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異客：猶太人與近現代中國

第一章　猶太人來華的背景（摘錄）

第二節　猶太人來華的外部原因

如前所述，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國門洞開，這意味著任何外國人都可以自由進入。很多已經是西方社會組成成員的猶太商人便因此來到中國。

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中，有大約四萬名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區的猶太人先後來到中國，主要落腳、生活在中國設有租界的開放城市，如香港、上海、天津和哈爾濱等，如此多的猶太人來華在歷史上尚屬首次。猶太人在現代時期從不同地區來華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這主要與國際上三起重大事件有關。

第一個重大事件，即是上面已經提及的19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對亞洲，特別是對遠東的擴張。這裡所說的「西方殖民主義」，既包括以英國為首的老牌西歐殖民主義者，也包括俄國這樣的新興東歐殖民主義者。從時間上說，殖民主義者對中國的殖民擴張亦為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與猶太人近現代來華第一浪潮基本吻合。

第二個重大事件，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俄國所發生的集體迫害事件，以及不斷發生的革命與戰爭。集體迫害和不斷出現的革命與戰爭在造成大量俄國人外逃的同時，也造成了猶太人來華第二個浪潮。

第三個重大事件，是納粹在德國獲得政治權力，及其推行的反猶屠猶政策（Holocaust）。納粹德國在1933至1945年對猶太人的瘋狂迫害不僅使得近六百萬歐洲猶太人慘遭殺害，也促使成千上萬生活在歐洲的猶太人外逃，從而導致了第三次，也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猶太人來華浪潮。

下面我們將圍繞這三大事件，以及它們造成的三次猶太民族來華的移民潮，進行簡單的分述，再於之後分章詳加陳述。

（一）殖民主義對中國的擴張

近現代猶太民族在華散居的開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對中國擴張的一個直接結果。西方老牌殖民主義者大英帝國於19世紀在中國的商業活動，特別是1839年發動的鴉片戰爭以及1842年逼迫清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在打開中國門戶的同時，也使得素有流動民族之稱的猶太人再次來華經商、居住、生活，並直接造成猶太人來華的第一次浪潮。

有關史料顯示，猶太人踏上中國的最初年代幾乎與英國殖民主義者對香港染指的年代同步。由於這一原因，最早一批來華的猶太人大多為英籍猶太人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史料記載，近現代歷史上最早抵達中國的猶太人中，便有一位名叫雅各布．菲力浦斯（Jacob Phillips）的英國籍猶太商人，以及一位猶太冒險家撒母耳．科亨（Samuel H. Cohen），我們在第六章會再介紹他們。

猶太人社區最早在近現代中國建立，應主要歸功於一批祖籍為巴格達的猶太人， 尤其是著名的沙遜家族（The Sassoon Family）。隨著英國殖民主義向遠東的擴張，特別是在鴉片戰爭前後，大衛．沙遜（David Sassoon）憑著對遠東市場誘人前景的直覺，加入了英國對中國的貿易活動，從而將其商業活動從印度洋拓展至遠東，成為第一位重點開拓中國市場的猶太商人。商業活動的拓展，特別是沙遜家族在香港和中國其他城市貿易的擴張，需要更多的人手，於是不少與其家族有聯繫的猶太人紛紛從巴格達和印度等地來到中國，或是加盟，或是另立門戶，從而形成了近現代史上猶太人來華的第一次浪潮。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和香港均已出現了具有一定規模、組織健全的猶太人社區。這一事實顯示：到這個時候，猶太民族近現代時期在華的散居無疑已初具規模。

如果說猶太人最早在香港和上海落腳，均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侵略的產物，那麼，猶太人最早到中國東北地區（以哈爾濱為中心）生活，則是俄國殖民主義勢力對中國東北地區擴張的結果。

