指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焉。⋯⋯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迹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
劉知幾清楚指出「敘事文」之要素為「屬詞比事」，並已區分經、史；其分「敘事文」為四體，既包含「記事」，亦兼括「記言」，其第四之「假讚論而自見者」，蓋即敘事理論之「介入敘事者」；而其指出「史之為務，必藉於文」，亦已近似當代後現代理論、後設史學對語言的認知，強調語言在敘事文本中的特殊功效，「歷史敘事」不能等同於「歷史」。其高見卓識，令人嘆服。
至於西方所稱之「敘事」（Narrative），若不論其理論意義，意即「講故事」。全世界各文化都有講故事的傳統，或採用口語，或訴諸文字，既可以是神話、傳說、史詩、民間故事，也可以是歷史、小說、戲劇，甚至是敘事詩，形式不一而足。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便認為講故事是人類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法國結構／後結構主義大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也說：
有了人類歷史本身，就有了敘事，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沒有敘事的民族，從來不曾存在過。一切階級、一切人類集團，皆有自己的敘事作品，而且這些敘事作品常常為具有不同的、以至對立的文化教養的人共同欣賞。所以，敘事作品不管是質量好的或不好的文學，總是超越國家、歷史、文化存在著，如同生活一樣。
誠如巴特所言，「敘事」堪稱世界各民族的基本文化傳統，具有極其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民族自不例外。
浦安迪（Andrew Plaks，1945-）、王靖宇乃較早應用西方「敘事理論」分析、詮釋中國經典的學者。二氏對「敘事」的理解，基本上等同西方的「Narrative」，唯其對中國傳統文本之分析、詮釋，雖已歷時數十年，依然值得重視與借鏡，且影響當代學界甚鉅。張高評即呼應浦安迪、王靖宇的觀點，指出：
何謂敘事？即是講故事。敘事作品，即是故事和故事講述者所構成之文學。敘事作為中國文體之一，大抵包含情節、人物、觀點和意義四個要素。⋯⋯
《左傳》文章存在若干不符敘事本色之變體。⋯⋯此種變體敘事，多隱寓微言大義。
張高評既認同王靖宇提出的敘事四大基本要素，也認同《左傳》屬「歷史敘事」，但也指出《左傳》屬「變體敘事」。
張素卿則由中國傳統學術脈絡理解「敘事」，追本溯源地爬梳劉知幾、啖助（724-770）、劉熙載（1813-1881）諸家對「敘事」一詞的使用與說解，進而指出中國之歷史敘事頗不同於西方的虛構敘事：
首先，「敘事」是中國學術傳統中的固有術語，欲尋繹其涵義，首當回歸傳統。古人所謂「敘事」，如啖助、劉知幾、⋯⋯劉熙載⋯⋯往往標舉《左傳》作為典型範式。⋯⋯
其次，中國傳統之所謂「敘事」，是指文體，而非史體。⋯⋯古代學者論及「敘事」，通常與歷史撰述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反而不是指稱「虛構的敘事」或「小說」，這與部分當代學者援引西方文學理論而說的「敘事」應當有所區別。⋯⋯這種因述事詳備而具有歷史價值的「敘事」，可以別稱為「歷史的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歷史的敘事」，其歷史性是就載述內容之翔實有據而說的；專就「敘事」而言，指的是撰述文體。
