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

第三章ˉ從逆寇、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的形象轉化（摘錄）

明遺民筆下的故國志士

大抵上，時至清代，「國亡寫史」已成中國的史學傳統，而對於明朝遺民而言，這無疑是他們可以報效故國的最後工作。不少曾經親身參與抗清運動的志士，在事敗歸隱山林之後，經常以國史為念，並且擔心自己與同儕的救國事蹟最終會因史冊失載而湮沒於後世。對於黃氏等遺民史家來說，為故國寫史，為勝朝忠臣立傳，固是無可推諉的「後死之責」，而其意義不僅僅在於緬懷過去，同時更具有彰顯人間正氣的現實意義。黃宗羲替張煌言所寫的墓誌銘，開宗明義便道出這一點：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為說鈴，聖賢指為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為，即非從容矣。

這番話，反映了他對士人職責的認識。在黃宗羲心目中，「扶危定傾」是人臣不可推卸的責任，只要一日「吾身未死」、「吾力未盡」，便不容苟且塞責。士大夫既以天下為己任，則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面前，其考量的重點便不在成敗得失，而應在於「義之所在」。換言之，他們不應因為本身的努力或可能徒勞無功，而放棄作為「四民之首」所應盡的使命和責任。職是之故，儘管環境惡劣，末代忠臣的努力在別人眼中有如「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不但實際效果成疑，還會換來世人的訕笑，被譏評為不識大體；惟在道德責任的驅使下，他們卻仍然堅持不懈，務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黃宗羲對張煌言至死不屈的肯定，旨在道出：明末忠臣所體現的，正是儒家傳統強調「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從容」道德精神。

黃宗羲對明遺民姜埰（升菴，1607-1673）於明亡後堅持客死異鄉的評論，或可以作為補充。姜氏原為山東萊陽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明亡前因言獲罪，貶戍宣州。據黃氏記述：

甲申（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

譜載，姜埰在謫戍宣州衛途中，不幸遭逢國變而流落江南，後雖得南京政府赦罪，但念及並未獲得先帝寬宥之旨，有生之年都不敢違背出戍之令，堅持不應私自回鄉，臨終前更一再囑咐子女，要把他葬在宣州，以示其不忘先帝之志。黃氏對姜氏看似近乎迂腐的作法，評價如下：

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而君亡，是非榮辱，已為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為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劫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劫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草草 ……。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是之謂「義至」。

從黃宗羲對姜埰因無朝廷「放赦之文」而不敢「營歸田之計」的稱許，可見他認為人臣的職責必須貫徹始終，力求做到「仁盡義至」。在他看來，仁人志士這種發自內心的自我要求，並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而須臾或忘。這正好解釋何以他對張煌言「從容」之舉推崇備至。黃宗羲在張氏墓誌的結語中，特意將墓主與宋末忠臣文天祥作一比較，指出張氏的成就比諸後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間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喙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為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1646）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為益難矣。

黃宗羲在其《行朝錄》的序言中曾自言，他之所以著力於勝朝舊事，無非欲藉助史傳，使後世「知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盪為冷風野馬，尚有此等人物」。由此足見，黃氏為張氏寫誌立傳，目的便是要表彰死者值得敬佩的「從容就義」道德勇氣，使之得以流芳百世。正如另一同時的遺民林時對（1615-1705）所說：「孤臣軼事憑遺老，寫向琅函萬古傳。」這種動機，可以說幾乎是所有明遺民撰寫南明史的主要原因之一。類似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明遺民高宇泰（1618-1678）為明季死難忠臣所作的《雪交亭正氣錄》，其用意便在於使「人心繇而不泯」，讓忠臣的行誼「得憐且愧者十百於億萬人之中」。又如查繼佐《國壽錄》之命名，實寓有「其人雖死，而其事不朽」之深意。借用侯方域（1618-1655）所言，抗清者「功不成，節乃見」，彰顯「故明養士三百年」之報，可以說是明遺民為明、清易代死節者立文字的共識。