眾所周知，19世紀中葉以來，奉行積極對外擴張政策的俄國，一直對遠東地區，特別是中國的北部疆土虎視眈眈。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俄國通過1858年的《璦琿條約》、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侵占了中國東北地區超過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1896年又以中俄共同防止日本侵略為幌子，賄賂、誘迫李鴻章訂立《中俄密約》。該條約允許俄國在中國東北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的支線東清鐵路（後稱中東鐵路），並由華俄道勝銀行成立的中國東方鐵路公司建造和經營。中東鐵路修築權的獲得以及工程的順利進行，為俄國殖民勢力深入中國東北奠定了基礎。1898年，俄國又強迫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強占了旅順港。1900年，俄國更利用八國聯軍侵華之機，派兵侵占了中國東北三省。然而，野心勃勃的俄國擴張主義者並不以此為滿足。為了實現進一步控制該地區的目的，俄國當局急切地希望在這一地區推行「俄國化」政策，試圖以移民的方式控制中國東北地區。為此，當時執政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曾親自發出呼籲，要求並鼓勵俄國人前往中國東北定居。為了吸引更多俄國人定居東北，他特別頒布了「優惠」俄國猶太人的移民政策，稱：任何願意移民到「滿洲天堂」的猶太人都將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無限制的商業權利和進入沒有限額的學校。俄國這一政策的頒行，為在俄國國內受到歧視和迫害的猶太人，進入以當時中東鐵路指揮部所在地哈爾濱為中心的東北地區鋪平了道路。

最早一批來到哈爾濱的猶太人，與那些來到上海的猶太人一樣，顯然是為了抓住商業機會。如此，人們發現這批人主要是中東鐵路工程的供應商和為鐵路修建工程服務的人員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這些猶太商人中，有案可稽的是一位名為別爾采里（S. I. Bertsel）的猶太人。他於1899年從西伯利亞到達哈爾濱，其身分是為中國東方鐵路公司供應物資的一家公司的商業代表。不過，據考證，第一個來到早期哈爾濱一帶的猶太人是俄籍猶太人格利高里．鮑里索維奇．德里金（G. B. Drizin）。早在1894年，德里金就在松花江哈爾濱沿岸地區從事收購當地的糧食、牲畜，銷售俄國、美國工業製品的商貿活動。日俄戰爭期間，德里金在埠頭區（今哈爾濱道里區）創辦了麵粉廠，日生產量達四萬八千公斤。1923年，他又在埠頭區中央大街創辦了猶太國民銀行。德里金在哈爾濱生活了半個世紀，經歷了舊中國、日偽統治、哈爾濱解放三個歷史時期，1949年，他以一百零三歲高齡，長眠於哈爾濱猶太人墓地。

由於中東鐵路工程的迅速鋪開，大批俄國人來到中國東北地區，其中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這一結果直接導致在哈爾濱及其毗鄰地區的猶太人人數迅速增長。到了1903年，中東鐵路鋪築完成，已有五百名猶太人居住在哈爾濱。如此眾多的猶太人生活在一起，便產生了組成社區的願望。於是，不久後，一個頗具規模的猶太人社區在哈爾濱正式宣告成立，他們並從西伯利亞聘請了一位名叫舍維爾．列文（Shevel Levin）的猶太拉比前來主持社區的宗教事務。

猶太人在天津的出現則介於1860至1870年間，顯然也是與殖民主義勢力的侵入聯繫在一起。天津於1860年被闢為通商口岸後，英、法、日、俄等九國相繼在此地劃分勢力範圍，強設「租界」，殖民勢力對天津的入侵從此開始。一些猶太商人出於經商的目的開始定居天津，從而拉開了猶太人在天津散居的序幕。

與香港、上海、哈爾濱的猶太人不同的是，天津猶太人主要不是直接來自世界其他地區，而是來自中國東北地區的哈爾濱等地。到了1905年，天津猶太人因人數增加開始組織起來，成立了「天津希伯來協會」（Tientsin Hebrew Association），代表猶太人社區在天津的正式出現。由於多數人是經由哈爾濱來的俄國猶太人，因此該協會是在俄國駐天津總領事館完成登記註冊手續的。

綜上所述，近現代史上第一批猶太人來華移民潮，顯然是由殖民主義勢力對中國擴張所造成的。從時間上看，這一猶太人來華浪潮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前後約有五十至六十年，但來華猶太人的數量不是很多，總數在一千五百人左右。

