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閱讀中國,想像歷史(摘錄)
本書的發想和論題是受「中國崛起」的現象和相關論述所觸動,研究對象與範圍是「新世紀」(二十一世紀)初的十五年(2000-2015)中創作出版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以中國主流純文學小說為主,擇取1950年代與60年代上半葉(文革前)出生之重要作家作品為個案,並以香港作家陳冠中書寫中國的小說為引子,同時也納入中國科幻小說作為參照。在題材內容上,則以小說的「歷史敘事」及其所呈現的中國想像為主軸,所感興趣者在於:在新世紀中國崛起的歷史語境中,文學如何透過想像和書寫回應時代、社會的變局?小說如何書寫歷史,以文學想像的形式詮釋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故事」,凸顯不同面向的中國,以為「盛世中國」、「中國夢」之深省?它如何以歷史批判當下,乃至思考未來?在盛世中國的時代語境中,文學不斷重寫歷史的意義何在?小說的歷史敘事和國家「大說」的宏大(歷史)敘事之間有何對話關係與張力?文學與歷史、政治之間又呈現何種微妙的互動?如是所問,皆是小說的歷史敘事所具有的微言大義,期能從中發微小說作為新世紀中國的「盛世危言」的潛力和意義。是以,文學如何回應時代的變局?為何是小說的歷史敘事?是進入本書論題的關鍵。研究的問題意識、主題選材、研究回顧與方法論,可由以下三個小節進行說明。
第一節 盛世:從晚清到新世紀的富強中國夢
對歷經二十世紀一連串變局的中國而言,「大國崛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代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國夢」的實現,亦即中國終於再度走上富強之路,告別百年屈辱,重拾昔日輝煌。這一「中國夢」其實延續了晚清以降至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富強和現代化的追求,也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國家持續發展的目標,並以「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口號標語勾勒出「富強中國」的未來理想藍圖。在一系列以經濟成就為核心的崛起跡象中,中國似乎再度迎來「盛世」,有關「盛世中國」的想像與論述不斷浮現。本書所謂的「中國夢」,狹義指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所提出的一套國家論述,其以對外富強崛起、對內和諧穩定為目標;廣義的「中國夢」則指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富民強的追求。而「盛世」一詞的形容即「中國夢」實現的表徵之一。
以「盛世」為連結,新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種種關切和思考,可直接追溯至大清盛世和鄭觀應(1842-1922)的《盛世危言》。鄭觀應是晚清著名的改革思想家兼實業家,其《盛世危言》寫成於1893年,初出版於甲午戰爭(1894)前,彼時正是大清盛世走向衰微、屢受海外強權挑戰而力圖振興之際。全書以「富強救國」為題旨,透過中西比較,廣論內政、外交諸多層面,尤重視「以商立國」、「振興商務」和「商戰論」(「習兵戰不如習商戰」)的經濟思想,是當時最有系統也最全面構思中國富強之道的論著。其人其書是近世中國現代化(modernization)╱現代性(modernity)追求的先聲之一,對清末以降的知識分子影響深遠,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人在內,也是「中國夢」的源頭之一。
自遭遇海外強權的晚清中國開始,歷經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1949年後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乃至二十一世紀的「新新中國」,這一投注了許多有志之士心血的富強之路,著實曲折且發人深省。鄭觀應撰作《盛世危言》所應對的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一變局開啟了中國對現代性的追求,期間雖經歷政權和政體的變易,但新世紀的中國可謂仍處於這一變局的延長線上。然與鄭觀應所處的時代語境不同,新世紀的中國終於「商戰」有成、盛世再臨,「富強中國」的國家形象與想像日漸清晰,但盛世榮光底下卻隱現著陰影,因為中國的崛起,在內部的政治、社會層面上交織、盤結著各種錯縱複雜的因素、勢力與聲音,在1990年代時就已存在許多矛盾與衝突。進入新世紀後,社會的極端化與失衡狀態日益激化,衍生出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成為執政當局的難題,也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論辯時政、反思歷史時關注的重點。因此,他們對「中國將往何處去」的深切關懷,即是其對新世紀中國的「盛世危言」,其中的樂觀與自信、憂慮與不安、批評與質疑等喧嘩的眾聲,更凸顯中國富強之路的行之不易與當代中國的複雜性。