更重要的是，從明遺民的角度出發，他們為勝朝寫史，還可以用來表白自己堅貞不屈的志節，特別是為殉節忠臣所立的文字，它不但是對死者的崇敬，同時也對自己遺民身分表示肯定。在大多數清初明遺民的心目中，那些在易代之際殺身成仁的同儕，其節操與自己於明亡後堅拒不出的志節是一致和相通的，兩者之間並無高下之分。用黃宗羲的話說，「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他以宋史為例，指出：

宋之亡也，文（天祥）、陸（秀夫）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徬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

儘管遺民與殉國者生死殊途，但是他們為故國所作的犧牲，卻同樣教人肅然起敬。因此，對於死難者的追思和表彰，也同時意味著對生存者的肯定和勉勵。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則黃宗羲替張煌言寫墓誌銘，亦可以理解成是他對本身道德抉擇的一種自我認同（self-identity）。作者視張氏為明忠臣的典範，並通過對其為故國獻身殉節的回憶，確認自己的遺民身分和責任，由此使自己更加堅信「盡忠守節」是每個前朝遺民必須堅守的基本道德原則。而一如為國捐軀，遺民志節也是儒家道德的最高表現，亦即黃氏口中所說的「天地之元氣」。職是之故，黃宗羲筆下的張煌言，不啻是作者源於忠臣情結的自我投射和自我期許。這也是當時整個明遺民群體，通過對敘述明季忠臣事蹟所建構的集體記憶。

第三章ˉ從逆寇、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的形象轉化（摘錄）

明遺民筆下的故國志士

大抵上，時至清代，「國亡寫史」已成中國的史學傳統，而對於明朝遺民而言，這無疑是他們可以報效故國的最後工作。不少曾經親身參與抗清運動的志士，在事敗歸隱山林之後，經常以國史為念，並且擔心自己與同儕的救國事蹟最終會因史冊失載而湮沒於後世。對於黃氏等遺民史家來說，為故國寫史，為勝朝忠臣立傳，固是無可推諉的「後死之責」，而其意義不僅僅在於緬懷過去，同時更具有彰顯人間正氣的現實意義。黃宗羲替張煌言所寫的墓誌銘，開宗明義便道出這一點：...

張煌言是南明史上少數頗具偶像魅力的歷史人物。自他身故後，其悲壯的抗清事蹟，不但沒有隨著時光逐漸遭人遺忘，反因當事人遺著的傳世和士人的謳歌而在民間廣為傳播，並一再為史家所書寫。綜觀有清一代，這位歷史人物既是浙江一帶老百姓共同擁有的社會記憶，同時也是南明史研究的焦點之一。其聲名之隆，即使在清亡後仍歷久不衰。張氏雖謂曾「抗清十九年」，惟考諸史實，他真正獨當一面在抗清運動中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時間，大約只有短短的五年（1654-1659），後世論者卻每將他與奠定臺灣抗清基地、被清人視為心腹大患的鄭成功相提並論。箇中原因，頗有值得細心玩味之處；與此相涉的社會記憶和歷史書寫等問題，亦有深入探討的價值。

「社會記憶」與「歷史書寫」本屬兩個不同範疇的事。一般而言，前者乃係社會群體對特定人、事的集體回憶，當中往往帶有濃厚的情感因素和主觀判斷，很多時候，真相與想像之間更糾纏不清。反之，後者則為史家依從嚴格學術規範，對人類往事的重構和敘述，其間雖自擬定課題、篩選資料以至撰寫策略，處處均不無主事者的「一家之見」，但若是嚴謹的史學著作，原則上仍必須接受證據的制約，力求筆下做到「言必有據」，決不天馬行空，又或任憑己意而「游談無根」。因此，過往有不少人會認為兩者判若鴻溝，不應混作一談。然而，自二十世紀末以來，越來越多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開始注意到，社會記憶與歷史書寫，事實上一直存在著一種複雜而又微妙的互動關係，並非完全毫不相干。