我們沒有理由，也不應該把這一時期來華的猶太人說成是殖民主義者，因為事實上，他們只是利用殖民主義者對中國進行殖民活動的機會，前往中國拓展其商業空間、生存空間和獲得經濟利益。然而，確認他們的到來與殖民主義勢力對中國的擴張有直接關聯，這點十分重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回答這些猶太人為什麼歷經數代—如在中國生活了四代人的沙遜家族—也沒有融入中國社會。生活在租界中的猶太人，由於是外國人的身分，通常游離在中國主流民族的生活之外，過的主要是殖民主義者式的生活。除了商業和家政上需要與中國民眾交往，在社交方面基本上不與中國人往來。正因如此，在這些人中，我們很難找到會流利使用漢語的人，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基本上對他們沒有什麼太大影響。猶太人塞拉斯．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可能是唯一可以舉出、為數不多的例外。他不僅娶了一個中國女子為妻，而且醉心於中國文化。在他去世時，還被中國當時的政治家稱為「中西合璧第一人」。然而，他畢竟是例外。

近現代在華散居的猶太人，和歷史上在開封等地生活的猶太人不同。他們一直是以外僑身分在中國生活，既未成為中國公民，也沒有為中國社會所同化，享受在華殖民主義勢力強行獲得的「治外法權」。對於猶太人而言，由於他們沒有自己的國家，不能獲得正常的國家保護，租界的存在對他們而言就顯得格外重要。租界本身所具有的「治外法權」，猶如歐洲社會在歷史上向猶太人頒布過的「特許狀」，為猶太人提供了一種法律保護，使他們多了一份安全感。正因如此，當時幾乎所有來華的猶太人，基本上都生活在設有租界的城市。

（二）俄國針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及不斷發生的革命和戰爭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發生了一系列針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事件，以及多起革命與戰爭。這裡所謂的「集體迫害」（pogrom），特指19世紀末出現在俄國，有組織、有計畫地大規模迫害猶太人的行動。

1881年，俄國發生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遇刺事件。政府為了轉移國內民眾對自身統治的不滿情緒，把這一刺殺行為歸罪於俄國的猶太人。不少俄國的反猶報紙也借機大肆渲染，猶太人就這樣成了這一刺殺事件的替罪羔羊和罪魁禍首，最後終於掀起了一場以猶太人為目標的集體迫害浪潮。儘管對猶太人的大規模集體迫害事件不見得是政府所策劃，但無疑受到當局的默許。1882年5月，新上任的內政大臣伊格納切夫（Nikolay Pavlovich Ignatyev）頒布了聲名狼藉的《五月法令》（May Laws）。法令明文禁止在猶太區內外建立任何猶太居民新的居住點，允許鄉村居民把「有罪的猶太人」趕走，並限制猶太人的入學人數。《五月法令》的頒布顯示當局對猶太人的仇視，一系列對猶太人大規模迫害的事件隨即發生。在這以後長達四年的集體迫害浪潮中，單是俄國南部地區就有兩百多個城鎮的猶太人遭到襲擊，他們的財產不是遭搶劫，就是被毀壞。僅在莫斯科，就有兩萬猶太人受到驅逐。無權無勢的受迫害猶太人別無他法，只能選擇逃離。

此外，俄國隨後不斷發生的革命、戰爭，如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1905年的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1919至1920年的俄波爭奪烏克蘭戰爭，以及1918至1920年的俄國內戰等，導致俄國社會動盪不安，大批俄國人外逃，其中以白俄羅斯逃亡的人數最多。而生活在其中的俄國猶太人更是倍受打擊，如發生在基什尼奧夫（Kishinev）的屠殺猶太人事件：這起事件由克魯金瓦（Pavel Krushevan）主編的一家當地報紙的反猶宣傳挑起，當時正值1903年猶太逾越節期間。在這起襲擊事件中，有五十名猶太人喪生，數百人受傷，一千五百多戶猶太人家和商店被搶被毀。儘管這一事件遭到當時世界輿論的譴責，一系列接踵而來的迫害情事還是不斷發生。在這一迫害浪潮中，俄國境內共發生過上千起襲擊猶太人的事件，發生地達六千個城市、六百二十六個村鎮。其結果是導致超過兩百萬猶太人離開俄國，其中絕大部分去了北美（美國和加拿大），約有兩千人選擇去了巴勒斯坦地區。由於哈爾濱當時已經有了一個猶太人社區，俄國境內一部分受到迫害的猶太人於是開始逃向東方。中國的東北，包括哈爾濱及其毗鄰地區，如滿洲里、海拉爾、瀋陽、大連等，成了這批向東逃亡的猶太人的目的地。