第三，相對於「虛構的敘事」與「歷史的敘事」，《左傳》「敘事」可別稱為「解釋的敘事」。
張素卿在視「敘事」為一種與《左傳》關係密切之「傳統文體」的基礎上，認為古代所謂「敘事」，乃敘述事蹟之終始本末以表現其發展脈絡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可以自由發揮想像造事傳奇，也可以依據實錄撰述歷史人物之行事，在一般「虛構」、「寫實」的分判外，特別凸顯中國「敘事」的特殊之處。
楊義則通過考察中國傳統文獻的相關詞彙用法，如「序事」與「緒」等，指出「敘事」一詞的意涵與演變：
空間的分割轉換為時間的分割和順序安排。⋯⋯不僅字面上有講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時間、空間的順序以及故事線索的頭緒。
中國人並非先有敘事文類，才去寫敘事文字的，事情恰好相反，是敘事之作經過漫長的發展而出現豐富的文體和浩瀚的典籍之後，人們才以敘事作為文類貫穿之、整理之。
楊義認為「敘事」乃是「一種文類術語」，並強調中國敘事之特色蓋以「歷史敘事」作為經典範式，「敘事文類」乃後起之事。
綜上所述，諸家對「敘事」一詞之認定或寬或嚴，有偏向中國傳統說解者，亦有接受西方概念者；唯各家共同承認的是：中國的史傳文―尤以《左傳》、《史記》、《漢書》為代表―與「敘事」的關係特別密切，堪稱「經史敘事」或「歷史敘事」，與西方敘事理論多以小說為研究對象頗為不同，而自有其源遠流長、傳承不絕的發展脈絡。換言之，若視「敘事」為普遍性概念，則其要素包含情節、人物、觀點、意義，時間與空間，乃至議論與評判等，可說中、西皆然，諸要素亦皆可作為分析、討論文本的方法與切入點。
二、先秦敘事傳統的形成、要素、特質及其影響述略
中國的敘事傳統起源甚早，來源多方，散見於甲骨卜辭、青銅彝器、卦爻歌辭、神話傳說、史傳散文、諸子散文，乃至宗教祭祀等，且早在先秦／戰國時期其形式已臻成熟、完備。其形成過程則為各種「敘事」形態與「含事」材料的融匯互涉，且與「記言」傳統相輔相成。茲略述其形成過程、基本要素、特質與影響。
首先，先秦敘事文作者的敘事能力已臻成熟，對敘事諸要素的體認也由朦朧走向清晰。
敘事文本的基本要素為情節、人物、觀點、主題，以及時間、空間，乃至議論等。甲骨文的卜問記錄雖與一般意義的敘事尚有相當程度的距離，但問事者已能採用獨特的形式包含部分要素，有些卜辭且已有詳細記述的傾向。卜辭開啟由問答導入正文的敘事形式，敘事被賦予高度的嚴肅性與神聖性。青銅銘文則擴大了敘事的規模，事件始末（情節）在銘文中獲得相當篇幅，人物面目也逐漸明晰。值得注意的是，銘文的「記言」藝術有了突破性的發展，「王曰」、「王若曰」的內容成為銘文的主要篇幅。雄辯、生動與個性化的人物語言，構成銘文「記言」重於「記事」的特色。青銅銘文奠定「人神共鑒」的銘事傳統，在大型載體上銘勒文字不僅意味著記錄事件，且具有將所記內容昭告天地神祇的宗教儀式意義，與甲骨卜辭都具有高度的嚴肅性與神聖性。
繼甲骨、金文之後，《尚書》、《詩經》、《左傳》、《國語》等書，既開始出現連貫的事件與完整的敘事，也逐漸出現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尚書．金滕》除記載周公為武王求壽與周公避居之事外，對成王的三項舉動―「啟金縢以查驗禱詞」、「執書以泣」、「郊迎周公」―與故事結局―「偃禾盡起」、「歲則大熟」―的敘述，具體顯示古人已知記事須首尾兼具／兼顧的原則。《詩．衞風．氓》對事件始末的記述細緻而周詳，人物情感的刻劃也相當細膩。《國語》雖偏重「記言」，〈晉語〉、〈吳語〉、〈越語〉仍皆有鮮明的敘事特質。史傳敘事的代表作《左傳》，更充分展現古人已能嫻熟記述線索紛繁、時空跨度宏大的歷史事件，如重耳興霸故事時間長達三十年，《左傳》將其分為三個階段集中敘述，巧妙解決了「編年記事」與「事繫於人」的矛盾困境。