大抵上，社會對某人某事的集體記憶，在特定的環境下，每每會成為史家所關注的課題，而經史家書寫的人和事，又會反過來影響社會，強化和延續了大眾對該人該事的記憶。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尤為明顯，特別是在社會經歷急劇變遷的時期。此因中國人向來重視「以史為鑑」，強調史學的「經世」價值。長久以來，每當星移物換、社稷為虛之際，寫史便成了史家用以扶危定傾，藉此振衰起敝的重要道德使命。至於統治者和野心家挪用歷史，以求達到政治目的之做法，更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若從這方面來看，不難發覺社會記憶或歷史書寫，均牽涉到社會話語權的博弈。參與其事者，或多或少都希望藉此重新界定他們身處世界中的常識和真理，從而重塑和規範他們眼前所見的失衡社會秩序。觀乎張煌言的歷史形象，在清代兩個半世紀中，由「抗清志士」、「儒家忠臣」、「革命先驅」到「民族英雄」的更替，無疑正是這種博弈下的結果。當中所折射出的，不單是論者在政治立場上的改轅易轍，更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人，在世界觀上的根本改變 ―― 由「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固是政治立場上由「華夷之辨」到「滿漢一體」的一百八十度轉變；而由「儒家忠臣」到「革命先驅」，則是思想理念上從服膺傳統「君權神授」，到倡議現代「主權在民」的知識型（épistème）過渡。同樣地，張氏「民族英雄」形象的出現，也標誌著中國人在國際問題上，已揚棄了舊有的天朝模型，轉而擁抱舶來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借用法國思想家傅柯的話說，這些變動不啻是一種思想上的「斷裂」（rupture）。

也許，於族群認同問題紛擾不休的當下，重新反思我們的歷史記憶，似亦不無裨益。

綜觀入清以來，涉及張煌言的文字，不時散見於史著、文集之中，而近代有關張氏的研究亦為數不少。因應本書匿名審查人的建議，書末特意加入一篇附錄 ―― 〈清代以來的張煌言研究〉，介紹自清初至今有關張氏詩文的輯存，以及後世張傳的書寫情況，俾便讀者可以清楚掌握作所欲闡述不同時期的歷史書寫。

張煌言是南明史上少數頗具偶像魅力的歷史人物。自他身故後，其悲壯的抗清事蹟，不但沒有隨著時光逐漸遭人遺忘，反因當事人遺著的傳世和士人的謳歌而在民間廣為傳播，並一再為史家所書寫。綜觀有清一代，這位歷史人物既是浙江一帶老百姓共同擁有的社會記憶，同時也是南明史研究的焦點之一。其聲名之隆，即使在清亡後仍歷久不衰。張氏雖謂曾「抗清十九年」，惟考諸史實，他真正獨當一面在抗清運動中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時間，大約只有短短的五年（1654-1659），後世論者卻每將他與奠定臺灣抗清基地、被清人視為心腹大患的鄭成功相提並論。箇中原...

序
導論

第一章ˉ百折不回的抗清事蹟
家世及早年經歷
加入抗清行列
從漂泊到北伐
從歸隱至遇害

第二章ˉ臨難毋苟免的忠君信念
堅持拼死抵抗的少數派
綱常為本的抗清理念
寧死不屈的忠君志節
忠君與孝親的兩難

第三章ˉ從逆寇、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的形象轉化
西湖墓穴中的「王先生」
明遺民筆下的故國志士
清初史著中的儒家忠臣
全祖望的定調
從逆寇到忠臣

第四章ˉ褒忠文化中的勝朝孤忠
清室的旌表
「一代完人」形象的確立
表忠史學中的張煌言
歷史記憶的文化環境

第五章ˉ革命話語中的民族英雄
清末張氏遺著的流傳
革命風潮與張傳的重寫
民族英雄地位的確立

結論

徵引文獻
附錄ˉ清代以來的張煌言研究
索引

序
導論

第一章ˉ百折不回的抗清事蹟
家世及早年經歷
加入抗清行列
從漂泊到北伐
從歸隱至遇害

第二章ˉ臨難毋苟免的忠君信念
堅持拼死抵抗的少數派
綱常為本的抗清理念
寧死不屈的忠君志節
忠君與孝親的兩難

第三章ˉ從逆寇、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的形象轉化
西湖墓穴中的「王先生」
明遺民筆下的故國志士
清初史著中的儒家忠臣
全祖望的定調
從逆寇到忠臣

第四章ˉ褒忠文化中的勝朝孤忠
清室的旌表
「一代完人」形象的確立
表忠史學中的張煌言
歷史記憶的文化環境

第五章ˉ革命話語中的民族英雄
清末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