到了1908年，哈爾濱的猶太人口已增至八千人，是五年前的十六倍。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隨後爆發的俄國內戰，以及1919至1920年的俄波爭奪烏克蘭戰爭，促使俄國猶太人和波蘭猶太人為躲避可能降臨在他們頭上的迫害而大批外逃，中國的東北地區再次成為這一部分外逃猶太人的一個目的地。到了1920年代，生活在以哈爾濱為中心的東北地區的猶太人已達一萬五千人左右。哈爾濱猶太人社區不僅一躍成為當時中國境內最大的猶太人社區，而且也是遠東地區最大的猶太人散居中心。在這期間，俄國發生的革命和戰爭，以及一系列針對猶太人的迫害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章　猶太人來華的背景（摘錄）

第二節　猶太人來華的外部原因

如前所述，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國門洞開，這意味著任何外國人都可以自由進入。很多已經是西方社會組成成員的猶太商人便因此來到中國。

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中，有大約四萬名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區的猶太人先後來到中國，主要落腳、生活在中國設有租界的開放城市，如香港、上海、天津和哈爾濱等，如此多的猶太人來華在歷史上尚屬首次。猶太人在現代時期從不同地區來華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這主要與國際上三起重大事件有關。

第一個重大事件，即是上面已經提及的19世紀西方殖民主...

常言道，人生經歷是由一系列意外和幸運組成，生活中屢屢出現意想不到的事件，常常影響人的經歷和成長。我過去四十年的學術經歷，包括本書的撰寫，大概可以印證這一說法。身為南京大學以英文為專業的畢業生，若是沒有一系列「意外」和「幸運」的發生，無論如何也不會走上猶太學的治學之路，而且一做就是數十年。我覺得交代自己是如何意外地進入猶太學研究領域，選擇「猶太人在華散居研究」為方向，最終導致本書的撰寫，可能是最為恰當的序言。

我在1977年入職南京大學，儘管當時的學術研究方向是美國猶太文學──一個與猶太學稍有連帶關係的領域，但對猶太學研究真正感到興趣則始於1986年。那年，是我在南京大學工作的第十個年頭，應美國芝加哥州立大學（Chicago State University）邀請赴該校執教。由於此前一年，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結識了該校英文系系主任弗蘭德教授及其夫人（James and Beverly Friend），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抵達芝加哥後便直接住在他們家裡。弗蘭德夫婦一家雖然在宗教上屬於最為自由的猶太教重建派，卻有著深厚的猶太傳統。中國當年的政策只允許公派出國人員隻身前往，不得攜帶家眷，於是我便有了大把時間，與該家庭共同度過，從而有機會觀察和體驗猶太式的生活。當時，我從飲食起居、社交往來，乃至於週末、節假日活動，基本上都是和該家庭在一起，簡直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沉浸」在猶太式的生活之中。猶太人的所有節日，從猶太新年、贖罪日、住棚節，到逾越節、普珥節；猶太人的人生禮儀，從割禮、成年禮、婚禮到葬禮，無一沒有到場親歷，有的活動還參加了不止一次。對猶太文化有了「有形」的體驗，也就有了最直接的親身感受。所見所聞，加上所思所考，使得自己一直在尋找新思想的心靈受到極大的衝擊，真的為這一獨特的「異域」文化所吸引。我不僅如飢似渴地學習、了解猶太文化的方方面面，還產生了希望回國後將學習到的東西傳達給國人的想法，希望以此促進中國社會正在進行的、方興未艾的改革開放運動。因為在我自己看來，當時中國大陸最需要的應該是新思想，而我初步接觸、了解到的猶太文化似乎就包含這樣的新思想。因此，1988年夏天我結束在美國的兩年任職，收拾行裝回國時，便特意取道以色列，以通過實際的考察進一步認識猶太文化。須知，當時中國與以色列並無外交關係，只是由於過去兩年與美國芝加哥猶太人社團所建立的密切聯繫，讓我不僅如願獲得進入以色列的簽證，還意外取得訪問希伯來大學，並發表一學術演講的邀請。這一「幸運的意外」，讓我對世界上唯一的猶太人國家有了「第一手」的直接了解，為此後三十年與以色列學界建立牢固的學術聯繫打下了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該訪問的所見所聞進一步堅定了自己打算回國後從事猶太學研究的決心。歸國後，得益於南京大學寬鬆和開放的學術氛圍，我於是真的就「放棄」了以前的研究方向和領域，另起爐灶，進入了後來被稱之為猶太學研究的領域。我所設定的目標是：以學術活動，促進猶太學研究在中國的開展，增進中國人對猶太文化和猶太人的了解。具體做法包括：開設相關大學課程、翻譯和介紹與猶太文化相關的書籍、宣導並發起成立猶太文化研究會、編撰工具書等。