其次，先秦敘事文作者已有高度的自覺意識，注重藝術形式，虛構成分增加，開啟史學敘事與文學敘事／虛構敘事，雖分道揚鑣卻又各擅勝場，史學敘事亦蘊涵文學技巧的特殊境況。
人類初始階段的敘事應只是對事件的摹仿與記錄，隨著記事載體的豐富與敘事能力的提高，敘事者的自覺意識逐漸萌芽。與神明通話的卜問為問事者帶來莊嚴的自豪感。中國的史官精神，除史官自身良知的要求外，又須對神明負責，自對所記之事不敢因循苟且。銘文的「銘者自名」性質，導致敘事者「稱美而不稱惡」的特質，因此青銅銘事自然走向帶有誇飾成分的炫耀性敘事，「隱惡揚善」在宗法制背景下自然進入家族的記事傳統。
《詩．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等旁白性詩句宣示創作者／敘事者的主體意識已然覺醒。《詩經》的史詩片斷，既可感受到一種對部族歷史有意識的記述、歌誦，也可感知敘事者正嘗試用詩篇記錄自己部族的勳績與情懷，〈周頌．清廟之什〉諸篇皆其例，〈天作〉尤為顯例。「穆如清風」、「孔曼且碩」等
詩句既是自譽，也體現了詩人的自信，「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更顯示敘事者的自重與自尊。
在子、史敘事中，敘事者的自覺意識也有了更為明確而充分的展現。《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乃因《春秋》的一大功能在標舉敘事者的臧否—孔子通過記述史事，將「明主賢臣」、「亂臣賊子」鐫刻進青史以留傳後世，達到「勸善懲惡」的目的與效果。《左傳》的「君子曰」共出現八十八次、「仲尼曰」／「孔子曰」凡出現二十一次，總計百餘次。這個現象表明敘事者在《左傳》中頻繁現身，明確宣示其立場與價值觀。「君子曰」、「仲尼曰」是敘事學「介入敘事者」的代表。西方的「介入敘事者」直至十八世紀始見活躍，可見《左傳》「君子曰」／「仲尼曰」的先驅意義。「君子曰」／「仲尼曰」的深層影響表現在開創「卒章顯志」的敘事形式，敘事者透過明確的評論引領讀者作價值判斷，使敘事主題更為顯豁明確，自《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以降的歷史敘事皆不脫此一傳統。
諸子中的寓言，其功用、目的旨在傳達作者的觀點、思想；屈原則是中國文學史上首位自覺的創作者，其鮮明的主體意識使屈賦的「感事」成為恣肆不羈的情感表達方式。先秦諸子與屈原不僅意識到自己在敘事，清楚知道自己為某種既定的目的而敘事，且已認識到自己是敘事的主宰／主體。這些因素使得敘事形式益趨講究、精緻，也使敘事內容出現程度不等的虛構因素，創造性／虛構性敘事與實錄性敘事二者的分野便在敘事者講究藝術成分中逐步形成。
先秦時期，文學尚未擁有獨立地位，兼涵文史性質的經、史、子典籍實為後世「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共同源流。由文學立場觀之，《尚書》、《左傳》的「誣謬不實」，恰恰代表文學敘事在史傳母體內的騷動，如《左傳》的骨幹事件應大體真實，但敷衍其外的細微情節則未必盡然可信：敘事者不太可能獲得某些「如聆謦咳」的細微訊息，如《左傳》所載晉公子重耳流亡與復國，以及晉靈公使鉏麑刺殺趙盾之事應屬事實，但重耳與季隗、姜氏的私密對話、介之推與其母的辯證性對話、鉏麑行刺趙盾過程的思惟活動與自言自語，則應為敘事者「想像」／「虛構」的產物。細微枝節的虛構與通體虛構之間並無固定界限，一旦敘事者的興趣由如實記事移向講述引人入勝的故事、強調其所欲呈現的主題，敘事的虛構因素便會由真實故事逐漸轉向情節布局與人物言行的細部刻劃，以達到藝術效果與勸誡作用的雙重目的。