而隨著中國的崛起,現代中國百年的歷史發展也被視為一種「中國經驗」、「中國模式」或「中國問題」而成為當代中國學研究的熱門課題,吸引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專家進行研討。既然中國的崛起影響的層面如此深廣,「新新中國」正在開創新的歷史,那麼作為文化產物之一的文學,是否也可能受時代環境所影響,或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回應、折射中國在新世紀的變化呢?這是本書論題最初的思考點。文學雖不以論述見長,也無法對中國問題提出實務解決方案,但卻能透過「說故事」生動演繹「中國經驗」,較之概念化的理論模式更貼近生活、深入人心。加以「盛世中國」本是一個描述性的修辭,若細察不同群體、地方,或是從社會、文化、政治等不同層面觀察,會有不同的樣貌與意義。作家可從不同視角與觀點講述中國故事,思考盛世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那麼,所謂的「盛世」也就並非如此盡善盡美、無可質疑。文學的想像──「小說中國」──是通往現實中國的一條路徑,沿路的風景猶如當代中國的「切片」,提供了讀者(尤其是境外讀者)認知新世紀中國的一種思路,使其在特定的視野和面向中,對當代中國的物質性和精神性內容有更為感受性的理解。
基於此,本書主要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討論文學如何以自身的形式參與、回應時代的變局,足以為新世紀中國的「盛世危言」,展現文學書寫之於歷史、時代的意義。故在論題與議題內涵的開展上,是以晚清所揭示的「富強中國」的國家想像/形象為出發點,進一步對盛世之「危言」有更為靈活、多義的詮釋──「危言」是針對「盛世」而來,而「危」具有多義性:一、「危」是「危亡」之意,而成其為救亡之言。二、「危」亦有「正直」之意,可解為直面現實的正直之言。三、「危」另有「高」之意,亦可視為識者對於國家改革的高見、高言。而「危言」亦可轉至「危言聳聽」之義,以其言道破盛世內外危機四伏的隱憂。以小說為「危言」,在歷史敘事的主題上,其意在言外處可與中國史傳書寫的「微言」並觀。「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人微言輕,本是微小之言,然小說家與史家系出同源,雖非正史,卻也有著史家微言大義的精神,由「微言」乃至於「微詞」中見其大義,闡發歷史的微妙之處。凡此危言╱微言,形諸於文學的最大特點,即是可任憑想像之力,出入虛實之間,以自身的表述形式,提供獨特的詮釋與辯證之空間。相較於盛世中國的華章頌歌,本書更看重危言/微言惡聲的精神和意義。
第二節 歷史敘事與「小說中國」:主題、選材與研究回顧
一、主題與次主題之設定
本書選擇以「歷史敘事」的角度討論文學的「盛世危言」,而非關注中國當下現實問題的小說(如反映底層農民工處境、城鄉差距問題或其他社會弊病的作品),或是與國家「大說」相應的「主旋律文學」(如反貪腐小說、官場小說、新改革小說等),是因為「歷史敘事」這一議題的範疇自身的合法性、豐富性和有效性。描寫當下現實的小說主要聚焦於某個具體現象或問題,主旋律小說因貼近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而在文學審美和批判意識上較為薄弱,而「歷史敘事」以歷史為本,觀照的視野和範疇較廣,能觸發更多問題。且盛世中國的種種現象,皆有其歷史根源,從歷史的視野來理解當代中國,相較於務實性的建言或現實性的作品,或許更能見出文學的超越性意義。因為如何想像過去,也會影響人們對未來的想像,而過去和未來,皆與此刻密切相關,同樣能與現實形成對話,在以史(歷史、未來史)為鑑的意義上,都可為「盛世中國」帶來省思與啟發。
歷史書寫一直是中國現當代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重要的題材或類型,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這類作品依然數量眾多。面對百年來中國天翻地覆的歷史變局,小說家多有敘述歷史的衝動與欲望,無論是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年代或文學走向眾聲喧嘩的時代,文學中的歷史敘事都有自身建構的意義,也體現了「敘事╱說故事」的意義與必要性。且歷史敘事包含敘述的內容和形式,對個別作家而言,不只是一種技藝的展現,也反映了他們對歷史的認識,值得探究。王德威教授以「小說中國」為介面的思考方式,尤具啟發性。《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是其思考「小說中國」的實驗之作。他將晚清以來小說的質變視為中國現代化的表徵之一,並認為小說所反映的中國或許更為真實。因此,小說雖是虛構,卻與現實中國的命運和種種社會實踐息息相關。本書即援引其觀點,亦視「小說中國」為觀看、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介面。如同一道光透過稜鏡而產生色散現象(分開為不同顏色的單色光),「小說中國」即是以小說為稜鏡,將當代中國這一複合的政治、文化實體發散為不同形色的中國想像/形象,是為本書各章標題的「○○中國」。