當我與同仁討論編撰首部中文版大型工具書《猶太百科全書》（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時，就決定加入數十條涉及在華猶太人的專門詞條，以彰顯該中文版的「中國特色」。而在組織國內有關人士為此內容撰寫詞條的同時，我也開始進行「猶太人在華散居」這一課題的研究。沒有想到，在《猶太百科全書》編撰期間，我收到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與會邀請。更令人意外的是，主辦單位還邀請我參加預定於1992年夏天在哈佛大學舉辦的「猶太人在華散居國際研討會」，並希望我宏觀地論述中國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作為會議的主題演說。毋庸贅言，這一邀請顯然與我兩年前到以色列進行訪問有關。

在經過一番討論後，最終確定我的演說題目為「中國學者對猶太人在華散居的研究」（Chinese Research on Jewish Diasporas in China）。這對我無疑是一種挑戰，因為之前我並未對該議題做過深入的研究。不過，嚴格說來，當時的中國也並沒有這樣的專家存在。「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幾乎用了一整年的時間才完成講稿，文中我重點回顧地總結了過去一百年間（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中國學者對猶太人在華散居研究的開展情況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該論文日後收錄在The Jews of China, Vol. 2: A Sourcebook and Research Guide（ed. by Jonathan Goldstei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0, pp. 3-13）一書中。另外一位主題演講者是希伯來大學的知名漢學家，同時也是我在訪問以色列期間結識的伊愛蓮（Irene Eber）教授。她的演說主要圍繞在國際學界對猶太人散居之研究的開展情況和取得的成果，與我的演說內容相互呼應。總之，完成該文的過程為我在此主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也就真正開始「入門」了。

不過，使我日後在猶太人散居領域繼續深入的是在該會議中的另一段經歷。在哈佛大學召開的這場會議，很可能是研究該領域的中外學者有史以來頭一遭的大聚會，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與中外頂級學者見面、切磋、交流，並建立終生的聯繫，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讓人意外的是，在哈佛大學校園中，我第一次感受到這一議題所具有的吸引力。會議當天，除了數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另有近百名感興趣的聽眾從大波士頓地區聞訊前來，希望能夠旁聽。可惜主辦單位完全沒有預期會有如此多的聽眾，而會場只能容納七十人左右，這表示有超過半數的聽眾不能入場。最後只能在場外接上揚聲器，結果自然是抱怨聲和罵聲一片。

後來的經歷也說明了猶太人散居研究的巨大吸引力。1995年以來，我應邀在全世界做了超過七百場的演講，其中有超過半數都與該主題直接或間接相關。顯然，這可以說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這些經歷使我意識到，身為一名研究該領域的中國學者，在華猶太人的歷史是一個必須涉獵的主題。如果不能對之有深入的研究，起碼要有比較多的了解，這也是日後與猶太人交往的一個話題。我不僅如此教導攻讀碩博士學位的研究生，自己也躬身親為，把猶太人在華散居定為重要的研究課題，更撰寫、出版了兩部與中國開封猶太人有關的英文書籍Legends of the Chinese Jews of Kaifeng（Hoboken, New Jerse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1995）和The Jews of Kaifeng, China: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Hoboken, New Jerse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2003），以及若干見於中外刊物上的論文。

細心的讀者如果審視一下我在猶太人散居研究領域發表的成果，會不難發現，主要內容都與開封猶太人研究有關。這是因為，在當年哈佛大學的會議之後，與會的中國學者對該主題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一致認為應該加強這一研究。然而，有鑑於當時中國從事猶太文化研究的學者十分有限，研究應該有所「分工」。因此，我決定側重對古代在華猶太人的研究，而上海的研究人員則側重近現代在華猶太人──特別是上海猶太人──的研究，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的人力資源。正因如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基本上有意識地不涉及（主要指不撰寫）近現代在華猶太人的研究。但是我對這方面的關注從未減少，在教學中更是一直包括這部分的內容。不僅如此，在偶然情況下，還是陸陸續續發表了若干與近現代在華猶太人有關的論文，諸如：