《戰國策》除記述鼓舌談辯的縱橫家言外，尚穿插了七十餘則純屬虛構的寓言故事。《穆天子傳》與《晏子春秋》則發展為「真名假事」的敘事方式，如周穆王與晏嬰二人皆為歷史上實有之人，但周穆王與西王母的酬唱，以及晏子「二桃殺三士」等故實則未必確有其事。在這些「非子非史」／「亦子亦史」的敘事中，虛構因素逐步遞增，文學色彩益趨濃厚。完成於秦漢時期的《燕丹子》、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以及可能成書於漢末、作者不詳的《越絕書》等雜史、雜傳，概皆繼承並發揚了「真名假事」的敘事傳統，其形態具有典型的由史傳（歷史敘事）向小說（虛構敘事）過渡的特色，為後來文學敘事的「由史入稗」奠定基礎。
名人推薦：導言（摘錄）
一、「敘事」界說述略
「敘事」一詞，已成學界習語，但其意旨似尚待索解、釐清，以期更明確、翔實了解中西敘事意涵之異同與敘事之諸面向。相對於「敘事」作為世界各類文學、史學所共具的重要面向，我國學界對「敘事傳統」的研究堪稱弱勢。自陳世驤先生於一九五○年代末標舉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此後「抒情傳統」遂成為中國文學的正統；相對而言，「敘事傳統」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乃至於遭到漠視。
「敘事」一詞，細加區分可有兩層不同而又相關的意涵：一為西方文學「Narrative」的對譯，亦即當今多數「敘事...
章節試閱
壹、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摘錄）
二、《左傳》、《國語》的孔子形象
（一）《左傳》的孔子敘事
《左傳》有關孔子事蹟的載述─不包含「仲尼曰」／「孔子曰」等評論內容─各家統計與認定的數目雖小有出入，大致約有十餘則。就內容言，可概分為三類：一、說明某人從學、問禮於孔子，或顯示孔子的博物多聞；二、敘述孔子實際進行的政治作為與言談；三、孔子以外的人、事，然與孔子密切相關，或事件發生時孔子得以立即聽聞而論評之，就性質言，較類似「仲尼曰」／「孔子曰」等評論，對呈現孔子形象僅有間接作用。本節以前二類為主要論析對象，而以第三類為佐證之資。
1.博文與知禮
第一類資料計約四、五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左傳》敘述某人從學於孔子的兩則載錄，都以「預敘」方式呈現。較為單純的一則為襄十年《左傳》在偪陽之役後的記載：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此則為「仲尼」用為評論之外，首次出現在《左傳》的敘述，時距孔子之生尚有十二年，該事件與孔子亦無直接關係；不過偪陽之役，《左傳》詳細載錄了魯國三位力士秦堇父、郰人紇、狄虒彌的事蹟與戰功，其中郰人紇即孔子之父。當其時，秦丕茲亦未出生，故此則戰後載錄，相當明顯以預敘方式延續秦堇父與郰人紇的戰功，連及二人之子的師弟關係。杜預《集解》：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明白指出《左傳》預敘此事的用意，也可見《左氏》對孔門學人的特意重視與用心載錄。
較為複雜的事例則是昭公年間孟僖子相禮事，昭七年《左傳》載魯昭至楚事云：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魯昭赴楚，乃因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意欲炫耀國力，中原諸侯初無至者，僅有魯國被迫獨來，處境已頗尷尬，孟僖子又於「相儀」、「荅郊勞」諸禮皆力有未逮。魯國此行，內在心態畏懼楚國之威嚇，外在威儀有失君國之體面，堪稱狼狽，無怪回國後孟僖子要為自己「不能相禮」感到萬分懊惱，故在病革之際，慎重叮囑子孫務須學禮：