論題所關注的歷史敘事,主要針對中國二十世紀以降的歷史,包含幾個重大歷史事件或時期,如辛亥革命、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土地改革、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的市場化時期等等;在時間跨度上,有書寫「百年中國」者,也有以特定歷史時期(主要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為背景者。在對作家的歷史敘事進行文本討論之外,本書尚要思考的是,在新世紀中國崛起的背景與盛世中國的氛圍中,他們如何、又為何要講述過去的故事?歷史能帶給我們什麼?這一「歷史敘事」的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形諸文字的歷史毫無例外是被敘述出來的,且歷史書寫的要義,本在於見微知著,以為後之者誡。這是書寫者的後見之明,也反映了書寫者對過去、現在乃至於未來的思考。
此外,本書也將科幻小說所寫的「未來史」納入「歷史敘事」的範疇,這或許有違一般認知,然其實無論歷史、現實和未來,都在同一條線性的時間軸上,三者之間實可互相連結、溝通。且就科幻小說的文類特性而言,「歷史」只是一種相對的時間概念,在時間和空間上可以任意迴旋、穿越和逾越,故可直接挑戰、鬆綁人們對「歷史」這一概念的認知。更何況科幻小說對未來的虛構,亦有奠基於對歷史(與現實)之理解,或呈現出歷史的投射意識。科幻研究者達可‧蘇恩文(Darko Suvin)即認為,若從類比式的歷史性的名義來解讀科幻小說,那麼「故事也始終是一種歷史,科幻小說也始終是某種類型的幻想性的歷史故事(可以把它們與歷史小說進行有益的比較和對照)。」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科幻研究《未來考古學》更指出科幻作家對未來的書寫本身就具有歷史考古學的意義。因此,科幻小說的未來史書寫,可視為另類的歷史敘事。且面對中國當局已然設計好的未來,以幻想或想像力見長的科幻,恰恰可在此處大作文章,能提供一種思考、想像盛世中國的另類視野,並與主流純文學的歷史敘事──書寫過去的故事──形成對話和補充。
以「盛世危╱微言」為關懷,以「歷史敘事」為主題,本書進一步聚焦於五個次主題展開討論:盛世、暴力、苦難、抒情與未來想像。這些次主題的設定既是理解中國當代歷史發展歷程的要素,也與作家作品的選取考量有關。
「盛世」本是一個歷史分期與評斷的概念,如前所述,是用以表徵新世紀中國的富強,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及其歷史形象截然不同。然它並非至善至美的美麗新世界,惘惘的威脅無處不在,使其猶有思辨與質疑的空間,是本書論題發想與反思的重點。與盛世相對的,正是二十世紀充滿暴力與苦難的血淚史──這是由一連串的革命、戰爭和政治風暴所形塑的歷史形象,也是盛世所欲揮別的過去。從中可發現,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烏托邦追求的目標如何更易,暴力始終如影隨形,只是以不同形式加諸於人,上演著一幕幕令人怵目驚心的奇觀。而苦難是一個更寬泛的集合,不只是暴力所致,也包含人生在世的生死病苦,並在特定歷史時空中種種力量的交織作用下,成為中國民間的生活常態與對生存的某種認知。因此無論是歷史的暴力還是苦難,二者皆為中國當代文學歷史敘事的經典主題,在新世紀之後仍是中國作家表現與反思中國當代史的著力點。且隨著時空距離的拉長,在「新世紀」的前瞻意識下,苦難的告別或終結是否可能?皆值得深思。
這一充填著暴力與苦難的歷史,往往環繞著救亡、啟蒙與革命的呼聲,個人的抒情聲音總是被壓抑於集體的主旋律之下。借鑑王德威有關史詩時代與抒情聲音的思考,若將「抒情」作為一種觀看和進入歷史的特殊命題和視角,重新審視、理解二十世紀以來充滿暴力與苦難的歷史,思考抒情介入或抽離歷史/政治的可能性,或許能為歷史與新一輪的史詩時代(中國崛起的世紀)帶來新的啟發。至於「未來」,看似與「歷史」逆向,歷史的強大引力與陰影,竟也投射在部分科幻作家對未來的想像中,使其將種種歷史與現實的議題延伸至未來,藉科幻的形式思考中國乃至於人類歷史的境況。在某些議題上與主流純文學有可對話與呼應之處,甚至補充純文學無法涉及的面向。這一科幻未來史的角度可以豐富歷史敘事的範疇和意義,也意在打破過去純文學與科幻研究往往互不相涉的情形。循此,小說的敘事與想像作為一面稜鏡,也折射出盛世中國、奇觀中國、苦難中國、抒情中國與科幻中國的形象,發揮「小說中國」的作用。