1994年，從猶太友人處意外收集到哈爾濱猶太人的資料，於是撰寫了〈哈爾濱歷史上的猶太人〉一文（發表在《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1995年〕，頁102-111）。這應該是中國國內最早發表的相關論文之一。

1999年，在史丹福大學的訪問，讓我有機會一訪知名的胡佛檔案館，並利用當時無意間發現的資料，撰寫了〈50年代後期中國境內猶太人情況綜述〉一文（發表在《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2000年〕，頁100-104）。

2000年，應香港猶太社團的邀請，參加彼處召開的一場國際會議，以及與若干香港猶太社團人士的直接接觸與來往，催生了〈香港猶太社團歷史研究〉一文（發表在《江蘇社會科學》，第4期〔2000年〕，頁102-111）。

2002年，我所領導的南京大學猶太文化研究所，在南京舉辦了「猶太人在華散居國際研討會」，三十餘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與十餘名中國國內的學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不斷收到的約稿，也讓我撰寫與發表了數篇與該主題有關的英文長文。例如：“Jewish Diaspora in China”（In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eds. by Melvin Ember, Carol Ember and Ian Skoggard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4), pp. 152-164），以及“Jewish Diaspora in China and Their Contributions”（Nanda Review, 1: 1 (Winter, 2009), pp. 144-162）等。

最後，當然就是本書的撰寫與出版，這更是因為一幸運的「意外」所致。2013年，我收到臺灣臺大出版中心的出版邀約。其誠懇的態度不僅令人感動，而且觸動了一直藏在我心靈深處的想法──是該將多年來在這一課題上的積累撰寫成書了！於是我沒有片刻猶豫便欣然接受了邀約，撰寫工作隨之展開。只是，2014年夏天，在大規模線上課程（MOOC，以下簡稱「慕課」）風靡全球之際，南京大學要求我參與校方錄製慕課的教學活動，為我設計的課程內容定為「現當代猶太人在華散居」。據說該課程的題目是國際慕課平臺Coursera的CEO所提出來的。作為南京大學第一批推向國際平臺的慕課之一，校方要求我直接以英語錄製。為此，不得不暫時擱下手中的書稿，投入慕課的製作。該年歲末，慕課錄製完成，隔年3月18日正式上線Coursera。據說，該課程每次上線有近萬人同時選修，足以慰藉我先前投入的精力和時間。此後，完成書稿的撰寫便成了第一要務，再經過一番努力，終有今日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本書。

囉囉嗦嗦寫了上面的一大串文字，其實想表達的無非是：猶太學研究以及猶太人在華史研究，對我而言實在是一種歷史的「奇遇」。這一奇遇不僅神奇、美妙、不可思議，而且使我的學術生涯變得無比充實、豐富多彩，並具有前所未有的意義。

最後，還想說幾句與本書直接相關的話。

「近現代猶太人在華散居研究」是一極具意義的研究課題，既與猶太史密切相關，也與中外交往史、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關係史有關，是一跨學科的研究課題。

眾所周知，猶太民族自西元初年就被趕出了自己的固有家園，浪跡天涯，流散在世界各地，成為一個「散居」的民族。研究猶太人流散的歷史，對猶太史研究極其重要，而猶太人在華散居的歷史自然是猶太人流散史的有機組成成分，若缺失該部分，則猶太史將不再完整。這也是舉世猶太人──無論是學者或是一般民眾──都對這一課題表現出極大興趣和強烈關注的原因。

其次，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是世界上兩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在文化傳承和影響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由於這兩個民族分居亞洲大陸的東西兩端，相隔萬水千山，在交通不發達的過去，直接的交往可說基本闕如。加上中華民族素有固守疆域之傳統，近代以前，鮮有主動外出與猶太民族來往的實例。因此，猶太人入華就成了兩個民族接觸和交往的唯一歷史契機。