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此段載錄值得注意者有三：一、孟僖子並未死於此時，而是直至十七年後的昭公廿四年方卒，此時的孔子也只是十六、七歲的少年；則在十七年之前的昭公七年，《左傳》便已探下預敘，其用意或許正在藉此強調「仲尼」與「知禮」的重要性與關聯性。二、這段「將死之言」篇幅相當長，並且引經據典述及孔子先世，極有可能經過《左氏》相當程度的修潤，其直接稱孔子為「將有達者」、「聖人之後」，尊崇意味頗濃；同時「無禮，無以立」之語也與《論語》極為類似。三、《左傳》預敘孟僖子將死之後，復引用「仲尼曰」評孟僖子「能補過」。參考昭九年《左傳》另一則關於孟僖子事蹟的載述：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昭十一年《左傳》又載孟僖子事云：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
皆載錄孟僖子出使諸侯講「禮」的事蹟，可見僖子自楚返魯後，不論對自身禮儀的加強，或要求其子嗣學禮，確實表現努力「補過」之跡。不過昭七年「仲尼曰」的特殊之處是，此類評論通常出現在某人事蹟完結之後，頗有蓋棺論定意味，然昭七年時孟僖子未卒，此年以後亦陸續有相關載錄，則《左傳》何以特別提早預敘孟僖子將死而盛稱孔子與其二子師事仲尼事，復引用「仲尼曰」加以評斷？筆者以為可能的解釋有二：其一是，就事件的嚴重程度言，昭公七年魯昭被迫如楚，事關魯國尊嚴與外交成敗，孟僖子「不能相禮」理當受到批評，然而透過經傳所記，可知罪魁禍首實為好大喜功的楚靈王，則《左傳》透過預敘孟僖子的努力「補過」與推崇孔子，乃至引用「仲尼曰」賦予孟僖子正面評價，強調魯國的重「禮」，對比楚國的霸道與無禮；其二則是，表現出《左氏》推崇孔子的態度，在涉及「禮」以及孔門密切相關事件、人物時，特別點明其與孔子的關係，顯示《左氏》屬辭比事之際，孔門學人知禮的特質當為其所認識與推崇。
《左傳》尚有數則孔子博聞好學的載錄，如昭十七年郯子朝魯，議論「以鳥名官」的古史記事，郯子言論之後，《左傳》如此載錄：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又如哀十二年《左傳》載述魯國冬季而有蟲災的異象：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
孔子由天象與曆法的角度，解釋何以入冬後昆蟲並未蟄伏。姑且不論其說解是否正確，由此載錄可知季孫知曉並肯定孔子之博學，故遭遇難以解釋之事，輒求教於孔子。此二則載錄，前者說明孔子之博聞乃因好學而得，後者則顯示孔子博學乃人所共知。
著名的「西狩獲麟」事，若姑且不論其褒貶與《春秋》絕筆之義，基本上也關乎孔子的博物多聞。哀十四年《左傳》載：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獲麟一事，歷代學者之詮解，堪稱眾說紛呶。若單就《左傳》之敘述言，此段載錄最單純的目標乃是解釋《春秋》書「西狩獲麟」的緣由，說明原本獲麟者以為此物不祥，然孔子往觀，識其為仁獸之麟。所謂「取之」，當從杜預《注》所言：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換言之，若非孔子的博識慧眼，則魯史極可能以麟為不祥之物，遂略而不書。
