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代士風與文學(摘錄)
第一節 唐初的風氣
奠定唐三百年帝業的太宗李世民,十八歲便隨父親李淵在軍中,從事於激烈的戰爭,三十歲即承繼大統作了皇帝。當他二十多歲為秦王時,便立下了不可一世的武功,同時還「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每更置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所謂十八學士者,為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等。(《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這十八人不是出身於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便是出身於世代顯貴之家,在當時都是有極高社會地位的人。其中如薛收是薛道衡之子,姚思廉是姚察之子,又都是文學世家。而虞世南在陳時,為文即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文能得其意。(《舊唐書》卷七二本傳)不在十八學士之列的則有袁朗、令狐德棻、李延壽、顏師古、庚抱等,同是知名於前代的文士,其地位也不下於十八學士。
這些身列新朝的陳隋文人,對於新帝國的文學,卻沒有足與新帝國的精神相配合的貢獻,他們所帶來的只是六朝的遺緒而已。而一代英主李世民,雖說愛好文學,所作的〈帝京篇〉也還有些氣象,究竟脫不了六朝的風習,未能給他的新帝國灌注以新的精神。
太宗死,高宗即位,武則天專權,上官婉兒參與宮廷政治。婉兒為上官儀的孫女,儀是承襲六朝風尚的五言詩人,其詩以綺錯婉媚為主,時人謂為上官體。(《舊唐書》卷八十本傳)儀死時,婉兒尚在襁褓,然婉兒後來的詩風,猶沿其祖的風格。當她被武則天所親倖時,居然挾宮廷勢力,領袖詩壇,但她所倡導的,仍是宮體遺風。《舊唐書‧上官婉兒傳》云:
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
而這種宮廷的浪漫生活,與陳後主同一群狎客們飲酒賦詩的情調,已無二致。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婉兒)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詞章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唐詩紀事》卷三)
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舊唐書》卷一九○〈宋之問傳〉)
以賦詩為逸樂,以詩人為倡優,直是陳後主、隋煬帝的遺風;而宋之問、沈佺期兩大詩人,竟恬然自居於弄臣之列,此唐初詩人猶在六朝士風影響之下,故不以較優劣於妃妾之前為可恥。
於是公主出嫁,詩人們也得充當吹鼓手,隨同侍候。如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娶安樂公主時,武三思竟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舊唐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而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倣效,天下咸嗟怨之。」(《舊唐書》卷五一〈中宗和思皇后傳〉)雖淫侈如此,詩人也得作詩歌頌。如沈佺期〈安樂公主莊〉詩云:
皇家貴主學神仙,別業初開雲漢邊。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粧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景從乘輿來此地,稱觴獻壽樂鈞天。
這種詩有什麼內容呢?既無諷刺,又無情志,除了辭藻浮夸,別無所有,然而這便是初唐應制詩的正格。又宋之問〈陪幸公主南莊〉詩云:
青門路接鳳凰台,素滻宸遊龍騎來。澗草自迎香輦合,巖花應對御筵開。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迴。
李嶠、沈佺期均有〈幸太平公主南莊〉詩,之問此詩應是同時所作;據《唐詩紀事》注云:「之問〈薦福寺〉、〈昆明池〉及此作,都為冠首。」(卷十一)然此作與沈佺期的〈安樂公主莊〉詩同樣的浮豔而無可取,如「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迴」,這是多麼卑鄙可笑。又,《舊唐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云:
(安樂)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
公主生孩子,也算大典,居然動員詩人數百人之多,齊來歌頌。正因李唐帝國經太宗銳意經營以後,天下無事,宮廷上下遂以淫樂為務,六朝宮體詩風,頓時復活起來。
詩人既以所作娛樂人主,而人主也因之特加倡導,於是學梁武帝故事,而有類書之編撰。《舊唐書》卷八六〈孝敬皇帝弘傳〉云:
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
武則天又以她的幸臣張昌宗主編《三教珠英》。《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云:
(武則天)以昌宗醜聲聞於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這些文學之士,都是當時的作家,同時又是張易之的私人。「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代作。」後來二張被誅,「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二張之卑汙,本是當時天下人所共指,而一般大文人皆奔走其門下,甘心供其驅使,唐代初年的士風,於此可以想見了。又如:
(李)迥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然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贓出為廬州刺史。(《舊唐書》卷六二〈李大亮傳〉)
(顏師古)貞觀七年,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為讎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為郴州刺史。(《舊唐書》卷七三〈顏師古傳〉)
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音韻不明者,兼採眾家,皆為解釋,傍引證據,各有條疏。……高宗之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玄承中旨繩之。(《舊唐書》卷七七〈崔義玄傳〉)
大學者如顏師古,經師如崔義玄,以及共推為「風流之士」的李迥秀,皆依附權勢,貪汙納賄,以至如此。顏、崔兩人同是服膺儒學的大師,而儒家的出處之義,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竟將學與行當作兩回事。何以發生這種現象?一則由於六朝詩人現實的享樂主義,久成風氣,故每多無行,而有風骨者甚少。二則李唐建國之初,並不重視骨鯁之士,即如秦王府的十八學士,皆是六朝末年的豪彊,利用這種人的社會地位作號召則有餘,而希望他們樹立新政權的新風氣,則是不可能的。尤以三百年來所未有的統一的新帝國,王公顯貴生活的豪侈,權勢的宣赫,一般文士既素無出處的觀念,自易向之低頭。故王船山云:「唐以功立國,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學士大夫,置不講焉。」(《讀通鑑論》卷二二)其實當時人又何嘗不知這一群文士的無行?例如武則天為求人才向狄仁傑說:「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狄仁傑所謂「文士齷齪」,真是看透了當時文士的人格。
第二節 進士科與士風
武則天理想中的將相之才,既不屬於一般的文士而是另一種所謂「好漢」,足見她早已看出當時文士之齷齪。然她又何以特重進士科,而以此為選拔人才的標準?據陳寅恪云: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蓋進士之科雖創於隋代,然當日人民致身通顯之塗徑並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於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
所謂「關中本位政策」的人才性質,大抵以經術門第為主,武后則以文章代經術,以進士科推倒東晉以來世族門第的積習。故陳氏云:「唐代貢舉名目雖多,大要可分為進士及明經二科:進士科主文詞,高宗、武后以後之新學也;明經科專經術,兩晉、北朝以來之舊學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武后以後,繼承之君,人才之選,均以進士科為主,自此社會不復重視明經,而讀書人的觀念及社會的風氣,因之大為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