儘管已有史料證明猶太人入華、生活在中國人間的歷史已逾千年，特別是知名的開封猶太社區的存在更是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兩個民族卻從未有任何知識上的交流和人員的實質交往，或者應該說當時的中國人並不知曉何謂猶太人。歷史上，中國將猶太人──特別是生活在開封的猶太人──稱為「挑筋教」、「藍帽回回」、「朮忽」，且事實上，在千年的時間內，中國沒有人意識到開封猶太人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是同宗同教。一直到了19世紀末，出訪異域的中國人才真正開始了解到何謂猶太人，以及他們與開封猶太人之間的關係。其中，最早從學術的角度介紹開封猶太人的學者是清代知名的歷史學家洪鈞。他1887年出使德國，在歐洲接觸、了解了猶太人。回國後，他在〈元世各教名考〉一文中，簡述了何謂猶太人以及猶太人在華的歷史。因此，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之間具有實質意義的直接交往，應該「歸功」於自鴉片戰爭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以來入華的猶太人，正是他們的到來開啟了兩大民族直接交往之歷史，拉開了我們了解和關注猶太民族之序幕。而中國的現代城市，如上海、哈爾濱、天津等的發展，更是離不開入華猶太人的貢獻。以上一切的一切，正是研究近現代來華猶太人歷史意義之所在，也是本書撰寫之初衷。

任何一部作品的完成和出版，作者總是有許多感激的話要說，有許多人士要感謝。在本書付梓之際，首先要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邀約。感謝南京大學的寬容與支持我在這一課題上的研究。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夫人孔德芳女士的支持和在生活上的照顧，使自己能夠潛下心來完成這一寫作任務。當然，最需要特別感謝的是本書編輯蔡忠穎先生，沒有他一絲不苟的編輯，本書絕不可能以現在的面目問世。

是為序。

常言道，人生經歷是由一系列意外和幸運組成，生活中屢屢出現意想不到的事件，常常影響人的經歷和成長。我過去四十年的學術經歷，包括本書的撰寫，大概可以印證這一說法。身為南京大學以英文為專業的畢業生，若是沒有一系列「意外」和「幸運」的發生，無論如何也不會走上猶太學的治學之路，而且一做就是數十年。我覺得交代自己是如何意外地進入猶太學研究領域，選擇「猶太人在華散居研究」為方向，最終導致本書的撰寫，可能是最為恰當的序言。

我在1977年入職南京大學，儘管當時的學術研究方向是美國猶太文學──一個與猶太學稍有連帶關係...

序

緒論
第一節　近現代以前來華的猶太人
第二節　開封猶太人
第三節　進入近現代中國的猶太人

第一章　猶太人來華的背景
第一節　中國社會的狀況
第二節　猶太人來華的外部原因

第二章　猶太人來華潮
第一節　塞法迪猶太人
第二節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
第三節　中歐猶太人

第三章　上海猶太人社區
第一節　塞法迪猶太人社區
第二節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社區
第三節　中歐猶太人社區
第四節　波蘭猶太人社區

第四章　哈爾濱猶太人社區
第一節　背景
第二節　社區歷史
第三節　社區生活
第四節　毗鄰猶太人社區

第五章　天津猶太人社區
第一節　社區歷史
第二節　社區生活
第三節　青島猶太人

第六章　香港猶太人社區
第一節　社區歷史和現狀
第二節　與猶太復興事業和以色列的聯繫
第三節　猶太教在香港
第四節　與內地的關係

第七章　臺灣猶太人社區
第一節　開端
第二節　社區的組建
第三節　發展

第八章　在華猶太人的離去
第一節　背景及原因
第二節　在華猶太人的新機構：上海猶聯
第三節　1950年代後期中國境內猶太人情況綜述

第九章　猶太人的在華墓地
第一節　墓地的最初建造
第二節　墓地的搬遷

第十章　重返中國
第一節　背景：改革開放
第二節　猶太人的重新到來
第三節　社區的重建

第十一章　猶太人在華散居的貢獻和意義
第一節　商務領域
第二節　房地產領域
第三節　服務業與製造業領域
第四節　文化藝術領域
第五節　政治領域

參考文獻

序

緒論
第一節　近現代以前來華的猶太人
第二節　開封猶太人
第三節　進入近現代中國的猶太人

第一章　猶太人來華的背景
第一節　中國社會的狀況
第二節　猶太人來華的外部原因

第二章　猶太人來華潮
第一節　塞法迪猶太人
第二節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
第三節　中歐猶太人

第三章　上海猶太人社區
第一節　塞法迪猶太人社區
第二節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社區
第三節　中歐猶太人社區
第四節　波蘭猶太人社區

第四章　哈爾濱猶太人社區
第一節　背景
第二節　社區歷史
第三節　社區生活
第四節　毗鄰猶太人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