綜上所述，由前引二則以預敘方式呈現的孔子相關事蹟，可見《左氏》對孔子乃至孔門之學確實特別重視。此類關於孔子之好學，以及時人師從孔子的載錄，在《左傳》中相當獨特，除孔子之外，幾無其他人物涉及「學」的載述。相對的，關於孔子廣博多聞的載錄，雖為後世所公認，但若通觀《左傳》，則相較之下並不特別，因為尚有更多人物，如子產、叔向、季札、史墨等，《左氏》皆將其描述為博物君子，這些人物的言論亦常徵引古史、古制，較之孔子之相關載錄，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2.為政與行事
上述數則載錄，皆呈現了孔子「博文知禮」形象，然並未敘及太多實際作為。《左傳》實際載錄的孔子行事，多為其在魯國出仕的政治作為，而多呼應其「知禮」形象。如定元年《左傳》：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魯昭公因政爭而被迫出亡，甚至因為季氏之專擅，死後墓葬也未能保有國君之尊；孔子則設法在既成事實之下，以「溝而合諸墓」的方式，將昭公的墓葬與歷代魯君連結，維護其君主地位，由此可見孔子重禮與踐履的努力。又如哀十二年《左傳》：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此則載錄與《論語．述而》「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呼應，因同姓婚故，魯昭夫人的葬禮有所隱諱；而就前引昭公葬「墓道南」觀之，在季氏把持國政之下，即連貴為國君的昭公也未獲應有的禮儀，遑論夫人。故「季氏不絻」乃不以夫人之喪為意，孔子雖一方面身為季氏從臣，但仍欲維護國君與夫人之尊，故「與弔」且「放絰而拜」，既表達對君夫人的哀悼，也透過具體行動實踐其認為應有之禮節，並對季氏的專擅表達不認同，甚至譏刺之意。
由此二則載錄，具體可見孔子雖博文知禮，但其實際作為則因三桓─尤其是季氏─把持國政而艱困難行。孔子的各種行動，如「溝而合諸墓」、「放絰而拜」，都在無法改變季氏專政的情況下，以其一己之力，盡最大的努力踐履禮儀，但也不無妥協與無奈。此為《左傳》所載的真實情境，也讓我們對孔子「好禮」的理解，不僅停留在言論的宣講或理論的陳述，而能更明確認識到孔子是在何其艱困與複雜的政治處境之下，仍堅持並實踐其所認同的價值觀。綜觀《左傳》載錄孔子在魯相關事蹟，此一「無奈」幾乎貫串大部分的敘事底蘊，如孔子出仕時最重要的內政作為「墮三都」。事載定十二年《左傳》：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墜。」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孔子弟子仲由（子路）為季氏宰，若有權力最大之季氏支持，「墮三都」理應成功可期。然而，或許因為季氏已無力控制城宰，又或者其意存觀望，在叔孫氏首先順利墮郈之後，公山不狃、叔孫輒以費叛而襲魯，幸虧孔子指揮若定而成功墮費，然已勞師動眾、備顯艱難；孟孫氏則因懼怕齊國來犯與意圖維護既得利益，導致「墮三都」功虧一簣。由此載錄，雖可見孔子實亦頗有武略，但更重要的是，《左氏》呈現了孔子與弟子在魯國意圖改革，然而終究功敗垂成的無奈與有心無力的困局。
有別於國內的艱難處境，國際外交上，孔子則有一展長才、意氣風發的機會。定十年齊魯二國的「夾谷之會」，顯現更多孔子的行事風格，《左傳》詳載其事云：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此則載錄包含四個事件，從中可分別觀察孔子的不同形象：一、盟會之前，由犂彌之言可見「孔丘知禮」當為時人共知，故齊國君臣聽聞孔子相禮，乃誤以為能以武力脅迫魯國。二、盟會過程，齊國果教唆萊人「以兵劫魯侯」，由孔子面對突發的武力侵犯之即時處置與應對辭令，既維護魯定之安危，又不忘顧及齊君尊嚴，可見其絕非「無勇」之輩，在「知禮」外，又呈顯有勇有謀的面相。三、關於盟辭內容的爭讓，在齊魯漫長的紛爭中，魯國向為弱勢方，此次又遭武力脅迫，會盟壓力之大，可以想見；「汶陽之田」更是齊魯的是非之地，注家多指責「陽虎以鄆讙奔獻」，實際上早在宣、成年間，二國早已為此一夾於魯、衞、齊三國間的土地紛爭不斷，在此背景下，孔子敢於盟會上藉由盟辭宣告魯國對「汶陽之田」的所有權，除針對當時陽虎之亂外，更應具有歷史意義，也具體呈現孔子之膽識。四、會盟後孔子婉拒齊侯之宴享，更可見孔子之敏銳判斷與善於辭令。所謂「齊、魯之故」，表面上說的是「舊好」，實際考察齊魯過往歷史，恐係「舊怨」為多，加上會盟時魯君險遭武力挾持，可知孔子婉拒齊君邀約，當是顧忌齊國可能另有所圖，不敢讓國君涉險，而其言論以德、禮為主旨，巧妙說服梁丘據，免除魯國再次的潛在危險，更顯謀略高卓。
孔子既如此善於辭令、進退有禮，復能周旋於大國之間，維護本國尊嚴與權益，此一「良臣」形象，在《左傳》中蓋僅鄭之子產可以相提並論。而綜觀先秦各類文獻，不僅《左傳》早已運用「仲尼曰」對子產大加推崇，《論語》亦載孔子稱子產為「惠人」、「有君子之道四焉」；近期出土的《清華簡（參）．良臣》綜述古今良臣，亦見孔子與子產並列：
魯哀公有季孫，有孔丘。⋯⋯
鄭定公之相有子皮，有子產，有子大叔。
又《上博五．君子為禮》部分簡文，亦見孔門弟子與鄭人議論、比較孔子與子產：
行子人子羽問於子貢曰：「仲尼與吾子產孰賢？」子貢曰：「夫子治十室之邑亦樂，治萬室之邦亦樂，然則【11】壴（喜―矣）。」
「與禹孰賢？」
子貢曰：「禹治天下之川，【15】以為己名。夫【13】子治《詩》《書》，【16】亦以己名，然則賢於禹也。」
「與舜【14】孰賢？」
子貢曰：「舜君天下，【12】⋯⋯」
就孔子對子產的推崇觀之，當孔子身負相禮職務參與外交盟會時，子產的表現與作風，當為孔子所樂於效法；而就二人在《左傳》中具有類似描繪、《清華簡（參）》並列為「良臣」典範，以及《上博五》二人又被相提並論的現象觀之，先秦時期孔子的「良臣」形象或可略見一斑。
綜而言之，《左傳》呈現的孔子形象，一方面乃是後世熟悉的博文知禮、好學不倦的「老師」形象：所載某人師事、問禮於孔子，或孔子問學於某人等，皆屬此種形象之呈現；另一方面，則是將孔子描述為春秋時期的政治人物，既呈現其「良臣」面向，也真切展現了孔子的困境與無奈。有趣的是，以「孔子形象」在後世的發展言，《左傳》的兩種形象雖彼此相關，受重視的程度卻頗有落差：第一種形象，即所謂「博文知禮」，後世幾乎成為孔子最明顯的特質，但通觀《左傳》─除了關於「師承關係」的敘述確屬孔門獨有之載錄外─此種形象不論在內容比重或詳細程度上，可說皆非孔子專利。相對的，孔子作為政治人物的各種作為與相關史事，儘管在地下文獻大量出土的今日，仍尟有文獻能超越《左傳》記述之真切與細膩，但延續、討論此一論題者，後世卻屬少數；換言之，《左傳》載錄的孔子，其珍貴之處當屬敘述夾谷之會、墮三都、為魯司寇等種種作為，具體顯現孔子真實言行處事的「良臣」形象，此一形象至少在先秦時期對孔子的論述中，未見其他敘史文獻載錄更多細節。
壹、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摘錄）
二、《左傳》、《國語》的孔子形象
（一）《左傳》的孔子敘事
《左傳》有關孔子事蹟的載述─不包含「仲尼曰」／「孔子曰」等評論內容─各家統計與認定的數目雖小有出入，大致約有十餘則。就內容言，可概分為三類：一、說明某人從學、問禮於孔子，或顯示孔子的博物多聞；二、敘述孔子實際進行的政治作為與言談；三、孔子以外的人、事，然與孔子密切相關，或事件發生時孔子得以立即聽聞而論評之，就性質言，較類似「仲尼曰」／「孔子曰」等評論，對呈現孔子形象僅有間接作用。本節以前二類為主...
目錄
導言（代序）
一、「敘事」界說述略
二、先秦敘事傳統的形成、要素、特質及其影響述略
三、西方敘事理論、史學理論、後設理論述略：
「歷史」與「敘事」、「真實」與「虛構」的辨證
四、近賢出土文獻、「敘事」、《左傳》敘事研究述略
五、本書之材料、研究方法與內容述略
六、說明與誌謝
壹、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
一、引言
二、《左傳》、《國語》的孔子形象
三、出土文獻與先秦諸子的孔子形象及其表現形式
四、《史記》的「孔子敘事」
五、結語
貳、從敘事學角度論《春秋》三《傳》中魯隱公的特殊形象
一、引言
二、《公羊傳》「魯隱公敘事」的省察
三、《穀梁傳》「魯隱公敘事」的省察
四、《左傳》「魯隱公敘事」的省察
五、結語
參、《左傳》「弒君敘事」隅論──以趙盾、崔杼為例
一、引言
二、「弒君情節」述略與異同比較
三、「弒君人物」與相關人物之形象
四、《左傳》對「弒君」的態度與評論
五、中國史官精神：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肆、《左傳》與《繫年》「戰爭敘事」隅論
─以邲之戰、鄢陵之戰為例
一、前言
二、《左傳》與《繫年》「邲之戰」敘事比較
三、《左傳》《繫年》與「鄢陵之戰」敘事比較
四、傳世／出土文獻的戰爭詮釋與意義
五、結語
伍、先秦傳本／簡本敘事隅論──以晉「三郤之亡」為例
一、引言
二、情節述略與異同比較
三、人物與人物形象比較
四、敘事觀點與主題／意義比較──兼論文獻的性質
五、結語
陸、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與「體式」隅論──以晉「欒氏之滅」為例
一、引言
二、《左傳》、《國語》「敘事」與「體式」之異同
三、人物形象與敘事意圖之異同
四、先秦敘史文獻「體式」綜論──兼論《清華簡．繫年》之性質
五、結語
柒、論《左傳》的「隱語」與「隱語敘事」
一、「隱」、「隱語」、「廋辭」意涵探論
二、《文心》所舉《左傳》「諧隱」事例的省察
三、《左傳》的「隱語」與「隱語敘事」析論
四、餘論：疑例辨析
五、結語
捌、由《左傳》的「神怪敘事」論其人文精神
一、《左傳》「神怪敘事」前賢論評述略
二、《左傳》「神怪敘事」的省察
三、由「神怪敘事」論《左傳》的人文精神
四、結語
玖、《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
一、引言
二、論「仲尼曰」非後人增益──「仲尼曰」與《左傳》敘事的結合
三、論「仲尼曰」非《左氏》撰造
─「仲尼曰」與《左傳》內容、立場的差異
四、「仲尼曰敘事」的敘事策略及其效用
五、「仲尼曰敘事」的經學意涵
六、「仲尼曰敘事」的史學意涵
七、結語
附：《左傳》的「仲尼曰」與孔子事蹟
拾、中國敘事文學的不遷之祧──淺析《左傳》的敘事技巧
一、釋 題
二、《左傳》敘事技巧舉隅
三、「敘事」與「詮釋」：敘事文本的要素與《左傳》的敘事詮釋
四、結語
引用書目
索引
導言（代序）
一、「敘事」界說述略
二、先秦敘事傳統的形成、要素、特質及其影響述略
三、西方敘事理論、史學理論、後設理論述略：
「歷史」與「敘事」、「真實」與「虛構」的辨證
四、近賢出土文獻、「敘事」、《左傳》敘事研究述略
五、本書之材料、研究方法與內容述略
六、說明與誌謝
壹、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
一、引言
二、《左傳》、《國語》的孔子形象
三、出土文獻與先秦諸子的孔子形象及其表現形式
四、《史記》的「孔子敘事」
五、結語
貳、從敘事學角度論《春秋》三《傳》中魯隱公的特殊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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